学术界的信用危机
近段时日以来，教育界出现的北航和西安某校等“高价招生”事件尚未完全平息，平静的学术界则泛起“层层涟漪”：由河海大学甘氏讲师和其报考的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朱苏力教授“导演”的所谓“甘朱门”事件引发了网站无数的“愤青”；号称股民之亲的“郎监管”——香港学者郎咸平孤胆“斗抗”格林柯尔、海尔、TCL等大型国有企业，引得媒体指责大陆经济学家在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上的“集体失语”；由某些经济学家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象直接导致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以及“屁股决定脑袋抑或脑袋决定屁股”的逻辑论争，争论结果的最大受益者则归于经济学家背后的财团；北大英语系某副教授的学术成果被指“抄袭”，落得中国最高学府作出了“开除”的严肃处理决定；南方某社科院主办的中文核心期刊收取昂贵的版面费和其内部的“勾心斗角”博得了无数的“江湖笑料”；“著作等身”的两个年轻学人证据绰绰地被指“一稿九发”乃至“一稿十二发”现象……乃至于以“学术打假”著称的著名网站新语丝和学术批评网似乎一刻也没有闲过。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者乃社会良心。按理，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学者们是学术上颇具造诣、道德上堪为楷模的最纯净也最受尊敬的一个群体。但是，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在大学校园或科研院所之内，除了知真向善爱美的知识学人之外，“假冒伪劣”雕虫小技者也不可能无！搜索和组装各种媒体信息，我们还可以发现被称之为“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的形形色色：“七拼八凑编教材，几十年来不换‘芯’”，这些名为创新实则雷同的编写行为导致了除封面、作者、书号不同其他都相同的“教材困局”；“近亲繁殖，学术乱伦”，学术名号的集中、作坊式的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思维惯习直接导致“学术家天下”的场景；“泡沫泛起，浮夸盛行”，随着各种“知名”、“著名”式的符号充斥和大规模的“知识生产”，中国著名专家、专著、论文之数量据载早已名列世界前茅；“剽窃不知羞，抄袭家常饭”，原先认为只发生在学术水平不高或年轻学人身上的事情听说已经向名牌学府和科研机构蔓延；教授到企业“顾问”，领导到学界“导师”，“官跑学”和“学跑官”造就了“两栖”或“多栖”的职业生存闹剧；博士生招生有了“内定”和“钦点”，有人形容为“只要识得东风面”用其“可用资源”即可“高攀”，乃至于出现了诸如打趣 “华人与狗不得入”围城招博之怪现状；申报课题、申报奖项以及申报职称越来越需要可靠而又过硬的“关系”，以至于各种荣誉称号越来越出现向评委和向评委“靠近”者集中的危险……
学术失范行为的不断出现使本来严肃而又自高的学术被异化为“注水学术”、“泡沫学术”、“家族学术”、“官话学术”、“权力学术”、“金钱学术”、“交易学术”的时候，学者们的信用赤字和学术界的道德危机已经显露无疑。一些“清者自清”的学术自觉者惊叹：一个“学术蝗祸”的时代已经来临！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警觉的盛世危言。你要知道，学术行为的不端及其失范有可能带来社会的全面道德滑坡。当官员用权力、商人用货币影响社会的时候，学者则是用思想在引导着人们；当成为“思想的奴隶”的人们发现代表正确而又先进思想的学术界乱道，“形而上”的不端必然带来“形而下”的崩溃，因为不良思想扰乱的不仅仅是社会的秩序，“误人子弟”的恶果危害的则是薪火相传的代代后人。如果“注水学术”、“金钱学术”、“权力学术”大行起道，那么其所带来的社会不正之风怎么能够要求政府和社会理直气壮地铲除社会各种阴暗面和各种假冒伪劣之陋习呢？再者，学术不端与失范将使学者自贱、学术自戕、文化自贬，比如“学术家天下”的结果必然带来“学阀”的诞生、学术民主的摧残和学术整体水平的下降，学术本身将会变成学者们自娱自乐的“圈地式”文字游戏。更为恶劣的是，一部分学者不仅丧失了应有的独立品格、批判精神和创新能力，还将忌贤妒能、卖身投靠、党同伐异的劣根性发扬光大。
事实上，造成学术失范的个中缘由似乎学术中人“心知肚明”：主观方面，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功利主义的利益诉求是罪魁祸首；客观方面，社会不良风气和刚性固化的学术评价机制应该首当其冲。针对“功利学术”及其“泡沫学术”现象，一位学者坦言：“现在的高等学校过于追求一些名气方面的指标，而忽视苦练学术基本功。各种名目的评比太多，排名太多，学术指标量化的要求太刚性，评博士点、基地、还有各种人才晋级，全都有非常具体的量化指标。这种过于刚性的管理办法可能就助长了浮夸的学风，也为某些学术不端行为准备了土壤”（曹建文：《学术研究：从“失范”到“规范”》，《光明日报》2004－09－17）。这种社会科学研究的“麦当劳化”确实值得学术界本身细细寻思和反省，著名社会学家苏国勋先生明确指出：“社会科学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像麦当劳企业，而且有各种迹象表明它还在朝着更进一步麦当劳化的方向发展。效率至上、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可控制性这几项麦当劳的要素，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并成为社会科学理性化的指标。这种发展趋势确实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性和效率，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研究原创性的减少和学术研究装配线上产品的单一化和预定化”（苏国勋：《抵制社会科学的“麦当劳化”》，《中华读书报》2004－09－08）。
要防范学术失范行为、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就亟须建立一套能够体现学术自身逻辑和内在发展规律的学术评价机制，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学术氛围。可喜的是，被誉为“学术宪章”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已经由教育部发布并实施，这部学术规范出台的意义在于规范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加强学风建设和学术伦理，从而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在这部“学术宪章”中，对学术评价机制与学术评价机构明确作出如下规定：学术评价应以学术价值或社会效益为标准，坚持客观、公正、公开的原则。学术评价机构应坚持程序公正、标准合理，采用同行专家评审制，实行回避制度、民主表决制度，建立结果公示和意见反馈机制。并且明确规定，被评价者不得干扰评价过程，否则，应对其不当行为引发的一切后果负责。在此，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学术评价机制的有效建构及其效益评价的专家性和社会性、历时性和共时性应该是学术逻辑的反映和中国学术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蒸发所谓的“潜规则”、把一些容易人治的东西交给制度是目前中国制度建设的主要任务。同样，贯彻落实学术规范，也必须要有健全的监督和惩处机制做保障，否则单靠“道德自律”缺乏“制度他律”难免会使学术规范成为“君子协定”。近年一直坚持在网站上进行“学术打假”的海外学人方舟子指出，美国政府对科学不正当行为的处理相当规范，有三点经验值得借鉴：第一，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置。由单位自己做的调查未必可靠，处置未必合理，因此全国性机构的介入很有必要。第二，详细公布调查结果。第三，必须加以适当的处罚（李苏晋：《首部“学术宪章”遭遇学界质疑》，《社会科学报》2004－09－26）。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术制度的移殖、学术伦理的强化以及学术评价的去功利化都将有益于中国的学术建设和发展。
2004－10－02
知识人的公共责任
今年8月以来，香港学者郎咸平教授接连在公共媒体上发出“重磅炮弹”，指名道姓地痛斥许多中国企业领导人借国企改革之机大肆化公为私，侵吞国有资产。这些被指责的企业几乎都是过去被树为改革成功典型的“明星企业”，包括TCL、海尔、格林柯尔、科龙等。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郎旋风”已从对具体企业家的针砭刮到了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否定，也由此引发主流或非主流的经济学家纷纷参与讨论或贬或挺。从对新浪网友讨论——800余人参加的网络社会调查的情况来看，其中90%以上的意见，表示了对郎咸平的支持和对当前种种腐败现象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怨泄心情。这说明，这场学术讨论已经超出了纯学术范畴，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对几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质疑已演变成一场对国企产权改革的全社会反思。
我们姑且不论这场讨论的孰是孰非，不论是“挺郎”还是“贬郎”，都可反映转型社会状况下中国知识分子思考与批判的天职和使命。不管郎氏的观点与论据是否正确，我们都可以发现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郎先生其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专业涵养、社会责任与公共精神值得所有对转型中国公共问题“沉默失语”的当下知识分子们景仰和汗颜。新近南方某周刊评选出当代中国的50名公共知识分子，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和一定程度的知识共识。在导言中，该杂志开宗明义地列举了“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最核心的三个要素：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简约地说，公共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个体或群体，即必须具备学院水准、公共责任和人文关怀，并因为可贵的言行而导致一定的颇具公共性的社会效果。根据核心要素和评判标准，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确实，现在正是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转型时刻，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进行改革和建设，前进中的问题和发展中的问题不同程度不可避免地出现，比如国资流失、官场寻租、盲目决策、生态失衡、贫富倾斜、社会不公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普通公众的参与与热情，另一方面需要知识精英的“声音”和“在场”。在突破体制转轨的艰难时段，众多“瓶颈”的攻坚尤其需要知识精英们的专业素养和改革技术，需要依赖于关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知识人可贵的道德勇气与牺牲精神。可以说，具有专业素养却缺失公共责任的知识者只能是“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可以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的知识分子在其个体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言说的逻辑断裂。
这种逻辑断裂正是关心公共事务和关怀公共领域的有识之士的公共知识分子和一个成熟发达的公民社会所不情愿面对的。对于公共事务，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的告诫：“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 对于公共领域，我们笃信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的说法，一个公共领域在人们“对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时，可以“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实际上，正如某学者所阐述的那样，呼吁公共知识分子“发出声音”和“在场”，其背后隐喻的是公民社会的不成熟和公共文化的欠缺。
当下的社会是一个需要表达的社会，当今的时代是一个寻求逻辑建构的时代。在一个公共文化欠缺和公民社会不成熟的“初级阶段”特色条件下，知识人基于公共事务或公共领域的“失语”与“缺席”是无助于推动社会发展的，是对社会不负道义责任的犬儒主义者。社会需要知识，时代借力于学术，由许多知识人参与的媒体时代已经来临。在媒体与受众互动式的新闻时代里，知识分子担负着特殊的责任：一方面，他必须参与到新闻的加工制作中，为新闻的发生提供必要的宏观背景和专业性解释；另一方面还要提醒公众避开新闻中的陷阱，防止新闻误导的现象发生（乔新生：《新闻发展与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人民网2003－12－31）。我们可以欣喜地观察到，在北京，在广州，在长沙，许多学者介入的时事评论已经展示了知识人的学术魅力和饱含专业精神与人文关怀的公共责任。在一个缺少英雄的时代里，当然，我们不要忘了呼唤更多的郎咸平式的学术英雄的出现！
2004－1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