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庆鹏:网络协商民主的成长轨迹及障碍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6 次 更新时间:2016-06-29 23: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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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庆鹏  

   摘要:在经历了技术互联网向政治互联网的变迁后,网络之于协商民主也由早期的工具辅助作用转为更深刻的政治价值建构,呈现出从最初的协商中嵌入网络技术到发展网络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的趋势。但是,与这一进程相伴随的还有困难与阻碍,既包括信息超载、信息异化、信息鸿沟等技术性障碍,还包括政治参与有限与失序、协商遗失与“巴尔干化”、公共责任与激励匮乏等政治性障碍。鉴于此,至少可以从技术发展、制度建构与文化养成等三个递进的层面来推动未来网络协商民主之良性发展。

   关键词:网络;协商民主;公共领域

  

   20世纪90年代始,西方政治学界掀起一股协商民主的研究热潮。不同于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的代议制民主,协商民主强调通过公民直接参与决策讨论来践行“实质性民主”(substantivedemocracy),因此它被广泛地视为“强势民主”(strongdemocracy)或“高能民主”(high energydemocracy)。协商民主的研究由此不断深入,在经历了早期理论研究的集体狂热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让协商民主运转起来”的重要性,进而迫不及待地将协商民主的理论付诸实践。因此,注重实践议题研究正成为协商民主研究的一种风向和趋势。对此,博曼明确指出,对实践可行性的重视,可能是近期协商民主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发展,而这个发展将促成理论与实践上更加丰硕的成果。[1]

   然而,现实的发展并未像协商民主人士所乐观预期的那样。协商民主的实践面临诸多困境,甚至频遭挫折。其中,尤受诟病的是协商民主的成本及可行性问题。这让倡导协商民主的人士懊恼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特别是如何大规模推行协商民主应用的问题。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兴盛,人们似乎看到了协商民主广泛应用的可能。实际上,“历史表明,当一项新技术(如电视、收音机等)引入公众生活时,政治学领域往往会迸发关于怎样使用这项新技术以振兴民主进程的讨论,互联网同样也不例外”[2]。那么,当协商民主与网络相遇,会碰擦出怎样的火花?站在民主政治发展的角度,对这一命题的思考将最终呈现为一个递进的问题集,即通过网络,能否克服协商民主可行性困境、使民主的理想走向更广泛的现实?其中的障碍何在?我们应该怎样探索以及推动网络协商民主的未来发展,以使其更好地运转起来?

  

一、协商中嵌入网络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网络协商民主的学术探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早期的研究者主要从工具层面探讨网络对协商民主的作用,认为技术上的困境使得大量公民无法参与到决策过程中,但是计算机通信技术的革新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成为可能。也就是说,通过嵌入网络新技术,可以有助于解决民主政治的现实可行性问题。

   在现实中,较早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协商民主实践的是一种大规模的协商民主形式——21世纪城镇会议。21世纪城镇会议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美国之声(America-

   Speaks)于1997年策划并组织的一种协商民主实践。目前,他们已将这一方法广泛应用于全美50个州以及其他国家。该方法将计算机互联网技术与小组面对面协商相结合,推动数千人就复杂公共政策问题展开协商。鲁肯斯梅尔注意到了21世纪城镇会议的出现,特别看到其中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重要性,认为“通过键盘轮询、联网电脑、电信会议以及其他技术的组合,21世纪城镇会议可以使一个大型群体中的参与者同时参加密切的讨论并对集体智慧作出贡献”[3]。可以看出,为克服大规模协商的可行性困境,协商民主的实践者开始尝试借助互联网技术这一新工具来进行一些改变。但是,早期的这种应用是有限的,主要起辅助性作用。之所以如此,与其时互联网发展还不成熟有关。此后,随着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们愈加注意到互联网所具有的巨大政治吸引力。越来越多的协商民主实践方法中开始尝试采用互联网技术。

   互联网对协商民主实践的吸引力主要源自自身的技术优势。作为工具的存在,互联网是一种虚拟现实的技术、一种信息传递迅捷的技术、一种数据处理海量的技术以及一种多样交互的技术。这些技术特征使网络在推动协商的实际运作方面,蕴含了巨大的潜能。在笔者看来,早期的民主实践者在协商中嵌入互联网技术,大体上旨在实现四个方面的协商民主目标:(1)大型协商(large-scale更

   deliberation)。协商并不是自发而生的,高品质协商离不开科学高效的组织管理。而且规模越大,组织管理工作的难度就越高。再加上传统技术条件的限制,既有的协商民主实践,大都呈现为小规模的实验状态。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特征使得大规模协商变得更易管理。借助互联网迅捷的信息传递和海量数据处理能力,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克服物理距离导致的困难,从而包容更多的参与者,为协商民主从“零星实验”走向“大规模实践”提供可能。(2)廉价协商(low- costdeliberation)。通过采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有利于大幅降低协商民主运转的成本(如信息传递成本和参与时间成本等)。此外,一些实证研究显示,网络技术的成本优势随着协商规模的增大而表现得更为明显。(3)即时协商(instantaccessdeliberation)。网络技术的应用,使协商变得更加自由、灵活,任何有兴趣的公民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加入到对话中来。(4)真实协商(idealdeliberation)。如前所述,网络技术在现实协商中的运用,有助于推动更广泛的参与、创造更丰富的协商机会以及提供更充分的信息。在协商民主人士看来,这些都是实现真实协商(或理想的协商)的基本条件。

  

二、网络中孕育协商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互联网以不可阻挡之势改变甚至重塑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当下就民主政治而言,网络已经超越单纯的技术互联网层面,政治互联网正在兴起和成长。网络对协商民主的影响逐渐超越辅助工具的定位进入更深刻的政治价值建构层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网络孕育协商进而赋予了民主政治新的生命力。那么,网络如何孕育协商并进而促进民主呢?对此,学界通常借用公共领域相关理论来开展这一议题的研究。

  

   (一)现实公共领域的衰退

   公共领域是介于权力国家和社会之间、经由理性沟通所建立的公共交往空间。在其中,公民可以就一些公共问题自由表达和讨论,并有可能达致公共的判断和行动。因此可以说,协商普遍地存在于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协商民主重要的生成与实践空间。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结构的转变,现实公共领域却逐渐衰退。

   哈贝马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很早就注意到公共领域的衰落。他认为,公共领域的衰落根源于“生活世界的殖民化”(colonizationof lifeworld),即人们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生活被来自政治与市场的力量入侵和操控。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领域发生了蜕变——原本的理性批判与公共交往在公共领域中逐渐消失,代之以商品化、权力化控制,而公民个体也渐渐成为松散、消极的“单向度的人”。相对而言,普特南从一个较为微观的视野也得出类似的观点。普特南通过对美国公民的日常生活状态的观察,敏锐地发现:尽管平均受教育的水平不断提高,但大多数普通的美国人参与公共活动的热情却不断下降。像过去那样在咖啡馆、俱乐部、沙龙中畅谈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他们看上去更愿意留在家里孤独地看电视或打保龄球。

   可见,无论是哈贝马斯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抑或普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球”,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进程中,现实公共领域衰落的不争事实。公共领域的衰落制约着协商民主的施行,而公民也不再热衷参与公共议题的协商。在这种情况下,实现广泛而常态化的协商民主理想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

  

   (二)虚拟公共领域的兴起

   如前所述,现实社会中建构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但是,随着网络的升级和普及,在虚拟空间重新建构公共领域成为可能。这是由于,一方面,网络具有将人从现实社会等级权力关系以及庸俗金钱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潜力。在贝希斯坦看来,互联网因而似乎更符合哈贝马斯的民主公共领域规范理论的基本要求:具有普遍性、反阶层化、自由互动性等。[4]也正因此,网络看来是最理想的言说情境。另一方面,互联网可以培育群体性的联系点,如网络社区、线上聊天室、朋友圈等。网络将个人的注意力从其他社会系统中吸引过来,增进彼此的联系,使构建一个公共领域成为可能。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当下网络让人们能够跨越时空障碍和社会限制,聚集在虚拟空间中畅所欲言,大有重现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光景之趋势。在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如今越来越多的以推动政治讨论为目标的组织开始涌现,例如“网络实验室”(WebLab)、“电子一族”(E-the People)、“信息复兴社”(InformationRenaissance)等。而且,通过网络建构的虚拟公共领域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影响力和作用也越来越大。例如调查显示,大量的在线论坛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Blogger、Facebook、YouTube等新媒介成功地控制着数百万计的公民和候选人的注意力。

  

   (三)积累协商经验,培养民主精神

   如前所述,网络复兴了衰落中的公共领域,让公共领域重新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网络在建构公共领域的同时,也赋予其不同于传统公共领域的特性和功能。首先,不同于传统公共领域的大众导向,虚拟公共领域是利基导向(Niche-oriented)的。也就是说,传统公共领域以大众传媒为主要交往媒介,而虚拟公共领域更加尊重个性,以小众媒体为联系彼此的主要桥梁。鉴于大众传媒产生同质性,网络则孕育了异质性,这让虚拟公共领域的议题和风格更具多样性,从而更适应多元文化背景下协商的需要。其次,网络公共领域更具涵容性。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征,让公共领域摆脱物理束缚,更具时空上的弹性。于是,存在于虚拟公共领域的“声音”通常体量相当庞大,这也为广泛协商的形成创造了理想的空间。可见,通过虚拟公共领域,广泛而多样的协商实践机会得以在网络中生成。

   随着虚拟公共领域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协商实践的机会将不断增多,虚拟公共领域势必让公民协商成为一种日常性活动。而公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机会越多,对权力就越不陌生,就越会有政治体验感和效能感,进而越容易养成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这样,协商的实践与虚拟公共领域的发展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循环。此外,公民积极参与虚拟公共领域的协商实践,还有助于提升协商的能力,进而培育公民的民主精神。因为协商民主的基因,正是在公民反复参与虚拟公共领域的对话实践中得以孕育。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所带来的民主政治的进步可能更具长足性。

  

三、网络协商民主之困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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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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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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