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在人权上的一个信条就是：人权不是政府主动提供给公民的什么福利或保证，而是政府不去侵犯或打搅公民凭着自己的能耐去追求幸福的自由。因此，在美国的人权哲学里，吃饱饭免受饥饿不是人的基本权利－－去年十一月在罗马举行的世界粮食大会上，美国正式宣称提供足够吃的粮食是一个良好愿望，但不是政府的义务，然而拥有枪支却是美国文化所规定的最最基本的一项人权了。假如美国政府能够恪守这个哲学，始终如一，那么很好，我们能有机会去观察到一个纯而又纯的美国社会，它的政府干预和侵犯被限制在最小的可能程度、自由放任和自然选择成为社会运作的主要原则。但是很可惜，美国政府没有能够作到这一点。美国政府大概是世界上资源最雄厚、官僚最臃肿以及神通最广大的政府了。美国政府在税收、道德立法和国家安全方面对私人的打搅和侵犯程度大概在世界上都是属于先进行列的。不幸的是，问题还有它更阴暗的一面：美国政府的一些部门，常常是象政府中的一个政府，或凌架在政府之上的一个政府，它对公民的生活可以高度渗透侵犯，而且还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与监督，不对立法部门负责，甚至不受美国总统的控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

去年夏天，美国加州圣荷塞市的报纸《圣荷塞信使新闻》（Ｓａｎ　Ｊｏｓ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Ｎｅｗｓ）刊登了加里·韦伯的一篇报道，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项秘密的作业，就是在洛杉矶贫困的黑人区贩卖可卡因毒品，用来为尼加拉瓜反政府的游击队筹措资金。一石激起千层浪。洛杉矶的黑人和其他大城市的黑人震怒了，他们要求中央情报局公开这项秘密作业的真情，惩办这项作业的策划者。有趣的是，人们立刻就相信了这个报道的真实性，人们愤怒而不吃惊。报道出来后，《洛杉矶时报》花了一星期的时间连载文章企图为中央情报局洗刷，但反而招致了人们愤怒的

抗议。这是因为：中央情报局为尼加拉瓜反政府的游击队秘密筹款是尽人皆知的事，而中央情报局为筹款不惜任何手段也是千真万确的事，所谓“伊朗门”丑闻就是有关这件事。而中央情报局和拉丁美洲以及全世界的毒品交易有联系，也是众所周知的，象诺列加这样的毒品大王就曾长期在中央情报局领工资。事情披露以後，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招集了市政厅大会，请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作解释，有两千多名洛杉矶中南区的居民参加了会议。这个会成为贫困区的黑人发泄愤怒与不满、各种反对美国插手中美洲的组织揭露美国不惜任何手段在中美洲搞颠覆、破坏、扶植恐怖主义等等劣迹的难得机会。然而用处并不大。中央情报局自己所作的调查不了了之，中央情报局也很快回到了它日常的那些事务中去了。

中央情报局的日常的事务，除了上面所讲的在本国大城市贩卖毒品、加剧黑人社区的社会问题、侵犯人们的生活以外，再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秘密作业，主要是在其他国家进行颠覆、暗杀、窃取情报、训练其他国家的特工人员等等。中国人都知道重庆中美合作所，中央情报局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对别的国家人民的人权的大规模侵犯和打搅。我们已经知道中央情报局在推翻很多国家的政府中起了关键作用，如比属刚果、智利、希腊、危地马拉、印尼、伊朗、伊拉克、柬埔寨、巴拿马、格林纳达、尼加拉瓜、巴西等等，也有过秘密计划暗杀卡斯特罗、卡扎菲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最近刚刚由中央情报局

解密的一份文件显示，五十年代初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了危地马拉经选举上台的阿本兹总统的左翼政府，并曾拟定一份至少包括五十八名阿本兹总统的支持者的“清除名单”，准备予以刺杀，因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分子。可惜新解密的这批文件只占中央情报局有关这场政变的档案的不到百分之一，人们有理由相信更骇人听闻的秘密还没有披露。（见五月二十八日《纽约时报》）

假如说在海外的各种秘密作业和计划是为了真正提高本国人民的人权，那么我们也希望看到这种说法的证据。然而，事实是，对于美国社会里的无权者，既缺少正面的福利性的人权保障，又甚至连对一个恶意政府的侵犯打搅、摆弄玩耍都躲不开。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间，由美国卫生部主持的“塔斯基吉试验”，以免费治病和提供食品为诱饵，指使塔斯基吉医学研究所对亚拉巴马州的３９９名患梅毒病的贫困黑人男子进行试验。试验主持者对病人隐瞒病情真相，也不给他们任何治疗。直到一九七二年，这项美国政府拿活人做试验的事才被媒体揭露。这期间，已有２８人死于梅毒，大约１００

人死于相关的并发症，还有４０人的妻子和１９名婴儿感染梅毒。

一个信条，一种哲学，假如是出尔反尔，先后矛盾，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它也许不过是在为某一部分人的特殊利益而服务；为了维护这一部分人的特权，话既要讲的抽象动听，在现实中又要把抽象的原则一一否定以服务于特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