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功能在于治世、安世、救人——当原本和谐的社会关系或个体心理、行为出现偏差，法官通过解纷止争或定罪量刑，恢复社会正义与和谐，矫正个体身心。就此而言，司法者与“救死扶伤”的医者颇有近似之处，二者皆是济世苍生之所系。在传统中国，由于受儒、道传统哲学的影响，法者与医者在职业伦理、职业思维上有很多相通之处，可谓道出一源。
皆本“精诚”之伦理
精者，专其业也；诚者，仁其心也。法与医，皆有关乎人命之重，不精不诚，不足以当其任。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大医精诚》一文中说：凡大医治病，要“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有疾者来求，当“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贵如千金，面对病患，医者要心怀慈悲、恻隐之心，视人之患若己患，要抛却杂心顾念，一心赴救，不得有任何欲望和贪求，如此宅心醇谨，方可为苍生大医。司法者，亦以“救治”为使命。“法者，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具命也”，法官听讼断狱，要心存正念，无偏无私，要心怀仁恕，有悲天悯人之心，如此才可以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初衷。明代薛瑄所著《薛文清公从政录》中总结治狱“四要”：公、慈、明、刚——“公则不偏，慈则不刻，明则能照，刚则能断”，这十六字箴言可作为司法者的座右铭：立身中正，心无杂念，平恕用法，清明断案。司法者要体会百姓讼事之累、之苦，尤其事关生死之狱，更要避免草率行事，要“举念从百姓起见”“视民如伤”，如此方可谓好的司法官。
不仅要本于诚，更要精于学，明于理。《大医精诚》中说，医者，为“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病理复杂，医理深奥，习医者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将误人误己。司法者，亦如此。战国时期思想家韩非子曾批评商鞅令“斩敌首”者为执法、司法官员的做法，他说，“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斩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斩首之功为医匠也”，皆“不当其能”也。司法，是智能之事，专门之学，一方面，朝廷明设大法，有司须了然于心；另一方面，律文义理丰富，司法之官须融会贯通；同时，世象万千，个案复杂，司法官唯有熟知律法“运用之妙”，方可从容处置，纤毫勿失。凡以上种种，都对司法官“精于业”提出了严格要求。西晋法学家张斐说：“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司法者要“采其根牙之微，致之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在传统司法中，司法官之“精于业”既包含了对法条的技术性掌握，更包含了对天理、人情的认知和领悟，娴熟驾驭“情理法”，方可圆满断案。
皆秉“整体观”之思维
中国传统哲学视天地宇宙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自然万物，每一个部分，都是整体的有机组成，不可割裂。整体观强调系统内部各要素的关联性、动态性、有序性。
传统中医学正是在整体观的基础上，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而建立的。《黄帝内经》说：“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在传统中国，医易相通，易以究天地之道，医以探人体之微，天人一理，皆本于阴阳。所以，古代习医者需先研习儒学，精研易理，然后以太极阴阳之说，察人身之病患。所谓“医之理即《易》之理，此理浩渺难穷，渊深莫究”。
“整体观”原理同样运用于传统司法。在中国古代，司法承担着劝善、惩恶、教化、和谐等多重社会职能，对司法官来说，一案之判往往并非仅及此案当事人，“是非”的标准在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则之外往往也还有其他，如伦理、天理、人情，法官裁断狱讼须有“整体”意识，要综合权衡。
首先，“整体观”的司法，要求司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运用传统法理学，结合传统价值理念，“揆诸天理、人情、国法”，作出恰当的判决，即情理法兼顾。
情者，人情，人间之常情；理者，天理，自然之大法；法者，国法，朝廷之纲纪。情理法兼顾，是法官断案的理想境界。南宋判官胡石壁说，“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矣”，情理通，则律令行也。情理法兼顾，还要求法官在理讼时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秉持中庸之道，以为合理处断。日本学者滋贺秀三将这种司法称作寻找“常识性的正义衡平感觉”的过程。明代地方官海瑞曾依据多年的司法经验，总结出对疑难案件的处理原则：“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一原则，可视作传统司法“衡平”理念的经典表述，其“衡平”的依据既有伦理，亦有人情、世故。衡平，是传统司法的一大特质，这一特质正符合传统哲学的阴阳观和整体论：阴、阳两种力量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在动态的此消彼长中实现生命体的平衡与活力。
皆循“辨证论治”之方法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基本方法——通过望、闻、问、切，对身体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系统进行综合分析，再据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各类症候，对症下药。因人、因时、因地、因证不同，灵活用药，在辨明病机的基础上，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狱讼之事与病案相似，案件表象或许单一雷同，但个案发生的机理却往往复杂难辨——或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者，唯有详察形候，得其精微，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认识个案，对症解决。所以，一讼既起，司法官要综合、全面地考察个案发生的因由，从案件事实、双方当事人、周围人群等多个因素中，整体分析，找到纠纷病因、病理，更全面地认识案件全貌，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始自汉代的“春秋决狱”，是传统司法“辨证论治”的标本，它以春秋“微言”和春秋“故事”为依据，将传统法律的精神原则运用于具体司法过程，以实现个案的司法正义。有这样一个案例：甲之夫君乙出海遇到风浪，船沉人亡，不得归葬。四个月后，甲母即令甲再嫁。依汉律：夫死未葬，女子不得改嫁，违者以“私为人妻”罪弃市。但董仲舒对此案这样理解：此案中甲之夫君未葬，实因海难无以寻尸，且其再嫁乃从母命，既无淫衍之心，更非私为人妻。依《春秋》之义，“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的行为不当坐罪，原本拟判死罪的甲因此获赦，司法避免了对一个良家女子的诛罚。
中国古代有许多精彩的个案判决，都是“辨证论治”司法方法的完美实践，尤其在民事纠纷和一些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这种区别对待的方法常常令法官们作出独具个性又“人人称颂”的判决。苏东坡画扇断讼，郑板桥吟诗判案，是这类判决的代表。在苏东坡接手的一起债务纠纷中，被告扇铺老板借原告铜钱，承诺来年扇子售后还债，却不料第二年夏天阴雨不断，天气凉爽，扇铺经营不利，无法偿债，因此被诉。苏东坡查明被告并非恶意欠债，遂命其抱来全部纸扇，在一把把扇面上题诗作画，滞销的扇子被抢售一空，债务得以清偿。此案得以圆满解决。这一案件的处理方法虽因裁判者的书画家身份而显得特别甚至极端，但其化解纠纷的思路却具有普遍意义。
在传统司法中，“辨证论治”往往意味着情理法的融合，“整体观”之下的“辨证论治”，最大程度地寻求司法的个案公正，这与简单地依据事实和法条对案件的机械式审断相比，无疑更加智慧和“理性”，同时，也对司法官的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需说明的是，这一司法原则并不意味着裁判的任意和结果的不确定，相反，由于“天理”“人情”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合乎于此的判决具有更加充分的确定性和说服力，在这一原则下，司法能够更好地体现立法的精神和原则。
皆以“扶正驱邪”为治本之策
“扶正驱邪”“开门逐寇”，是传统中医诊疗的根本，这一思路也为传统司法所秉持。
正，即正气，是人体的正常机能及自我保护、抗御病症的能力。大凡疾病的产生，病因多为外邪伤正，是正气虚弱所致，所谓“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所以，中医治病，多以培固人体正气为本，使气血充盈，脏腑运转正常，如此，邪气难以侵袭，而纵使邪气已入，正气亦能奋起抗击，使“邪不留中”。中医治疗的这一过程称作以正驱邪，开门逐寇，相比关门打狗，这种“驱赶法”更加稳妥、平和、长效，避免了“两败俱伤”的可能。
扶养正气，也是传统司法的方法和目标。个案发生，表明个体身心或良好社会关系遭遇邪气侵袭，扶正驱邪，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冲突，杜绝后患。这也正符合“医者防病，治未病”的理念，《淮南子•说山训》中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或曰，上医治世，中医治心，下医治病。
注重调解和教化，是传统司法以正驱邪方法的具体运用。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期间，主张先教后刑，以德服人。曾有父子相讼，“夫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夫子赦之。”令父子三个月同囚一狱，置之不问，是要双方重温父子之亲、之情、之伦，自我反省，自我教化，这一方法果然奏效。当亲情伦理被唤起，主体相互间的关系自然归于和谐，否则，即使仓促下判，结此案而极可能再生另案，正气不固，邪气得随时侵入。这一“教喻式”的调解或审判方式也对普遍的社会教化具有重要作用。翻阅我国古代判词，大量的道德说教、对失德者的口诛笔伐，意在于此。
扶正驱邪，必要时要以药石攻之，所谓“寒者热之，热者寒之”。刑罚矫正，也是驱赶邪气的重要方法，但这一过程，须严守“中和”。正如医者守以“和生万物”之道——天地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这是生命的秘密，法者，亦须谨遵“生成”之念，以“和”为本。金代著名“攻下派”中医张子和治病善用猛药，但他严守“攻而后扶”的策略：猛药过后，必配合以温和之药，否则一味霸道用药，会伤元气。司法的“中和”理念亦如此。孔子说：“宽猛相济，政是以和”，他反对残酷用刑，指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荀子云：“刑当罪则威，不当罪则侮”；董仲舒从阴阳五行观出发，论证重刑之后果：“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蓄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以上所言之“中”，既有“公正”之意，又含“中和”之理，它要求司法的过程以中正为度，过与不及，皆失其当。
如上所述，传统司法与行医之理多有契合，法官与医者在职业伦理、思维方法上，可互为借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顾医之难也……非格物穷理则不能医，非通权达变更不能医”。为医者难，为法者亦不易，为医、为法之道相类相从。司法当如良医，司法者正于己，精于业，勤于职，法律的尊严方可确立，社会正气的培固方有可能，个体正当权益的保护方有可资倚赖的所在。
（作者系烟台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人民法院报》2016-0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