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女王伊利莎白二世年初访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针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不经意地问一句：“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呢？” 有经济学家记住这个责问，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近日联名致信女王，就没有预测到金融危机的“时间、幅度及严重性”作出诚恳道歉。

这种态度让人感动。犹记得，大约从2007年底开始，面对食品等价格上涨的态势，国内诸多专家、学者、分析师造出诸如“结构性通货膨胀”、“恢复性价格上涨”、“输入性通货膨胀”之类的概念，竭力地论证，经济体系不存在什么风险，诱导政府继续采取行政性收缩政策。一直到2008年8月份，这种议论还纷纷见诸媒体。

到10月份，经济呈现急剧衰退迹象，这些专家却跟没事人似的，一转身，又开始用“外部冲击”之类的言辞来解释国内经济的剧烈波动，仿佛中国经济体系十分健康，经济衰退纯粹是次贷风波所引起的。

看了英国部分经济学家对女王的这些道歉，那些活跃的中国学者、专家当作何感想？当然，不应当用先知的标准来要求经济学者、专家们，他们是人，当然会犯错误。看不清问题、预测不准确，乃是自然而然的。问题是，这些经济学者、专家，甚至还有一些投资银行的分析师们，却总是以经济、甚至社会先知的身份出现在媒体上、各种论坛上，仿佛他们已经有能力洞悉经济体系的全部秘密，而作出科学而精确的预测。就像英国经济学家描述金融动荡前的那些“金融奇才们”：他们“相信自己管理风险性债务、保护金融体系的计划是不会出错的，一厢情愿而又傲慢自大”。

这种傲慢自大，既由于人性无法克服的弱点，也源于现代经济学竭力伪装出来的“科学”面目。比如，对数据的迷信。这一点，在今天关于通货膨胀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经济学教科书用物价上涨的幅度来定义通货膨胀，于是，各路学者、专家就死死地盯着物价指数。现在，这些学者、专家信心满满地告诉公众：放心，现代还没有通货膨胀呢；当然，他们也对政府说，仍然可以继续执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这些学者、专家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教科书会不会错了？在一个可能比星系更为复杂的市场、社会中，物价指数很可能是一个意义非常小的数字。对于判断经济系统的状况而言，有很多事实可能比物价指数的价值大得多，但经济学尚没有发明出计量它们的技术。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就不重要。哈耶克在领取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说《知识的僭妄》，就专门驳斥了经济学的数据迷信：

“我们当然知道，在谈论市场和类似的社会结构时，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是我们无法计算的，对于它们，我们仅仅具有很不精确的一般知识。由于这些事实在任何具体场合中的作用无法用量化证据加以证实，于是那些发誓之接受他们所谓的科学证据的人，便对这些事实不屑一顾，他们因此生出一种十分惬意的幻觉：他们能够进行计算的因素，才是惟一相关的因素。”

可能正是那些自以为掌握了经济学之科学的学者、专家对于数据的迷信，才导致人们对于某些十分严重的经济风险视而不见。这里所说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结构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因为对于货币注入，人们之关心可量化的效果：物价总水平，则在物价总水平没有明显变动的时候，学者、专家、官员们就轻易地相信，超常规的货币注入没有给经济体带来什么负面效果。因此，通货膨胀还远着呢，可以继续执行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然而，仅仅根据常识就可以断言：如此超常规的货币注入，必然会对经济体产生某些十分重大的影响。从理论上可以证明的可辨认影响之一就是相对价格结构和工资结构的严重扭曲，尽管如哈耶克所说，关于价格和工资的具体结构的量化证据，我们很难掌握。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些重大的事情本身没有发生。实际上，民众对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数据的普遍不信任，恐怕就是工资结构严重扭曲的一个间接证据。当然，房地产与股市的畸形繁荣，更是人人可见的相对价格、工资结构扭曲的证据。但是，仅仅因为物价总水平尚未变化，专家们就让政府放宽心，而政府也真的很宽心。

英国那些承认自己失败的经济学家在致女王的信中说，“概括而言，预测这次危机的时间、范围和程度并防范它的失败，尽管有很多原因，但主要是本国及国际很多头脑机灵的人士理解整个体系的风险的集体性想象力之失败。”这种集体性想象力之失败正在中国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