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旭东:过度单身:一项时间社会学的探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28 次 更新时间:2016-12-05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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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旭东  

方旭东,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摘要:“剩男剩女”的共性特征是初婚年龄推迟。婚龄推迟本质上是个体生命时间阐释与历史时间、社会时间约定的结婚年龄脱节,婚姻制度对生命意义的维护尚未实现状态,属于时间社会学范畴。文章引入“过度单身”这一概念来分析剩男剩女现象。过度单身,一方面是对现代社会时间理性化、效率化的迎合;另一方面是对生命时间被现代社会时间挤压的抵抗。迎合与抵抗,二者合力导致过度单身在时间游戏中迷失于时间,典型反映出现代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的脱嵌。


关键词:过度单身;经济时间;社会时间;社会


一、问题意识


(一)当今有关剩男剩女研究的理论范式


有关剩男剩女现象的分析很多,其援引理论大致如下。1.婚姻梯度理论,强调个人主观偏好——太挑[1]。对对象不加选择或者不必注重选择方可走进婚姻?这一思路根除了爱情、婚姻的人性基础。2.“婚姻挤压”,假定婚配关系为市场关系,潜在结婚主体在市场中供给不平衡“挤压出”剩女[2]。该理论对剩女的分析很难解释为什么两性双方同时“过剩”。3.女性主义视角,认为男权中心观念阻碍了女性的婚姻之途[3]。这一老套话语分析并不利于两性和谐共处。该理论也难以解释为什么西方社会没有如国内如此迅猛的剩男剩女话语,给人唯有中国才有男性统治的错觉。4.两性性别比角度,认为绝对数量上单身男性多于单身女性导致一些女性过剩而“嫁不出去”[4]。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女性在各个年龄组及受教育程度水平下都基本处于短缺状态,女性过剩实属伪命题”[5]。剩男剩女现象如今已不再只属于人口数量上的性别比范畴,而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5.从物质主义角度出发炮制出“拜金女”话语,视女性自身是问题的制造者,类似见解更是散见于报端。如此认识不能解释为什么依然有许多物质不够丰富的男性已婚、物质财富不缺的男女依然单身这一事实。


(二)以上研究范式的潜在风险


以上列举探索方向有以下特点。1.没有将个体、社会与历史结合在一起考量,不是批评男人,就是指责女人;抑或单方面强调物质因素。2.视人类婚配行为只是一种市场交易活动,社会问题经济化的思维是其引导思考的主轴,对婚配的重要内涵——情感因素视而不见,对人类婚姻的理解降低到动物配对水准。“低收入者可以合娶老婆”的言论将这种思维推到极致[6],在理性的名义下人类的尊严降到冰点。3.将剩男、剩女拆分成两个问题,构成因果关系,这让饱受单身困扰的剩男剩女格外受伤。剩女问题没有解决好,媒体话语逐渐从为都市剩女操心中退场,有着替农村剩男着急的趋势[7]。 4.在话语导向上,以上研究范式给人留下这种错觉:剩男剩女问题只属于单身者,“已婚”在该话语中并非疏忽地流露出莫名的价值优越感。研究对象成为他者,从“我们的社会”中被分离出去,扭曲了一个基本事实:已婚者和未婚者一起构筑社会;他者同样也是我们的建构者和社会结构性组成部分。


是否有一种可能,在学理上弥合剩男、剩女的鸿沟,将“我们”与他者统一起来建构一种总体性社会的探索方向?


(三)从时间向度分析剩男剩女的可能性


年龄体现出时间的三大特性:生命时间、社会时间、历史时间。针对剩男剩女推迟初婚年龄这一特点,本文引入“过度单身”(前现代社会的生命时间与社会时间是自洽的,从属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文化秩序。社会时间不对生命时间构成压力,婚配压力既不可能是个人问题,更不可能成为社会问题。过度单身成为可能的几个条件:1.个体成为自身婚恋权利的唯一决定者确保实现,这是前提条件,意味着任何外力和他者高压都不足以改变婚配权自主这一事实。前现代婚配行为是由父权主导媒妁为中介的社会性安排,父权制在“五四”伊始遭受的打击至今没有停止过,父权制对儿女婚配支配权逐步丧失。同时,伴随着个体主义兴起,婚姻纯属个人事务这一观念得到了社会承认和保护,最终实现了当今社会婚配权只服从于个体意志的状态。2.包括个体和社会在内依然认为成家是必要的,婚姻家庭制度是不能缺少的,即婚姻家庭生活依然内化成个体生活和社会必要的一部分。尽管在当今社会家庭出现了许多危机,滋生系列问题,但是对家庭价值的肯定这一观念并未在根本上被否定过。3.还有一个条件是只要主观上愿意结婚,会有相对应的未婚异性有同样的意向(这里的结婚意向不涉及同性婚姻,笔者注),否则,因结婚对象绝对空缺而终结了“剩男剩女”概念的实际意义。4.即使终生处于过度单身状态也会得到法律的不干预原则保证。5.最后一个条件是没有一种其它替代性社会机制超越于常态家庭提供给个人的福利。这些条件都具备,“过度单身”成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才具有意义。)这一概念,指称有结婚意愿的大龄单身男女。只要还期待走进婚姻,婚龄的推迟本质上是个体生命时间阐释与历史时间、社会时间约定的结婚年龄脱节,婚姻制度赋予生命的意义尚未实现的状态,属于时间社会学范畴。就成家这一社会普遍认同的个人事务,过度单身者丝毫没有任何为追求效率和实现可见目标筹划的迹象。相反,过度单身这一行动彻底颠覆了现代社会强调时间节约、在成功意义上快速完成人生大事的期待。过度单身现象击破了人们对时间即效率这一资本主义神话的传颂。在“时间即金钱”、时间即效率的社会意向下,过度占有单身这种反主流时间观的现象,意味着什么?


二、当今社会支配性时间观


(一)当今社会支配性时间观面相


现代社会着迷于时间节约,“时间即金钱”这一资本主义逻辑将时间的价值赤裸裸地资本化,诚如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现代社会中时间可以看成能够与货币互换的资源[8]。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中,也发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一个秘密——“浪费时间是万恶之首也是万恶之最”。


资本化时间观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为核心的流动的现代性浪潮中波及全球,几乎成为现代时间的全部要义。资本层面注重效率,国家层面强调发展,个人层面比拼成功,无外乎都是肯定单位时间内可货币化计算的效益。如此语境下,表面上以自然时间为准绳的社会时间本质上只是经济学意义、市场化的时间度量。交通工具的快速运输,光缆之内的信息传播,速食汤料的运用,成功学意义的个人实现,整个社会无不发出一种危急的声音:要发展、要提高效率、要加快速度、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时间成了一种稀有资源;对时间的高效使用,让竞争对手对其时间充满深深敌意并视其为邪恶;在结果上被时间甩掉的对手,其时间的使用往往成为尽情嘲讽的对象被“垃圾化”评论。


一切都在快速和发展的名义下显得正当和必要,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就这样被密织的时间驱赶着紧紧链接到一起。紧紧扼住时间的咽喉,不要让自身窒息于时间之内成了现代社会赋予个体的支配性正义。张爱玲说,“成名要趁早”,似乎也预示着现代性对生命的全新诠释:尽快获取更多的社会性资源并将其占为私有,就实现了生命最好的利用,抑或是生命最大地节约性消费。一旦如此遂愿,“成功人士”成为社会景观,成为世人楷模、时代精英并且拥有批量前赴后继的追随者,正如某商品的广告表达的那样: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这种豪情万丈的得意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气质,激发着人们努力在成为时间的奴隶中梦想着突破和超越的现代神话。网络流行语“羡慕妒忌恨”,流露出人们对与时间有关缔造的复杂情绪。


(二)当今社会支配性时间观的危险


在理性行动论者看来,人们行动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有理性的,只有理性的行动才能被看作真正的社会行动,情感只是行动的一种属性而已。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罗斯指出,与理性处处受到宠爱、受到张扬相比,情感、情欲长期在历史上成了被鄙视、被控制的对象。上述观点在韦伯那里也有所显露。尽管韦伯把情感性行动作为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提出来,但他认为这种类型是对理性行动的“偏离”和“偏差”[9]。一方面,情感行动没有明确的主观意义,是“半意识或实际上完全无意识”的,另一方面,人们赋予行动上的主观意义似乎也不包括情感因素,因而严格来说不能把情感因素看作是社会行动的内在因素。既然只有理性行动才能被人理解,那么情感行动就自然被排挤到正常的社会结构(如科层组织、法理制度)之外 [10。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中指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11]。这种说法得到了吉登斯的认可和发展,吉登斯说:“在我看来,时钟时间的普及正是时间商品化的表现,作为‘衡量延续性’的时间是一种商品化的时间,它与具体的生活内容相分离。”[12]资本主义社会化的时间反映在经济学上注重单位效益时间,该时间并没有将生命伦理纳入其中,它只生产,不涉及历史,也不具生命关怀。该度量可怕的结果之一,就是生命时间被生产时间效益化,一切可以追赋意义的事件包括人本身都不幸沦为经济学时间的附属。


(三)支配性时间观引发出两种生活取向


一方面,抓紧时间、赶时间、统筹时间既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管理科学,也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社会气质。另一方面,在资本时间的控制与挤压下,努力摆脱资本化时间对生活的殖民,也成为一种非主流但是却有生命力的时间观。臣服与反抗,成为当今两种并存的时间观,彼此都努力在对时间的开发中探索新的时间意义和生命阐释。时间即金钱以及相对应的技术治理知识已经基本完成,更多的只能依赖技术本身的发展获得利用时间的新突破。马克思主义曾对资本主义时间做了无情地揭露,可是相关的、系统化的知识引导在1960年代结束后被边缘化;反抗资本时间,得不到主流时间观的承认,如今知识生产同样成为支配性时间观的侍婢。抵抗时间,在日常生活领域正在寻求生长空间,比如现代社会人们对慢生活的向往。尽管慢生活更多是被商业主导开发出来的,但至少对资本主义“时间加速”理念是反向承认,这种反向承认本身就具有对资本时间不满的情绪和抵制意图。本文要展开分析的,是另一种抵抗——过度单身与时间的抗争。


三、过度单身的时间观及实践


(一)迎合经济时间


经济学意义时间没有终极的最佳效益,“没有最快,只有更快”。在未来时间中不断超越既有的经济效益正是时间经济化、效益化,并作为社会增长点的秘密。弗罗姆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是禁欲囤积型的社会性格倾向;资本主义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以后,社会性格就转向一种攫取挥霍型。在由个体主导的对未来时间品质的期待中,以当下为起点谋划在未来的婚姻中最大化获益成为过度单身的用意。普遍被视为能提升婚姻品质的要素都会受到充分地期待:颜值、健康、学历、职业、地域、性格、物质财富、家庭背景、个人生活习惯、星座、气质等都会纳入考量范畴。如此一来,视为只听命于自身的婚姻事件,在没有未来那个伴侣参与其中的前提下——一个人导演着两个人的故事,成了过度单身者的梦幻。一个人梦幻两个人的故事,这近乎不可能的状态可支配的资源唯有时间,等待、迟疑、观望……在此意义上,过度单身正好符合时间的经济学原则,将时间效益化,并以此作为一种向往和开拓未来美好生活的乌托邦观念。一言以蔽之:宁缺毋滥[13]。情感生活以及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不幸陷入资本主义的时间牢笼,在宣称不求完美只求适合自身的名义下遮拦不住要求完美的苦心。


另外,古代门当户对的通婚文化与现代契约经济等值原则本质上趋于一致,强化了对现代婚配事件中婚姻可效益化计算的推崇。过度单身与婚姻有关,又可以视为资本主义时间结构中的一环或一个单元构成不同的时间叙事。构成社会集体意识的情感的区隔化是阶层固化的一个方面;情感在不同阶层之间日常生活领域的姻缘式流动与粘合受阻加剧了社会板块化、区隔化。灰姑娘与王子、青蛙王子与公主“开始过上了幸福生活”的故事,几乎不可能在当下中国语境中上演。


限制情感流动的阶层咒语,一方面被择偶事件中拥有支配权的“王者”充分发挥,另一方面成为社会底层情感幻想的精神鸦片。过度单身对自身与他者时间价值的精确评估中,包含着对生成于资本主义时间体系中社会的一定程度承认,与承认相关的时间叙事方式却有着本质差异。如生产车间内的时间装置,生产出高端商品,也可能生产出底层过度单身者。甚至包括那些同样被资本主义时间包围的都市白领阶层,也不幸受制于高强度工作时间对生活的设置。密织的劳动时间几乎将其生命应有且必要的自主时间支配权剥夺殆尽,社会交往意义的时间相对于生产时间,人们更加稀缺;更有效率的劳动,才可能更好地解放空巢的身体与情感,早已经被社会支配性时间谋划好。


一些有购买奢侈品能力的消费者,“享受”着商业消费式的过度单身。婚姻是一种制度生活,既然是制度就会对自由有选择的规范与约定。规避制度约束的能力被视为是一种优势社会资本,拥有这种优势资本者主要是富人,这些人将过度单身开发成乐于闲暇与纵欲的生活品格。以“钻石王老五”指称占有优势资本的过度单身男性,无论是发出此称谓者还是被称谓对象,无不有对拥有更大资本主义时间支配权优越感的承认。


以上两种人——制约于劳动时间与拥有闲暇时间的过度单身者,共享着过度单身的名义,在充分体认经济学时间与个人的关系中,本质上却是如此不同;一种过度单身正在消费另一种过度单身。电视等媒体有关相亲、选秀类节目中,另外一种被观看的过度单身也在公开进行。借助媒体包装过度单身与自我展示,制造出一种稀缺的优势相亲对象待价而沽的商业形象。资本主义时间压榨出底层看不见的过度单身、私人领域秘密享受着富有的过度单身、公开领域贩卖着中产过度单身,三者紧密的连接到一起,共享着同一种资本主义时间结构,但是对应到不同阶层的具体个人命运,又是那么的不同。


笼统的、被问题化的“剩男剩女”话语中,无差别的资本主义时间生产出有差别的过度单身,以及制造过度单身的根源及其景观化这些差别都被不加以区分地忽略。过度单身的生产、再生产正在被宏达的资本主义时间叙事形塑,向产业化和景观化方向行进,对应着资本主义时间有意对人有差别的塑造。


(二)抵抗社会时间


时间经济化导致社会时间对生命时间的挤压,被挤压的情感越发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并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努力争取自主性生命时间质量,增加生命时间中的情感密度就很有必要。马克思说,“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14], 生存不仅仅是一种顺应环境的过程,而是改变环境的过程。舍勒强调,情感生命并不是“喑哑和盲目”的,相反,它们充满着丰富多彩的意义。一定层次的情感,都通过自身特定的意义给定人们一种存在、一种行为、一种命运的价值差异[15]。舍勒极为赞赏帕斯卡尔的名言:“爱即理性”,在此,帕斯卡尔的意思是,理性行动奠基于情感行动。人们只能认识自己所“爱”的对象——“爱始终是激发认识和意愿的催醒女,是精神和理性之母”[16]。作为一种反向理性行动的过度单身,在情感成为稀缺资源的语境中,以一种向死而生的姿态对爱即理性进行了实践性辩护。


如今不幸的是,理性之爱的实践感中,爱之内涵容易掺入许多复杂成分,不仅包括对物质和时尚元素的期待,也包括对纯粹、唯美的爱情的向往。爱的内涵中精神性和物质性期待都在膨胀,两性之爱的维护与升华——在婚姻这种世俗生活的实现中显得艰难。精神性和物质性诉求的统一是人类的难题,对爱的期许中,让情爱主体在具体生活体验中获得知足感和安享于某种稳定的婚姻秩序,现代人显然既心有不甘却又力不从心。


爱之内涵的膨胀让两性社交的紧张日益加剧。两性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同一种策略为未来开路:在生命时间中留守自身,为未来谋划。他们(她们)坚信未来不是别的,正在当下。


过度单身对婚姻的迟疑与观望,无视上帝分配给其的时间与社会有什么关系,独占时间,并视为可自决的私有财产。这一状态将爱因斯坦的一种时间观发挥到极致。爱因斯坦说,“对于个人,存在着一种我的时间,即主观时间”[17]。坚持主观时间的贝克莱,曾有诗人为其注释:时间不是公共的财产,长的就是短,快的也是慢,在你为近,在我为远,心之所接,心之所获,此心与彼心有不同的体验,人人都以自己的心灵为准,给定自己的纪年[18]。因此,潜意识里如此等待并不是什么东西的流逝,而是把时间的占有理解成某种东西返回的机会。世界上只有利用时间的能手,而不存在时间的收藏家[19]。利用和收藏时间在过度单身中几乎等义;节约时间即是浪费时间,反之亦然。在一切都在快速向前发展的社会里,过度单身的生命时间暂时在社会时间中抽离出来,成为一种静止的、相对隔离的生命状态维护。


过度单身的生命时间不再是可评估的、制度的、清晰可见的;仿佛游牧部落的漫游,依水而居,见草即憩。这与工业社会紧张有序的时间安排、制度化时间对个人的规训——背道而驰;有意挣脱情感不在其中的社会化、制度化时间对个人生命的支配,是对社会的无声抗拒和不满。对家庭期待依然是其行动所向,但是过度单身近乎冷漠地独占生命时间这一行动格外值得人们深思:时间究竟应该是优先属于社会,还是属于生命本身?


过度单身行动是一个发现主体被剥夺并且有选择的与其斗争的过程;再如爱因斯坦所述,时间是“为理解感觉经验而设计的手段”。过度单身的主观化时间体验中,期待有关婚姻的感觉经验在未来更好地实现;将时间手段化为自我向未来的挺进。现代社会对生命的压制是将时间理解成物质来实现的,物化时间一旦过多统领生命,则情感和精神性时间必然会受到压制。人逐渐在这一压制状态中被异化,人的感觉结构必然扭曲——本来属于情感范畴的时间最终唯有通过物化来呈现,情感时间被物化时间替换。一旦过度单身者发现到这种替换的危险时,便有意捍卫自主时间进行自我辩护式的精神叙事,无意贸然将之对接到物质时间中,在此意义上单身的占有反而是对生命的关怀与尊重。艾利亚斯认为,现代社会人的情感控制不断得到加强,情感控制并不意味着情感的消失,反而会出现所谓的非情感状态[20]。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对情感的社会外部强制逐步转化为个人自我控制。过度单身,就是情感自我控制的一种。


过度单身群体里,一些人生存论意义上的物质并不短缺,也未必是金钱控,而恰恰需要的是回到生命的本真状态。从生命关怀出发这一并不过分的诉求,社会却难以予之满足——那并不是社会喜欢的方向和方式。过度单身这种逆潮流的社会行动,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弥漫的社会运动:不甘于甚至努力跳出内嵌于资本主义时间体系之中的社会对生命的设置,生命才可能格外有意义。过度单身者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对社会进行了看似柔弱却是最有力的嘲讽!在这些人看来,一个人的历史与体验比社会记忆来得更加重要,更加与生命本体靠近。


等待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抵抗;尤其是那些渴望婚姻的剩女,在守护自身中成为自身的背叛者。苏格拉底的教诲降临了,“宁可与整个世界不一致,也不愿与自己不一致”。


哪怕一辈子没有走进婚姻——只要不拒绝婚姻,那不是当事人的失败,而是社会的失败。


就剩女而言,并非是难找到男人,而恰恰是男人太好找;而且男人太喜欢找女人!剩女并不是在找男人,而是在找回自己。女人开始在拒绝男人中寻求自身。剩男,是女人醒来的结果。社会,却依然在沉睡中。


四、过度单身的时间哲学及阐释


(一)在时间游戏中迷失于时间


过度单身本质上是一个时间游戏。年龄既是过度单身的生物学资本,也是过度单身的社会成本。年龄成为过度单身的资本——还年轻、还不老、还活着。年龄作为成本就在于不年轻、逐渐衰老是必然规律。


过度单身不能延长寿命,如果还会结婚的话——婚姻内生活时间必然缩短。从结果上看,过度单身对自身生命意义的强调俨然超过对婚姻内两个人更长久生活在一起的意义期待;从而过度单身过程,就是一个自我维护和放大的过程。在学理上,这意味着绝对个体的意义正在篡改现代社会必要的维护机制:独立个体只可能是相对的,只有在必要的社会互动中才可能实现。


社会时间对个人生命挤压导致情感及情感活动的景观化。过度单身者对寻求结婚伴侣谨慎而迟缓的态度,在其漫长的——很难看到尽头的相亲之旅中,似乎遗忘了相亲目的,而是在享受相亲。相亲,似乎成为一种可消费的食物需要慢慢品尝。过度单身开始具备时尚气质被越来越多的人追随。相亲本身成了景观,过度单身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当事人尝试着对抗和逃离现代性的牢笼,在情感问题上彻底成了一个情景主义者并且很悠然地“享受着”介于单身和成家之间的慢生活。单身与成家在生活呈现形态上只有一步之遥,也只有两种结果,要不继续单身,要不尽快结婚。这一步之遥的生活距离被当事人开发出来,却未必真正地享受了多少可以公开化、合法化的单身福利。相反,这种持续的、单身未决状态应该有苦恼的成分——他们(她们)讲述的是当代中国一个地方性的现代性故事[21],是地方传统遭遇全球化现代性的受害者。


当人们想要的生活难以实现的时候,消费社会总是对之报以极大的“善意”而借以制造出更多景观,过度单身成为新兴商业的宠儿。过度单身者介入酒吧、公园、旅游、茶楼、电影院、咖啡厅等景观被生产出来。如此景观依然让景观制造者不满足,也无法彻底根除过度单身的烦恼,既然如此,那就让过度单身成为景观吧。从而,逡巡在通向婚姻之路上就是这个时代很不错的生活方式,它正获得资本狂欢和观念的高度认可。事情开始变得越发糟糕,生命的意义重新得到改写。新兴生活方式的被崇尚正在以并不解决问题的方式暂时虚假地处理了问题,并且制造出一种观念:单身不是问题,享受单身吧。这样的宣言一旦得到共鸣和回应,那种散淡的、单身自由状态,反而让家庭里劳碌和可能的无奈成为社会尽情嘲讽和制作笑点的对象。一些家庭主妇在微信等自媒体中开始流露出对单身的羡慕:你们真舒服,不用看管孩子,……想到哪就可以去哪。“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天亮就出发”、“一部单反(相机)走天下”的自由与洒脱,占据许多商业和自媒体平台,正在争夺着过度单身者的忠诚。这种争夺,也许会缓解一些单身者闲散时间的不安和无聊感,然而却也在享受单身中迷失了过度单身的意义——为了更好的成家。


(二)社会时间与生命时间的脱嵌


金钱社会的伦理本质上是时间商品化的伦理。在发展的名义下,个人身处快速又便捷的资本时间编织的生活体系中,感受着生命时间遭受压制带来的苦感和累感。生命时间又无力与之抗争,从而只能表达出自身的体验:累。累是感性时间秩序里生命时间对现代社会发出的沉重而有力的呻吟。


初婚年龄,在传统社会中基于生命时间和社会时间的统一性,主要由社会时间负责解释和维护,即男大当婚女大当嫁[22]。现代社会将视为没有直接经济利益的婚配时间安排让渡给个人,由自身决定。资本替代了部分社会功能,直接与个体发生可能的商业关联,正符合社会对资本与个体的期待:最大化自由成为繁荣市场与个体的条件。社会时间里传统生命伦理和文化要素越发减少,属于传统社会时间关怀的生命、意义不能再在现代社会时间中得到维护时,曾经由社会时间负责的那部分必然在自由的名义下处于无序状态,社会不再对何时结婚负责。对婚龄下线的限定只是国家人口治理需要而非从人的意义出发。“宁缺毋滥”的过度单身誓言,如吉勒斯?普罗诺沃斯特对现代社会所察,“我们也许正面临着一场不同时间之间关系的变化”。正在变化的生命时间观及其实践,抑或让家庭从社会时间、历史时间和生命时间的脱域中经历危机。同样如吉勒斯?普罗诺沃斯特所言,有两个未变因素毋庸置疑,那就是对家庭价值观的依恋和对以温暖关系为中心的稳定生活的渴望[23]。吊诡的是,过度单身正是依恋于温暖关系的家庭价值而在行动上破坏家庭维护需要的历史时间和社会时间结构。生命时间中文化意义的要素被资本接管,情感、爱情的意义朝物化方向发展,资本有意在这里获得优先解释权,让情感更加情感化的面貌本质上归拢进资本范畴[24]。社会表面上有序的状态,导致人的意义在有限的生命时间中显得格外局促,赶时间、忙、“已经约好”等成为生活中的重要词汇;“由于使用了一个钟,时间的概念变得客观了”[25],时间取得了公共生活准绳的地位。整个社会都在一体化的时间体系中快速运转着,个体自觉将生命时间对应到资本时间中,并从中获得自我认同和解释。不要被时间抛弃,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依据;如此时间不再属于自身,时间脱离于主体,人客体化成时间的拥趸者。


社会快速发展,以破坏生命中那种古老的、深沉的、甚至慵懒的时间结构为代价,将私人时间与公共社会有机性地连接转化成在公共时间中如在飞机上、地铁里……和一帮陌生人共享同一种没有情感关联的公共场域。在列维纳斯眼里,时间之谜,就是主体之谜,就是他者之谜,列维纳斯正是基于时间,才另立了“作为他者的主体”这一后现代伦理之要义[26]。可见,现代社会的秘密,在于生命时间的重组和编码,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的区分,将主体的生命时间进行分割和按照社会的意图再结构,将主体的时间变成他者。


现代社会时间就是一种权利,谁获得了对社会时间解释和运作的权利,谁就拥有了对生命的控制。社会并不担心剩女嫁不出去,只担心婚配事件无法商品化。


五、对现代时间观的反思


当我们追问时间去哪儿了的时候,是时间游离于生命本身被体认到的结果,也是对剥夺了时间意义的生命反思的开始。反思结果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感慨和抒情中,并没有深切地对时间剥夺在哲学层面追问,生活层面也无人对谁剥夺了其时间做深刻地质疑。当时间几乎彻底将人的意义格式化了的时候,人们也差不多丧失了理解和穿透生命的能力,从而也失去了对本体意义上时间反思的能力。没有时间关怀的生命是人类心智萎缩的表现。


社会加速是现代化不可化约的一个构成特点,它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并转变了我们的文化、社会结构和个体认同的本质[27]。快速发展,并不是时间的提速,也没有改变时间公平持久的稳定性,快的只是要将人的生命始终纳入到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节奏中。快和发展的强调是重新将生命时间纳入到国家和社会发展中重新编码,而且需要对个人生命时间的内部结构重组,让人们的更多精力和能量都对应于社会快速发展这一端口。但是,生命依然是古老的,生命即是时间本身,它并没有因快速发展而带来多少值得称颂的新意。相反,人类生命本身的时间结构在社会时间提速之前,早已经被自然、上帝安排好,需要适度休息,需要一定私秘性,以及和家人等亲密共同体共享同一时间变体的空间。


精确的时间意识往往只会在复杂的社会里才可能形成,现代化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诉求、科层制度、契约原则以及与之对应的科技和文化形态,合力形成具有现代社会色彩的时间意识。对这种时间意识的反思应包括个人对生命的理解,尤其应包含总体性社会对人的理解:社会发展,究竟要塑生产/塑造什么样的生活?个人对生命意义的时间理解,就“正常人”而言,并不是什么值得书写的事情,洞悉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结构,就能明白不同的生命大致都共享了福柯意义上的同一种生命政治。当生命一味地遭受征用并且开始出现反向抵制时,以及历史时间中积淀的文化和生命时间中重要的伦理在提速的社会时间中被挤压时,社会不该对此无动于衷。人类的心智唯独在时间之巅安静地停弋,理性才能回眸。否则,时间去哪儿了的追问,将是社会永恒的迷思。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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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青年研究》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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