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守奎:关于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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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守奎  

[摘要]中国的汉字研究自古及今,都有很丰富的成果,但至今没有成为世界性的独立学科,原因很多。首先,现有的学科分类体系参照西方建立,西方因为没有发达的文字学而使文字学成为语言学的依附,汉语言文字也就没有了汉字学;第二,西方学者对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字缺少深入的研究,表意字的独特性被蔑视,汉字研究被孤立;第三,汉字研究自身存在诸多问题。汉字学的确立和走向世界,必须在深入研究汉字本体的基础上,正确认识表意字的优点和不足,理顺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构建符合实际的学术体系,克服汉字研究中研究对象人为割裂、阐释任意等等不足。在汉语热的当今世界,汉字应当是文化多样化的一极而不是交流的障碍,汉字学只有自强自立才能在国际学术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汉字研究;汉字学;全球化;国际学术体系;学科定位


唐兰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文字学是我国独有的一门科学,它应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在社会科学部门中的一门独立的科学,中国文字学应该有进一步的提高。”[1]唐先生所说的中国文字,主要是指汉字。经过几代学者的不断努力,汉字研究确实取得长足的进步,例如古文字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汉字理论不断有新的突破等等,但是,汉字学离“科学”“世界性”的“独立学科”的目标依然甚远。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上学习汉语的热情也呈上升趋势。汉语非母语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是从课本教材学起,入门就需要借助汉字。目前的情形是汉语热,汉字也在热。汉字研究不仅是学术需求,也是学习汉语和汉字的实用需求。20世纪初,我们为了和西方交流的便利,想抛开汉字,走拼音化道路;21世纪,当外国人想学习汉语的时候,汉字被世人重新审视。我们需要客观地认识汉字,发挥其长处,克服其不足。汉字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而应该成为文化多样化的一极;汉字学需要合理的学科定位。这需要我们不懈努力,充分客观地揭示汉字的内在规律和系统性,也需要我们把学术研究进一步规范,及早把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体系。


一、汉字系统的复杂性与汉字记录汉语的适应性

德国学者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在分析了古埃及象形文字之后说:“这种极其复杂的文字系统使得埃及人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保守的民族之一。”[2]10他对汉字的基本特征也有一段通俗而客气的说法:“书法家们用毛笔和墨水写出的书法作品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有一种神秘装饰性效果。但是倘若要我们学习这种语言,那我们可能会被汉字复杂的结构和惊人的数量而吓倒。”[2]216这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学者对表意字的看法。汉字是比古埃及文字使用时间更长、系统更复杂的表意文字。他们看到了表意字的繁难,又从繁难的文字还被长期沿袭使用推断出该民族的保守性。汉字繁难,是不争的事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共计3500字,每个字都有其区别特征。现行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教材,通过六年的小学教育,要求能够书写的汉字只有2500个左右。如此繁难的汉字却被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民族沿用数千年,原因是该民族的保守性,这显然把问题简单化了。汉字被长期使用自有其合理性。这是由其所记录汉语的特点决定的。

可以肯定地说,汉字是目前为止最适合记录汉语的文字体系。由于种种原因,汉语中同音词素和同音词特别多。索绪尔已经看到汉字适应汉语的一面:“在谈话中,如果有两个口说的词发音相同,他们有时就求助于书写的词来说明他们的思想。”[3]51共同的语言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然而汉语方言歧异,各大方言区之间彼此很难听懂。因为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所以“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种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3]51从历史上看,汉族是由各个时期多个民族逐渐融合而成的极具包容性的民族,民族融合,汉字所起到的凝聚力不容忽视。共同使用汉字,使得语言歧异的人们不仅有交流上的便利,而且彼此有文化的认同感。从这个意义上说,汉族与其说有共同的语言,不如说是有共同的文字。《汉字五千年》在描述了公元四世纪末期西方的古罗马分裂为东罗马和西罗马、中国分为南朝和北朝的历史状况之后,分析说:“但历史在这个节点上却给出了两种不同的答案:欧洲大陆是在字母的主导下酝酿着更大的分裂;而中国,混乱中却孕育着再次统一的希望,因为方方正正的汉字已经聚集着结束内乱的能量”。[4]25在提出“如果古代的中国人不用汉字,而是像古罗马那样,用拉丁字母来拼写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方言,其后果将会是什么?”的问题之后,援引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观点说“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字,中国将不复存在”。[4]26-28这是繁难的汉字延绵不绝,被长期使用的重要原因。

汉字使用人口众多,是最具代表性的表意文字,但为什么成为唐兰先生所说的“我国独有的一门”学问而没有能够成为世界性的学科呢?


二、中西方语言文字的学术传统与文字学的地位

西方没有发达的文字学,即使认识到文字的独特性,也没有给予其应有的学术地位。我们现在的学科分类几乎是西学的照搬,文字学同样也依附于语言学。

西方传统语言学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表现前者。”[3]47这个观点被国内学术界广泛接受,语言学教材概括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5]133这里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文字与语言是两种不同的符号体系;第二,文字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认识是符合实际的。既然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为什么文字学不能独立为一个学科而成为语言学的依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没有对汉字为代表的表意字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简单的西方拼音文字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但是汉字研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成果众多,怎么也没有学科的位置呢?对于文字学在学科系统中的地位设置,主要由人们对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认识和学术传统决定。

关于文字和语言的关系,目前有三种倾向值得注意。

第一,把文字与语言混为一谈。在传统的“小学”中,虽然也有“词”这个概念,但只是指部分虚词,不是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字、词对立,可以说是把字与语言中的词混为一谈。在普遍接受了西方的语言与文字观念之后,有的学者又从汉字记录汉语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了必要的反思和深入的探索,提出了种种新的见解,例如“字本位”汉语理论。尽管这是汉字与汉语关系认识的螺旋式上升,但如果“字本位”中的“字”与汉字中的“字”是完全不同质的所指,就应该避免使用相同的表达形式,如果二者有联系,就不可避免地混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

第二,割裂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文字是不依赖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一种直接表意的独立的符号系统”。[6]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对语言学的依赖,求得独立的地位,但未免矫枉过正。做个比喻:录音机是记录声音的工具。我们可以说录音机和声音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但不能否认录音机为了记录声音而存在。尽管文字本身就是符号系统,表意字也能表达一定的“意”,但记录语言是文字最主要的功能,一旦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失传了,即使文字这个物质外壳存在,也是死字。文字符号自身的表意功能非常有限。[7]文字符号直接表意这种说法对于广义文字中早期的表意图画来说有一些合理性,但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字来说就没有任何说服力。文字学讨论的一般是指狭义的文字,狭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8]1

第三,忽视文字的独立性。正因为文字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密切,所以,文字的独立性很容易被忽视,这是目前学术界的通病。表音文字的字母非常简单,即使文字的发音与所记录的实际语音发生矛盾,也可以在语音学和词汇学的范围内调整解决,所以西方的学术系统中,有发达的语音学和词汇学,却没有独立的文字学。任何学术体系都是为了更加清晰准确地认识和表述对某类事物或现象的理解与认识。从西方语言文字实际出发,忽视文字学也有一定合理性。

汉语言文字正好相反,自古到今都有非常发达的文字学,却没有发达的词汇学。我们的学术传统是以字统词,词汇学、语义学的内容大都被文字学包容了。汉字是延续五千年不间断使用的文字,其复杂性与丰富性在全世界无可比拟。但由于我们套用西方的学科分类,并没有给文字学一个独立的地位。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发布、199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涉及文字或汉字的有六个三级学科,分别依附于语言学和考古学:

1)文字学。一级学科语言学中包括普通语言学、比较语言学等十个二级学科。其中普通语言学中包括语音学,语法学、语义学、词汇学、语用学、方言学、修辞学、文字学、词源学、普通语言学其他学科等十个三级学科。在这里文字学隶属语言学。2)汉字规范。汉语研究是语言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其中包括普通话、汉语方言、汉语语音、汉语音韵、汉语语法、汉语词汇、汉语训诂、汉语修辞、汉字规范、汉语史,汉语研究及其他学科等十一个三级学科。这是这个学科体系中唯一可见明确提到“汉字”的学科。3)古文字。考古学中的专门考古中有金石学、铭刻学、甲骨学、古钱学四个三级学科。这四个学科都涉及古文字,但古文字都是这些学科中的一个方面。学科体系中没有古文字学,相关研究隶属考古学。

这个学科体系的不合理性很明显。第一,文字学是语言学的二级学科,混淆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文字不是语言,怎么能成为语言的下属学科?第二,汉语研究中只有汉字规范,异常丰富的汉字研究被严重弱化,汉字学根本就不存在。第三,古今汉字研究被割裂。现代汉字研究中的汉字规范归属汉语研究,古文字研究属于专门考古。学科体系分类对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影响巨大,其中的不合理性亟须修正。从1996年开始修订,至今没有结果,可见问题之多,工程之大。

只有理清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文字学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汉字学才能摆正位置。

第一,文字与语言是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系统。文字学应当成为与语言学相并列的独立学科,汉字学是其二级学科。第二,记录语言是文字的最重要功能。能够记录语言的符号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第三,从历史上看,文字与语言的关系日益密切,应该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如果采用广义文字的概念,把表意的图画也当做文字,这种“文字”最初不是为了“记录”语言而设计,只能起提示语言的作用。文字逐渐与语言密切结合,表音文字是与语言结合最密切的文字。单纯从任何一个阶段来分析文字与语言的关系都会得出片面的结论。第四,文字对语言有巨大的反作用,造成文字与语言的分离。文字记录语言,也可以脱离语言的发展,并不为了记录现实的语言而存在,书面语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汉语很长时间的言文脱节就是文字对语言反作用的具体表现。第五,记录语言不是文字的唯一功能。例如表意汉字自来就追求形式上的美,逐渐演变成书法艺术。书法中的汉字书写,目的不是为了记录汉语而是为了艺术表现。书法作品的功能主要是鉴赏与装饰。

总之,我们要摆正文字和语言的关系,在学科设置上不能为了迁就西方的学术体系而不顾及汉语和汉字的实际,削足适履。


三、汉字的独特性与汉字学的孤立位置

文字学成为中国独有学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由汉字的独特性决定的。

索绪尔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角度出发将文字分为表意和表音两种体系。他解释表意体系说:

“一个词只用一种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3]50-51索绪尔对汉字做过怎样的研究不得而知,对表意体系的描述非常简单。从索绪尔开始,西方语言学家就认识到与表音文字相对立的表意文字的存在,但究竟什么是表意字,表意字中的“意”与语言中的“义”是什么关系?表意字体系文字的内部构成,表意字的构形等等问题,西方学者缺少深入的研究,中国学者则众说纷纭。汉字的独特性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与广泛的理解,这种独特性不仅没有成为文字类型中的典型代表受到重视,反而被孤立,排斥在学术体系之外。

汉字的独特性首先表现在文字与所记录的语音之间的游离性。表意字不是通过记录语音的方式记录语言,而是通过字形描绘语义记录语言,语音随着词义附着在文字上。这个特点使得汉字具有超语言的功能,不仅不同方言区的汉族人可以分别用各自的语音系统去读汉字,其他民族也可借用汉字记录本民族的语言,同义换读为本民族的语音,例如日语“川”读为“かわ”。其次,记录语言方式的复杂性也是汉字的重要特点。任何文字都记录一定语言单位的音和义,这是文字的共性。但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从理论上说,文字符号与语言之间有三种联系方式:

表意:表意字与表意字体系是两个概念,表意字是单指表意字体系中文字通过表现部分语义的形式记录语言单位的音和义。表意字中的“意”与所记录的语言单位的“义”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对等的,“意”是“义”的部分语义特征。

表音:文字通过记录语音记录语言单位的音和义。表音字最初是借音字,假借表意字作为记音符号,数量不定,有较大的任意性,是表意字体系中的一部分。后来发展为根据语音系统设计的纯粹的表音符号,构成表音文字体系。

记号:文字作为记号记录语言单位的语音和语义,文字符号和语言单位之间是纯粹的约定关系。从理论上说,用这种方式创造文字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事实上,人文创造都追寻理据性。我们今天所说的记号字,很可能都是理据丧失而形成的。不论是表意字还是表音字,都是就文字符号的理据而言,当理据丧失,表意字不再表意,表音字不再表音,文字就成为记号,文字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就只剩下约定关系。从本质上讲,文字就是一套彼此区别的视觉符号。记号字有悖于人类的记忆习惯,但合乎文字的本质。现代汉字很多都已经记号化了。如表1:

表意字“胃”的上部是胃的象形,像胃囊中装着食糜;下部是“肉”,表明其义类,与“肠”、“肝”等相同。《老子》“何谓宠辱?”中的“何谓”,郭店简《老子》(乙本)作“可胃”,[10]“胃”借作“言谓”之“谓”,与“肠胃”之“胃”在意义上没有任何联系,是个借音字,借音字是表音字中的一类。在现代汉字中,“胃”字上部是田地之田,下部是日月之月,字形与所记录语言单位完全是约定关系,是个记号。

这三种基本方式构成的文字可以作为构字部件,彼此组合,构成下位类型合成的文字:

世界上存在纯粹的表音字体系却不存在纯粹的表意字体系。表音体系中的表音字是按照语言系统中的音节或音素设计表音符号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相对简单,即使是历史悠久的表音字系统,也可能只有表音字和少量的记号字两种类型。表意字源自图画,是自然累积和逐渐规范的结果。单纯的表意字不能准确记录语言,必须有一定量的表音字才能使表意字体系成为可能。王凤阳先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假借字是“象形文字的产婆”。[11]394表意字体系是综合运用文字记录语言各种方式的文字系统。汉字是历史悠久的典型的表意字,从目前可见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开始就是表意字、表音字、记号字以及会意字、意音字等各种类型俱全的文字系统。比起表音体系来,表意体系确实复杂得多。

世界上古老的自源表意字,如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等都久已消亡,只有汉字,一直延续至今。汉字很独特。尽管汉字使用的人口很多,但是由于近代史上中国的衰败和孱弱,汉字的独特性也成了保守和愚昧的象征,汉字研究的目标指向汉字改革。汉字的独特性没有被重视而深入研究,而是被蔑视,被孤立。这也是汉字研究长期游离于国际学术体系之外的重要原因。


四、汉字研究与国际学术体系脱轨的若干问题

汉字研究游离于国际学术体系之外,原因是多方面的。汉字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最值得警惕:一方面受西方语言文字观念和西方人对汉字认识的影响,忽略文字的独立价值,更忽略了汉字的价值;另一方面是自我膨胀的心态下,过分强调汉字的特点,把所有的特点都当成优点。这都是没有足够的自信心,不能正视汉字所致,前者是失去自信后的放弃,后者是没有自信的故意夸饰。目前在汉语热背景下汉字研究很火,研究成果很多,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面对。

第一,传统汉字学的保守性。

传统的汉字学是以构形研究为核心的六书学。六书理论是汉代学者在对汉字本体充分研究基础上归纳出来的汉字理论,包含着汉字记录语言的方式和汉字构形两个方面,基本上揭示出了汉字的本质特点和内部结构。在两千多年前,可以说是凿破混沌,使汉字研究步入正轨。以六书学为理论基础研究汉字的典范之作是《说文解字》。自东汉以来,直到西方语言理论传入之前,汉字理论一直是六书理论一统天下。这一方面说明这种从实际出发的汉字理论的价值和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汉字研究的止步不前。六书理论存在着概念不清、层次不明、归类混乱等缺点,与现代学科理论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一种理论,两千多年不断累増却缺少拓展与深入,变成了臃肿与繁琐,这样的学术自然很难被普遍认同。如何继承与发展优秀传统,是汉字学学科独立和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第二,盲目随从西方理论。

近现代的中国积弱不振,有识之士纷纷寻找富国强兵和开发民智的办法,变革的浪潮也波及语言文字学界。汉字研究确实需要外力的冲击,需要更广泛视野下学科体系的建立,但有的学者看到表音文字的便利,全盘接受西方的学术体系和观点,有的甚至走得更远,不顾及中国国情,不考虑汉语的实际,把汉字妖魔化,汉字学边缘化。直到今天,汉字学都没有成为“国家标准”认同的学科。一个连自己都不能认同的学科,怎么能有其国际地位?第三,过分强调汉字的优点。文字记录语言,是所有文字的本质特点,表意字也不例外。至于什么是“记录”,学术上可以讨论。学术研究不能把非本质的特点当做本质的特点。汉字繁难,系统复杂,数量众多,使用多变,这都是客观的事实。如果记录一种语音差异很小的语言,表音字最便捷有效。汉字适应记录汉语,是由汉语的特点和中国国情决定的,其优点不能盲目扩大,脱离现实的自夸只能被排斥而不是被接纳。

第四,研究对象被割裂和研究方法不相容。

汉字学的研究对象理所当然是自古至今的所有汉字,但是汉字研究被分裂为以释读古代文字为主要目的的古文字学和以理论探讨为核心的“文字学”或“汉字学”。古文字学研究对象是自小篆以往的古老汉字,方法是考据,主要目的是解读出土文献,其学科归属不明,成为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各学科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这个学科要求熟悉考古及传世的各种材料、熟悉相关的典籍文献、熟悉传统小学的考据方法,是很艰深的学问。中国学者所说的“文字学”或者“中国文字学”,实际上多指“汉字学”,一般都隶属于汉语言文字学,这是狭义的汉字学,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理论汉字学。汉字理论理应是对汉字整体做出深入研究之后所归纳出的汉字规律。理论学界的问题主要是对文字本体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尤其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古文字研究能力和修养不够,影响了理论的准确性和实用性。生搬硬套外国语言文字理论、严重受政治政策影响、缺少学术自主独立性也是汉字理论学界存在的问题。像唐兰、裘锡圭这样能够融通古文字学与汉字理论的学者很有限。当今的学术日益专门化,“古文字学”与“汉字学”之间的裂痕有扩大的趋势。古文字学界有的学者认为文字理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是事后诸葛亮;文字理论学界有些学者认为繁难的古文字考释无关宏旨,缺少“理论体系”。汉字研究如果“内讧”对汉字学的发展会非常不利。

第五,汉字学研究缺少必要的学术规范。

一个学科,应当有确定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普遍认同的统一术语,然后才能形成一个便于学术讨论的平台。现在的局面是旧的不倒,新的难立,各执一词,众说纷纭。从什么是“文字”开始,所有的概念都有歧义。这与现代学科的要求相悖逆。学术允许观点不同,也允许不同的理论存在,但如果对一类现象的研究连基本共同点都没有,当然难以成为被普遍认同的学科。

第六,学术性与通俗性没有能够很好结合。

汉字研究成果两极分化,专业学术研究,专业性很强,其交流只能在很小的专业圈进行,一般读者望而生畏;通俗读物,配图配画,大胆阐释,往往夸大汉字的表意特点,肆意曲说,哗众取宠,为严肃的学者所不齿,却能够广泛流传。

第七,汉字研究中的政策过度作为。

现代国家都有其语文政策,语言文字研究受国家政策制约和影响是自然的,但是学术研究应当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只有独立的研究,才能成为制定正确政策的依据。从汉字研究只有一个三级学科“汉字规范”,就可见汉字研究受政策制约之一斑。就汉字规范而言,汉字现在已经定型,进一步的规范和没有意义规范的强制执行,只能使繁难的汉字更加难学。汉字规范必须分类进行。对于书法等艺术体,根本就没有必要规范,规范几乎就等于对艺术的扼杀。对于手写俗体,就像语言模糊和变异一样,也应允许汉字书写一定程度的模糊和变异。而各种公开出版物上的印刷体应严格规范,其他场合的用字和字体都以此为轴波动,不仅使汉字更便捷适用,也更加丰富多彩。


五、汉字研究融入国际学术轨道的建议

第一,理顺学术体系,给汉字学以应有的学术地位。

套用语言的定义方式,文字是以字体为物质外壳,以构形为结构规律,以记录语言为其主要功能的视觉符号系统。文字学是与语言学并列的学科。

对于汉字来说,字体包括篆书、隶书、楷书等书体,各种书体中又包括规范体、俗体、美术体等多种变体。任何时代都有规范体和俗体等多种字体的相互补充。规范体用于比较正式的场合,写得规整端庄。俗体,就是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手写体,简易草率,变体很多。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就是俗体和规范体的关系。追求字形的美观是汉字演变的动力之一,字符中的饰符从记录语言和文字区别的角度来说是羡余,是赘加,但之所以不避繁缛,多数是为了美化。中国人很早就视汉字为美并不断创造着美,因而汉字也就有了很强的装饰功能。春秋、战国时期的错金鸟虫书,其主要功能是装饰,是典型的美术字。书法艺术是对汉字美的追求与提升。现代汉字字体主要是印刷体、手写体和艺术体的差别,我们应当允许各种字体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

汉字构形是汉字研究的核心,传统六书中象形、指示、会意、形声都是讲汉字构形的。在此基础上,有从古文字考释实践中归纳出来的《古文字构形学》[12],有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语言文字理论的《汉字构形学讲座》[13]等广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汉字构形研究的轮廓已经具备。汉字构形研究直接关系到偏旁部首的分合与字书编纂、汉字的系统性与系统教学、构字部件与智能输入等多方面的汉字应用。

认清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和文字记录语言的方式是认识文字的本质和给文字定位的关键。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应该成为一个空洞的思辨和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应该是全面占有材料,深入本体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归纳。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在这方面做得就相当出色。

第二,健全汉字学学科体系。

文字学是一级学科,与语言学并列,包括世界上各种文字的研究。世界上有多少种文字,如何分类,二级学科如何设立等问题都是世界性的课题,需要更大范围的合作。汉字学理所当然是文字学的下属学科,这个学科内容非常丰富[14],其下属的三级学科需要合理设置,起码应该包括四个方面:1)古文字学,包括商周文字研究(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篆书研究等。2)隶楷文字研究,主要包括隶书研究、楷书研究、俗字研究等。3)现代汉字研究,主要包括现代汉字构形、汉字规范等。4)汉字演变,贯通古今的汉字研究。

以上都是汉字本体的研究。至于汉字教学、汉字美学与书法艺术、汉字文化、汉字学术史等以汉字为中心的边缘学科也可以纳入汉字学的研究范围。

第三,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充分揭示汉字的独特性。

一个学科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与这个学科的经典性研究成果密切相关。汉字的研究成果自古及今都很丰富。许慎的《说文解字》、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和《古文字学导论》、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等都堪称经典。汉字学需要对汉字本体进行更加深入、充分的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汉字理论才可能符合实际,汉字学需要不断有新的经典之作推出。

第四,充分借鉴国外的语言文字理论,但不能盲从。

现代汉字学是在我国传统文字学和西方语言文字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字理论中西方学者的影响。但是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是从西方的语言文字实际中归纳出来的,有些具有普遍性,有些并不符合汉语言文字的实际。

第五,要充分考虑汉字学的学术价值和与实用价值。

学术研究在一定意义上说可以超功利,尤其是基础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我们必须考虑学科的价值。学科价值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学科系统中的价值,一个是在现实中的实用价值。例如古文字研究的价值主要是学术价值,文字的释读是文本理解的前提,只有文字考定,文本解读,出土文献才能成为历史学、语言学等各个学科的有价值资料。现代汉字研究的主要是指导汉字使用者了解汉字、掌握汉字、正确使用汉字的应用价值。学术价值与实用价值二者不可偏废,二者须互相依托。

第六,杜绝汉字解释的任意性。

文字记录语言,脱离语言讨论表意字的意义,就流于没有依据的任意猜想,这是背离科学的伪学术。表意字的表意性不能被夸大。首先,在表意字系统中,表意字的数量很有限;第二,表意字通过文字构形所表达的字意,一定是与所记录的语义相关联的意义。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因为知道表意字所记录的词义才能了解表意字的字意。目前针对外国人学习汉字的通俗读物存在很多非常率意的解释,这从根源上说是理论上对表意字多有误解,从方法上来说是对汉字本体研究不够深入。

第七,谨防政策的过度作为。

文字演变有其内在的演变规律,政策的引导与规范十分必要。但如果过度作为,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以汉字简化为例,汉字简化符合汉字的发展规律,尽管如此,也不是没有弊端。简化字大多是俗体字,升格为规范体,依靠的是语言文字政策。简化字已经普遍使用,形成新的规范,即使有弊端,也可以在系统内调整。恢复繁体字的讨论没有任何意义,学术上没有理论依据,现实中只能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第八,汉字学研究成果的普及。

汉字是大家都在使用的文字,汉字学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的“学问”,汉字学应当有学术性和可读性相结合、深入浅出的研究成果。汉字学普及知识不应当陷入智者不为、愚者不能的境地。大家使用的文字由大家来关注,这个学科才更具生命力。

汉字学融入国际学术体系,首先依靠其自身的丰富性和独特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其次是祛除虚妄,尽量与国际接轨。汉字学学科的准确定位与发展,不仅需要学者的携手努力,也需要“国家标准”权力部门的确认。只有我们做到足够好,才能使其成为唐兰先生所说的“世界性的在社会科学部门中的一门独立的科学”。

参考文献

[1]唐兰:《谈谈文字学》,《文字改革》,1961年10期。

[2]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世界语言简史》,吕淑君、官青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4]汉字五千年编委会:《汉字五千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6]张朋朋:《评索绪尔对语言和文字之间关系的论述》,《汉字文化》,1994年4期。

[7]李守奎、李轶:《表意字的表达功能与古文字考释》,《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2期。

[8]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

[9]董莲池:《新金文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

[10]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1]王凤阳:《汉字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12]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13]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14]黄德宽:《从转型到构建:世纪之交的汉字研究与汉语文字学》,《语言文字研究》,2005年3期。

(本文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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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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