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441 次 更新时间:2013-01-05 11:09

周瑞金 (进入专栏)  

作为从业党报60年、入党47年的老报人、老党员,我参加过或关心过党的九大到十八大十次全国党代会的宣传报道,很想从历史视角谈谈十八大。

一、十八大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十八大胜利闭幕,新一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产生了。党的政治局常委由九人减为七人,换了五人,政治局委员25人换了15人,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全换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换了六成以上,军委委员换了七成以上。所以,十八大最大的热点、亮点、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以总书记、军委主席胡锦涛裸退、习近平同志一步到位,全面执掌总书记与军委主席为特征的时代,我称之为开启了我国常人政治的时代。

回顾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成为执政党以来,一共召开过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从抗战胜利后1945年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到建国后第七年1956年召开执政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八大,相隔了11年时间。从八大到文革中1969年召开的九大,中间又相隔了13年。中共作为大国的执政党,全国党代会不按党章规定召开,反映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党的九大到十大(1973年)只相隔四年,党的十大到十一大(1977年)也是四年,都是因为重大政治事件(林彪摔死了,“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而提前召开的。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后,我们党才按党章规定五年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走上正轨。从1982年召开十二大,到今年召开的十八大,基本都是五年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

纵观我们党执政以来召开的十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其中以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八大,这五次党代会具有比较重要的特点而确立它的鲜明历史地位。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到今天),提出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主的正确路线,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方针,在党章中删去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发扬党内民主,开启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良好开端。但好景不长,受1956年底国际形势尤其是“波匈事件”的影响,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思想起了变化,错误判断国际国内形势,背离了八大的路线方针。1957年由党的整风转入反右派斗争,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就开始了二十年“左”的统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缘。这都是在毛泽东主席主政的伟人政治时代发生的。

党的十二大,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基础上,正确总结了从八大以来正反两方面重大历史经验,首次明确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从十二大以后六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的题目都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一以贯之,坚定不移,主调不变。这就开启了邓小平同志主政的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专章阐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及党政分开、信息公开、民主对话等具体改革要求,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改革方向,就是市场化改革方向。十三大还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实行中央委员会和顾问委员会成员差额选举(邓力群与朱厚泽被差额落选),应当说是发扬党内民主比较好的一次党代会。

党的十四大,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引下,全国兴起第二次解放思想热潮,突破“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锢,在重要历史关头把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下召开的。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开启了老一代领导集体向新一代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交接班的先例。这两件大事确立了十四大的重要历史地位。从此,开启了江泽民同志和胡锦涛同志相继主政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党的十八大,是在我国进入“转型期陷阱”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的重要历史关头,召开的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此时,机遇与挑战交织,改革与发展难度加大,利益博弈错综复杂,如何重聚改革共识,重造改革动力,攻坚克难重启改革,迫在眉睫。同时,又要开创新老交替新规范,所以引起全世界瞩目。

我们党从八大到十八大,经历了伟人政治时代、强人政治时代、后强人政治时代到常人政治时代的转变过程。大体可以说,毛泽东主政的27年(1949-1976)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主政的11年(1978-1989)是双峰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江泽民主政的13年(1989-2002)和胡锦涛主政的10年(2002-2012),进入了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习近平主政的常人政治时代。

在伟人政治时代,搞一言堂,搞个人崇拜,搞阶级斗争为纲,党的一个个接班人被清除掉了。党的八大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被伟人一句话就改变了;八大确立的接班人刘少奇到九大就被打倒了。而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到十大就被打倒了。而十大确立的接班人王洪文,到十一大就被抓起来了。华国锋主席短期主政属后伟人政治时代,邓小平同志评价他没有提出自己的东西,基本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也搞一点个人崇拜,党的十一大会场挂双领袖像(十一大前党代会会场只挂毛主席像,十一大以后就都不挂领袖像了)。

到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有了一定制约,出现上世纪80年代逢单反自由化、逢双反“左”的现象。由此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政治局常委会很少开。有次陈云同志在赵紫阳面前抱怨为什么不开会时,赵说我只是大秘书长一个,你与小平同志什么时候定下开会就什么时候开。总书记变成大秘书长一个,这就是强人政治时代的特有现象。因此我们看到,在强人政治时代,党内斗争是一个个党的最高领导人被拉下来了。对这样一种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一个“领导核心”的说法,说毛主席是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领导核心,而江泽民同志是第三代领导核心。那么,有没有第四代领导核心?他没有说,邓过世后,胡锦涛同志就不便再称自己是“领导核心”了。“领导核心”成为党的特定专用名词,这个说法没有形成党的专门决议,也没有写入党章。这样,就出现一个难题,难道说中共历史就只有三代领导核心吗?而领导核心,与党章规定的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究竟是什么关系?有什么不同的权力?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只有等待党的以后历史决议解释了。

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党的主要领导人和接班人稳定下来了,不会走马灯一样变换了。胡锦涛同志作为党的接班人,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个能够顺利接班的。但后强人时代党的领导人,都受到政治老人的制约。有的制约是正确的,如20年前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有些制约不利于新领导集体的主动担当,如军委主席延期交班。这个时期党内斗争出现什么动向?转向了政治局成员:党的十五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问题;党的十七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陈良宇问题;党的十八大前处理了政治局委员薄熙来问题。而且,他们都是以刑事犯罪被处理的。

如此看来,党执政以来63年时间里,不论在什么时期,党内都充满着斗争。这种现象对执政党的科学化建设究竟有何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我们党对伟人政治时代的路线斗争历史经验,初步进行了总结(1981年通过了建国以来的历史决议),而对强人政治时代和后强人政治时代这种斗争现象,却没有作出过总结。而十八大前发生的震惊国内外的薄熙来事件,十八大上却没有一个代表发出声音,为什么会产生薄熙来案件?有什么值得吸取的主要经验教训?反映了执政党建设中什么样的制度性、体制性的问题?中央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些根本性问题,恰是党代表大会应当讨论、应当解决的问题,怎么能回避呢?

二、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新特点、新思维

十八大开启了我们党进入常人政治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有哪些主要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或由哪个人事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而是通过党内高层一定民主程序推选出来,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在2007年酝酿党的十七届中央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总书记就采用了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民主推荐会,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为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人产生机制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作为这种民主选举倡导者之一的曾庆红同志,为这次党内民主选举的成功,感到特别高兴和鼓舞,坚决表示自己在十七大上从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交替带了一个好头,立了一个好规矩,就是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今年5月7日,胡锦涛总书记又一次主持党内高级干部推选十八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预备人选。规定政治局推选10人,常委推选5人。这次不像十七大那么简单,中间经过多次反复,这也是进入常人政治时代的一个特点。

(二)集体领导体制、民主工作作风、依法依规办事,将搞得更好。习近平同志不仅当选党的总书记,同时当选党的中央军委主席,在党的最高领导集体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交接班中,第一次同时接受党与军队的最高权力。这就结束了老人干政的历史。这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高度评价,使常人政治时代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三)新领导人独立主政,显示执政新风。十八大刚闭幕不久,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后,带领新政治局常委班子会见中外记者时的讲话,平实,清新,少说大话空话,不回避现实问题,多讲老百姓关心的事,显示出个性特点。此外,习近平同志就任中央军委主席不久,就决定单独为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委委员、二炮司令魏凤和一个人,举行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显示他的军委主席的魄力,不循规蹈矩的硬朗作风。近日,政治局通过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带头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告别。

(四)新一届领导人以习近平、李克强为主导,常委会成员的出身与背景、生长时代、知识条件、开放态度、工作阅历与经验等,都与以前领导人有较大差别。他们参加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亲身体验了社会最底层农村民众的疾苦与现实,也在与底层农民生活与工作的融合中开始形成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与军事强人出身和以理工科、工程师背景的前领导不同,他们所读的专业多数是经济学、法律、历史及其他社会人文科学,他们治理国家的思维模式、观念及方式将会与以往有较大差别。此外,他们访问过很多国家,他们的世界眼光比较宽广。开放的心态更为强烈。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从基层一步一步往上走过来的。不仅工作上得到磨炼,积累经验,更与改革开放结下不解之缘。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他们的今天。他们的改革开放理想色彩更强烈,更懂得中国这台国家机器未来的改革重点与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

我们也可以看到习近平时代的一些新思维,十八大的政治报告,是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作的,主要总结十七届中央的工作。而主持起草的小组组长却是习近平同志。我们也可以在政治报告中品味出新领导人不同于以前领导人的一些新思维。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做了更完整的、又有切割性的表述。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毛泽东思想不能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年来有些理论家起劲鼓吹毛泽东早就已经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毛是一直在探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发展道路,晚年犯下严重错误,与邓小平以改革开放为动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根本是两回事,十七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含糊地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一起阐述,这就混淆了两者的关系。这次定位比较明确,把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放在一起,作为指导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来源之一。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取得的成就也做出了不同的评价。“革命”和“改造”时期的成就,是“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建设”时期的成就表述为,“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所谓的“宝贵经验”,其实就是惨痛的教训,是沉重的代价。所以,十八大报告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明确的区分,是十分必要的。

(二)变“四个坚持”为“八个坚持”,是十八大报告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点。以前我们都只强调邓小平提出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虽然这次报告提到党的基本路线时也提到四个坚持,但更重要的这次是强调八个坚持:“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对如何理解这八个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以“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为题着重加以阐述,指出八个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体现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东西”。

(三)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原来引起激烈争论的普世价值,如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等,在十七届七中全会讨论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是被排斥在外的,虽然通过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却概括不出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成为遗憾。这次在习近平同志担任大会文件起草组组长的带领下,排除干扰,冲破阻力,终于将普世价值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明确提出“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以及“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针和理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四)根据形势的发展,把原来“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现代化)改为“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目标”。并对新四化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验性的科学规范。报告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把改变城乡二元化,推进城镇化,纳入了实现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部署,同时把城镇化同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转变了粗放型的城镇化道路。

(五)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建设和发展总布局的高度。由过去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变成现在的“五位一体”,将生态文明列入其中。

(六)自十三大以来,第一次单列一章论述政治体制改革。这表明了全党攻坚克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也为新领导集体预留了较大的政改空间和回旋余地。报告突出了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问题,提出党派协商、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基层民主协商,等等。报告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就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强调要“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是很有现实针对性的。

(七)第一次鲜明提出“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问题。把社会建设与社会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十八大报告在社会建设中突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问题,强调“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就鲜明提出解决当前民众意见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要按“两个同步”“两个比重”“两个公平”的理念和原则切实加以解决。对社会体制改革,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这里除了社会管理体制增加了“法治保障”的内容外,还进一步细分了加快形成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社会管理机制的问题。这都很具现实针对性,把社会管理创新与社会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了。

(八)十八大报告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以“一国两制”处理港台关系,对促进和平发展处理国际关系等方面,也都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新观点。

(九)十八大对依法治国进一步强调了。报告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重点领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十)十八大报告更加突出强调腐败问题的严重危害性,提出“亡党亡国”的警示。重申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党内组织纪律。“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在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了反腐败问题。他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十八大后,第一个部级干部严重违纪遭中纪委调查的,是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表现了中央反腐的决心。

三、十八大报告给习近平时代预留了哪些施展空间?

有些专家解读十八大报告,指出一些不足。这也正是为新领导集体施展拳脚留下的空间。比如,对形势和问题的判断,危机意识和反省能力比较欠缺。十八大报告对我国国情的判断,认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一判断仍沿袭1956年中共八大的提法,就没有依据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变化与时俱进,加以更准确的表述。目前理论界较为普遍认同的、也是有实证调查佐证的,应当突出对权利保障和政治参与的不断增长需求;对民生社会建设与市场经济建设平衡发展的需求,而不能以现代化建设初期一般的物质文化需要所能表达。社会建设领域“民生需要”的满足,和政治建设领域“权力腐败”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期待和基本共识。对这样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照说应该纳入到十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和表述之中。这个缺陷,习近平同志在会见中外记者的讲话和在新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的讲话中加以适当弥补了。

再如,十八大报告把目前存在的问题看作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通过深化科学发展,就可以解决,而没有从体制性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以及基于大众的切身体验来思考和认识。其实,“发展中问题”与“体制性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体制性问题不能仅仅依赖发展本身来解决,体制性问题带有内在结构性矛盾,必须靠整体全局的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来解决。经过30年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区域发展的差距拉大已经形成多元化的发展格局。这就提出“两个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共产党领导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是地方发展的多元化、不平衡与一元化中央集权体制能否相适应的问题。“一把手集权体制”导致政治腐败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放大,以及“一元化大一统集权体制”导致的对地方、下级多元化创新发展的遏制,这两大问题所造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实现。这就必须更加重视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原则和民主法治原则,贯彻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中去。只有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和科学民主法治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本创新竞争机制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发展目标和价值追求等根本问题上消除这些已经显性化的体制性弊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性问题。

总的说,对体制性问题认识不足,是主要问题所在。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不是一般经济领域的腐败,而是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教育腐败,这是体制性的腐败,不从体制着手,反腐败也只能是揭发一个,清除一个,又长一个,循环往复,不能除本。近日,河南省交通厅厅长贪腐二千多万元被判无期徒刑,是近年来河南省交通厅第四任前赴后继的腐败厅长了。这很典型地反映了体制性腐败的顽固性,和治标不治本的复发性。所以,我们要非常重视体制性问题,大力推进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大体制改革。应当看到,党政不分的体制,两套系统公务员膨胀,行政财政挤占民生财政太多的问题;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农民工与市民矛盾,城乡之间矛盾,贫富差距拉大矛盾问题;一把手专权失去监督,造成公权私用、公务员家丁化、官员家属财产集聚化的问题,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造成的危险,我认为要比精神懈怠、能力不足的危险更加危险得多。

四、怎么看“胡温新政”和薄熙来事件给习近平时代留下的财富?

2003年底2004年初,“胡温新政”传遍国内外。当时依据的是:组织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学宪法,有依宪治国新理念;废除领导人出访送往迎来的仪式,取消北戴河夏季办公,有平民政治家风度;非典事件中当机立断撤销卫生部部长、北京市市长,有政治权威的果断;造访各民主党派,有民主政治之风;带领新常委参访西柏坡,有继承革命传统意愿;向中央全会报告政治局工作,有遵守、规范党章新作风;提出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论,有思想理论新建树。因此,“胡温新政”一时影响广泛。

综观这十年,胡锦涛作为第四代领导人的功绩,以下五点是客观存在的:

一是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和谐论。胡锦涛执政之初,就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以此来指导近十年的实践。这样,我国就从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向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转变,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扭转了多年来片面追求生产总值增长的局面,把社会建设、社会发展和社会管理创新提到议事日程的重要地位,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加快社会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变革。尤其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保护人权、财产权入宪,是意义重大的贡献。2002年,中国已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日益融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国经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2012年的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是2002年的4倍。中国超过日本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城镇化率从38%上升到51%,中国的高速公路总里程跃居世界第二,高铁里程从无到全球最长,中国企业开始不断的海外并购,中国居民成了海外旅游和奢侈品购买的主力,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

二是为中共建立党与国家领导人规范化的退休制度,为了让新一代放开手脚,减少老一代人的干政,胡锦涛毅然决然裸退,开创了领导人到站下车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先河。

三是促进了大陆和台湾和平发展新局面的发展。把两岸关系纳入到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胡锦涛做到了硬的更硬,软的更软,以“四个绝不”开篇,展现了对台原则问题不妥协,不让步;同时积极促进国共两党高层交往,推进两岸经济合作。近期民进党领导登陆,说明了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和思路是成功的。对台工作的成效,是两岸同胞公认的。

四是求真务实关注民生,多元化思潮社会形成。这十年,从废除农业税,和普及业务教育免学费,到农民的医疗保险,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是普通老百姓感受实惠最多的时期。同时,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以及互联网的发展,开创了网络监督新形式,推动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互联网、微博等开创了民主监督的新形式,从一定层面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民主,引发了人民思潮的巨变。

五是切实强化了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发展军事科技成果显著。

诚然,这十年也留下遗憾和不足:一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过分强调循序渐进和顶层设计,造成政治体制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滞后。二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进一步深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改革成了口号,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的绊脚石。三是腐败愈演愈烈,群体事件越来越多,政府的公信度降低。

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创立科学发展观,提倡包容性发展,这些理论有待进一步实施和落实。这正是为习近平时代施展拳脚预留了前进的空间。

今年2月突发王立军事件,令党内外国内外目瞪口呆。接着牵出薄谷开来毒杀外国人的凶杀案,像一部离奇的电影片。最后薄熙来被宣布“双开”,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个非常具有悬念和挑战性的案件,显然与“两陈案件”(陈希同、陈良宇)不同。人们自然而然会提出两个“如果”来:薄熙来如果进入十八届政治局常委怎么办?今后政治局常委中如果出现李熙来张熙来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薄熙来事件让我们更有远见地思考,在常人政治时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交接班后,怎样加强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集中,以行使坚强的领导力,正确应对内部的干扰与挑战;同时又要正确对待党内不同政见的问题,允许不同政见的存在与实践。这是现代执政党面临的两大问题。必须从党纪法规角度,一方面给总书记必要的集中权力,比如具有对常委会决定的特殊否定权;另一方面又要允许党内有派,允许常委会内有不同政见之争。这是常人政治时代政治局常委会建设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此外,吸取薄熙来事件教训,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说,必须从法制上改变地方党委书记独揽大权不受制约的状况;可用保障和扩大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方式加强对地方党委书记的监督;可以独立的司法来改变各地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书记个人的情况。要保证办理刑事案件的三方主体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按法律规定相互制约,严禁任何形式的合署办公;有必要压缩和分散公安部门权力,提升法院地位,防止公安部门主导法院、检察院行使职权。同时改革司法体制,实现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为此进行配套的改革。法院审理案件必须完全公开;被告人有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必须予以保障,不得变相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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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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