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脱欧：曲折历史纠葛与脱欧的前世今生
英国入欧
说起英国脱欧，就不得从英国入欧的“曲折”历程说起。
实际上，欧洲一体化进程一开始就有英国的身影。早在1946年，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曾提出“欧罗巴合众国”的概念，并于1948年与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布鲁塞尔条约》。
但当欧洲一体化进程实质上启动之后，英国的身影却并未出现。1951年的“欧洲煤炭钢铁共同体”和1957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前身）及“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国都没有加入。英国政府当时认为，与欧洲大陆的亲密关系与英联邦自身经济和政治目标相悖。
1960年，英国首次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但被法国总统戴高乐出于战略考虑一票否决。1973年，英国首相希斯（Edward Heath）重启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并最终于当年成功“入欧”。不过，当时英国国会仅以微弱多数通过了有关决议。
但是，英国“入欧”以后不久即显示出与欧洲大陆的“同床异梦”。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欧洲依赖廉价石油的经济造成极大冲击，并引发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
此次危机给欧洲经济尤其是欧洲大陆经济造成重创，英国经济也受到严重拖累。于是，英国人开始“变心”。
1975年，英国时任首相威尔森（Harold Wilson）发起公投，以决定是否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这也是英国迄今唯一的“退欧”公投。结果是：66%的投票者选择继续留在“欧洲经济共同体”。
1995年12月，欧盟确定欧洲单一货币为欧元。1997年，英国时任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计划在1997年后放弃英镑并使用欧元，但遭到当时财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阻止。欧元之外，另一个对欧洲经济一体化非常重要的条约——《申根协定》，英国也没有参与。
可以说，作为欧盟的一员，英国一直扮演着拖后腿的角色：它不仅否决欧元，不参加欧盟的危机救助方案，不为缓解危机出力，还反对一切金融监管政策。入欧之时即伴随了脱欧之险。
重提脱欧
英国重新提出脱离欧盟，一个极为重要的推手就是英国独立党（UKIP）。独立党成立于1993年，是英国的一个极右翼政党。该党在成立之初就主张英国退出欧盟。
独立党成立之后迅速壮大，2009年首次获得欧洲议会席位，并于2014年5月成为欧洲议会中英国第一大党。过去100多年来英国以保守党、工党、自民党为主的“三党政治”版图正面临改变。
随着独立党逐渐崛起，其立党宗旨——使英国脱离欧盟——也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所接受。与此同时，随着英国与欧洲大陆越来越多的“脱节”，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开始大幅下滑。为了捞取更多政治资本，获得更多选票，英国首相卡梅伦不得不将脱离欧盟这一撩起人们关注的话题摆上台面。
于是，2013年1月23日，卡梅伦正式就英国与欧盟关系前景发表讲话，承诺如果他赢得2015年大选，将在一年内批准所需法律，制定与欧盟关系的新原则，并就脱欧问题举行全民公投，让人民有机会选择继续留在或退出欧盟，公投预计在2017至2018年间举行。
卡梅伦声称，如果欧盟不采取措施解决核心问题，英国将有可能退出该组织。
2015年1月4日，卡梅伦表示，如果有可能，将原计划于2017年进行公投提前举行。他表示，如果能早点进行更好，越快履行重新谈判的承诺举行公投越好。当年3月17日，卡梅伦又表示，如果他赢得5月的选举，那他将英国欧盟成员国地位公投提前到2015年的可能性“很小”。
卡梅伦当时承诺，将重新协商英国与欧洲的关系，包括移民等问题，然后在2017年以前举行公投，希望以此防止对欧盟的怀疑情绪上升。
2015年11月，卡梅伦就英国留在欧盟开出四大条件：一是确保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二是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三是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四是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领取就业者福利的权益等。而这四大条件，被认为是英国与“欧盟”同床异梦的最直接原因。
脱欧进入高潮
2016年2月2日，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发表公开信，对卡梅伦开出的四大条件进行近乎“点对点”的回应，并提出欧盟改革倡议，以期使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2月15日，图斯克再度表态，称倡议“必须能够被28个成员国接受”，并希望能在2月18日-19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2016年欧盟春季峰会上达成协议。图斯克认为：若未能达成协议，恐损及我们共同的前途。
2月15日晚间，法国总统奥朗德与卡梅伦举行会谈。卡梅伦发言人会后称，双方“在英国提出的（改革）协商问题上进展良好”，图斯克的倡议为春季峰会达成协议提供了“坚实基础”。
2月17日，欧盟内部分量最重的人物——德国总理默克尔公开表态，称英国要求欧盟改革的许多内容“正当并可以理解的”。她表示，有些问题不仅仅涉及到英国的自身利益，在“欧盟提升竞争力、透明性，减少官僚主义”等方面，德国同样关注。
最终，经过2天的艰苦谈判，2月19日晚，英国和欧盟在布鲁塞尔就欧盟改革问题达成协议，欧盟28国领导人同意英国保留其在集团内的“特殊地位”。
2月20日，英国首相卡梅伦召开内阁经济会议，并在会后宣布，英国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将于6月23日举行。
2月21日，伦敦市长约翰逊在英国《每日电讯报》发表一篇2000多字的专栏文章，表态支持英国脱离欧盟。从而将本次英国脱欧“闹剧”推向最高潮。约翰逊称，英国留在欧盟会导致“民主被侵蚀”，而公投将是“一生一次的机会，投下真能有所改变的一票”。
二、为何脱欧：拒绝再带着镣铐跳舞
经济原因：经济的自主与自由
经济方面，退出欧盟的第一个直接好处就是每年节省下向欧盟财政交纳的80亿英镑（这笔钱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5％）。由于欧盟资金主要根据各国国民收入决定出资比例，所以英国一直以来是欧盟财库的主要贡献者。退欧不但免除此类经济负担，同时也免受南欧国家潜在危机拖累，实现财政预算相对自由。
此外，欧洲大陆失业率高企，因而在英国的欧盟移民持续增长，当前净流入已超过总净流量的50%。退欧之后移民政策可以进一步收紧从而腾挪出更多就业岗位及劳动力福利；也不必再恪守欧盟繁冗的劳工法，进而激活劳工市场。最后，脱欧可以摆脱欧盟繁文缛节的束缚（英国约70％的法律受欧盟法律制约），比如不用再实行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金融方面，由于英国有全球通用的语言、稳定的法律体系、灵活的就业市场、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及比多数欧洲国家更低的企业税，这一切都不会因退欧而产生巨变。反之金融危机后，欧盟对于诸多较高风险金融业务（比如投行业务），严加管束，这让很多英国银行家心生不满，退欧将解禁诸多业务从而带来商机。
政治原因：退欧是有效的政治工具
政治因素是英国两次举办退欧公投的导火索。在1975年，工党（执政党）是为了转移国内压力和压制保守党；此次，保守党（执政党）是为了转移国内压力和向欧盟争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
比较1975年和2016年的两次退欧公投，不难发现，政治因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比如，在1975年，时任英国首相威尔逊通过退欧公投的方式化解了党内的压力，同时也增加了自身的政治威信。
而2016年退欧公投的举办与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的推动密不可分，早在竞选英国首相时，卡梅伦便表示“要在两年内使英国彻底退出欧盟”。
近年来，为了获得民意支持（英国民众对欧盟移民和欧盟的难民分摊政策非常反感）和化解国内疑欧派给予执政党的压力，卡梅伦和他的前辈威尔逊一样再次将“退欧”作为政治工具。
在1975年的退欧公投中，67%的英国民众选择了支持留欧，而这背后是在1974/04-1975/03时期内英国政府与欧共体就英国入欧进行的再次谈判，双方最终达成了新的入欧协定，进而极大地消除了英国民众在刚入欧时对欧共体的怀疑情绪，较大程度地提升了英国民众对欧共体成员身份的认可度。
在此次退欧公投前，卡梅伦曾于2015年12月公开阐述英国留在欧盟的四项条件：一是确保欧洲单一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二是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三是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四是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限制欧盟移民在英国领取就业者福利的权益等。
对于卡梅伦的上述言论，欧盟与英国在今年2月份进行了相关的磋商，并就欧盟改革达成协议，欧盟将给予英国一定的“特殊地位”，包括不再歧视和干涉非欧元区国家、改善生产要素的流动、允许英国不加入更紧密的政治联盟以及削减欧盟移民的部分福利等。
与威尔逊一样，卡梅伦以“退欧”为工具与欧盟达成了新的“留欧”协议。然而，与1975年状况不同，部分英国民众并没有因为达成新的协议而转向支持留欧。“退欧”是英国政客们有效的政治工具，但运用它的风险非常高，一不小心就可能会弄巧成拙。
文化原因：“疑欧主义”长期盛行
疑欧主义文化的产生和盛行源自于英国和欧盟之间大量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英国民众因此对欧盟缺乏长期稳定的认同感。
抛开政治因素，退欧话题在英国有着如此强的生命力，其背后必然有着支撑它的文化因素。长期存在且不断发展的“疑欧主义”是支撑着退欧话题在英国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文化原因。
英国和欧盟在对国家主权、政治制度和宗教等方面的认知上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对于国家主权，英国作为西方最早实行议会制度的国家，强调议会主权的至高无上,并认为国家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而欧陆国家则主张主权并非完全集中于国家，而是存在于地方、国家和欧洲等多个层面。
在政治制度上，英国认为欧盟对国家主权具有侵蚀作用，并反对超国家组织，欧洲一体化被看成对英国民族特性的威胁；而欧陆国家则认同欧盟所体现的后现代国家的新型政治制度,能较易接受主权让渡与分割的概念。
在宗教认知上，英国是传统的基督教国家，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出于对现实利益的考虑而进行了宗教改革，成为了一个新教国家。
虽然英国宗教文化的具体表现与欧洲大陆国家基督教的普世主义一脉相承，但英国国教现实主义原则影响着英国在对外交往中表现出的对现实国家利益的极大追逐。
英国在外交政策上始终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在对待欧洲事务上以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准则。在宗教背景下，英国对欧盟的半心半意是对形成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的最好诠释。
英国和欧盟之间大量的、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差异孕育了疑欧主义文化的产生，并促进了它的发展。近年来，在疑欧主义文化盛行的背景下，英国民众对欧盟的认同感持续下降。根据欧洲晴雨表2015年的调查，英国民众对欧盟成员国资格、欧盟委员会和欧盟议会等均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
此外，在英国政坛上，“疑欧主义”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50年代，英国拒绝参加法国和德国发起的合作计划；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从撒切尔政府到梅杰政府，都表现出对欧共体成员资格的不安，越来越多持疑欧主义的保守党议员涌现；上世纪90年代，英国出现了致力于终止英国的欧共体成员国资格的党派，如公投党和英国独立党；如今独立党的发展壮大更是让“疑欧主义”大行其道，终于迎来爆发。
后记
“脱欧”之后，风波又起，脱欧所带来的不确定影响也将继续。既然“脱欧”是历史与现实的产物，那它的结果也必然是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意义，“脱欧”将如何影响英国，影响欧洲联盟，影响全球化格局，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