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鹏: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几点思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9 次 更新时间:2015-05-28 09: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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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鹏 (进入专栏)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93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引起争论之激烈,在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一篇两万言的“短文”激起如此波澜,实在是因为亨氏雄心勃勃地向世人推出了一种冷战后社会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而且一再宣扬其权威性并咄咄逼人地质问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1〕于是乎,各国各地区学者竞相出来反应,见仁见智、评长论短,一时间,围绕《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冲突》)所展开的争鸣真有几分“文明冲突”的意味。

   我国学者对该文反应尤为强烈,不独因为文中特别强调儒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的联系将是未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还因为几年前围绕作者另一本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展开的有关“新权威主义”论战至今仍余波未平。〔2〕与前者不同, 这次对《冲突》的主要观点,我国学术界持批评态度者居绝对优势,认为“文明冲突论”有着“致命的谬误”,〔3〕是亨廷顿“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F·凯南”〔4〕的应时之作。

   笔者以为,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那么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也大多包含几分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心平气和地将《冲突》视作一篇出色的政治文化论文而非“政治檄文”,我们会看到,亨氏确确实实有过人一肩之处,他终究为思索冷战后社会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又一全新的视角。对这一新视角,我们除了指出其缺陷甚至谬误外,更有意义的态度是从中汲取观察现实世界国际政治新格局的“灵感”,提出我们自己的更合理的模式。

  

  

   曾经有人作过这样的预言:“本世纪或许将以前50年、战后50年和这样一个大致的格局载入史册。”〔5〕然而,东欧的巨变、 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却使得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在行将迈入21世纪的门坎之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宣告了主宰战后国际关系思维和行为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模式不再适用,也使得一个能有助于整理和理解世界政治核心发展的新模式的提出十分必要。各国有识之士尽在探索之中。美国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急迫,个中缘由诚如一位美国知名学者所言:“美国迷失方向其影响要比任何国家都严重。”〔6〕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中,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现时的美国自然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管理国际事务的本领。如此则必须有一种新的框架出现以规范统治者的行为。美国学者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冷战后的世界,究竟是走向缓和还是走向动荡?是走向整合还是走向分裂?美国未来的挑战来自何方,是大国中的潜在敌手,是民族主义、地区冲突的蔓延,还是非法移民、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实力是趋于衰落,还是处于无可争辩的领先地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他们也各自勾勒出五花八门的世界政治新图景:有人欢呼“历史的终结”;有人预言未来的国际关系将“回归于传统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有人则担忧“民族国家在部族主义和全球主义张力作用下衰落”;也有人断言未来世界将“不再有主要战争”等等。观点不一而足、莫衷一是。

   一向善于把握重大问题并提出独到见解的亨廷顿,就在这个时候不失时宜地发表了《冲突》一文。在他看来,以上诸论仅只揭示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侧面,仅只抓住了当今世界的部分现实,而“忽略了全球政治今后走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内容”。那么,什么才是核心内容呢?亨廷顿以文明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从当代国际政治中最令人焦灼的冲突现象入手,仔细辩别暴力对抗行为(以及非对抗行为)背后的民族情绪、大众心理、文化特质、血缘标识、宗教基础、认同层次、角色意识、地缘因素和历史渊源,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人类的冲突不可避免,而冲突的下一个类型必是“文明间的冲突”;一种新的“文明范式”(Civilization Paradigm )将取代冷战范式决定全球政治今后的走向:

   在新的世界中,冲突的根源主要将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虽然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有力的角色,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间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7〕

   在各国间交往日益频繁、文化热争论方兴未艾、核威胁恐惧日渐缩小、冷战状态刚刚结束之时,亨廷顿大谈“文明的冲突”,其激起强烈反响实不足怪。但是,当我们仔细分析亨廷顿教授“文明冲突论”的真实动因后,理应冷静地对待他的观点。

   首先,亨氏的“文明冲突论”是作为一种冷战后世界的国际政治“范式”提出来的。“范式”概念最早由当代科学哲学大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确立。简言之, “范式”即是一张观察现实的最简明的地图。库恩指出,当一种范式越来越无法解释新的事实时,它将被新的范式所取代;同时,“要作为一种范式被人接受,一个理论(在关键之处)须强于它的竞争者们,但这个理论不必、事实上也从来不用解释它面临的所有事实。”〔8〕

   亨廷顿的“文明范式”即是他对冷战后世界勾画出的一张简明地图。在该范式中,他涉猎了许多课题,探讨了诸多领域,这自不可避免会有遗漏和不当之处,但总体而言,他将各个方面的心得汇聚一炉而得出“文明冲突范式”,不失为一种引人深思的认识体系。如果我们以先入为主的观念,从其文中所论的每个层面去各个击破,也许不难取得“战果”,但于理解范式理论则是不足取的。如:有人从文化、文明的概念入手指责亨廷顿的文明概念有失偏颇,说它仅涉及了文明的“地域”层面,并使文明成为一个“静态化”的概念。其实,迄今为止,有关文化、文明的概念何止一两百!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各位学人对于文明或文化的理解是不尽相同的。就亨廷顿的文明概念而论,他认为文明是“一种文化实体”,是“人们的最高文化凝聚物”,它“由语言、历史、宗教、习俗和制度等客观因素以及人们主观上的自我认同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界定。”“文明是动态的。”这种理解在我看来是比较全面比较精辟的。而他据此将世界划分成西方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等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也并不意味着他仅从地缘含义考察文明,而是因为在国际政治的研究中,该内容是村落、地区、国家等地域实体,从地域实体去划分文明远比从工业文明、科技文明、现代化等所谓“文明的现代含义”去划分更具现实意义,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罗列的20多种文明,亦是据此意义而划分。因此我们说,分析一种范式理论,应该从宏观上去把握其思想精髓,而不宜去孤立地视其一点,那样势必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认识论。

   其次,很多人似乎有意回避了亨廷顿在文章结束后的坦率表白。亨廷顿指出,《冲突》一文“并非是在鼓吹文明间的冲突,它只是对可能出现的前景作描述性推测。”“本文并不认为文明的身份将取代其它身份,民族国家将走向消亡;也不认为每个文明都将成为单一紧凑的政治实体,生活在同一文明中的集团彼此间不会有冲突更不会有战争。本文只想指出:文明的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及其它冲突成为全球的主要冲突形式……〔9〕

   这些文字对于理解亨廷顿《冲突》一文的主要思想可谓指导性的。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亨廷顿并没有把文明的冲突视为历史的主旋律且看作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向,而是将之视为一客观现实。很多学者在批驳“文明冲突论”时都表达这样的思想:文明间的融合而非冲突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在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上自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但在理解现实国际政治模式上却是于事无补的。事实上,历史上每次文明的大融合,都是以文明间的冲突为前奏的。但这种冲突和融合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都只是地区性的,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才进入全球性阶段,因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大大进了一步,成为世界性问题。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正是基于他对二十世纪以来全球性冲突现象的考察。

   二十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势,政治经济一体化倾向是事实,各种形式的冲突频繁发生也是事实。冷战期间两大阵营间的冲突自不必言。两大阵营内部的冲突也未曾稍歇。冷战的结束不会使原有的种种冲突消失,相反,一些被意识形态掩盖的冲突或许会骤然发生。关于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可能性,美国政界学界从来都未否认过。亨廷顿的密友布热金斯基说:“强调冷战后世界甚至可能更加危险、动荡也是言之有理的。”〔10〕而斯奇尔辛格则更加危言耸听:“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回复到一战以后1939年以前的那个状态。”〔11〕可见,冲突论在美国已是一种社会思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恰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应。它说明,当今世界冲突依然存在,唯其形式变换而已;当然,这种冲突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它必将为更多一层次的融合所取代。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范式,“文明冲突论”也象冷战范式那样,只是对一定时段国际政治现象的规范。其目的一是使人更明晰现实世界,一是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如此看来,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体现的是一种现实主义政治学者所特有的风格。而他将文明因素导入国际关系研究,开创了国际政治的“大文化”研究之先河。

  

  

   “文明冲突论”的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它注意并强调各国文明的差异,并从文化角度解释国际冲突问题。其实,用文明因素解释国际关系早已不乏其人,但不同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国际背景,文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是大不一样的,因此运用文明理论阐释国际关系,其重大意义也就因人而已,因时而异。

   例如,著名政论家白修德早在1967就曾注意到:“我们正陷于文明冲突。这种冲突也许会摧毁世界。其中干系最大的是两种文明,即大西洋——地中海文明与太平洋——亚洲文明,它们分别以美国和中国为首。”〔12〕但白修德的文明冲突说显然没有引来太多的反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冷战格局使得意识形态的冲突更为明显,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的中国尚处于动荡之中,与美国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隔膜,其军事经济乃至政治实力根本无力威胁处于实力高峰期的美国。因此白修德的“文明冲突说”并不能准确解释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也不是当时国际关系内容的客观反映,它无非是一个政论家“于无声处听惊雷”的特有敏感而已。

   曾任美国历史学学会会长的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入江昭从80年代开始也尝试从文化角度来透视国际关系,但他更多的是强调文明间的合作而不是冲突,他的研究视野也只局限于地域性文明间的相互影响而没有扩展到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间的互动关系。以后,还有一些知名学者注意到了国际政治中的文明因素,但他们或者泛泛而谈,或者就事论事,并没有形成一套有系统的理论框架。

亨廷顿才是第一个运用文明理论对当代国际政治进行全方位系统考察的学者。透过其学术生涯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从《政治权力:美国与苏联》(1964年)驳斥“趋同论”思潮、强调异质文明的不易相容性,到《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肯定各国政治秩序的差异,强调各种文明的特殊性,文明因素是亨廷顿用以理解国际关系,分析国际政治一以贯之的思路;冷战模式终结以后留给国际政治研究者们探讨新模式的“学术真空”,给亨教授发挥,应用文明因素思索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提供了绝好的机会;而亨氏集多门知识于一身的学术素质则使他能够高屋建瓴,进行这项大工程。从《冲突》一文里,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一种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宽阔的历史视野。文章涵盖面之广,可谓五大洲八种文明形态尽收眼底;在纵论古今、检讨时事时,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语言、宗教、心理、军事等几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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