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睿睿:从欧洲难民危机说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87 次 更新时间:2016-07-05 22:34

进入专题: 欧洲难民危机   左倾  

周睿睿  

【摘要】没有60年代的移民,德国根本无法那么快就从二战的废墟中重建起来,而在新世纪不纳入移民,德国的老龄化社会以及缺少劳动力、养老金有巨大缺口的问题又由谁来解决?


一、布鲁塞尔又炸了,欧洲还安全吗?

2016年3月22日,欧盟总部所在的布鲁塞尔。上午8点,机场连续发生两场爆炸,已经证实,其中的一次爆炸发生在安检系统之后。紧接着9点,布鲁塞尔市内地铁站又发生了爆炸,地点里欧洲议会总部仅有5分钟。截止到中午12点的统计数据为34人遇难,136人受伤。

在过去的半年中,“恐怖分子”和“爆炸”在欧洲已不再新鲜。恐怖袭击,已经真正从英美扩展到了一向平静的欧洲大陆。

 巴黎恐怖袭击后,恐怖分子立刻就在其官方渠道上宣布这只是开始。似乎是为了证明他们此言非虚,之后的欧洲,以平均每个月一到二起恐怖袭击上大新闻的速度 迅速下沉。而如果你打开报纸仔细看,还会发现有更多的未遂袭击。比如,不久前在德国城市多特蒙德的一辆列车上发现了引爆物,本意是一旦列车开动就爆炸,所 幸及早发现,没有造成伤亡。引人注意的是,几乎所有媒体——无论是当地还是全国性质的——对此的报道都只有一句话,且没有后续,仿佛这件事情被媒体们很快 遗忘了。

巴黎恐怖袭击半年后,住在欧洲大城市的我们早已习惯了毫无预告的地铁晚点。人们已经习惯,坐车坐到一半突然被集体赶下来,或者 早该在十分钟前来的地铁迟迟不到,而必须在车站毫无目的地等下去。每一次晚点的理由都是谜一样的“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但正像我们同事总结的那样:“怎 么突然就有这么多救护行动?以前没有这么多。而且还每一次都是因为救护行动!”只有一次,晚上七点,在汉堡市中心的施泰芬广场站,正值下班晚高峰,地铁先 是莫名其妙地停在施泰芬广场站很久。车上的人们正在等得不耐烦起来,突然车厢内响起司机广播:“出于安全原因,我请求大家迅速离开车厢。出于安全原因,我 请求大家迅速离开车厢。”也许是一两秒钟的时间,仿佛正在放映的电影按下了暂停键。之后,人们纷纷拿起东西,迅速下车。和设想中的不一样,并未出现很大恐 慌。我们基本还属于安静有序地下了车。在站台的灯光下看着其他乘客的脸,是一点点的询问掺杂着平静——过于平静,以至于有点像麻木。我想,大概我自己的脸 也是那样。

令人哑然的是,地铁依然一遍又一遍地在放请大家离开车厢的广播。但说辞却突然变了,变成我们熟悉的“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请大家迅速离开车厢”。而之前司机似乎是出自本能播报出的两遍“出于安全原因”后留下的空白格外耐人寻味。

 就在第二天,汉堡市中心的处女堤站在上班早高峰期再次发出了“出于安全原因,请大家迅速离开”,而这次,要离开的不仅仅是车厢,而是整个车站。处女堤是 几条地铁大线的换乘车站,偌大的站,一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围巾围到一半,急急忙忙地向外涌。从地铁站钻出来见到阿尔斯特湖的蓝天,很多 人都拿出了手机。由于消息迅速传开,官方不得不在事后出来给说法。总算没有说“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听见了那道急迫的广播“出于安全原 因”,这次的说法是“有人误按了火警”。但据在场其他乘客回忆,并没有听见火警的响声。

迄今为止,德国已经成为在整个事件中,欧洲大陆 上未经受恐怖袭击的最后一座孤岛。但这并不能使人感到更安心:每当恐怖袭击的新闻爆出,人们都会立刻回忆起恐怖分子在巴黎事件后立刻在脸书和推特上发出的 宣告:“下一个袭击目标将是伦敦、华盛顿、罗马、德国”——在此,只有德国作为一整个国家和其他三个城市并列。近来恐怖事件频发的比利时、法国、荷兰,全 都与德国接壤。德国在2015年爆发的难民潮中接受了最多难民,尽管联邦政府拒绝承认,但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几乎无差别的接收即使从理论上也暗含了恐怖分子 混在难民中入境的可能。这并非主观推测——已经证实,包括巴黎恐怖袭击在内的多起恐怖袭击的作案者有难民身份。加上申根境内的无障碍通行,无法不假设已有 极端分子混入德国。

在这样的压力下,市政工作人员一次又一次开着善意的谎言,令人感动地极力把恐慌情绪挡在公众之外。但这样的谎言却多 多少少有些徒劳:比如很多人都会发现,自从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后,“由于前方有救护行动”的公共交通系统晚点更加常见了。比如街上荷枪实弹的警察多了起来, 虽然从理论上表示政府已经重视公共安全,但重视的本身却并不是一个安定的信号。恐惧不像是一块硬质的金属,它更加像是某种灰色颜料,会把生活染成暗几个色 调。

就在这样的关头,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在三月三个联邦州的州议会选举中,以从个位数到十位数的得票增长率迅速上升。以至于《明镜》周刊 都在选举结果揭晓的周末刊登社论,称德国选择党再也不是边缘小党,而已有“中间派”之势。无独有偶,在法国,极右翼势力“人民阵线”的负责人勒庞取得了越 来越多的政治话语权,而匈牙利总理奥尔班关闭边境,拒绝移民。

极右翼在政治上的风生水起,土壤便是渗透在民众中的担忧。恐怖袭击,对于第二天打开报纸的人来说,只是一个统计数据。对于当事人及其近亲来说,这是整个世界。

 你可以一个一个地跟人进行类似于“加强难民身份检查应该有哪些举措”、“多民族融合的失效给我们哪些教训”的理论探讨。但你无法要求抽象的民众在恐惧的 压力下理性思考,尤其是当常常见诸于报端的恐怖袭击提醒着大家,极端分子已经粉末化地渗透入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传统主流政党和媒体在面对“如何保证新的 难民入境时得到足够检查”、“如何筛查境内拥有难民身份中人的极端分子”、“如何加强难民融合,防止难民营自立为‘城中村’”这类能够使公众安心的提问时 避重就轻。这是出于善意还是出于事情太过复杂以致无法解释清楚,不得而知。但这不是一种使人放心的缄默。

欧洲还安全吗?这个问题,不仅仅意味着“恐怖袭击蔓延了,欧洲还安全吗?”,更意味着“在恐怖袭击和难民潮的双重压力下引发的恐慌和担忧,会把欧洲带到哪一步?”


二、难民危机中的默克尔女士

每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政治家都会经历一次危机,至于挺不挺得过去,端看自己的造化。对于德国的第一任女总理默克尔来说,这次危机就是难民潮。经由这件事情,大量的人开始对她“路转粉”或者“粉转路”。

“路转粉”的,很多是出于学界。欧美学界向来有左倾的传统。无他,知识分子都是仰望星空的人,追求的是公正、平等、自由这类终极目标。我周围就有许多同事,本来对默克尔非议甚多,现在都多多少少地站在了挺她的这一侧。就连一个美国的访问学者也对我说:“我不得不说,经过这件事情,她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本来挺烦她的。但这件事情,她做得太有担当了,把其他人都比下去了。”

“粉转路”的,大多是在欧洲经济危机、哀鸿遍野,独德国在一位女总理的带领下不但杀出重围、屹立不倒,还就此重新真正回到了国际舞台,俨然成为欧洲的“安吉拉女皇”的历程里成为了她的粉丝。而如今,申根摇摇欲坠,恐怖分子正在土耳其——欧洲的家门口——制造一起又一起爆炸。德国的大街上,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我族类”。这些“非我族类”,跟恐怖分子长得像是一个地区出来的,拖家带口、形容潦倒,走进了德国人精心种植着玫瑰花和铃兰、小径上不见一片废纸的小区,在难民营里做出一顿又一顿对于传统的欧洲鼻子来说是刺鼻的、中东气味强烈的饭菜。

回到事情的开头。每个政治家都有许多个“一夜成名”的时刻。对于默克尔来说,在难民问题中的一夜成名,莫过于她于2015年8月31号在夏季记者招待会上的宣言:“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必须牢记这一信条:我们已经做成了那么多的事——这一次,我们能行!”无论之前的黎巴嫩难民女孩流泪事件,还是之后的难民阿拉萨德手机合照事件,都只能算理解这一次宣言的注脚。

没有人知道,默克尔为何在黎巴嫩难民女孩流泪事件后突然转向。因为直到这件事情为止,她还是非常谨慎的:2015年7月15号,默克尔在罗斯托克的一次“民间对话”活动中遇见了来自黎巴嫩的13岁难民萨维尔。这个女孩自四年前同父母一起来到德国,努力学习德语。但因为当时的政策所限,她和她的父母面临被迫离开德国。在现场,她不仅德语说得好,还表现得非常遵纪守礼:“其他人都可以快乐生活,而我自己却不是那生活的一部分。看到这一点,真的让人好难受。”彼时,默克尔的回答是很外交的——既不显得全无人情味,也给自己留了很大的余地:她清楚指出,自己并不想铁石心肠,但也不能仅仅因为见人身处困境就随意做出承诺。“你们从非洲来了这么多人,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来,但我们无法承受。”这句在事后看来只是“实话实说”的表态,在当时却因为萨维尔一听就当场痛哭而成了“神补刀”,即使默克尔马上弯腰抚摸安慰也无济于事。

是这件事情触动了她的某根神经,还是她突然决定好好地“为自己活一回”?不管怎样,事件仅仅过去一个半月,网上对于她冷漠和不作为的嘲讽还没有消散,默克尔就以力排众议、“老娘说了算”的形象出现,打出了“我们能行!”的豪迈口号,并把这一形象一直贯彻至今。

这对政治家默克尔来说是一张新面孔。也许她存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但民众,包括她的盟友却不太习惯。对“变脸”后的默克尔,首当其冲的是她自己的政党。10月份,她在若干场合,甚至包括一场电视节目中,对自己的决定做出骄傲的表达:“我才不会去跟某些人比试谁对难民态度更糟糕呢”。多次邀请她做电视节目的记者的解读是:“跟一向以来相比,她感性得多了。她表现得很自由,甚至在遣词造句上也很随意。她很坚定,甚至可以说是快乐的。这很新鲜。”但这种表达,被很多人、包括主流媒体,理解为她对基督教民主联盟态度的讽刺。

默克尔领导的是德国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顾名思义,这是一个以宗教教义为党纲诉求的政党。因此可以猜测,默克尔的“转向”后面,也有她对基督教精神的内化。出生于前东德的默克尔,父亲是一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牧师,母亲则是一个虔诚的家庭妇女。在试图说服同僚的时候,她也用上了基督教的传统:“我们去做周日礼拜,我们大谈价值。我本人是一个基督教党派的党魁。现在有人跋涉了2000公里来找我们,难道我们就得说:咱别给他好脸色?”

“感性默克尔”的爆发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态。2015年10月底,欧盟国家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重点讨论同“难民必经之路”上的巴尔干半岛若干国家的合作。彼时,《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已有人表示:“这一切意味着,默克尔必须走人了。”峰会上,已经单方面关闭边境的匈牙利总理奥尔班也在座。他是这么解释自己的行为的:“德国建起藩篱只是时间问题。到那个时候,我才有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欧洲。”据在场的人回忆,对这次挑衅,默克尔起先沉默了一会儿。待几个其他国家的首脑发言后,她对奥尔班说:“我在一道藩篱后生活了太长时间,我绝对不会想再经历一次。”此处的藩篱,指的是冷战时期建起的柏林墙。当见风使舵的政治家角色扮演终于碰上她认为是事关做人的核心价值观和使她成为今日之她的个人经历感受,她有可能是出自本能地追随了自己的“三观”并以此捍卫自己的立场。没有政治家不权衡利弊。但经由这一件事,默克尔从一个以权衡利弊为主的普通政治家转型成一个以政治践行人生信条的真正政治家。

前文已经说过,对默克尔的“转型”,最不习惯的就是她的盟友——党内和党外的盟友。一向被认为是左倾的社会民主党党魁加布里尔多次表示,选民们希望难民的数量有所下降——值得一提的题外话是,默克尔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一向被认为是中间偏右倾的——并对默克尔通过内政部长德梅齐埃传递出的“政令”不再“服从”。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发言人赛伯特也开始对默克尔表现出距离。这增加了加布里尔的底气。对此,默克尔不惜对社会民主党这个和她自2013年选举以来共组内阁的“战友”撂下狠话:社会民主党不接受德梅齐埃的“建议”,因此赛伯特也无牌可打。但这是有危险的:赛伯特任职德国政府发言人,本就是默克尔作为总理本人通过总统亲自任命的。除此之外,赛伯特在其官方推特上有49万9千粉丝。而加布里尔在德国很多国民心中一直有着智慧且优雅的“国士”形象。

接下来是姐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由名字就已经可以看出,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有着非常相近、几乎是一致的政治诉求。在德国,这两个党常常是被放在一起说的,是真正的“死党”。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党魁瑟霍夫有“啄木鸟”的别称,意思是他是一个不畏艰难的人。但瑟霍夫自打难民潮一开始就认为:难民的数量需要控制,虽然德国可以接受难民,但每年一百万实在是太多了——而据德国的《世界报》估计,就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来德的难民人数已经到达一百一十万还多。“假如事态完全超出可控范围,舆情便不可逆转了。”因此,瑟霍夫在2015年11月的两党内部碰面上同默克尔死磕到底,终于迫使默克尔把“设置难民数量上限”写进记事本。他在事后的采访中,解释了在拜仁州——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的大本营——民众早已提出这个要求,并不无责备地说:“基督教民主联盟也许可以承受民意暴跌30%的‘跳楼价’,对我们来说这可生死攸关。”

在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经济部长朔伊布勒总被视为默克尔的左膀右臂。他也在默克尔初入政坛时,给过她诸多帮助。他在很多场合忠诚地扮演了盟友的角色。比如,当默克尔于2015年9月4日决定放开边界,接收由于匈牙利单方面不合作而滞留的难民时,他坚定地表示支持。但与此同时,他也表示,女总理应该放出一个信号,表明德国对难民的接收不是毫无上限的。但当时的默克尔让他失望了。因此,9月中,朔伊布勒密会同属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内政部长德梅齐埃,讨论欧盟国家就难民收容问题应该达成某种关于数量上限的共识。9月19日,德梅齐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就这个问题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73岁的朔伊布勒,深通打造个人形象之道,既不公开和默克尔对抗以示“忠诚”,又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有头脑”的距离。在不久前接受的《南德意志报》采访中,记者发问:“您在难民危机中一直追随默克尔女士,这是出于信心还是忠诚呢?”而朔伊布勒回答:“您不该对一个智慧的人提这类问题。”这么一个聪明人,已被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内部反对默克尔的其他人视为取代默克尔的最好人选,呼声日上。

如今在党内,真正和默克尔还算同心同德的只有幕僚长阿特迈尔。和土耳其达成合议,由德国出资,为很多难民在土耳其修建难民营、帮助融入当地的建议,阿特迈尔也是最早的倡议人之一。这是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折衷办法。如今,土耳其也越来越不堪重负,恐怖分子的炸弹在土耳其爆炸已不是偶发事件。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难民都安置在土耳其似乎也不太现实。但眼下救场如救火,只有这一条出路。

或许,默克尔的牧师所喜爱的前捷克总理哈维尔的一句话可以解释她如今的心态:“希望并不是确信一件事情会妥善结束。希望是一种信念,知道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无论它怎样结束。”

动用政治权力也好,或者她的真诚说服了其他政党也罢。在如今的难民问题上,德国议会中的所有大党在公共发言时口径几乎一致。无论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绿党、左党,没有人再堂而皇之地讨论默克尔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德国乃至欧盟这艘船的第一号舵手,对难民的理念是否还有待商榷,甚至没有人讨论现行的难民政策是否ok、是否具有可操纵性以及在过去六个月之后,是否有调整的必要,似乎已经没有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分别。这众口一声背后的真相难免耐人寻味。

与之相对的是,哪怕在自己的政党内,昔日的盟友也正一个接一个地离她而去。默克尔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孤立。在欧美各政党推举候选人参加竞选的体制下,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可以是致命的。远的不提,就看德国的最近几届。赫尔穆特 施密特因为80年代初的北约军备竞赛事件马失前蹄,默克尔的前任杰哈德 施罗德因为2003年福利政策改革事件败走华容道,根本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当年与自己所属政党的中坚势力离心离德。

尽管口径出奇地一致,默克尔的联盟政府却并没有能给民众一个满意的、放心的回答——这件事情甚至未必是一个政策理念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态度问题:联盟政府和各政党发言人在大小场合大谈诸如人道、合作、团结等崇高理念,对于事情的真实情况和关系到民众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却闪烁其词——至少在民众看来是闪烁其词。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可以相对容易地分辨出事情的真相,通过数据或分析获得对全局状况的掌握。但绝大多数时候,民众不会做这种分辨,他们要的只不过是一个“你办事,我放心”。

六月债,还的快。2016年3月的第二个星期,德国的州议会选举作为大选的热身赛自巴登-符腾堡、莱茵兰-普法尔茨和萨克森-安哈特州拉开了序幕。次周一,初步结果揭晓。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三个州均遭惨败。在巴登-符腾堡,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支持率下跌12%,失去了该州最大党的地位。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得票率是31,8%。在萨克森-安哈特,不仅基督教民主联盟失票2,5%,就连与其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也被迫背黑锅,下跌11%,得票率仅为10,5%,创下社会民主党在州选举中的最低记录。其中,毫不意外的是位于前东德的萨克森-安哈特州,因为经济基础差、失业率高,本来就是滋生排外情绪的最好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巴登-符腾堡州。这是全德国最富有的州之一,和拜仁州一东一西,并排位于阿尔卑斯山脉下物产丰饶、阳光充足的土地。但正是这个州,和拜仁一起,在难民潮中承受了最大的压力——难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经由地中海及巴尔干群岛、由南穿过意大利、由东穿过保加利亚和奥地利到达德国,第一站就是位于最南的巴登-符腾堡和拜仁州。此外,巴登-符腾堡和拜仁风气保守,宗教氛围浓厚,本是诉诸于基督教教义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最大支持者。以这一次的结果看,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巴登-符腾堡州仅获得27%的得票率,甚至比另外两个州还要低——而在五年前,巴登-符腾堡还以39%的得票率坚定地表达了它作为“死忠粉”对基督教民主联盟的热爱。

这位德国女总理,再也不是她当年刚刚当选的时候,那个发型土、妆容土、不会穿衣、每每出现都要引发一轮对她仪容举止吐槽的中年大妈。她的形象,伴随着德国在欧洲的一枝独秀,已经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采。默克尔和撒切尔夫人的区别在于,撒切尔夫人尚在若干场合明确表现出自己的女性身份,而默克尔自从跨入政坛,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政治家。她的所作所为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她只关心这一个身份。正如至亲至疏的瑟霍夫形容的那样:“也许她偶尔也会给丈夫做两顿饭。但政治才是她的生命。”距离难民潮爆发过去半年了。如今,电视和报刊上的这位政治家,分明老了很多。


三、德国选择党的选择

2016年3月中旬,德国巴登-符腾堡、萨克森-安哈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三个州议会的选举结果初步揭晓,德国选择党在三个州都斩获了由个位数到两位数的增长(得票率分别为15%/24%/13%),相较于德国一些“传统”政党可谓“风生水起”。在巴登-符腾堡,虽然绿党依靠超过30% 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但与其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得票率却仅为12,7%,低于德国选择党的15%,这对一个老政党来说,可算是奇耻大辱。在莱茵兰-普法尔茨,绿党几乎被挤出州议会,从原来的15,4%跌到5,2%。在萨克森-安哈特,州联盟政府执政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创下该党在州选举中的最低记录,得票率仅为10,5%。而德国选择党一跃而成为该州第二大党,得票高达24%。德国选择党,在这一轮中,成为真正的唯一赢家。

除开票数之外,在萨克森-安哈特和巴登-符腾堡,分别有15名和2名德国选择党党员即刻被任命为政府官员。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记录:从没有一个新晋政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的这样的突飞猛进——八十年代绿党的崛起曾被视为变换了德国党派政治的风云,但绿党在整个八十年代,也仅仅停留在进军国会、和其他左派政党共组州议会联盟的层面,直到2009年才拿下了10,7%的、直至当日为止的“史上最佳成绩”。两相比较,德国选择党2013年才建党,到此可谓“增长神速”。

那么,德国选择党的诉求和口号是什么呢?2015年,在难民潮到来之前,欧洲被希腊欧元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该党提出“平和解散欧元区”的建议,也就是拒绝给希腊提供贷款。针对难民和移民问题,在各大集会中,他们频频打出“那些犯罪的外国人”的标语,提议把移民踢出社会福利体系,明确表示不欢迎难民。用通俗的话说,这是一个排外的、极右的政党。

2016年3月州选举揭晓的当周周末,著名的《明镜》周刊立即发表头条社评,将德国选择党称为“中间政党”——而就在两年前,德国选择党还仅仅只是在街上打打标语、游游行的小型集会而已。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真的“左”了吗?失语的政党们

有人采访过曼海姆的一个酒店主。他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一直都投票给基督教民主联盟,今年却投给了德国选择党。此人是一个天主教徒,自称甚至还发过群邮件,号召人们团结起来帮助叙利亚来的难民。“我不是中了邪,而是终于看明白了一点:基督教民主联盟越来越向左倾的‘主流’靠拢了。”

与此同时,真正“左倾”的人又有什么感觉呢?在德国社会里,传统中被划分为“左倾”政党的有社会民主党、绿党、左党。一项问卷调查提出了如下问题:“‘政治里的高层人物反正只会按照他们想做的来做,我的意见不重要’,对此您感觉是还是不是?”,55%的左党党员、47%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和42%的绿党党员认为“是”。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民主党是本届同默克尔联盟组阁的政党,也就是说,在那些民众眼中的“政治里的高层人物”中,也有极大的社会民主党党员的份额。此外,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也有44%的党员对此回答“是”——这可是全德国第一大党,默克尔的党,德国政府的党。也就是说,三个“左倾” 的政党以及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里,平均有将近一半的人感到自己的意见在政治中没有话语权,其中,“左倾”政党是被德国选择党认为“爽到了”的那批人,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以及社会民主党还是本届德国政府的执政党。

第二个问题:“您对总理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满意度如何?”对此,分别有左党65%、社会民主党48%、绿党41%和基督教民主联盟以及基督教社会联盟的45%表示“基本不满意”或“极其不满意”。针对这一个问题,可以看出,最不满意的居然是德国选择党猜想中应该大开怀抱欢迎的“左倾”的左党。接下来的社会民主党、绿党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不满意额度差别不大。由此可见,对难民政策的态度,并不能单纯以“左右”来分。就难民问题的满意度而言,“左”派和“右”派差别不大。

原来,和德国选择党的说法不一样:不仅是那些“左倾”党派,就连这几届德国政府的执政党中,也有很多人觉得憋屈呢。


我们的钱呢?担忧的民意

上文指出,一边是德国选择党认为的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样的“大腕”抛弃了保守主义的立场、转投激进的左派。一边是社会民主党、左党、绿党这样真正的“左派”,认为自己没有话语权。但实际上,在传统政党中,无论是基督教民主联盟这样的“右倾”派,还是以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为代表的“左倾”派,都不仅表示出了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抱怨自己的发声不能被“上面的人”听到。如果像惯常假设的那样,“右”派是出于天性不喜欢难民和移民,那么为什么在上文的两个问题中, “左”派比“右”派更不满意呢?

在欧美社会,“左派”的存在为的是平衡贫富差距,创造更多平等,更多地顾及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就是说,社会民主党、绿党、左党在经济利益上代表的,除了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有需要仰赖于福利国家支持的失业人员、低收入群体和需要护理的人。如今大批难民涌入,各地都在修建难民营,任何一个人都会想到这是一大笔费用。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并不能惠及每一个人,即使有惠及,人的欲望也无止境。那么,现放着德国上千万失业者、低收入者、需要护理的人群,现放着德国自己的养老危机不解决,却拿一锭一锭的银子抛出去给那些“外人”,而且还是那些“不喜欢我们的自由” 的外人,这很难让人心理平衡——没错,经济学家会算得出,德国去年的财政收支有上十亿欧元的结余,社会学家会看得到,福利国家的问题久而有之,养老危机也并不单单是一个钱字可以解决。但还是那句话:民众不会坐下来做经济学算术,也不会讨论解决低收入人群和养老保险的切实路径,他们甚至不会认真地看一眼国情咨文。

更何况,《时代》周刊在去年八月就发布了一组统计数据:为每个难民每年至少要投入12000到13000欧,仅以此计算,德国财政必须在2015年增加十亿欧元的收入才能填补这个“窟窿”,这是一个带着一连串耸人听闻的零的数字。由此可能带来的增加税收的政策“打击”到了由富到贫的每一个人。

税收是不是真的会因此增加,以及如果2016年有增加税收的举措是不是只是为了给难民“发钱”,这是另外的问题。在此处的问题只有:民众认为,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他们“自己人”的经济利益会受到损害。


“高冷”的德国政府

欧美的体制决定了民众有的时候是短视的,而作为执政者,却不得不学会与这种“短视”打交道:要么跟随、要么说服民众、要么各退一步。但可惜的是,在这件事情上,德国的政界和舆论界主流既太过于执着于“欧洲价值观”、又太过于相信民众的“觉悟”,以至于到了有些闭目塞听的地步,和民众渐行渐远。

从去年八月底开始,默克尔就一直在给民众打“我们能行!”的鸡血,但鸡血打多了也是会狂躁的。欧美各国民主选举的体制决定了民众在某些时候是“短视” 的。一直以来,德国政府和主流媒体在难民问题上坚持走高喊“自由平等博爱”的“高冷”路线,高处不胜寒。试看不久前德国各大政党对难民问题的态度: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联合国难民署对我们的肯定说明,我们德国从几十年前起就力行了一项人道而且正确的难民政策。现在,我们必须同时在欧洲和国家层面上再次推进这个政策。这也意味着,其他欧洲国家必须在难民保护问题上履行更多责任。”社会民主党:“德国欢迎你”,“避难是基本人权”,“为了我们的国家,人道和包容”。绿党:“移民政策不能被边缘化”,“经受战乱和贫苦的人们需要我们的帮助。这一权利不能被限制”。

口号不妨一直喊。但既要谈“主义”,也要解决问题。而现在的情况是,政府和主流媒体似乎对镜自赏,沉醉于自己编织出来的“救世英雄”的形象中而不能自拔,对真实的民情,也许是掩耳盗铃,也许是真的已经脱离群众太久。巴登-符腾堡、萨克森-安哈特和莱茵兰-普法尔茨三个州选举当夜,国防部长乌苏拉 冯 德 雷恩还对外宣称,80%的选民会把票投给那些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的政党,也就是说,那些“传统”的、“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党、社会民主党、左党、绿党。对比后来的选举结果,真不知道她是怎么得出这个数据来的。


伪“反对派”——德国选择党

在欧美社会,政治团体活动繁多,任何一届政府都不可能容纳下所有政党,这必然导致某些人群的利益不能得到申诉。这就是议会外反对党的由来。在最近的公共活动中,德国选择党的若干著名公共人物正在竭力给这个党在成立初期乃至不久前的极端言论洗白,并借机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代表民意”、反抗“大”政党压迫的议会外反对党形象。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国的传统中,并不是所有的“大”政党都是执政党。6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70年代的自由民主党和80年代的绿党都曾担当过风靡一时的“议会外反对党”的角色。“议会外反对党”这个名号,从那时至今,都是非常酷的形象,因为它代表了不畏权力、贴近民众、思想开放、为对现行政策不满、被政治和经济精英欺压的人提供了发声权和另一种出路的态度。在今天的难民问题,这些被“寄予厚望”的反对党们,却纷纷和 “衙门里的人”同气连枝——至少是在公共场合同气连枝。那些曾经肩负了“为民请命”的“形象大使”们,如今变成了“统治阶级”,变成了象征远离群众、罔顾民意的政治精英。即使他们有许许多多的理由证明自己的正确和群众的短视,但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费心去解释一下自己的想法,或者俯下身来倾听一下民众的担忧 ——哪怕仅仅是做一个姿态。

欧美民众早已习惯看执政党和反对党互掐。但如今,既然政府已经没有执政党、在野党、反对党,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反对党。极右的德国选择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扶摇直上,借“抵制伊斯兰化的爱国欧洲人”运动的东风起家——这个打着“爱国”旗号的“运动”,其领导人鲁赫曼曾在2015年1月发了一张模仿希特勒的自拍而掀起轩然大波,出于社会舆论压力被移出领导人之位后不到一个月,又于2月重新被选为领导人。就是在这么一个组织里,德国选择党招兵买马,打着“那些政治精英骗了我们所有人”、“敢说真相”的口号,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杀进了州议会。德国选择党,这个起名就已经精准地挠到了许多选民的痒处:你们不满意德国没有选择,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给你们一个选择。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真正的议会外反对党代表的是不墨守成规、思想进取、为更多的人争取发声渠道的态度。而德国选择党,无论它多么努力把自己打扮成为民请命的“反对派”形象,却终究不符合这样的定义:首先,他们缺少像60年代末的社会民主党、70年代的自由民主党和80年代的绿党那样,在民众之间深刻扎根、润物无声的过程,而是借着局势煽动民意,追求政治权力壮大的一己之私,失之于诚。其次,德国选择党及其前身曾在欧洲经济危机和希腊危机的时候提出撤销欧元、回归德国马克的口号。在难民危机中,又难民和恐怖袭击联系起来,从对抽象的难民做各种暗示开始,一直发展到限制移民、甚至把移民踢出社会福利体系,这不仅是道义的缺失,更说明这是一个非常缺乏远见的政党:且不说欧元区是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第一次真正实现以文化为基石、紧密的地区性政治与经济合作的伟大尝试,而且它还成为阻击美国霸权的另一方势力、有助于多边主义的形成,就连德国也自欧元区设立以来收获不少好处——德国在二战后重新回归世界政治舞台,正是欧元区成立以后的事。而把抽象的难民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不仅有明显的逻辑漏洞,而且限制移民权利、甚至把移民踢出社会福利体系的建议也对德国自身有百害而无一利:且不说远期的民族融合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就说近期的。没有60年代的移民,德国根本无法那么快就从二战的废墟中重建起来,而在新世纪不纳入移民,德国的老龄化社会以及缺少劳动力、养老金有巨大缺口的问题又由谁来解决?

德国选择党这样的右翼势力看似顺风顺水。但中国有句老话:反常即为妖。这些势力的崛起极其迅速,但它们走的并不是代表了某一派或某一阶层民意的欧美传统政党道路,而是利用人们心中的担忧和恐惧、煽动民情、迅速壮大。在这个过程中,德国政府、主流政党和媒体的疏远民众客观上更加推动了德国选择党的上升。如果还不警醒而导致设若不幸德国选择党真的得势,那么,对于国际局势来说,极右势力的增长对世界的稳定将成为潜在威胁,对于德国自身来说,则是真的“吾恐季氏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作者】周睿睿:德国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讲师、全球化管理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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