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九三学社主办的《科学与民主》双月刊2007年第2期
讲到欧洲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有些事几乎可说是常识性的问题。我们常说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光辉历史，有过春秋战国时代的鼎盛文明，有过汉唐那样的盛世，等等。我们又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没有人能否认中国的文明是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然而，同样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19世纪中国的大门稍稍打开一点，遇到了吹进来的“西风”的时候，中国社会便开始发生变化了，传统文化抵挡不住这不期而至的欧风美雨。这原因本极简单，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欧洲已进入近代时，中国还生活在中古时代。所以，在与西洋相遇和相比时，便特别显出了中国大大地落后于时代。最根本的是三条。第一是我们没有科学，没有近代科学的观念。第二是我们没有欧洲从18世纪起那样的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第三是我们没有民主和法治的传统。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找不到这三种东西。国门一开，欧洲的这些东西一定会进来，而国中欲求改革的明敏之士也势必要向欧洲学习这些先进的东西为我所用。郭嵩焘所谓“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这方面的著书立说，几乎俯拾即是。若想抛开欧洲文明的影响，则中国近现代之文明史必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全球化”进程中中西文化的态势
在19世纪中叶，发生了中国和西洋的大规模接触，西洋近代文明以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大举进入封闭的中国，这段历史，人人皆知，不须细说。这里特意要指出的是，中国文明史的“自然进程”至此被打乱了；从此，中国必须加入世界历史的总进程，不可能再独自地在原来的轨道上运行。事实上，历史地看，中国从那时起已经开始提出了与外界“接轨”的问题了。不论当时提出怎样的改良主张，吸收西方的经验乃是势之所趋。然而既是“吸收”，便是从自身体外“吸收”体内本来所没有的，一如树木的“嫁接”一样。这就是说：
第一，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讲，这种“嫁接”是必然之事，不是谁愿意或不愿意的事。我们现在讲与国际“接轨”，也是一种“嫁接”。
第二，既是“嫁接”，那就不是从原来的“自然进程”中自生出来。所以自从与西方文明大量接触以来，中国就进入了一种“非自然进程”当中，各种各样未曾见闻的艰难险阻、各色大小难题由此而生。仅从文明自身的非自然演进来看，其中也势必包含难以预计、难以穷尽的问题。
然而，中西大规模接触没有使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被打乱。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来，欧洲文明开始向外扩张，从欧洲到美洲，从欧洲到亚洲，从欧洲到非洲；在这期间，加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一浪推一浪的发展，加速了现代市场的形成，加速了资本主义首先在欧洲西部的出现，至19世纪造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里说的“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相互依赖”的局面。在这种局面里，必定是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文明发展的规律，先进的势必影响、带动落后的；马恩所谓“从属”，说明了物质文明改造世界的决定性作用所带来的必然现象。无论走什么路，任何一个正常发展的民族总是要从农业社会发展转变为工商业社会、科技信息社会的。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金设备，等等，要实行“拿来主义”，是完全符合文明发展的规律的。
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进程，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属于后来者的中国文明势必要经历一段必不可少的“非自然进程”的道路，然后在条件成熟时跃入新的、高一级的“自然进程”中去。
这里有个怎样看待“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的影响的问题。一般来说，两者产生的影响不是平衡的，不是等量的。东方从西方接受的影响比西方从东方接受的影响要大得多；东方接受西方影响的主动性比较大，西方施影响于东方的主动性比较大。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使东方服从西方”的意思。然而正因此，东方对西方的了解总平均远超过西方对东方的了解。无论从深度看、从广度看，均如是。这里有历史因素，还有历史形成的心理因素。主要是各自的出发点不一样。
中国的出发点或目的性非常明确，从19世纪中叶起就是为了富国强兵、自强自立而要求了解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今天的改革开放，虽然社会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要改变长期积弱落后的状况、兴建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始终是几代中国人的民族心愿。了解外界与对民族荣辱兴衰的系念，从来是紧紧联在一起的。
当然，西方文明一旦被“拿来”，对中国的旧学，就产生了破坏性的冲击，加速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礼崩乐坏”的进程。西方文明的冲击力量，自然不是孔学伦理所能抵挡的。李大钊1920年在《新青年》上著文说：“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于是建设取代旧文化的新文化的任务便在旧学根基的倒坍中提出来了，这个艰巨而复杂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完成。
西方了解东方却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它不需要从西方以外的世界去寻求自强自立之道，而是在施影响于外界的时候，多半是猎奇般地把外界的东西带回来。例如基督教文明把自己当作“万国宗教”，所以自认为有以上帝的名义改化“异教”的“使命”。与基督教相联系的，便有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深蒂固的心态，把中国等欧洲外的地区划在他们的“世界”以外，像黑格尔说的，中国和印度都是处在“世界历史”以外的民族。总之是“化外之地”。如今在西方当谈到某事有“世界意义”时，这“世界”两个字仍只限于西方文明所覆盖的地域。即使是对中国文化持同情态度或抱有某种好感的人，也不免是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者。例如，现在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儒家学说曾对欧洲启蒙运动有启发作用，并举莱布尼茨和伏尔泰为例，且有引以为弘扬儒学之助力的。这是把中国文化在一些知识界人士当中刻上的印象夸大为社会影响了。这是须另加详辨的问题。
总之，“西学东渐”的影响是具有社会意义的；“东学西渐”则不具备社会性的影响。“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从此，几代知识界、文化、教育、工商界、宗教、政界都受到深浅不同的影响。“东学西渐”在西方绝无此种影响。这是文明的性质决定的，不存在是非问题，也不存在感情立场的亲疏向背问题。
比较和超越比较
既要比较，更要超越比较。
中西文明异质，其史亦殊途。那么，向前看，将怎样呢?
一种主张说，世界自15世纪起已进入“全球化”进程；在今天至少经济上的“全球化”趋势已无疑义，那么某种“全球文化”也正在到处流走，便不是空谈了。持异议者则谓，现在还是民族观念为主的时代，民族间的矛盾、冲突、举目可见，有些地区还有加剧之势；在一般的国家关系中，国家主权或民族主权仍是根本因素。
在这里，“全球化”和民族观念互为矛盾，有如一对命题和反命题。前者以后者罔视“世界时代大潮流”，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者以前者罔视“民族根本利益”，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
若辩证地看这问题，加以思辨，就会发现并不是非此即彼的。
廓清如下两个问题是必要的：
第一是要廓清世界政治史和世界文明史的区别。从政治上看世界历史，则人类历史是充满冲突的。而从文明发展史看，则是既有冲突也有融合的；从长时期远距离看，文明的品格是前进的、开放的和融合的。“全球化”问题更多地应属于人类文明发展必然性的问题。目前中国和世界有不少评论者，在看到“全球化”的进程时，便说民族界限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等都不存在、或不应该存在了。而当看到民族冲突比比皆是、社会矛盾尖锐时，便说“全球化”并不存在，或者马上对“全球化”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进行批判了。
第二是要廓清文明与文化的内涵。文明与文化常常混用，在这里就是混用的。德国人分的比较清楚。概要言之，文明是外在的，文化是内在的。康德说，文明是看得见的，或者是做出来给人看的；文化是精神深处的。近代德国社会学家艾利亚斯考证，“文明”二字源于中世纪宫廷中的“礼仪”，是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渐渐地宫外的人学着做，以为这样才显得“文明”。这也算一解。我国钱穆先生说文明是物质的，容易传导的；文化是精神的，不容易传导的。他举电影为例，说明有些东西是跨着文明和文化的：电影的器材，谁都可以用，但制作影片的构思、艺术加工等等属于“内在”的东西就不容易传播了。
我们现在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略等于康德概念中的“文明”，“精神文明”略等于康德概念中的“文化”。
结合“全球化”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文明”的总趋势是“融合”，“文化”的总趋势是“百花齐放”。这也是相对地说，而非绝对地说。
这样，可以列入“文明”范畴的，大约是：经济流通、科技的发明和广泛应用，先进制度的借鉴，国际交往的通则等等。这样的“文明”不单纯是物质的，也包括受物质制约和为物质所需要的某些上层建筑。这方面的总趋势是“融合”。说“总”趋势是指历史时期而言，是一种文明史观。再重复一句，它当然不排除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尽述的矛盾、冲突和斗争。
可列于“文化”范畴者，则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皆属之。文化的总趋势则不是“融合”的，但也不因而即简单地说是“冲突”的，毋宁说是精神生活的多元发展和升华，民族的特殊性将更多地、或主要地在文化(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
总之，世界是越来越连成一片了。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能不摆在人类历史的框架里。所以就应以人类历史的观念去对待文明问题，超越东西方文明对立的情结。文明是与人类命运相结合的，文明无论其为东为西为南为北，凡有利于人类幸福与进步的，人人得而用之。这里想借用一下王国维关于学术的意见，他主张“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对文明和文化也应取超然的态度。
从比较东西方到超越东西方，体现了一种不断进步的文明史观，是一种博大宽宏的眼界。不比较，就看不到我们的落后；而不超越，也难以迈开双脚走向未来。文明的问题不能与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纠葛混淆在一起，国家关系如何，归根到底系于政治和经济权益，但它并不妨碍文明的沟通。
中国从何开始落后于西方
布罗代尔曾说，欧洲是从13世纪起开始终结中世纪前半期的停顿状态而向前慢慢移动的；而中国社会则恰是在13世纪停止发展了。布罗代尔说不知道为什么。布罗代尔提出了问题，却没有答案。布罗代尔说的大体不差。13世纪正是中国的宋末元初。此时，汉唐的中央集权君主制连同它的相对说来最为璀璨的文明，已经失去了盛时的光彩，又没有种下新的种子。南宋同外族的战争不少于北宋，且终灭于元。南宋纵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相当的发展，也难以扭转社会的总体颓势。在元朝的更为野蛮的统治下，中国社会根本陷于停顿，甚至开倒车了。到晚明利玛窦等东来时，已显见彼时的中国在一些科学领域里比之西方远为落后和匮乏的状况了。利玛窦等西方的传教士带来的天文、测绘、水利、几何数学等知识使晚明的有识之士如徐光启等深为折服，因而以师事之。即使利玛窦带来的自鸣钟一类的小器物也叫一些朝廷中人惊羡不已。康乾历称“盛世”，但社会生产力并无根本性的进步，乾隆晚期，国运已现衰象。而这几百年的欧洲文明则每个世纪都有新的创造；中西发展趋势上的差异，于今观之，已是十分昭然了。
为了把观点摆得清楚些，不妨对截至19世纪以前的几个时期中西社会的不同发展趋势加以对比。
13世纪：中国皇权统治时期的鼎盛文明开始陷于停顿，即宋末元初之时。西欧则经过9世纪和12世纪的小“复兴”，开始向前迈进。
15世纪：“地理大发现”，接下来是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使西欧进入近代。中国正值兵虚财匮的晚明。
18世纪：西欧在产业革命以后进入启蒙时期和工业化时期。中国是康熙最后二十年和雍、乾、嘉庆初年。
19世纪：西欧达到资本主义高峰期，中西相遇，巨大差距浮现出来，中国旧社会形态不敌外力的竞争开始瓦解；中国亦从此开始了救亡、启蒙、革命的曲折而伟大的历程。
这里所着重的是发展趋势(或“走向”)的比较。早先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在生产总值方面直到很晚的时候还是超过欧洲的；到19世纪突然发现不行的。后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比西方落后了四五百年，从发展趋势看问题，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然而，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发展趋势呢?这问题就复杂了。时贤早有明确意见，那就是要到文明史中去找原因，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文化缺少(甚至没有)科学和科学思维，也没有民主的传统。牟宗三先生说，希腊哲学的“通孔”是自然哲学，中国哲学的“通孔”是生命哲学，前者重知，后者重德。中西文化就这样顺着不同路向延续下来了。他说：“西方希腊哲学传统开头是自然哲学，开哲学传统同时也开科学传统。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哲学传统，后来也没有发展出科学，尽管中国也有一些科技性的知识。李约瑟就拼命地讲中国科学的发展史，讲归讲，讲了那么一大堆，它究竟没有成为现代的科学。”
冯友兰先生早年负笈域外，在1922年著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说：“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比方说，和文艺复兴以前比较，就看出，它们虽然不同类，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但是现在，中国仍然是旧的，而西方各国已经是新的。”他说：“中国落后，在于她没有科学。这个事实对于中国现实生活状况的影响，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是很明显的。”
顾准先生则进而深入到欧洲文化的“精神方面”，他把希腊思想看作是“有教养的贵族静观世界为之出神的体系”，是“从希腊工商业城邦的手艺匠师对客观事物的‘变革’过程中精炼出来的”。“它以笨人的穷根究底的精神，企图从日常生活中找出一条理解宇宙秘密的道路出来”。这部分精神后来被理性主义所继承，形成了科学的传统和民主的传统，不以政治权威为准的求知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则不同，顾准名之为“史官文化”，“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这种文化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宇宙作独立的研究，所以它的路向不是科学的。
从上面自13世纪至19世纪中、西文明发展趋势的比较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中显然缺少了两样东西，即以理性为基础的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民主精神还可以分为民主、自由和尊重人的权利的精神。五四运动的先进人士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精神，实为我国最根本的问题。“理性”说到底就是：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所以科学与民主都离不开“理性”的推动作用。
对历史是既不能假设，也不能责怪的。当然更不能抱残守缺。唯一的、正确的态度是承认历史和现实；了解欧洲文明和它的发展历程，说到底正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尤其是了解我们历史上所缺少的东西，以便在迈向现代化的大道上，尽快赶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