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没有民主,不会有马英九的鞠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522 次 更新时间:2005-11-28 22:2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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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进入专栏)  

  

  中新网10月31日电──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30日下午首次以党主席身份,参加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受难者”秋祭追思会,同时他也代表国民党,三度向“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

  据香港文汇报引述台湾媒体的报道,马英九指出,虽然“白色恐怖”时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现在身为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

  据报道,马英九30日参加一项名为“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秋季追思会”,在致词中他指出,过去他四度参加这个活动,但这次是他首次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参加祭典,他要代表国民党,向50年代受难者家属表达歉意。马英九三度向受难者致歉,他也是国民党迁台40年来,首度公开为“白色恐怖”事件道歉的国民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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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爱尔兰的恐怖爆炸活动盛行时,你进入一个餐厅时,朋友会说,嘿,不要坐在靠窗的位子,因为,当恐怖分子持机关枪从街上疯狂扫射时,坐在窗边的人先罹难。

  如果你从古城耶路撒冷搭公共汽车到犹太人的屯垦区去,朋友会拉住你说,不要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是自杀炸弹最大的目标。

  纽约的高楼、伦敦的地铁、巴格达的饭店、雅加达的市场,在“危险”的威胁阴影下,人们驻足不前。平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寻常空间,成为恐怖区。

  恐怖分子──那身上绑着炸弹冲进超级市场的人,究竟做了什么?

  第一,他滥杀无辜。如果他只挑那“罪有应得”的人,震动不会那么大,绝大多数的人觉得与自己无关,日子可以照样过。但是一旦滥杀无辜,所有的人都被威胁了,他要的效果,也才能达到。

  第二,他的目标,在他心目中,是正确的、正义的。因为目标有道德的崇高性和优越性,因此滥杀无辜是一个必要手段。

  如果这可以构成恐怖活动的核心定义的话,那么执政者以公权力整肃异己,就是不折不扣的国家恐怖行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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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记忆,是小学五年级,1962年。大家都很喜欢的年轻的数学老师正在讲课。教室外楼地板突然响起人声杂沓,匆忙而紧张。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冲了上来。数学老师早已蹿出教室,奔向走廊尽头。孩子们在惊慌中四散。

  我们趴在四楼的栏杆往下看。追捕者的脚步声还在楼梯里砰砰响着,往下追赶。布着黄沙的操场上,数学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脸往上,刚好和我们对望。那黄沙,看起来那么淡漠,荒凉。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匪谍”这个词。

  然后就听得多了。哪一个老师开学时突然不见了,最怪异的是,没有人问,也没有人谈。一个每天在身边的人,突然“蒸发”了,而大家都假装它不曾发生。

  耳语。连耳语都很少。只知道隔壁人家的大儿子被吉普车带走了就没再回来。但是,连他的父母都不吭声。做父亲的照样上船捕鱼,做母亲的赤脚坐在地上修补渔网。那是好大一张网,铺开来可以盖住一整条船。小孩闹着玩钻进去,一被缠住,怎么扯都脱不了身。

  1972年,我读大学二年级。突然几个同学不见了。“小胖的男朋友昨晚给抓走了”,是我听到的惟一完整的句子。以后的几十年,事情没在光天化日之下浮起来过。

  我们过着正常的、幸福的、向往未来的日子:读书,考试,毕业。恋爱,留学,结婚。还有,我们继续爱国,支持我们的领袖。小小的蛛丝马迹,确实被我们看见,譬如说,报纸新闻版上时不时就出现一则豆腐干大小的方块:“勾结奸匪媚敌求荣的×××、×××、×××等三人昨晨伏法。”像阳光下的蜘蛛网,我们把它撩过,抹净了脸,继续热切地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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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扔进黑暗里的人们,则继续腐烂。究竟是些什么人,被国家扔进了黑暗?

  是王志鹏这样不识字的马祖渔民。在1965年7月的一个早上,因为天气特别清朗,王志鹏说,“今天气候很好,风向、潮流也不错,开到大陆很近。”船主听见了,马上去报告,王志鹏变成“叛乱犯”。

  判决书说:“……按共产匪徒窃国以来,祸国殃民,世人有目共睹,大陆爱国同胞,无不以生命为赌注,冲出铁幕以求自由,王、林二员竟愚昧无知,投匪妄举实可悯而不可恕。惟查王、林二员知虑浅薄,本于我反攻政策,用示矜恤,依法减轻从宽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为试法者戒。”

  是中学英语老师柯旗化。一整代人读他所编写的《新英文法》而考上高中、大学、留学,但是没有人知道,他因为思想“左倾”而被监禁17年。罪证之一,据说,是他所拥有的《汤姆历险记》,作者是马克·吐温,和“马克思”有关系。都姓“马”。

  是进步青年林书扬和陈明忠,参与了反贪官污吏的民众运动,一次一次被逮捕,林书扬被关了35年,陈明忠“只有”21年。是中央日报总编辑李荆荪,是关切劳苦大众的作家陈映真,是台大医生郭?琮,是作家和编辑柏杨,因为一幅涉嫌影射的漫画。

  是知识青年大学生,我的同代人,因为他们私下组成读书会,研读《资本论》,很多人被判了20年~25年的徒刑。不等服刑期满,已经有人在牢里成为精神病患者。

  当然还有真正的“匪谍”,譬如朱谌之,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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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在50年代的“白色恐怖”时期,军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有29407件,受难人大概有14万人。司法院的数据更高,政治案件达六七万件,如果以每一个案件平均牵连三个人计算,那么受军事审判的政治受难人应当在20万人以上。如果把这些人的家属和亲人算进去,受到政治迫害的大概就有100万人。

  很多年、很多年之后,我们才知道,报纸上那豆腐干大小的新闻背面,藏着什么样的现实:以1950年代的前五年为例,国民党政权在台湾至少杀害了四千多人,监禁了8000个以上的“匪谍”,而所谓“匪谍”,真正的共 产党只是极少数。大多数,是对现状不满、心怀理想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是有正义感的工人和农民,是糊里糊涂不知所以被构陷的小市民。贫穷的50年代,一个人的平均月薪是200元,检举“匪谍”的奖赏却可能高达20万元。

  制度,鼓励构陷。制度,创造冤假错案。

  1984年12月,台湾最后两个政治犯走出了监狱;坐满了34年零7个月的思想监狱,他们走进陌生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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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多“无辜”的人受难,是因为,主事者必须“滥杀无辜”才能达到他要的震吓效果:只有在无辜的人也会遭难时,人们才会真正的心生恐惧,才会屈服。

  同时,主事者相信自己动机的高尚,信仰自己目标的正确。“台湾是反 共抗俄的基地。凡是食息于台湾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应该一面有死守台湾的决心,另一面有打回大陆的决心……假如丧心病狂,竟与奸匪相勾结,……那就真正死有余辜。”(1950年7月17日《中央日报》社论)

  为了一个自认“崇高”的目标,整肃意见相左的人,不惜滥杀无辜,以制造震吓效果,是民间做的,叫做恐怖主义。政府为之,叫做国家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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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千上万的人,本来应该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倚赖的同事、宠爱的子女、依恋的情人,却在我们看不见、听不见的角落里叹息、哭喊、疯狂,流血,倒地时满口尘埃。而同时,我们在校园的阳光里追求个人的幸福,经济在起飞,社会在繁荣,国家建设在大步开走。

  你几乎以为,那些未经审判就被枪毙的人,那些被扔在黑暗中逐渐腐烂的人,是社会进步必付的代价:以他们腐烂的尸体来肥沃我们的经济发展。

  可是有一个问题还是避不开的:我们长期默许黑暗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天真。在我们的天真里,那掌权者所教给我们的价值,仍旧是公平、正义、和平、真理那一套。他必须这么教,否则他无法令我们相信他目标的崇高和正确。然而,我们是认真的。

  因为我们天真,所以我们认真,愈天真的人,愈认真。当社会繁荣到某一个程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回过头来跟他较真,试图去看清楚、弄明白,公平正义究竟在哪里。

  你再怎么天真也不能不看见漫天的蜘蛛网,不能不听见鬼魅一样的叹息,踩到青草堆里的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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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

  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一日

  《拨开历史的迷雾———黄荣灿墓勾起“二·二八”与白色恐怖记忆》

  走进“二·二八”纪念馆,一幅震慑人心的木刻版画“恐怖的检查”,令人印象深刻,卡车上满载荷枪的军人托着枪杆,向跪地求饶的小贩们威吓,私烟散了满地,惊恐溢于言表。这幅画被视为台湾“二·二八”事件的“圣画”,也常在民主运动中使用,但作者姓名却总被隐匿。很少人知道这是一位来自四川,年方29岁的年轻版画家的创作,但火热生命却亡魂于白色恐怖中,直到半个世纪之后才被人发现葬身处。

  11日上午,龙应台以文献会主委身份,会同日籍学者横地刚、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总会长吴澍培等人,赴六张犁公墓探视木刻家梅丁衍在六年前于荒烟漫草中找到的黄荣灿墓址。黄荣灿,木刻版画家,四川重庆人,民国三十四年自大陆来台,任职师大美术系,作育英才无数,作者当年亲眼目睹“二·二八”事件,作品“恐怖的检查”是现存极稀少纪录“二·二八”事件景况的美术作品。“二·二八”之后,黄荣灿并未逃离台湾,相反地仍积极活跃艺坛,遇害前还在中山堂举行现代画展,被喻为台湾第一位研究抽象画派者。民国四十一年十一月因匪谍嫌疑于马场町被枪决,事件发生后,不仅几位美术系老师合开的美术研究班草草结束,画坛写实主义也随之夭折,一位当时正在影响台湾近代美术发展的巨擘自此殒落。

  半个世纪即将过去,民国八十四年发现黄荣灿先生埋骨的六张犁公墓,当地统计出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坟冢达两百多座。逝者已矣,但历史不容空白,龙应台表示,从“二·二八”、白色恐怖、台湾文化协会、乃至于更早的芝山岩事件、清代义冢,一段段清楚的历史切片,都给人很大的省思空间。黄荣灿用他火热的艺术生命走访兰屿原住民,并用心描绘当时生活在贫困中的底层民众生活,带来具有人道关怀的写实主义画风,非常具有启发性。龙应台希望透过严肃的历史,使规划中的纪念公园还原白色恐怖的史貌,也让台北人学会逃脱纷扰的争论,用更宽广的文化胸襟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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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文化局新闻稿

  发稿日期:民国九十年十二月十七日

  《魂葬六张犁———文化局将指定白色恐怖“乱葬岗”为历史建物》

  民国四十一年苗栗客籍人士徐庆兰因叛乱被逮捕,同年8月于马场町刑场被枪决,此后尸首即不知去向。直到民国八十二年5月28日,才被他弟弟曾梅兰锲而不舍地在六张犁公墓的竹丛里找到埋尸处。经过整理,当地一共发现两百零一个白色恐怖受难者的墓碑,隐没近半世纪的历史,终于又重新出土。

  文化局长龙应台17日下午会同台大历史系教授王晓波、台大城乡所教授夏铸九、中原建筑系教授宪二,前往六张犁公墓顶会勘白色恐怖墓冢的历史保存价值。母亲被当作“匪谍”遭枪毙的王晓波教授表示,战后国际冷战,从1949到1954年之间,国民政府进行言论管制,处决许多异议分子,六张犁公墓所浅浅掩埋的这批冤魂,都是当年枪决后没有家属领回埋葬的受难者。

  上周二文化局才在此就版画家黄荣灿事迹进行回顾,坟地现场虽经受难者家属稍做整理,但保存状况并不理想,现场也没有任何历史的说明,文化局希望经由历史建筑或古迹的指定,确认这批墓冢的保存范围与文化价值,让白色恐怖历史出土,具有正面的文化意义。

  龙应台表示,今天的指定有三层意义:第一是打破过去只从“建筑”或“美学”的观点来认定古迹或历史建筑,而从历史的眼光,使所谓“文化资产”的内涵更深厚;第二是把阴森的墓地和恐怖的记忆,转化为积极的历史教育场所,让下一代人透彻认识国家的滥权所可能带来的灾难后果;第三层意涵则是把受难者的乱葬岗纳入文资法的保护对象,避免遭到可能的破坏。

  文化局在指定历史建物的法定程序完成之后,将协助社会局把乱葬岗保存成为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墓园。

  

  9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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