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于城管与民众之间冲突频发，昨日南都社论提出：在城管和民众中间需要一个平衡而中立的第三方。“如果在城管执法者和相对人之间，有一个平衡而中立的第三方，是否有利于大大缓解二者的紧张？如果在冲突之后，同样由平衡而中立的第三方出来主持调查、公布真相，再经由法律渠道依法处理，会不会减少长期暴力对抗而蓄积的戾气？”

这个想法立意善良，却问题不少。首先，“城管执法者”一说，不合现代社会职权法定原则，只不过城管执法是一个巨大的既成事实。但不等于能止歇人们对其执法资格的质疑，而各地城管常有的颠覆法与非法界限的行为，也在不断加深人们质疑。

其次，即使搁置对城管执法资格广泛而长期的质疑，要在城管与民众冲突中找出能缓解紧张关系的“平衡而中立的第三方”，也不大可能。社论设想，“这个第三方，在冲突初起时，第一时间站出来的就应该是公安机关。”“冲突爆发之后，第三方的角色理应由政府承担”。这是从现有权力结构找第三方。然而，社论的设想在现有权力结构的实际关系和运作现状面前是会落空的。

就现有权力结构看，城管是政府未经正当程序而设立的。事实上，如社论说“作为政府，城管是自己的一个部门”。在城管与相对人(无论小贩、被拆迁户还是其他人)的冲突中，政府不具有超脱地位，作为第三方不合适。

城管对小贩的执法，其实很多时候是奉命而为，一方要靠摆摊谋生，另一方要执行上峰指令，还有个畸形的罚款经济直接关系部门进账，再加上若干年来城管行为惯性，可以说，冲突不可避免。而冲突根子在政府。就是说，虽然冲突的前台是城管与小贩，但作为冲突一方的城管，背后是政府。在这对矛盾中，政府不是中立的第三方，而已经是冲突一方。小贩问题是这样，引发暴烈冲突的拆迁更是这样。

冲突初起，按理说，需要公安机关出来处理。问题是，权力实际运作中倾向性的“权权相护”的现实没法让人信服公安可以成为“平衡而中立的第三方”。各地发生此类冲突，公安部门到现场后的作用往往是两种：驰援城管，协同城管对付小贩、被拆迁户等；当城管酿出重大事端而被困时去为城管解困。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城管与民众的冲突越来越成为公安出警的一大原因。如果政府设立一个机构经常导致公安出动，这无论对民众、对这个机构本身、对公安、对政府等各方来说，都肯定不是好事。

以日前昆明发生的冲突来说。昆明市五华区城管早就名声在外，大量新闻报道和网络图片，都显示了五华区城管面对手无寸铁的小贩，具有令人惊骇的强悍作风。27日的事件，其再次显露强悍作风。而到场公安起的作用是对五华区城管驰援、解困；区政府事后新闻通报会的说法更回避了城管的强悍与暴戾，通报内容跟众多目击者看到的情况相去甚远。这证实了现有权力格局下，政府当不了平衡而中立的第三方。

最应该成为公正独立第三方的是司法。可是现状却是，城管暴力很难诉诸司法，若城管被打则司法程序迅速启动。司法没法取信于民，没法充当客观公正的第三方。

当下情况，只有媒体可以充当第三方角色，但不是去缓解冲突、平衡关系。媒体的功能是如实报道和追踪事实——— 包括被城管召来的公安在现场如何处置的事实。就具体的某家媒体来说，报道可能有偏向或偏差，但通过众多媒体报道了解真相，不是难事。事件发生，人们有权了解真相，而媒体有义务提供真相。在这个意义上，对记者采访的阻挠，既侵犯记者权利，也蔑视民众知情权。这种阻挠民众了解真相的行径，应该受到追究，而昆明发生的这起事件中对记者“强行处置”中实施暴力，已经涉嫌执法犯法，应该司法介入调查———当然，司法行为也必须在公众和媒体监督之下进行，以防暗箱操作、权权相护。

呈现真相，是每次冲突发生后公正处理的前提。至于缓解冲突，减少冲突，需要政府调整定位和职能，尤其是对城管部门的定位和职能调整。而这，有赖于全社会的监督和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