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芝鸿:中国改革乱象很大一部分植根于文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57 次 更新时间:2015-07-21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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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芝鸿 (进入专栏)  


“改革开放37年,中国从一个原来极端贫穷落后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一跃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也为此付出两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近日,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在接受凤凰网独家专访时指出,这两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是自然生态的严重污染、官场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

施芝鸿在对上述现象作进一步分析时指出,这根源于中国是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这一特殊历史背景。十年“文革”扫荡了中国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伦理道德,可以说导致了一种文化的荒原、道德的荒原。在来不及从容地对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进行恢复重建的情况下,迫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短暂的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很快转入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方面是全民族创造活力的极大焕发,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的某些伴生物和负能量,导致人们物质欲望、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涌动释放。“理想、信仰、道德情操、礼仪、责任,在一个时期都被一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抛到一边;此后,更走向对价值与伦理道德体系及终极目标的全面怀疑与不断颠覆”。

施芝鸿还指出,“文革”结束后没能从容进行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的恢复重建,同市场经济的某些伴生物、负能量形成的混合式叠加,既导致了我国一个时期的市场和官场乱象,也引发了市场秩序失序、社会规范失范、人们心理失衡。

施芝鸿强调,中国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乃是一种势逼至此。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结束后,如果不立即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就会“死路一条”。但是,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注定了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既要补生产力发展这一课,也要补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建设这一课,两者缺一不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道德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提出来的。施芝鸿告诉凤凰网,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培育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在我国形成了大氛围、释放了正能量,但正如习近平强调的那样:“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

如何按照习近平所强调“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施芝鸿梳理出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面向党内外36个不同社会群体的分类指导要求。36个群体,既覆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等党和国家高级干部,也覆盖了县委书记等基层干部;既覆盖了工人、劳模和先进人物,也覆盖了年轻一代高技能人才;既覆盖了科技、文艺、教育工作者和央企负责人等传统范畴的社会群体,也覆盖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等新社会阶层人士和党外代表人士等等。

在施芝鸿看来,习近平对36个社会不同群体提出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要求,可成为相关部门指导下一阶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路径图。

访谈将分为上下两部分刊发,以下为凤凰网主笔陈芳与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副主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鸿对话实录(上):


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是我国一个时期出现市场和官场乱象以及“三失”现象的根本背景

凤凰网:今天,中国在经济上成就卓著,已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种社会乱象丛生、暴力事件不断、道德伦理失范等现象,社会道德水平并没有和我们的经济发展达到相同的层次。如何看待今天社会领域广泛存在的道德问题?

施芝鸿:改革开放短短37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励精图治、不懈奋斗,把一个原来极端贫穷落后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国,一跃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正朝着国家和平崛起、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迅跑。中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中共十八大以后提出和发起的“一带一路”建设,受到“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44亿人口的普遍欢迎,也吸引了57个国家作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取得了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而自豪,但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也为此付出两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

一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是,我国的自然生态受到严重污染。大气、水环境、土壤、食品,都不同程度受到污染,我们现在对自然生态进行治理和修复的时间,或许会比污染它的时间还要长。

另一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是,我国官场政治生态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提出和建设的时间还不长,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法治和道德的规范都还不完善的情况下,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之后,在一个时期出现了官场深度介入市场、市场深度搅和官场的状况。官场和市场的“两场”严重不分,是导致我国官场政治生态出现种种乱象的重要原因。

为什么这两个沉重的历史性代价恰恰都发生在中国这37年来取得一个伟大的历史性成就的过程之中呢?我认为,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是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现代化建设都不曾有过的特殊历史背景。

上世纪60-70年代,我国经历了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日子。在这个过程中,对我国传统价值、道德、礼仪、信仰及文化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批判,几乎扫荡了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伦理道德,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一种文化的荒原、道德的荒原。在来不及从容地对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进行恢复重建的情况下,迫于当时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短暂的拨乱反正之后,很快就转入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方面是全民族创造活力的极大焕发,使“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的某些伴生物和负能量,导致人们物质欲望、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的涌动释放。理想、信仰、道德情操、礼仪、责任,在一个时期都被一些人包括一些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干部抛到一边;此后,更走向对价值与伦理道德体系及终极目标的全面怀疑与不断颠覆。

“文革”结束后没能从容进行的思想文化、道德伦理的恢复重建,以及市场经济的伴生物、负能量形成的混合式叠加,既导致了我国一个时期的市场和官场乱象,也引发了市场秩序失序、社会规范失范、人们心理失衡。看不到这一点,脱离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历史发展进程,无视中国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这样特殊的历史背景,就事论事地争论当下中国人的精神道德是滑坡还是爬坡,是没有意义的。同时,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也决定了:在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建设中华优秀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体系,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指望一蹴而就或者一劳永逸都是不现实的。

中国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是一种势逼至此。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在邓小平看来,“文革”结束后,如果不立即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就会“死路一条”。但在“文革”基础上搞改革,注定了中国既要补生产力发展这一课,也要补思想文化和伦理道德建设这一课,两者缺一不可。因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道德建设,也根源于这样的特殊历史背景。


中共中央对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丝毫不亚于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等活动

凤凰网:在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下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意义很不寻常。在去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们曾就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采访过您。一年后,您对全国各地开展的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有何评价?

施芝鸿:中国共产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和认同。2014年是我国全面开展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元年。对这一活动,党内外和社会各方面已经普遍重视起来、广泛行动起来,大家各尽其力、各展所长,形成了大氛围,释放了正能量。主要有以下4个特点:

1、党中央高度重视。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安排两次关于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集体学习。这样高的规格和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在党内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总书记亲力亲为。他不仅在2013年12月和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两次集体学习时就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而且还在2014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上,专门讲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解决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去年五四青年节和六一儿童节,他先后到北京大学、北京海淀区民族小学召开座谈会,对大学生和小学生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在这期间,他还到上海对领导干部讲了这个问题。

3、全社会积极行动。围绕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宣部专门编写了学习读本,摄制了《国魂》《百年潮?中国梦》等电视专题片;学术界组织开展了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活动;教育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新闻、出版、文艺、科技界先后发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议书;文学界还开展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话精神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全国各地区也开展了各有特色的宣传教育活动;各地团组织和学生组织还开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宣传月活动。

4、平台载体不断拓展。可圈可点的有:宣传部门组织开展的学雷锋志愿服务、诚信教育、孝敬教育、勤劳节俭教育、党员干部“三严三实”教育,以及发挥重大典型和最美人物、身边好人示范作用的道德实践活动;教育部门开展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广电系统开展的传承优良家风、校训、企业精神、乡贤文化和墓志铭展示、“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活动等;还有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创建和文明旅游活动;以及今年4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启动的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这些上接天线、下接地气的平台和载体,对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中共中央重视和加强道德建设的五个重要时间节点

凤凰网: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党和政府一直在强调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此后又提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这与今天倡导的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什么内在联系?

施芝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精神文明建设同器物文明建设结合起来,以极大的决心和热情抓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里,可以举出与之相关的5个重要时间节点。

一是,1983年至1985年,邓小平提出的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就包含了道德建设的内容。

二是,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专门就“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作出论述和部署,提出“在道德建设上,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连接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三是,1996年10月,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要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建设。

四是,2001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首次把“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确立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五是,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从公民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的爱国、敬业、诚信、友爱的概括,涵盖了社会主义公民道德行为各个方面,贯穿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各个层面,同时也汇集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国民道德的精华,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道德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公民道德基本价值追求的最大公约数。

起始于2007年的全国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就是在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对外开放环境中、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大创举。这一活动从“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两个方面,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道德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鼓励先进,照顾多数,把先进性的要求同广泛性的要求结合起来”的指导方针,起到了“连接和引导不同觉悟程度的人们一起向上,形成凝聚亿万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的作用,并且很有感召力、说服力地促进着社会主义理想、信仰、道德、情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不断深入人心。

明天将推出访谈下半部分,敬请关注!


来源:凤凰网作者:施芝鸿,陈芳/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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