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搞原子弹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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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冯骥才   一百个人的十年  

冯骥才  

1868年 37岁 男

Q省某地核试验某研究室主任

少年布尔什维克——一辈子全交给大西北了——我们是凭着赤胆忠心和一双手造出的第一颗原子弹——比原子弹更猛烈的“文革”灾难降临——工作手册被窃而引起的厄运——被运煤火车押解到山沟里——背着创痛依然想干出点事来

我有一个要求,请你不要把我的经历,当作一个猎奇的故事。我不愿意,以我遭受的坎坷、不幸和苦痛,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渴望人们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成长和创伤,不仅属于我个人,大致也代表我们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程。

造出原子弹来,并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不是几个尖端科学家在屋里想出来的。当然,要有科学家们提出理论依据和设计方案,但要把它从无到有,实实在在制造出来,需要许许多多人的献身拼搏,艰苦创业,反复实验,来把它最终实现。这是千千万万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战士,还有组织者们用脑子、用智慧、用手、用汗水、用生命,创造出来的。我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是在基地第一线搞攻关、搞科研和实验工作的。基地设在大西北,一想到金银滩的大草原,一望无际,那时真是难以描述的荒凉和艰苦啊!

我出身书香门第,中学时代参加了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进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被派到苏联进修——我不谈技术方面的东西,太复杂,你也很难写清楚,只谈命运吧——六O年初,组织上对我说,有个极其重要的国防科研任务派你去。这就是搞原子弹。原先我们希望苏联提供这方面技术,五九年中苏关系出现裂痕,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没希望了,就决定自己干。自己干谈何容易,白手起家,又是这么高精尖的东西。任务压给二机部,后来叫核工业部。这任务在当时是绝对机密的,内部代号叫596。是指五九年六月,苏联单方面撤回协议,拒绝提供技术资料这日期。把这日子作为任务代号,就是激励大家争口气,不依赖任何人,别人造得出来,我们自己也非造出来不可。最初,像我这样不到三十岁年纪的科研人员参加进来,仅仅有几个,都是严格挑选,政治和业务很可靠的。这是组织上的绝对信任,自己当然也有种光荣感了,而光荣感化作一种激情,灼热地填满我年轻的胸膛。

脚踏金银滩,满目荒凉。这里原是老藏民族耗牛的地方。牧草很丰盛,草原上还有野花和鲜美的蘑菇,但除去这些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路,没有房子,没有树,只有太阳、月亮、大风、霜雪和酷冷。对了,还有狼。人们像开荒那样,最初都住在帐篷里,天天夜里听风吼狼嚎。海拔三千米,缺氧,走路急了喘不过气,胸膛憋得像灌满砂子;干活很容易累,喉咙像塞了塞子。气压低得馒头都蒸不熟。这里一铁一木,一砖一瓦,以及日用的一切,包括一盒火柴都得从很远处运来,又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物资缺乏,运输也跟不上。生活决谈不上半点特殊化,材料仪器都是缺这少那。多难!但我们站在这三千米高原上,满怀豪情,决心就在这儿把显示中国人志气的蘑菇云升起来。当时我们最爱说一句话,叫做“空气动力学”。这是物理学的一个名词,借用过来的意思是把“气”作为“动力”。我们肚子憋一口气,就是动力。国家强盛就是我们的人生目标。虽然身在茫茫金银滩,两手空空,连一个原子弹零件也没有。反正一来到这里,一辈子就交给它了。当时我们的想法就这么简单!现在年轻人可能会讥笑我们是“虞诚的一代”,“驯服的一代”,可我们当时活得那么充实!

来到草原,我们马上投入紧张工作。先是做缩小尺寸的爆轰试验,用的是模拟材料,代用品,不是真的材料,看它的原理性怎么样,与指标符不符合,其它动作过程也完全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满足设计要求。我领导一个组,都是实验科研人员。每次试验都要花费巨额的钱,测量数据出不来就白实验了,所以工作责任大,价值很高,一点粗心大意也不行;必须全神贯注,全心贯注。我常对大家说,实验用的电缆是我们的生命线,真把原于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基础工作扎实,任何细节都一丝不苟,这是中国原子弹为什么这么快就试验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缩小尺寸的模型试验于一九六三年就成功了。六四年又重复成功,当年就做全尺寸的爆轰试验,意思是尺寸和正式原于弹l:l,一样大,除了装料不是活性材料,其它都是用原子弹的材料和结构。这次试验关系重大叼,不成功就谈不上下边的核试验,它的成败紧紧抓住整个基地上所有人的心!我们更是紧张,住在基地分厂的工号里做准备,我负责实验测量,一连几天几夜反复检查每台仪器,每个接点,每条缆线,还要做模拟操作,我们叫“预演”,生怕正式“开场演出”时出差错。半点差错就全报废!那几天,我时时都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这次试验效果非常好。试验一完,我就赶紧把记录的相片底片,用车送回厂部,马上冲洗出来,接着捏着这底片恨不得一步跨进总指挥部。领导们都在那里等着呢。有总指挥,还有从北京赶来的负责人。当我急匆匆进屋时,满屋领导都一声不响,所有眼睛都盯住我,静极了。我好像也听见他们的心跳声,我举起底片绘大家看,说:“试验成功了!”大家顿时欢呼、鼓掌、拥抱,然后喝酒,互相祝贺。这是我永记在心的场面呀!总指挥叫我快睡觉去。他知道我们自来到草原,很少睡个好觉。谁知我躺下来反而阖不上限,太激动了,可是不知不觉睡了我一生也忘不了的一个觉。我睡觉从来都有梦,但这个觉竟然没梦,一个“真空”的觉,好像整整睡了一个世纪。多少个日日夜夜积下的辛劳,一次成功就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动手搞正式的核试验了。六四年七、八月最热的天气里人我们带着全套测试仪器到达戈壁滩。无边无涯的戈壁滩上,太阳晒得看不见一滴水,鸟儿也热得飞不起来,贴着地皮昏昏悠悠地打转。可是那里已经造起一座高高的铁塔,这就是第一个核试验塔。我们在铁塔上安装仪器,又在距离铁塔不远的测试工号里装仪器,中间用一根根电缆相连。一旦核爆炸,电缆就断了,塔上的仪器就要全部炸毁,全部最有价值的数据都保留在测试工号的仪器里,万一仪器出故障,核爆炸的重要数据就全丢了,那将是极其重大的损失。天大的责任压在我们肩上。测试工号大半截在地下,又有坚固的水泥墙保护,炸不坏的。可白天里边奇热,夜里冰冷。睡觉?我们只在临时搭起的帐篷里打个腕儿,接着干。那些天,我们真是把“自己是谁”都忘了。自己就是仪器,就是原子弹吧!

我们基地总指挥也来到核试验场。这位总指挥原先是位将军,身材魁梧,他原先对原子技术并不懂,但领导有方,很有大将风度。他参加过西藏解放,人非常好,。很体贴大伙,刚到金银滩时,他和我们同住在草原上的帐篷里,后来造了房子但还不够,就叫我们先搬进去,他依旧住在帐篷里。他说你们这些人应该住在好地方。和现在很多领导真是两样了。十月十五日,一切安装好,开始撤离。我们撤退到几十公里以外没有辐射的地方,我们的将军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因为还要有专门的人爬到塔上插雷管。雷管是反复检查过的,万一失手就会大祸临头,插好后还要仔细检查。那时已经不能用电,电锑停了,只能爬上去。总指挥和其他几位领导一直在塔下盯着这些最后的程序。我当晚在几十公里外打电话绘总指挥,他还在塔下接我电话呢。那时,整个队伍由上到下就是这种素质。

我们等着中央的命令。参试人员聚集在安全地带,朝着铁塔方向看。看不见塔影,只有空阔的大地和无穷的蓝天,我们一切希望也都寄托给这无比宁静的天地之间了。

北京的命令下来,点火!10,9,8,7,6,5,4,3,2,l,直到0。怎么还不见动?一瞬间,紧张得心蹦上来,卡在喉咙里:失败了?若是一败,说不定就要从头干起。正想着,刹时间一朵无比巨大的、鲜花一样的大蘑菇云升天而起。原来我们离得太远,“零时”的闪光没注意到,但我们终于看到这朵苦苦期待的蘑菇云向蓝天翻涌而起。我们喊呀,叫呀,跳呀,宣叫得嗓子哑了。有人忘乎所以,跳得一屁股儿摔在地上,起来再跳。我笑得哭了,直抹泪。那时泪也是甜的……这场面你肯定在电影或照片上看见过。第一颗原子弹成功了!给我们用自己双手干出来了!跟着是大庆祝,北京出了号外。如果你在现场,身在其中参加这工作,你也会体会它的来之不易,体味我们当时那种作为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自豪不是虚张声势,自豪是自己干出来的。这朵在大西北升起的蘑菇云,是千千万万人赤胆忠心、成年累月、实实在在工作的结果。大家想的都是国家强盛,没人想到嫌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打破了头。我是亲身参加者,我接触到无数无名英雄,无论高技术工人、科研人员、组织者们,还是那些从事找矿、开采、浓缩、提炼、加工、制造的人,都把青春年岁贡献给了这事业。还有防化兵们,他们必须在爆炸后冲进现场取回样品,供给我们研究爆炸效果。他们的防护服里装着多少斤汗水呀。这样,到了“文革”前,我们基地已经像一座小城镇了。百货公司、电影院、医院、学校、托儿所、银行等等应有尽有,事业真是充满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是在这次核试验之前结婚的,爱人也来到基地,好像没经过什么选择,就把自己的一切,一生,全放在这儿了。

六六年突然间“文革”一来,就像在我们基地扔下了一颗意外的、人为的、政治的原子弹,全乱了。虽然这年十一月间我还在核试验场进行氢弹的原理试验,取得成功,转年氢弹又给我们搞出来,可氢弹的基础工作都是“文革”前搞的。

搞氢弹时,我还是近一百人研究室的主任,氢弹出来后我就受冲击了。有人问我搞原子弹试验的地方绝对保密,也搞“文革”吗?怎么不搞?当时不是说“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两派,就斗”吗?斗得一样凶。我们基地上也是两大派,原来的领导靠边站,新来的人支持一派打击一派,武斗打得更凶。六八年搞起清队,什么“事出有因”呀、“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呀、“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呀、“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呀,有点家庭历史问题的人受罪了,像我这样没问题的也要想法弄出问题来。有人硬给我总结出“四个第一”,说我的“四个第一”是和林彪的“四个第一”相对抗。哪个第一针对哪个第一现在也记不准了。好像是说我用“业务第一”对抗林彪的“突出政治第一”,我严格抓试验质量是用“质量第一”对抗林彪的“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我向来记不住这些话。先是要我低头接受大会批斗,接着就抄家,翻箱倒柜,受尽了辱骂和训斥。我想冲击这一阵子也就过去了吧。我家庭历史清楚,少年时期就参加地下党,说我“当权派”至多不过是个技术研究室负责人。不过一时靠边站,少说话或干脆不说话就会过去吧。我罩辛苦苦一心工作,能有我什么事?

没想到事出意外。一九六九年,这里很乱,大部分人阔着没事,写大字报,搞运动。总指挥他们都被揪出来,常挨斗。试验工作没入关心了,我在茫然中似乎等待运动快告一段落,好继续工作,可愈等愈没完。忽然上边说基地目标太大,不安全,搞内迁,东西全要装箱。这时候厂里很乱,许多人不上班,大概有的工人听说要搬迁,想趁机捞点小东西,弄点小油水,把分厂研究室里的一个书桌撬了,里边有本没用完的工作手册被偷去。一下子,祸从天降,存人向北京报告说基地丢失绝密材料。上边立即派了两个大人物来,一个是当时的公安部副部长,一个是海军的“首长”,还带来一帮人。这架势真是非同小可。他们一心想搞出个大案,把这里说成是“小台湾”,好震动全国,掀动大浪,否牢过去的一切,来推动全国的“文革”运动。这两个人被称做“中央首长”,拿着尚方宝剑,说这工作手册是特务偷的,盗窃我国核试验机密情报,到处抓人,随便枪毙人,搞得一片恐怖,真吓人呀!逼供信,有人自杀了,这两位“中央首长”却把自杀说成他杀,说杀人的准是特务,再抓杀人的特务,又抓特务后边的特务,抓了许多无辜的人。全体科研人员全给集中起来往,搞互相揭发,乱成一团。这时火车也开不进来了,大草原仿佛回到远古野蛮厮杀的时代。

我们研究室抓出一个人。说他小时候去过香港,还有个亲戚在香港。为什么他从香港回国呢?好,这就抓住了,从香港派来偷窃情报的特务!二位“中央首长”带来一大帮人,给他编一套特务联系办法,暗号,逼他供认,还把他夫妇分开逼供,逼他们乱咬。他受不住就乱咬了,咬了许多人,也咬了我。好,我就是特务的后台。“中央首长”亲自在万人大会上点我是“大鲨鱼”,非要揪出大鲨鱼不行!这样,我就被关起来,恰侩关在过去的实验室里,我自己成了实验品!解放军在门外看守,门上挖个小洞监视我。嘿,我例像个原子弹,绝密品,严密看管。开始我还想,我从小参加革命,算个“者革命”,搞过原子弹,总理还接见过我呢。但“文革”就是过去的一切都不算,现在说你是什么就是什么。许多开国元勋都成了阶下囚,一个臭知识分子算什么?

后来特务愈抓愈多,实验室里关满了人。白天一人一个很矮的小板凳,坐在上边读语录,不准动。然后就想自己的“问题”,交待,提审,互相不准说话,夜里直到两点才许睡一小会儿,但不许关灯,怕自杀。可我这个人不会瞎编,更不会咬别人,审来审去什么也交待不出来。我不知谁是“特务”。他们就骂我死硬,等着我的只有“死路一条”。给我最大刺激就是没多久一次枪毙人的万人大会了。

这天,“中央首长”召开万人大会,说要枪毙一批人。记得有一个是医生,是基地的外科大夫,他给一个解放军做手术时动坏了,平时最多算个医疗事故,可当时却是不得了的大事。他出身资产阶级,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柱石,这叫做阶级报复呀!有血债,要枪毙。还有个大学生,工资低,这人思想素质差些,发牢骚说怪话,说:“再不给我提工资,我就把雷管炸了。”给人揭发,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特务,要搞破坏。虽然只是背地一句怪话,也不可能去做,但这怪话在当时逼都很难逼出来的,立刻成了罪行最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枪毙!

这天会场四周架起机枪,恐怖之极,群众都很紧张,因为说群众中还隐藏不少特务,有许多特嫌分子,谁知谁会被拉出枪毙。我想多半我今天真是“死路一条”了。我至今不敢想当时的感觉,也很难清晰描述那感觉,大概由于面临死亡,大脑一片混乱。只听会上一个个宣布罪行,执行枪决,我仿佛只等着他们叫喊我的名字了。那个外科医生,说怪话的大学生,都绘拉到万人大会不远的地方当场枪毙了。枪声听得很清楚,没有轮到我……枪声过后,他们围起我来,对我说:“听见枪声了吗?”我说:“听见了。”他们说:“再不老实,第二天就是你!”跟着就对我展开一场声势洁大猛烈的批斗。

虽然他们没有枪毙我,但这件事给我很深的创痛。我这人活着,可是我心中很多东西被击碎了。子弹从我的命运旁侧擦过,我不可能不思考我以前从来没有深思过的问题。

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里依然处在大恐怖中,还在抓特务,又抓“五一六”。有人逃亡,想到北京上告,但周围的草原是没边的,逃到哪里去?他们开车四处追捕,抓回来就要死去活来地打。有一个复员军人给打得忍无可忍,操起铲子拼了,当然拼掉的只是他自己。特务愈抓愈多,我就不那么重点了。新抓的总是一时的重点,总更有搞头。没事时,我就用脑子想想技术问题,这时事业已经一片渺茫,但一有时间,脑子就爱在自己感兴趣的技术里转一转,这也许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习惯,一种惯性,也许潜意识里我对事业还没有完全死心。此外,我惦记的唯有爱人,她在哪儿,做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到她在担心我,那才是难过极了。后来,基地搬家,就被押上一节运煤的货车上,和别的“特务”一起运到山沟里。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继续过了一段挨整的日子。

直到林彪事件出来后,糊里糊涂就没事了。我回到北京,家里人都奇怪,怎么这样就回来了?互相望望,恍如隔世。惊讶失措之后,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说。以后北京的一个科研部门调我,我答应了。从此我就和遥远的基地,和那些酸甜苦辣的生活,那些光荣与苦痛的日子全都告别了。别以为我是因为太伤心、太失望才离开那里的。那里给我的,并非太少而是太多。我多么想回到当年为国家轰轰烈烈于一番的那岁月里去。但如今那岁月的一切都巳过去,它只保留在我的记亿里了。我珍惜,也惋惜它。我只能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于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想为国家干点事,大概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愿望,但因干事而遭难,便是中国知识分子都感受到的不幸。可是,背着这痛苦,仍然想干事,到底是不是我们的优点呢?现在有人说这是我们的最宝贵之处,也有人说是我们的最可悲之处。哪个说法更对?我把这个问题留给你,你是作家,大概能作出正确的回答。

回想我们基地那些科研人员,各自走过不同的艰辛历程。当然有很少数人,在运动里专门整人,口号喊得最响亮,当过毛泽东思想标兵,一时飞黄腾达,后来的命运也未必美妙。很多人遭遇比我更惨,有的被逼死或逼疯。有一个科学家,整天被“支左”的人围在院子里,逼着他像牲口一样跑,一边跑一边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我呢,在这场大风暴里幸免生还,问心无愧就是了。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心里平静。过去做过一点好事,对得起祖国和人民,现在仍抱定宗旨,正直为人,扎实做事。尽管“文革”中创痛犹在,我能把它妥当埋藏心底。无论国家交给我做什么,我还是要努力做好。只要国家招呼一声。

**黄土地的悲哀——它一边遭受践踏,一边依旧赤诚地奉献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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