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青:“法律不知有害”质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 次 更新时间:2016-06-13 20: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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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青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错误能否撤销

   2002年7月,张某开车外出忘带驾驶证,张某的妻子请求李甲(本案原告李某的父亲)将驾驶证送给张某。送完驾驶证后张某与李甲分别开车返家,途中李甲与关某驾驶的大货车相撞,李甲死亡。案发后,张某认为李甲如果不是为自己送驾驶证就不会遇到关某,亦不会发生车祸而死亡,因此自己对李甲之死负有法律责任。于是在事发后第二日,给付李甲之妻王某1万元,并随后与李某、王某达成经济补偿协议:由张某除了已经支付的1万元外,在开发区征地补偿款到位后,另支付李某、王某7万元作为赔偿。事后张某听他人说自己对李甲的死亡不应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拒绝支付剩余的7万元,遂发生纠纷。主审法官在《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一文中分析了该案例,并指出,罗马法将错误分为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同时规定,对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而本案中张某的“错误”恰恰属于不应予以救济的法律错误,故而张某咎由自取。[1]那么其他国家对法律错误是否一律不予以救济?如果予以救济,何种条件才可以救济?理由是什么?我国应否承认法律错误可予以救济?笔者主要围绕以上几个问题展开论述。

  

二、国外关于法律错误的相关规定

   (一)罗马法中的法律错误

   1.罗马法原则上不救济法律错误

   罗马法认为,错误是对某一现象或标的的不真实认识;不知则是缺乏任何认识。[2]错误又可以分为实质性错误和随生性错误。实质性错误是指当不真实的反应或者缺乏任何反应导致意识和意思本身存在缺陷,并且当该缺陷影响整个法律行为或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时产生的错误,包括法律行为性质的错误、人身错误、对象错误等。而随生性错误则作为干扰性原因或因素施加其影响,而对于法律关系的法定要件来说则不排除意识和意志。在随生性错误中区分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意义重大。比如某人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作有民事行为能力人而让其充当见证人;某人把“家子”当作“家父”。这些属于事实错误。如果某人知道交易相对人20岁,但却错误地认为法律规定20岁是完全缔约行为能力人(根据罗马法规定,25岁才可成为完全缔约能力人)并与之签订了合同,则属于法律错误。罗马法认为:原则上法律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但事实错误则可以原谅。

   2.罗马法中例外情况下可以救济的法律错误

   罗马法对法律错误原则上不予以救济,但并不是任何情况下都不予以救济。如保罗认为,未满25周岁的人、妇女、军人以及没有文化的人不知法律可以得到原谅;[3]帕比尼安认为,对于试图避免财产损失的人来说,法律错误亦可以予以原谅。

   D.22.6,9.保罗,《论对法和对事实的不知》。一般规则是,对法的不知将不利于任何人,而对事实的不知却不会导致不利。我们再来分析哪些情形可以不适用该规则:首先可以确认的是,允许不满25周岁的未成年人不知法。在一些情况下,也允许妇女因其性别弱点不知法。所以,若没有侵权行为,而仅存在对法的不知,那么他们不应因此遭受损害。由于这种原因,如果不满25岁的未成年人借钱给一个处于父权之下的家子,那么,应当给于他救济,即就如他从未借钱给那个处于父权之下的家子一样。[4]

   古罗马法中,妇女与男子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妇女处于监护之下,其目的是为了保护继承人的继承权。除修女以外,未婚妇女都处在家长权之下,已婚妇女则处于夫权之下。帝政以后,法学进步,妇女监护制度的目的转为保护妇女的利益,为了防止妇女由于自身知识文化以及生活经验的缺乏而导致自己遭受损害,法律给予妇女一些优待,对妇女的法律错误可予以救济就是其中之一。[5]同时,根据年龄,罗马法把人分为适婚人和未适婚人,男子14岁、女子12岁为适婚人,男子从14岁适婚时起到25岁,被称为不完全缔约行为能力人,此时因其年幼无知、容易受骗,其因对法律误解而实施的行为可以被撤销。[6]

   D22,6,9,1.一个处于父权之下的家子是军人,他被一个战友指定为继承人。如果他不知道根据元首的谕令,他在没有家父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合法的接受遗产,他们,他可以不知法,并且接受期限也将不起算。[7]

   根据罗马法,家子的人格依附于家父,也没有独立的财产权,他取得的财产均自动归于家父的名下,甚至未经家父同意不能独立取得财产。但是如果某一家子的身份是军人,他不知道根据元首的谕令,作为军人的家子即使没有家父授权也可以合法接受遗产,因而错过了接受遗产的期限,此时对于军人的法律错误可以谅解,其接受继承的期限从其了解法律时起算。保罗为何对军人不了解法律可以原谅,优士丁尼曾经给出了回答,他认为“比起研习法律,军人更应该精通武器”。[8]

   帕比尼安:《定义集》第1卷。关于财产损失或者收益的事实错误,也不妨碍男性的权利;关于收益的法律错误,也不会有利于女性(的权利)。此外,关于物的丧失所导致的损害的法律错误,不妨碍任何人。[9]

   在发生事实错误的情况下,如果导致财产损失或者收益减少,男子和女子都可以获得救济;而在发生法律错误的场合下,只有是关于财产损失的,而且错误方是女性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救济。此外,在物权受损的情况下,如因法律错误而错误交付,则不论是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也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可获得救济。其一,假如A通过遗嘱或者赠与合同赋予B取得某一财产的权利,但B因为不知道法律关于接受遗嘱或者遗赠的期限,因而错过了接受遗赠或者遗产。此时,B属于取得收益的人,其错误不能得到救济,哪怕她是一名女子;但是如果他不知道某人已经死亡的事实,则其错误属于事实错误,可以得到救济,即使他是一名成年的男子。其二,假如A以为依据法律规定,自己合法占有的马应该归A所有,并将马交给了A,事后发现,该马依法应该属于自己所有,则他的法律错误可以得到救济。

   保罗:D22,6,9,2然而,毕竟对事实的不知对任何人均不产生不利,除非这个人被证实存在重大疏忽。事实上,如果城里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为什么只有他不知道呢。拉贝奥正确地说到:知道不应当被认为指的是过于好奇之人的知道,或者是极其马虎的人的知道。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应为既不是最细致周到的,又不是最粗枝大叶的,而是通过勤谨调查就能了解事情之人的知道。[10]

   通过以上五则引文我们可以发现,罗马法对以下法律错误可予以救济:

   (1)特定人的行为。如妇女、25岁以下的人、军人以及没有文化的人,其行为如果不是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等违反公法的行为,则可以予以救济。这样规定是因为这些人由于年龄,性别、职业以及自身文化条件生活环境的原因,相对于其他人来说“缺乏经验”,导致其认知能力、意思自治能力受到限制,进而了解精通法律的能力不足,对此种情况下的法律错误可予以救济。

   (2)特定的场合下的法律错误可予以救济。当事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不知法律或者难以明了法律,如当时航海经商,往返动辄经年,在路途中对国内公布的法律非如现在电讯事业发达,可及时得知。又如对有些法条,法学家意见存在分歧,并无定论,有时法令抄本互异,人们无所适从,则发生错误应允许其撤销。[11]事实上对军人法律错误亦存在这方面的原因,和平时期军人要训练,战争时期军人要上战场,在通讯不发达的古代,军人无法及时准确地理解法律。

   (3)对于想要取得财产或者获得利益的人来说,事实错误可予以救济,哪怕他是男性。但对于想要避免损失的人来说,法律错误应该予以救济。理由是当事人只是想要避免自身的损失,不会损害他人利益,如果不予以救济,则违背法律公平正义的原则。

   3.罗马法对法律错误不予以救济的原因

   (1)法律具有确定性

   罗马法D22,6,2,涅拉茨《羊皮纸文稿》第5卷。法律错误从各个角度来看,均不应该被当做对事实的不知,这是因为法能够以及应当被确定,而对事实的解释则经常将最聪明的人引入歧途。[12]简言之,在罗马法学家看来,法律数量有限且内容确定,可以很容易获得法律,故而发生法律错误是由于错误者没有主动积极地去了解法律所致,故其应对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至于罗马法学家为什么相信法律在数量上是“有限”的,Winkel指出了重要的历史因素:涅拉茨所生活的时代恰逢尤里安编撰《永恒告示令》(edictumperpetuum)。根据《永恒告示令》,法务官在颁布告示时只能依存于以往的告示精神,不得创设新的原则。可以说法务官成文化的立法活动正是涅拉茨相信法律“有限性”的历史前提。[13]

   (2)法律与自身利益密切,行为人应当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

   彭波尼在《萨宾评注》第3卷中写道,某人不知道他人的身份地位和从事的工作,与他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在绝大多数的交易中,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地位及其所从事的工作和交易关系不大,即使关系密切时,想要了解交易相对人的全部情况,难度亦很大。相反,一个人在交易中享有何种权利义务对其影响至关重要,而且要想知道该权利义务亦是相对容易的。故此,彭波尼认为不知道他人的身份地位和从事的工作这些事实情况,与不知道自己在法律上享有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

  

   (二)德国法中的“法律效果错误”

   《德国民法典》关于可撤销的错误主要规定在第119条。第119条第1款规定了两种可撤销的错误,即表示错误与内容错误,第2款中规定了构成“性质错误”的动机错误。只有此两种错误才可予以救济,在司法实务中有对表意人的保护过窄之嫌。日本法学家舟桥淳一认为:“现实中发生的错误,大都是关于动机错误的,法律不能简单无视社会需求而对动机错误一律不予以保护”。[14]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德国在司法实务中发展出两种判例法理:一是“被扩展的内容错误”。即帝国法院通过一种特殊类型的错误—“法律效果错误”,旨在不修改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扩大第119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保护部分动机错误,二是通过“行为基础丧失理论”,扩大第119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

   1.“法律效果错误”的含义

德国法中“法律效果错误”是指表意人对意思表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所发生的错误。德国法学家弗卢梅认为:“法律效果由所选定的表示信号来确定。有鉴于此,任何一个表示错误都构成关于法律效果的错误。然而,并非所有的法律效果都被表示的内容涵盖。法律秩序以多种方式对法律行为的规则予以补充。”[15]拉伦茨则将法律后果分为直接法律后果和其他法律后果。前者指表示依其内容意在直接引起的法律后果,后者是指法律为某种已经订立的法律行为所规定的法律后果,而不问表意人具有何种意思。[16]例如当事人对合同标的的质量标准、履行期限以及履行地点没有约定,在当事人事后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情况下,直接按照法律的补充性条款来确定。拉伦茨认为对直接法律后果发生的错误,属于表示错误,予以救济,这一点与弗卢梅尽管表述不同,但处理方法一致。例如饭店老板将饭店连同“从物”一起出售给他人,饭店老板认为“从物”仅包括固定建筑在饭店里的无法与饭店分离的东西,如壁柜、厨房设备等,但不包括其他动产,如桌子、板凳。在这种情况下,虽然饭店老板是对法律术语“从物”的内涵发生了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属于表示错误,即使用语言的错误,可予以救济。[17]与此相反,如果出卖人认为瑕疵担保责任仅仅是指质量瑕疵担保责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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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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