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江:励学敦新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7 次 更新时间:2009-07-06 13:24:48

进入专题: 学术发展  

展江 (进入专栏)  

   

  故事:1983年8月12日,我第一次在《解放军报》“外军了望”栏目发表了一篇《海因里齐的防御战术》,随后多次在这个栏目和学军事专栏发表译稿。我至今还能记得军报的老编辑曾光军鼓励我说:“你写的东西我们很欢迎,栏目现在就缺这样的稿子。”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理论研究上去了。

  观察:在不很壮大的国内新闻学术界,80%以上的学人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看的是中文出版物,而这个学科80%以上的资源不在中国。这种人力资源的严重不合理配置势必妨碍我们这个本应“得风气之先”专业的健康发展。

  建言:媒体的首要功能是进行环境监测,并把观测到的东西告诉公众。监测是不是及时很重要,当今社会科技发达,人类文明发展很快,但任何社会都不能避免天灾人祸,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论点:坚持媒体的社会公器论,构筑公众信息平台和公共论坛,制定和恪守严格的新闻专业标准,反对媒体公司论和集团工具论,抵御不良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对媒体的腐蚀。

  

  展江:励学敦新行

  

  初识展江,可能会对他的面无表情产生误解,似乎他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然而交往开去,渐渐感觉:他很坦率,不会掩饰自己的好恶喜怒;他亦很严厉,甚至有些苛刻、不近人情,对学生的错误、同事的失误都会有错必纠,绝不姑息;同时他也很热忱,对求教于他的学生,哪怕是校外只有一面之缘的小字辈都会不遗余力地指教,尽可能地提供便利条件。这正像孔子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在为人和治学上,他都显低调,不喜张扬,在派别林立的学术界始终保持开放的心态、清醒的头脑、独立的精神……军旅生涯使他的腰受伤,上课时间长了,他经常会停下来,用手捶捶腰。当有人夸他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术上的砥柱,他会说:“我的腰不好,不能抵什么东西”。

  

  “作为新闻传播学最高学位获得者理应抛却浮名,多做实事”

  

  王永亮:古人云:“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对自学成才的人来说,这句话太消极了,而是相信“转益多师是吾师”。作为一名从退伍军人到自考生,从硕士到博士的艰难跋涉者,您是如何理解“转益多师是吾师”这句话的呢?

  展江:这要从早年经历说起,1976年冬季,我从家乡扬州参军入伍,在东海舰队舟山基地当兵。服役期间曾在海军后勤学院学习财会专业,获得中专文凭,回部队后当上了会计,后来又调到团里当新闻干事。一直到1984年发现脊椎有伤病,在部队医院里治了大半年未得痊愈。1985年,我转业到地方的时候,兜里只揣着一张三等伤残军人证,开始了全新的征程。

  9年的军旅生活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也许并不算长,但在这9年中,我从不谙世事,到初步确立自己兴趣和钻研方向,我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认老乡、拉关系,当别人推杯换盞,把酒言欢时,我总是埋首苦读,学英语、学军事史藉。无论将来是否一直从戎,有一点我非常明确,那就是学好英语。现代战争需要更多地了解外军动向,掌握最新的国际态势,这一切无一不需要通过英语作为工具和媒介。

  我虽然1974年就高中毕业了,但由于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学到的知识少而零碎,而且那个年代的学习资料极少,我只有从母亲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位同学那里得到了一本薄薄的《英语语法手册》,花了两三个月把这本书抄了一遍,后来又买了一本《基础英语教程》。在接下来的五六年时间里,我手里只有这两本英语教材。在海军基地,我抱着一本英语字典和这两本书,一页页地啃着,就这样度过大半的业余时间。当时还有很多人对此表示不理解,认为一个当兵的,练好身体习好武就行了,学什么英语呀,又不出成果,这不是“不务正业”吗?可是很快我的英语水平在所在部队就无人能比了,否则我的团政委也不会让我给自己上中学的儿子补习英语。所幸的是团政委把我调职去做新闻干事。

  钱婕:真是像前两年谢晋所说的“知识改变命运”啊!

  展江:因为为所在部队甩掉了新闻报道“光头”的帽子,我多次被东海舰队和舟山基地评为新闻报道个人先进奖;但是尽管我一年能在《解放军报》上十篇稿件,由于所写的多半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多为编译的外军动向),因此只能拿二等奖。而当时有的基层部队规定,在军报上一篇文章能立一次三等功。1983年8月12日,我第一次在军报“外军了望”栏目发表了一篇《海因里齐的防御战术》,随后多次在这个栏目和学军事专栏发表译稿。我至今还能记得军报的老编辑曾光军鼓励他说:“你写的东西我们很欢迎,栏目现在就缺这样的稿子。”这时,我的兴趣已经转移到了理论研究上去了。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渐渐发现在生与死角逐的战争中,有一种日新月异的武器大显神通,这就是新闻媒介。无论是拿破仑的“报馆一间,犹联军一队也”,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的德皇威廉二世哀叹“德国之战败,就在于没有一张《泰晤士报》”,说的都是新闻媒介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新闻与战争,这个全新的课题在我头脑中渐渐清晰。

  王永亮:新闻与战争?我记得我刚从事新闻工作时,正逢1991年2月海湾战争打响,不久,我在书店买到一本《新闻与战争》,印象最深的是两位作者的名字都有“江”字,没想到12年后竟然见到了真正的作者!

  展江:作者就是我和杨鲁江(我当兵时的战友、图书馆的同事)。当新闻研究者们对海湾战争中美国CNN一枝独秀的表现目瞪口呆,感叹新闻媒体在战争中发挥的独特作用时,这本书的末章及时讲解了新闻媒体是如何作为一种特殊的战争手段被交战各方加以娴熟运用,从而显示出空前的威力的。虽然这不是一部论著,但却是较早对战争与新闻结缘现象加以揭示和描述的专著,是在军事历史学和新闻学之间搭桥的一次尝试。

  钱婕:从您的人生履历看,9年的海军生涯转业后,您还从事过8年的新闻工作,这段经历对您有何收获?您眼中“好新闻”的标准是什么?

  展江:我认为好新闻的标准是:在纷纭世事中厘清复杂关系,摆脱流行偏见,表现职业勇气,揭示事实真相,揭露谎言谬论。

  我在1986年中进入《扬州日报》,做起了与“潦倒文人”打交道的副刊编辑,而自觉远离被许多人认为风光和实惠的政治和经济记者岗位。我多年来就渴望这种不用坐班的职业,符合自己的天性。20世纪80年代是新闻事业大发展的时期,当副刊编辑也得从事采访,何况一年后副刊组升格为文艺副刊部,成为报社版面最多的部门,我也在不太情愿的情况下做了副刊部主任。每周除了8个版面的编稿、审稿和值夜班以外,还要经常采写星期刊的头条,其劳累可想而知,但是这些年的新闻实践,与在部队做过的新闻工作相比,无疑有更多的挑战性,我曾因批评报道引起风波,曾因决定刊登一封控诉信而险些吃官司。我写的《谁最先报道南京大屠杀》等通讯作品在省内和全国获过奖。回想起来,我的新闻业务基础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的。

  钱婕: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新闻事业蓬勃发展,记者行业令人艳羡,而考研是了冷门,是苦差事,您为何“逆潮流而动”实现转型呢?是蕴藏在心中的读书情结吗?

  展江:百姓的孩子多读书,读书情结当然有。当时,在新闻改革大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情况下,我迫切感到有必要系统地学习新闻理论,好梳理出纷乱复杂、热闹喧嚣的新闻业界现状,我想到了考研这条路。但是要想在大专学历的基础上直接考研究生,困难可想而知,何况这时已经娶妻生子,家庭负担和工作压力都是很现实的牵制。1990年第一次考研我失败了,总分进入前三名,败就败在单科成绩上。可是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第二年我终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这时,我已经34岁了,是同学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儿子都已经上了小学。

  与同学相比,我的学历起点也算是低的,但是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期自学锻炼出来的独立思考能力又成了优势。有同学问,这把岁数了为什么到人大来?我回答道:不为跳槽、发财和逃婚(当时的典型考研动机),只为了满足虚荣心——进大学门。凭着始终如一的刻苦钻研,我硕士毕业后顺利地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童兵教授。

  王永亮:翻阅您的学术著述,最明显的感受是您近几年致力于西方先进传播理念的翻译引进工作。众所周知,搞翻译辛苦且不去言说,还被视为费力不讨好,译得再多再好不算科研成果,稿费也低。在跟风追名逐利的新闻学界,能够静下心来,花点时间,有具有相应能力来熬在书桌前翻译几本有价值的原著的人寥寥可数,更多的人宁肯有时间弄点“短平快”,攒点什么书就成“专著”,耗时少,效益大,何乐而不为?而您却为何又乐此不疲地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展江:对照国内外的新闻学术研究,我感到国内缺乏必备的研究文本,尤其是西方新闻传播学大师的原著、相关语境材料及经典作品。要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其内涵,困难重重。所以我撰写和翻译出了《美国新闻史》、《信息时代的新闻价值观》、《新闻与正义——普利策新闻奖获奖作品集》、《新闻与揭丑》、《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等书。

  在这里,不得不提的是那本洋洋百万字的《美国新闻史》。由美国当代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父子以及南希•罗伯茨士所著《美国新闻史》在美国已出了第八版,国内1982年第一次翻译过一个老版本,原作者很多观点的发展变化得不到及时修正。我作为主译者,与新华社《参考消息》编辑部多名译者一起翻译了第八版。这本书同时还创立一项国内纪录:由同一个出版社出版新闻与传播学著作的第二个译本,并是本专业领域规模最大的一本。

  新华社原先是让《参考消息》的编译人员译这本书的,后来给我审阅时,我发现有很多地方翻译的不够准确,特别是新闻专业方面的术语错误很多,所以拿回去几乎是从头到尾重译了一遍,原译稿的字里行间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我的字迹。这一改改了八个月,写到最后得了肩周炎,一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在至今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和学科归属尚有争议的情况下,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学界能不能拿出学界普遍认可的经典教科书译本显得至关重要。而这样的学术成果与社会期待相比的确太少。究其原因,主要原因是翻译力量不足,更主要的还是重视程度不够。所以我说:“本来这样的大部头译著不该由我这样自考英语大专毕业的人来译的,我觉得我的水平肯定不是最高的,为什么没有别人来做呢”。在我看来,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在不很壮大的国内新闻学术界,80%以上的学人关注的是国内问题,看的是中文出版物,而这个学科80%以上的资源不在中国。这种人力资源的严重不合理配置势必妨碍我们这个本应“得风气之先”专业的健康发展。

  钱婕:您翻译了那么多原著,可是到现在一天国门也没有出过。最近手头上还有翻译任务吗?

  展江:当然有,人大出版社让我准备《美国新闻史》第九版的翻译,还有“新闻与传播学大师系列”经典著作正在陆续翻译。看看其他发达学科,人家在学科根底已经相当扎实的基础上还在大力翻译学术经典和注重基础研究,对此作为新闻传播学最高学位获得者理应抛却浮名,多做实事。

  

  “如果一味排斥负面的东西,媒体就是失职”

  

  钱婕:中国早期报人章太炎曾说“事不可诬,论不可宕,勿以法理虚言而蔽事实,勿以众情踊动而失鉴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的十余年中,中国传媒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也面临着一些不容乐观的现实:一些突发事件中,公众说“信爹信娘不信报”——传媒公信力缺失。您认为媒体如何应对面对突发事件的尴尬?

  展江:这正好可以从近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说开来,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发生过这类事件,但是他们的机制可以使恐慌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消弭。据我观察,这种机制有其制度化的安排,长期实践中已经形成了媒体的信息传播机制和政府的快速反应机制。

  从媒体方面来说,美国媒体有其传统和惯例,普利策说,记者是船头上的瞭望者,瞭望的是激流险滩,当然不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望。我理解,所谓激流险滩就是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最具危险性的事件。

  根据这种职业精神,发达国家媒体最关注的就是这种突发性、灾害性的事件,媒体的职能之一就是找这种信息。只要发现有异常情况,特别是涉及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危,媒体就会立即做出反应,哪怕仅仅是传说,媒体也一定会报道出来,对于危险情况,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如美国炭疽袭击,最后证明很多是谣言或恶作剧。为什么发达国家媒介会这样地关注这一类的事情呢?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事件关系到人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展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学术发展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新闻传播学 > 新闻传播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8710.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