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古典文学研究方法谈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01 次 更新时间:2014-12-10 15:2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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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进入专栏)  

   今天谈谈研究方法。刚才杜(贵晨)老师也讲到了我的导师。那么我就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情况说起,和大家交流一下。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本来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科。我们在解放前的源头是两所大学,一所是中央大学,一所是金陵大学,50年代院系调整的时候把它们合并成了一个大学,两个学校的文学院就成了南京大学的中文系,现在我们也改名叫文学院了。

   所以我们这个学科历史上曾经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像大家都知道的黄季刚、吴梅、胡小石、陈中凡、罗根泽等。但是这样一批学人,等到上世纪60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基本上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到1978年,我们国家的教育恢复正常的时候,南京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实际上已经相当衰弱了。我昨天跟山大的老师们在一起交流,他们觉得山大以前有“冯陆高萧”,后来觉得后继无人。我们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也是这种情况。

   就在这个时候,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从武汉把一个退休的街道居民,也就是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聘请来南大了。因为程千帆先生当了18年右派,摘帽以后,武汉大学就让他退休了,就不要他工作了,程先生就变成了一个街道居民,工资都从街道上拿。当时匡亚明校长力排众议,就把他给聘来了。程先生就到南大来工作,这里也是他的母校。他回来工作以后,第一他搞科研非常勤奋,第二他也非常认真地培养研究生,同时也培养中青年教师。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南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就开始振兴了。到1987年,我们国家第一次评全国重点学科的时候,我们就评上了。那时候全国只有两家,一家是北大,一家是南大。后来第二次评、第三次评,我们都一直保持下来。所以我们南大的古代文学学科能有今天的气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跟程先生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整个学科,我们的学风,都打下了程先生个人的印记,比如说他对学术的一些理念,他对于研究生培养的一些要求,都明显地体现在整个学科的面貌上。后来他退休了,过世了,但是他的学生开始挑大梁了,如今程先生的三传弟子已经当上博士生导师了,我们的一个梯队已经形成了。概括地说,我们这个梯队,或者说我们这个学科,有什么特点呢?我想国内兄弟院校的一些基本学术理念都是差不多的,但具体的做法各有各的特点。

   第一,在学术理念上,我们比较强调古典文学研究一定要跟古典文献学的研究非常紧密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强调你在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时一定要首先在古典文献学上打好基础。因为文献学就是告诉我们应该注意哪些文献,同时也指导我们对于这些文献怎么进行处理,这一点是我们整个学术工作的基础。程千帆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所以我们对硕士生、博士生都开授校雠学的课程,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学。有的同学可能看过程千帆先生和我的师兄徐有富教授合作的那个四卷本的《校雠广义》,最早就是齐鲁书社出版的。那个《校雠广义》就是在程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校雠学的讲义的基础上编的。我昨天跟山大的老师还回忆过,当年,程千帆先生应邀到山大来讲授校雠学,山大的研究生做了一个记录稿,后来有一个油印本,我们南大的同学也有一个记录本,也有一个油印本,后来就把这两个油印本合起来,又进行扩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4卷本的《校雠广义》。我们以为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都是过去的文本,过去的文本即使近代文学,距离我们也是百年以上,更不说唐诗宋词,更早的《诗经》《楚辞》。这些作品流传到我们今天,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间隔以后,他的文本存在形式发生了某种变异,比如有的作品亡轶了,有的作品传抄过程中间文本有变化,不再是原本的面貌。所以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要注意,你所研究的文本是不是准确可靠。这个问题首先是个全不全的问题。我相信山师的老师肯定也是这样要求同学们的。当你试图要研究某个课题,当你试图就某个对象写一篇论文的时候,老师们肯定会要求你要掌握全部的资料。比如你要写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你一定要读过全部的李白作品,你不能光读一部分的李白作品就来立论,那么你的材料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现在有的同学,年轻人,脑子很灵活,脑子灵活当然是好事,但是他有一个缺点,就是往往不愿意下苦功夫。我在南大发现过这种情况,尤其是本科的论文,他根本没有读《李太白全集》,他只读了一本李白诗选,他就写一篇论文,大谈李白的浪漫主义如何,李白的气象如何。结果那本李白诗选,我数了一下,大概一共选了一百二、三十首诗,但是传世的李白诗有900多首,那么你这个结论是根据100多首李白诗得出的,你怎么知道你的结论对那800首的李白诗都适用呢?我们根据部分的材料不能得出一个笼盖全局的结论,掌握材料一定要求全。当然更聪明的同学连李白诗选都不读,他只读作品选里的那十几首李白诗,也能写一篇论文出来,那就更加不对了。所以资料一定要全面,我们在评同学们的论文的时候,好的评语就是材料完整,材料翔实。然而文献全或缺、完整或不完整,对我们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还不是最致命的。你得出的论据是偏颇的,不全面的,但还不至于致命,不至于南辕北辙。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文献的真伪问题,材料的可靠性,它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问题错了,那么你的整个立论可能是南辕北辙,可能是完全错误。实际上在古代文学的资料中间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相当常见。拿我本人比较关注的唐宋诗歌来说,比如《全唐诗》,在闻一多先生的年代,在李嘉言先生的年代,就是上世纪40年代、50年代,他们那一代学人,研究唐诗的论文如果注出处的话,注明《全唐诗》卷几就可以了。当时认为《全唐诗》是可靠的、完整的,但现在我们明确知道,第一《全唐诗》不全,还有《全唐诗补编》,把原来的49000多首,现在又扩展又了6700多首。我当年读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的时候,非常佩服老一辈学者的功夫之深。王力先生在《汉语诗律学》里谈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唐人写诗,不犯“孤平”。什么叫犯“孤平”呢?就是一句近体诗中间,也就是要讲究平仄格律的一句诗中,如果只有一个平声字,这个平声字又跟押韵的那个韵脚不连在一起,它是个孤零零的平声字,这种情况叫作“孤平”。王力先生说,唐代诗人不犯“孤平”,唐代诗人视“孤平”为大忌,他的立论根据是什么?他说《全唐诗》5万首诗中,孤平只有3个例子。要知道那个时候没有电脑,我们现在也许弄个软件一检索就出来了,那时候他要一首一首地检索,5万多首诗一首一首地查阅。我读书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老一辈学者之所以成就大,是他下的功夫深,他决不投机取巧。但是到了今天,假如我们重新检查这个结论,我们就要加以修正了。因为除了《全唐诗》,还有《全唐诗补编》,你还必须要把这6700多首也搜罗一遍,你才能下这个结论,因此文献资料一定要全。即使是一些大学者,在材料不全的情况下,他的立论也会有偏颇。我们举钱钟书为例,钱钟书的《宋诗选注》。在此书的初版本中,选了南北宋之交的一个诗人叫吕本中,选了吕本中的《兵乱后杂诗》。因为吕本中是亲身经历了靖康之变的,当金兵南下,北宋军民进行汴京保卫战,后来又沦陷的这个过程中,吕本中本人正在围城中间,他亲身经历了那个天翻地覆的大事,所以他就写了一组诗来咏这个事件。这样的诗当然具有诗史的性质,吕本中其人又是南北宋之交重要的诗人,重要诗人写重大题材,这样的作品选入《宋诗选注》,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选哪几首?因为这是组诗。我们看钱钟书的《宋诗选注》的初版本,他说,原作共有5首,他从中选了2首。我想,按钱先生的眼光,他的判断能力,他从5首诗中选2首出来,我们可以断定他选的是最好的2首,这一点大致上不会有问题。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分数,五分之二,这个作为分子的二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分母。吕本中的这一组诗到底是不是只有5首?实际上吕本中的这一组诗规模很大,一共有29首。钱钟书当时没有看到全部的29首,他只看到了5首,他是根据《瀛奎律髓》入选的5首来再做选择的。假如当时钱钟书先生看到了那29首,他再来选的话,是不是一定选2首?要是只选2首的话,他是不是一定选现在选的这2首?这都是存在问题的。也就是说,你的判断,一定要建立在占有全部资料的基础上,才可能准确。当然这也不怪钱钟书先生,当时那29首很难看到。我是看到了,因为我博士论文作江西诗派,吕本中算是江西诗派的诗人。这个本子原来大陆上已经没有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有一本,后来北图从那里买了一个缩微胶卷过来,原来那29首都在。当然补充一句,钱钟书这本书的修订版已经说明原来有29首了。这些例子说明掌握材料要全。但是我刚才已经说了全还是不全,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真伪的问题才是最严重的,它的影响更为严重。

我们还是看《全唐诗》。《全唐诗》是按时代排列的,我本人通读《全唐诗》时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从卷1到卷38,突然出现了一个使我眼睛一亮的诗人,这个人就是初唐的王绩。为什么王绩的诗使我眼前一亮呢?原因就在于在《全唐诗》的前面几卷都是以唐太宗为首的宫廷诗人的作品。宫廷诗人的作品内容是写帝王生活、王家的苑囿、宰相的府第、皇家的宴会等,它的风格则是华丽的、典雅的。这样一种诗歌,我们普通的读者是不喜欢的,因为距离我们的生活太遥远。但是读到第38卷,出现了王绩以后,情况就变了。王绩虽然长期在长安做官,但是他始终怀念田园生活,他的诗中有对田园的向往与追忆,他的诗歌风格又是学习陶渊明的,自然、朴素、清新。所以读到王绩的诗,就觉得一股清新的风吹进了初唐诗坛。我们现在不分析诗的艺术,我们只讲文献。在《全唐诗》卷38王绩的诗中,有一首大家应该关注一下,它的标题是《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在京,就是在京城;思故园,思念故乡的田园;见乡人问,见到一个老乡,然后问他。这首诗的内容就是向老乡打听家乡的情况,家乡的梅花有没有开花?竹子有没有成活?我家的亲戚还安好吗?这个构思非常像大家缩熟悉的王维的一首短诗,就是《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不过王维那首诗非常凝练、非常简洁。而王绩这首诗比较冗长,它是五言古诗,有20多句,因为他一连问了好多个问题,但两者的构思方式是一样的。这样一首诗,写对田园生活的怀念,风格非常朴素,像陶诗,很好。问题是它有没有文献上的问题?我们经过一番考查,发现它没有问题。这样说并不是它编在《全唐诗》里就可靠。而在于上世纪初,我们在敦煌洞窟中发现了一个5卷本的王绩文集,叫《王无功文集》,它是唐人的手抄本,在那个5卷本中就有这首诗,所以它在文献上绝对可靠,没有问题。那我为什么要举它为例子呢?就在于在这首诗的后面,同样在第38卷,我们又读到了另一首诗,那首诗的标题叫《答王无功问故园》,王无功就是王绩,就是回答他问故园的诗。从内容上看,第二首诗完全是跟第一首一一相对,就是王绩的诗中问了11个问题,第二首给了他11个答案,告诉他你家乡的梅花怎么样、竹子怎么样,等等。照一般的推理,既然王绩的那首诗编在《全唐诗》的第38卷,也就是初唐诗部分,那么第二首也同样编在第38卷,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两位诗人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才能一问一答。我至少看到3种学术著作,就是这样理解的。山西大学的一个老师撰的一本《王绩诗集校注》,在《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这首诗的题下注中就说,这个乡人就是后面那首诗的作者。还有的书中分析这两首诗的问答,说那位乡人如何热心地回答王绩的问题,等等。问题是第二首诗的作者是王绩的老乡吗?是王绩的同时代人吗?我们看看第二首诗的作者是谁。《全唐诗》中的署名是“朱仲晦”,“朱仲晦”何许人也?学术界对唐代诗人的小传已经下过很大的功夫,唐代诗人凡是有资料的调查过了,但是找不到朱仲晦的任何材料。当然也许是资料已经亡轶了,他就是王绩的老乡,但是生平无考。在逻辑上是有这种可能性,但总是使人怀疑。我读到这里,正巧我对这个“朱仲晦”比较熟悉,因为我跟他整整打了两年交道,我读他的作品整整两年。他不是别人,正是南宋理学家朱熹。朱熹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字就是“仲晦”,这首诗也是朱熹本人写的。我们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在朱熹的《朱文公文集》的卷4,就有这首诗。朱熹的文集是他的儿子朱在所编的,南宋的刻本现在还在,保存在北京图书馆,里面就有这首诗,标题稍长一些,是《答王无功在京思故园见乡人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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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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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济南)200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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