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宇宽:一个改革者的人生感悟——对话吕日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8 次 更新时间:2015-11-28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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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宇宽 (进入专栏)  


从长治改革的轰轰烈烈的吏治改革之后,吕日周在新的岗位上展开了工作,很多人对此都有种种猜想,有人说,这下吕日周该安份了。

笔者在北京、西安、太原有幸多次接触吕日周先生,看到他活跃在调研的第一线、高校的讲台。。。继续为改革事业鼓与呼,一点没有安份下来的意思,深为这种“进亦忧,退亦忧”的古仁人之风所感染,他是一位在改革之路上不断蹉跌却从未放弃内心信念的赤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位改革者的命运也是中国改革道路命运的缩影。

在他办公室墙上,有一幅书法作品:“经验诚可贵,教训价更高。若为发展计,两者皆记牢。”据吕日周先生自己介绍,是一位不知名的朋友寄来的,自己觉得挺有意思就挂在了墙上。笔者和他的对话就是从如何看待改革中的经验和教训开始的。


“给人民办事情,就不会灰心”


郭:前一段时间又重新看了《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早在83年你任平原县委书记的时候,在当时实行严格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就大胆提倡打破所有制、城乡、行政区划、干群等一系列界限,实现生产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回过头来看您有很多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在当时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您也会感到压抑吧?

吕:也不是都没有得到支持,但没有得到支持的时候确实也不少,人心是肉长的,不顺利的时候觉得压抑自然是有的。

郭:你有一段经历很特殊,“搭台唱戏”的效果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原平县一个县的利税居然相当于其所在地区另外13个县的总和。但巨大的声誉和显赫的政绩并没有给您带来仕途上的飞跃,反而多次被调查。在最年富力强的时候,在体改委的闲职上一待就是十年,要是别人的话,往往会感觉到失意灰心,最后就不干了。但我很奇怪的是,你都坚持了下来,别人都到了要发生“59岁现象”的时候了,还一直是一颗火热的心。

吕:工作岗位上的进退,如果是为自己谋福利,当然会灰心;但要是为人民办事情,就不会灰心,而且你没有资格轻言灰心。因为我不是为自己干,而是为人民干,我不干这个还可以干那个。这中国的事情那么多,你若是想为人民服务还会失意?闲职也可以变得不闲,我当年在体改委的时候一点也不闲,把山西的农村都跑遍了搞调研,为自己服务才会失意。

郭:现在您调到省政协工作,级别是副省级,但很多人说政协是个最软的橡皮公章,在这里您怎么发挥作用呢?在地方上官职小一点,但是一把手就可以实现很多理想,对你这样一个想做事的是来说,会不会很委屈?

吕:当年在长治有三百多万人,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工作,还有很多同志都在工作。首先就要有这么一个态度,无论在什么单位什么位置都要认真办事,这样才能撑起一个社会。以后把你放在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上了,你就可以干大事,指挥千军万马,叱咤风云。但中国人那么多,把你换到其他地方也很正常,我不能有太多的想法。看看历史上的改革者们,我的遭遇已经算很好了,好歹算是提拔了,这也算是组织对我的一种肯定,我非常感激。

中国的国情确实一把手比较说了算,能干事,但这个问题要辩证的看,你有实权就可以办大事,有虚权也可以做实事,没有权还可以做好事。现在官场上总有人觉得要有实权才能做事情,一没这个权力马上就心灰意冷,我认为这也是个世界观问题。我们看看雷锋有什么实权?才是个小班长,一样为人民服务,马克思有什么实权呢?连党支部书记都没当过。

郭:您是慢慢几十年修炼到这个境界,还是最初刚要大展宏图时就抱了这个态度呢?

吕:这里面当然有个过程,自己逐步认识问题更全面一些。比如最初当县委书记,之后被调到另外的地方去了,那肯定想不通的时候也有,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全心全意要做好事,有人却不让自己做,觉得非常难受的时候也有,想回到原来位置的想法也有。我觉得任何人都会有这种思想这种感情,但关键在于如何能尽快的把自己的这种思想转变过来,适应新的环境。从实权的地方落到虚权的地方,由可以办大事的地方落到不好办事的地方,肯定会不高兴,这是人之常情,我在这一点上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但不同在于,我能很快的面对现实,看自己在新的环境下能够做些什么事情,光觉得自己委屈的人,光知道抱怨的人是最傻的人,对社会一点用处都没有。


“内心坦荡的人更要善于和别人沟通”


郭:我们说每一次挫折都要吸取一点经验。像您遭了几番几番挫折,在回顾过去的时候,看自己的思想发展是不是也是分为几个阶段的?假如让您回到三十多岁,您会不会像当时那样干呢?

吕:那肯定要干的更好。也就是说这些年来还是有一些经验体会的。自己年轻时候确实对人际关系重视不够,该做的事情没有做,没有花更多时间与同志们进行思想上的沟通。如果思想上沟通了,那么实际做事的阻力也就小了。当时老觉得要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留给工作,为老百姓服务。其实当时就有人讲干部要三分之一时间工作,三分之一时间休息,还有三分之一时间跟人交谈,也就是联系沟通。我当时觉得很反感,怎么可以花很多时间东家出西家进呢?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尤其看不惯有些人围着领导,自己基本上只有最紧急的事才去找领导,更没什么时间沟通了。

郭:您当时把沟通也看作一种官场陋习?

吕:……对,把一种正确的必要的东西看作陋习。要问我该花多少时间进行沟通,我也不清楚,那时也没有经验。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跟我说要花时间跟人沟通,只说要好好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工作,我父母是农民,没有什么文化,他们每当我出远门的时候总跟我说“要和大家好好的”,究竟该怎么跟人好好的,他们也不知道。我这么一个农家的孩子,接受了这么一点朴素的教育,突然到工作中遇到这么复杂的利益关系,要花时间跟人沟通。当时还有人跟我说,小吕啊,人工作的时候是最糊涂的时候。我也很反感,人不工作就清楚了?那时我把社会还是看得太美好了,太简单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不愿意多跟人汇报工作,愿意多做工作,总觉得事情做了就做了不是摆在那里吗?你是我领导,不也知道吗。自己过去以为这是优点,现在觉得是缺点。你不跟人沟通,人家就不了解你,别人从其它渠道了解你不完全,对你产生误解,你是怨别人呢还是怨自己?人的一生很多道理都是要经过摔打才明白的,人变得成熟就是心态平和了,更多的是从自己出发了,找自己的原因,而不是找别人的原因。

郭:现在有些书,如《国画》、《沧浪之水》等,都描写了有些人哪怕内心很好的,但有时不得不借助一些灰色的手段来达到做事的目的。在您的经历中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有些手段虽然自己觉得不够光明正大,但还是必须这样办才能做事。

吕:见不得人的办法我没用过,我用的都是见得人的。比如说有人跟我送礼,我不收礼也总是要说服得他服服帖帖,认识得明明白白:我不是对他不好才不收他的礼,而因为这是我做官的原则。有时候有干部把一摞钱夹在文件里送来,人走了我才发现,我就让秘书给他送回去,告诉他“昨天你的文件拉在我这儿了。”尽量不伤他面子。我退别人的钱是表明我的态度,我觉得这些同志也并不一定是不好,他们也是受了社会上一些思想和风气的影响,认为领导要不收他的礼就不会相信他,不会提把他。我要他认识到,我不收你的礼照样认真对待你,像这样的同志后来正常提拔的挺多的,他也会感到你对他是真诚的。在工作中要跟别人沟通你的工作方法,让他知道施加压力是为公不为私,办法都是堂堂正正的,从不给人小鞋穿,人家也就会佩服你。

当然就这样仍然会得罪一部分人,在这个社会上或者说官场里,你要保持自己的正直,总要得罪人,但你不能光是义气用事一味得罪人,把你看不顺眼的人骂一顿是最简单的做法,能用自己的正直影响别人才是最有意义。


“不冲一冲,时机永远不会成熟”


郭:您另外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在于,您不仅实干而且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许多理论思考。现在您回想过来,这些理论研究对您的实际工作有没有帮助?

吕:我总认为,读完大学不是学习的结束,而是学习的开始,我那时候读大学也和你们现在不一样,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还搞“四清运动”呢,也有一些现在这个时代遇不上的遭遇,那时候我有机会接触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红卫兵前门找上来,我背着老省委书记从后窗逃出去,他当时已经被打倒了,他把一些自己的思考都告诉了我这样一个小伙子,那个时候社会的动荡逼着一个年轻人成熟起来,逼我思考,一个社会怎么才能搞好?什么才是真社会主义?后来作理论研究,一方面是个人的兴趣,另一方面也是工作的需要。我在山西省当时唯一的改革试点县、之后是改革试点市工作,后来又到体改委,大部分时间都处在改革前沿。前沿阵地就会遇到很多思想问题、理论问题、政策问题。这些问题你如果不把它从道理上说清楚,实际工作就很难推进下去,很多人就很容易拿理论来攻击你,给你扣帽子,说你这个是私有化了,那个是个人英雄主义。要是没有一种探讨理论的精神,党交给你的试点县工作是完不成的。但我又不是专家,可以天天坐在那里写东西,于是我也只能抽出少量时间看书学习。有时候开会,别人在那里讲没用的事,有人在那里打瞌睡,我就在那里看书,有什么想法就写下来。人家以为我在作笔记,实际上我在写东西。我出门也和别人不一样,我的车座后面放的都是书纸笔,路上可以随时学一点写一点。这些东西都是思想的火花,以后在写文章的时候就蹦出来了。

郭:您的话里总提到改革,但现在也有人在反思,不能太强调改革,中国的智慧是做事“过犹不及”,好多以前改革的后遗症现在都出来了。你觉得该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度?

吕:改革是唯一的出路。中国人几十年几百年来都在向外国人学习,最开始学技术,后来搞改良,学文化,到梁启超毛泽东学社会,学制度,最后邓小平弄清楚一个问题,要学体制。解决了社会制度还不够,还要解决体制问题。上次三中全会提到中国目前问题时也说是“体制性的障碍”。而体制问题只能通过改革,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但要注意的是搞改革要尊重客观规律,也要善于把握时机,因势利导,特别要顺应人民的需要,不能搞单方面长官意志,一厢情愿给自己树政绩。

郭:那你怎么判断体制改革的时机问题呢?像下岗、国企改革,要放在十多年前说不定就酿成大动乱了,到现在就可说基本上水到渠成。像您当年在长治的改革,有争议就说你的时机没把握好。你怎么看?

吕:改革有两种,一种是中央发出具体的号令,让你改什么你就改什么。这时候你去改的阻力当然也会比较小,因为中央会大力支持。但中国总需要一些人,在大家都认为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他审时度势觉得当地的时机成熟了,于是进行开创性的改革,充当党的领导的向导。我认为党的理论是基层的实践的指导,基层的实践是党的领导的向导。机会不是等成熟的,你说温州人搞民营经济的时候时机成熟了吗?你说安徽小岗村的六个农民把地分给老百姓的时候时机成熟了吗?如果没有审时度势、吃第一个螃蟹的人,中国的进步会晚许多年。你说大包干什么时候时机成熟?如果说邓小平在全国下文件推广大包干的时候时机是成熟了,那么你说六个农民分地的时候时机成数不成熟?如果大家那时都觉得时机不成熟,那么这个成熟的时机就会往后推迟很多。如果人人光知道随大流,都在等人家当出头鸟这个社会永远不可能进步。中国需要有些人往前冲一冲。我任职的地方还承担了试点的责任,我又在体改委干了很多年,据我的判断时机是成熟了,而且后来实践也证明如此,因为它效果好,经济上去了、社会和谐了、老百姓满意了。至于我这么一点探索,上级推广不推广那就不是我能够主宰的了。

郭:作别人还没有做的事,自然会招惹物议甚至非议,你不觉得委屈么?

吕:我觉得个人吃点亏也没什么,既然愿意往前走,就理应承担这种的风险。要看到现在社会也还给了我这么多荣誉,我也就理应比别人接受更多批评质疑,检验你吕日周是不是说得比做得好,是不是吹牛?就好像栽一棵树,到底栽得好不好还得让人用手摇一摇,用脚踏一踏呢。

郭:你很关注的问题,别人不见得关注,有些人觉得好像您离开长治了,您在那里搞的一套东西很可能也就是昙花一现。

吕:只要你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有好的效果,张三不学李四学,张三不干李四干,就算别人嘴上不说学习你,也会潜移默化的受你影响,从你的经验中获得启发,从你的挫折中得到教训。另外,目前长治有一部分传统也还是保留下来了,但每个领导有每个领导的风格,人家考虑可能从另一个方面考虑,不能因为其他同志跟你吕日周思维不一样,就认为别人不如你。


“还有比做官更诱人的东西”


郭:离开长治以后,现在除了工作,你主要思考的是什么问题呢?

吕:我现在主要考虑领导干部的结合问题,我称之为“结合学”。就是说基层领导如何把中央、省委的精神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以解决面临的各种社会难题。我认为只要下决心,都能各自解决各自的问题,为党中央分忧解难。

郭:你对现在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有何看法,你认为这能否解决干部队伍作风的问题?

吕:中央搞“保先”教育是非常英明和及时的,可以说抓住了问题的根子,一个执政党的党员干部,如果没有点线进性怎么能行。但在这种体制下往往在基层被搞走了样,我认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要落实到实处,就是要把先进性和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联系在一起,有些干部抄两篇心得,做作官样文章就能算保先合格?我个人觉得要落实保先教育,就要让当干部的把心思用在解决实际问题上,我看别的套话不用汇报,先汇报汇报你给老百姓做了哪些实事,上访群众排队到大门口,你解决了几条?你作为一个干部为推进法制民主建设作了些什么? 把这些事做好了才是真正先进的共产党员,否则光写报告长篇大论,如何热爱党,表多少决心,我看都是虚伪的。

郭:这些年来,不管受过什么阻力甚至压力和委屈,你只要一有机会就念念不忘改革,在别人的印象中象猛张飞一样冲在前面,你给自己考虑过退路么?

吕:我最反感的就是把当官作为仅仅作为一种谋生手段甚至发财的手段,有些人为什么这么在乎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为了追求乌纱帽丧失原则,或者当个尸位素餐的“太平官”,就是因为这些人离了乌纱帽什么都不是,除了当官,除了让老百姓养着,什么都不会,这是最可悲的。有人问我想不想做官,我方面我一点都不虚伪,我当然想当官,而且如果有机会让我作更大的官我也愿意,因为当官可以给老百姓办很多好事,但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还相信有比做官更诱人的东西,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就是——理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文明、民主、富强的国家贡献力量的理想。

但要说我给自己留的退路,那多得很,我过去一直就跟我爱人说过:做我老婆就要有将来过苦日子的准备。如果在中国当官不能给老百姓做事了,我可以回去当农民,我一直是一个好庄稼把式,我还会打铁,我能把一个铁块打成没有接口的一串铁链,要是年龄大了体力不饶人,我还能教书,教不好大学就教中学,总之能堂堂正正的养活自己,不能作一个老百姓养着却对社会没有益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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