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谈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97 次 更新时间:2009-07-14 11:2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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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进入专栏)  

  

  为什么一上来就要点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即使政权更迭,外交政策还多以连续性为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时候,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现为断裂性。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身的中华民国,有过不少失地退让,丧权辱国的记录,但是到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外交上也可以说大获全胜。不但日本无条件投降,而且过去一百多年中列强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也已基本废除,租界已经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取消,中国甚至成为手中握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亦即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与国遍于世界,真可谓国耻尽雪、风光一时。但是国民党政府内政不修,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吏治腐败,民怨沸腾,在与共产党举行的和平谈判中,又自恃武力强大可以消灭对方,而缺乏立宪行宪的诚意,致使谈判在一年后归于破裂。在随之而来的三年内战中,国民党连遭败绩,只能退守台湾。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主席就确定外交方面的三条方针:(一)另起炉灶;(二)把房子打扫干净以后再请客;(三)向苏联“一边倒”。这就是说,在外交上一切从头来过,对国民党的遗产,甚至连联合国内的重要地位都几乎不屑一顾。一直到三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才逐渐向历史回复。这种情况在国际外交史上是很少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的史前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国家,中国共产党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的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党。因此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制度以及一切国家行为(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根据和准则。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必须对其史前史,即共产党与马列主义的关系稍作交代。马列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到一九四九年才成立,中国共产党却是一九二一年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对外交政策就早已成竹在胸,原则就是国际主义,它源于马列主义所谓工人无祖国,各国无产阶级利益完全一致而没有利害冲突的理论。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立即把自己归属于同样信奉马列主义的,世界上第一个由无产阶级建立的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是天经地义的事。

  另外,同学们可能不了解的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党章第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支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有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在上海成立的时候就有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出席;中共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有的竟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名字就叫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红军的最高指挥权并不在中国人手里,而在代表共产国际的德国人李德手里。共产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党,党员不但要遵守中共的纪律,也必须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许多老辈共产党人(当然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内)对国际的指示是严格遵行,不敢有违的。“九一八”以后,中国的东北已经沦陷了,而上海的中共党员,还在举行飞行集会,散发“坚决保卫马德里”的传单,就是执行的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胜利前的这种惯性,一直保留到一九四九年以后是十分自然的。当然,共产国际在一九四三年已经解散,从组织上说,再没有人可以对中共发号施令了。

  中共在那以后已经可以自作主张了。但是就在一九四七年,苏共又发起组织了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把世界上已经夺得政权的共产党都包括在内。对各国共产党(不论其夺得政权与否)有不合乎马列主义的行为与理论的,也就是不合乎斯大林的旨意的,都进行了批评以至处分。

  我记得至少对当时的日共和印尼共就批评得十分严厉(共产国际则甚至解散过波兰共和朝鲜共)。而到次年(一九四八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年,共产党情报局更开除了“南斯拉夫叛徒集团”,罪名就是它奉行“民族主义”。中共中央通过当时党的副主席、理论权威刘少奇发表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文章,论证民族主义是反动的,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只有国际主义才是正确的。根据马列主义,民族利益(亦称国家利益)是由阶级利益决定的,因此实际上是统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而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则充分阐明了民族利益由意识形态所决定这一点。前一篇文章上面已经谈过了。在后一篇文章里,针对当时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中国应当走第三条道路,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的言论,毛泽东说,你们说我们“一边倒”,我们就是要“一边倒”,我们不能做美苏的桥梁,只能坚定不移地站在苏联一边,站在世界无产阶级一边。这就确定了联苏反美的外交政策,一直到二十多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才有转变。?在以民族国家为国际关系主体的二十世纪,民族利益常有冲突,粗暴一点的通过战争来解决,文明一点的通过谈判来解决,根本不可能按国际主义来解决,这种情况也许到二十一世纪还改变不了,何况共产国际的所谓国际主义其实就是一切都要服从苏联的国家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外交,大体上可以分两个时代。第一个是毛泽东时代,第二个是邓小平时代。两者的宗旨差别很大。

  而且毛泽东时代的特点是多变,二十年间变了一百八十度。邓小平时代的特点是稳定,很少变化。邓小平已逝世五年,是否已出现了第三个时代,目前还看不清楚。现在先把前两个时代分别讨论一下。?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

  

  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政策是由三个因素决定的,(一)意识形态,(二)民族利益,(三)毛泽东个人的伟大抱负。这三个因素是递进起作用的,又是交互起作用的,因此很难严格划分清楚。总的说来是早期意识形态的因素较强,晚期个人因素较强。民族利益的因素应该是贯彻始终的,但是终毛泽东之世却又一直是隐而不显。那个时候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里讲民族利益是非法的,因为它是反马列主义的。这个词组直到毛逝世以后十年,亦即八十年代中期,才出现在中国人的嘴上和笔下。在这方面,我也略有功劳,不过说这话你们现在听起来已经好像是笑话了。三个因素混杂不清的情况是很容易解释的:一个人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为民族谋利益,为个人建勋业,树声名,他都不能离开自己一生信奉的主义,即世界观,亦即意识形态。毛泽东追求的一切都只能在马列主义的框框里寻求解释,来证明其合理性,或曰正当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对过去与各国签订的条约,一律宣布无效,要等以后逐个视情况决定其是否可以采用,应当废止,或者予以修订。这正是一下就树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过去一刀两断的崭新面貌。对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苏联大使罗申倒是随蒋介石政府到广州去了)试图与新中国结交的姿态,毛泽东也是稍经犹豫就断然不理。

  而且在他因为活动劳而无功不得不回国的时候毛泽东还专门发表一篇题目叫做《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当时我们这些年青人都只知道叫好,后来才懂得原来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说给苏联听的,为的是表示中国立场坚定,绝无二心。

  新中国的第一个重大的外交行动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毛泽东访苏与斯大林会晤,结果就是次年二月由中国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签订的中苏友好合作互助同盟条约,内容包括中长铁路中苏共管,苏军到一九五二年撤出旅顺以后中国还要偿付苏联的军港建设费,中苏合营的新疆石油公司苏联也是大股东等。

  现在,谁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当时不是看不出来,就是不敢说,毛泽东当然心里还是明白,这就种下了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因子。?同年六月,北朝鲜在苏联支持下出兵攻打南朝鲜,南方猝不及防,北方势如破竹。当时南方还有美国军事顾问,杜鲁门总统下令出兵相助,不但很快把北军打退,而且攻下北方的首都平壤,前锋直逼鸭绿江。

  谁来救援北朝鲜呢?据说苏联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认为自己应当力避与美国直接发生军事对抗,于是这个任务就落到了中国的头上。应该说,作出让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决定,并不是容易的。因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已打算放弃蒋介石,准备撤出台湾了。解放军前一年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是正准备再次进攻,胜算不小,而现在却由于北朝鲜南侵而导致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而对解放军构成了一道不可跨越的障碍,把中国的统一大业一直推迟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也没有完成。毛泽东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实在是“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的一个英雄式的决定。朝鲜战争打了三年,一直到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世以后才在七月份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议,我也可以算是现场见证人之一。南北朝鲜谁也没有能吃掉谁,迄今仍然在三八线两边对峙。

  抗美援朝,对中国到底是得还是失?有人说中国“兴灭国、继绝世”,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打了一个平手,声名远震,端的是大智大勇,在全世界打出了威风。有人说,中国救活了北朝鲜,自己却赔上了一个台湾,代价太大,有失无得。有人琢磨斯大林要中国为他火中取栗,苏联实在太精,中国实在太傻。……这些问题自从事实逐渐暴露,言论逐渐解禁以来迄今一直议论纷纷,也许再讨论几十年也不会平息。我在这里提起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国的国家行为中曾经起到过多大的作用。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国际关系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连标榜国际主义的世界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在对外关系中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除非把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中国的怂恿下出兵镇压匈牙利的起义和勃列日涅夫一九六八年镇压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改革都算做“国际主义”。对后者,中国人是坚决反对的,认为是干涉内政;不过苏联人自己却认为是为了保卫马列主义而对兄弟国家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就同当年镇压匈牙利群众起义一样。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揭发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斯大林的威信一落千丈。这对中国伸张民族利益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毛泽东也是私心窃喜,但是他又不能不担心,由此引起的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有可能引发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危机,而且还可能影响到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上升的地位,影响到他在今后领导世界革命的思想资源。因此他真可说是殚思竭虑,两面作战。一方面需要顺势批评一下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一方面又必须挽救斯大林的威信,把后者定为“功大于过”“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三七开”)。这表现在按他的意志起草的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煌煌大文上(前一篇发表于一九五六年四月五日,后一篇发表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并且以此为标准逐步展开批判各种国内外被他认为偏离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中苏交恶始于一九五九年中国十周年国庆时赫鲁晓夫访华与毛泽东发生龃龉,以后逐步发展到六十年代震动世界的所谓《九评》。在中国方面看来,从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中国方面发表《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是为第一评)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是为第九评),都是为了答复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原来苏共的信是为它自己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可以避免,双方可以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实现……等等一系列观点辩护,结果却激起毛泽东的勃然大怒,专门选定康生组织班子,在钓鱼台认真地写文章一一反驳,首先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向全世界提出了中共集一百多年马列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之大成的文章,作为总纲。然后就发表一篇一篇文章逐个驳斥苏共的反动论点。毛泽东说本来准备要写一百篇的,后来因为赫鲁晓夫下台而只好就此打住。这些文章加上苏共来信,后来都收到一本叫做《关于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的书里,字数有三十余万之多,其论点之广泛,言辞之激烈,也许为人类全部国际关系史上所仅见。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已经从外交部长位上解职五年的乔冠华曾向我慨叹“现在国际上几乎没有什么人记得《九评》了”。其实,事过境迁,当时岂但国际上,就是中国国内也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九评》了。我相信如果你们现在去看那些文章,大概一是不好理解,二是不感兴趣。但是在当时,却是谁都不能不关心的大事,因为如果一言不合中央的旨意,就有可能招来祸殃。这些文章中所体现的思想不仅决定着中国的外交,而且决定着中国的内政,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以之为铺垫的。所以,如果你们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外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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