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问题没有充分讨论的空间，总是要延后时间，变成历史才能言说，故而造成现实评论过于虚浅，而史学研究又过于深厚的畸形景观。倘若不信，我们可以打一个睹：当傅先生大著在中国热卖成千上万的同时，我把下面的发言投稿给这座城市某一家最不起眼的报纸，明天早上它是否敢于发表，哪怕是以谦卑的读者来信方式刊登在最后一版的最后一角？我相信傅先生是聪明人，他的赌注肯定会赢，会准确押对方向。
但这种现象也有个好处：经历这样的转换，也许能沉淀激情，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讨论问题？这就是中国式的以“时间换空间”，可以看成一种东方式的酿酒艺术，水只有变成酒，才有收藏价值，才能醇厚长久。
具体到如毛如邓这样的权势人物，不经过时间的沉淀，不到他们的威权彻底结束，社会舆论经历重大反复，对立双方的观点都能平等表述，那么几乎所有的评述都有沦为历史笑柄的危险。如果傅高义先生的这本著作多年后不幸也遭遇如此境况，我个人愿意先向傅先生致歉，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拖累了外国朋友。此前有个MZD时代，就不知拖累过多少这样的好朋友，如埃德加·斯诺，亨利·基辛格，如杨早、寒春、李敦白，还有加入美国籍的史学家何炳棣，以及杨振宁先生。
傅高义先生是有贡献的。这本大著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有大事年表的价值，能帮助我们理清许多事件的时间顺序。个别史料也有独到之处，比如1989年戒严开枪之前，有同僚担忧世界舆论尤其西方人的反应，邓小平先生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回答：“西方人会忘记的！”我是从这本书才第一次知道邓先生有如此惊世名言，为此应该感谢傅高义先生。事后证明，包括这本书在内的整个西方世态都说明，邓先生赢了！他看西方要比西方人看他，准确得多。
我赞赏邓的语言风格，就是因为他如此坦率。比如他生前曾多次说，自己一生功过能有五五开就不错。如果他的传记作者们能尊重传主自知自明，也就不必写那么多谀辞，文本就会简洁得多。让我们姑且按照这一“五五开”尝试一下删繁就简？
邓先生之功，当然在于他改变毛泽东的经济政策，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中国人脱贫致富的本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时代标志也不应只有他一个人的头像，应该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等，更应该包括诸多具有首创精神的小人物，如年广久、步鑫生，甚至包括当年那些愤投怒海、不计生死的逃港青年。事实上，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性公告中，也还有不允许包产到户的记录。邓小平等人的功绩，就在于事后能追认民众的自救行为，及时修改自己的滞后。在这方面，他是“可以先生”，“可以，可以，也可以”，而不是什么“总设计师”。我注意到傅先生最近在另一个地方的发言，不同意称邓小平为“总设计师”，我很感谢他及时纠正我们中国人这一错误。“总设计师”是个笑话，完全不符合他“可以，可以，也可以”的改革性格，甚至是直接矛盾。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改革无论成败，并没有这样的蓝图，也没有这样的总设计师，子虚乌有。这一过分阿谀的称呼，已构成对邓小平的讽刺，传主本人生前并未醒悟，传记作者有机会帮他澄清，符合这一行当的职业伦理。
邓小平之过则有点绕口，用他评价乃师毛泽东的话来说，那就是背弃了他自己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早期思想，以致重蹈覆辙。如1980年8月18日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重要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至今还难以忘却，如果说真有什么邓小平时代，这篇文章应该是这一时代的标志之一。即使是邓小平本人，晚年对接班人说出“什么时候你说了算，我才放心”这样的警世名言，背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还是把1980年的那篇文章收进了他的文选第三册。邓先生尊重他自己的言论史，这是他的人权，应该得到尊重。但中国今天所有让人看不懂的名实不符，却都与这一案例有关。由此引起的大起大落，是这个时代最为醒目的历史脉络，千百万中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我们今上的已逝父亲，也包括我们在座的芸芸众生。但在傅先生这本大著中，我却没有找到应有的篇幅甚至记述，颇为费解？
我还感到费解的是，傅先生来自一个制度文明稍微发达一些的国度，作为一本严肃传记，为什么不首先排列对比传主身前担任的党内职务与军方职务？也不在意这两个职务之间的消长变迁？我们的党章很严肃，留下了醒目记录，教授可以在最为简陋的社区图书馆找到。比如他第一次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党内职务是政治局常委，五年后再任中央军委主席，已经退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共党章为适应他后一序列的变动，量体裁衣，曾两次修改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条件，第一次是1982年十二大，第二次是1987年十三大。即使如此修改，主持修改的那两任总书记还是被搞下了台。如果算上此前华国锋，我们总共有三任党的领导人在邓小平担任军委主席期间，黯然落马，而且是在任期未满时，突然下台。更有余味的是，当邓先生彻底退休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中国军方的权威社论为什么却明确表态要为他保驾护航？只差那么一点点，第四任总书记也要紧接他的前任在届中下台，以致他在主持1997年邓小平追悼会时，留下百感交集的眼泪。排列传主身前职务，这是传记作者在第一时间就应该做、可以做、也不难做的事，我们今天指导学生论文，不就是从这里做起？更何况这里有能够打开邓小平时代的密码。这些记录告诉我们，邓小平手笔之大，早就刷新了乃师毛润之的记录。何况润之那么做，还处在一个比他“名正言顺”的“双主席”职务，九泉有知，自愧不如。傅先生肯定饱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原典，他们将人类政治制度划分为君主、贵族、民主三大母体，然后再列出三大母体下各自还有一个腐败异体——僭主、寡头与暴民，上下往复，六道轮回。我不知道邓小平的职务与制度在这一政体轮回说中如何归类？但傅先生一定比我熟悉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应该知道怎么归类。难道这也是“西方人会忘记的”吗？这才是连邓小平生前都担忧的历史定位，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千秋万代名！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受益者和受害者，只有等到两者都能发声，尤其是后者能够抗议，这个时代才有可能接近它的公正评价。我刚才已经说过，此前有过一个时代，就是在权势者尚未结束威权，档案还未见阳光，受害者还无权抗议之际，很多人就急不可耐，为文革为晚年毛泽东发表过早的评论，现在不免尴尬，有些已经向中国人道歉，有些还在保持沉默。
因此，我们不必指望也不应苛求一个时代尚未结束，无论有多少大著小册，哪怕是外国人所写，就能总结这个时代。而我今天只有如此短暂的时间，更不敢奢望，我只是利用这一机会提出几点质疑。感谢主持人给我发言机会，感谢傅高义先生有耐心听完我这几点质疑。
2013-4-11
（本文系作者在傅高义《邓小平时代》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