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进党在该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配苏贞昌大败以后，几至溃不成党，首要的几个人还卷入贪渎的调查中，只有一个蔡英文还尚清白。“蜀中无人，廖化作先锋”，因此被捧出来领衔整顿。

若要论资排辈，党主席这把交椅当然轮不到她。民进党自吹的所谓“四大天王”就是仅次于陈水扁而言。谢苏配失败了，当然负主要责任出局了。游锡堃也如谢苏，当过行政院长，但此人属阿斗型，还是陈水扁视为亲信。但陈已焦头烂额，只可暂自收敛，当无法相助。剩下来的吕秀莲，当然一度心动，但没有班底，平时又大嘴巴，陈尚且奈何不得，谁敢支持她？也就打消念头。次一级的当过行政院副院长的蔡英文便被提上来了。

蔡虽然在党的资历浅，但独得深。李登辉提出得“两国论”就是她主稿的，当时还未从政。到香港快要回归，行政院长郝柏村已下来，换了连战。香港亲台的社团领袖，以台湾对港人不闻不问鼓噪起来，大陆委员会主委黄昆辉也是个台独，假惺惺提出“港澳人民关系法”作为因应香港回归前后港澳人士来台定居核可的规定条文。主稿者也是蔡英文。陆委会还派她和另两位法学教授翁松燃、金神保来港和港澳社团人士举行咨询座谈会。时在一九九四年，我当时是派驻港澳的侨务主管，座谈会由我主持，前后三次，所以我对蔡的作为有相当认识。

翁松燃教授是我的同学，他在座谈会举行前对我说：“关系法”的草案定得很苛，如果座谈会上不设法修正，港澳人士要办理来台定居不容易。我代表政府来咨询，不方便提出意见。这个示意已够清楚了。我接到草案后即连夜研读，果然是苛吏的手笔，那些不利港澳人士到台定居的条文经过我的修改，然后令职员送到指定的侨社领袖面前，约定前来座谈，并负责某条文提出修改的意见。

座谈会对关系法的精神、订立原则，以至在条文的解释，果然是蔡英文担纲主讲、主答。台湾驻港各重要部会都有代表，组成一个称“李复中小组”为代号，召集人由名义是外交部主管，实际已转入陆委会的辖下的中华旅行社总经理黎昌意担任。所以，黎也与会。由于我对草案的修改和安排发言，准备充足，座谈会也由我主持，到侨界发言时，蔡英文这个主稿人应该大出意料之外，左支右绌，难于应付。例如草案规定一定获得香港政府的良民证（明书）时，惹得过去为台湾卖命的工人团体领袖大声的斥责：“过去我们和左派斗争，流血冲突很多，被捕坐牢，留下刑事案底，既未得到国府的好处，也就罢了，想不到共产党快要来了，台湾不来接我们也就认命了，蔡小姐你是否明知我们拿不到良民证，却偏要有这个规定？早知如此，我们早应投共而不是反共。你年青，不知这段历史？”这一段话，我记忆犹新，蔡英文也答不出理由。自由电影公会的黄握中（后来出任过国大代表），在会中也掷地有声说了话。黎昌意没有征询我这个主席的意见，竟阻止他发言，当然是为蔡缓脸，当众拍马屁。惹火了我，我立即站起来，裁定说：黄代表，你发言还没有超过时间，我是座谈会主持人，你可以继续发言。黄握中当然会继续下去，他也耐得一身火，不吐不快，这样得座谈会，蔡英文也开始知道港人的水凖不是那么可欺！以后，还有第二、三次的来港咨询，只有部分苛刻的条例改正过来，但以台独的排斥性，苛刻的“关系法”在立法通过了，以致“九七”前后回台定居的港澳人士并未踊跃。港澳人士把台独的面目看得一清二楚，以后对台湾便疏离感日益增加，原因部分也在此，我是个历史的见证人，治香港史者不可不知。

国民党在一九五O年大陆全部失守，香港人口尚不足一百万，一下子南来的军民化整为零进入香港，人口骤增，反共者多，这是历史得渊源，故早期大部分是亲台的。国府驻港第一个机构获得英国默认的是“华侨旅运社”，一直负责港澳人士签证赴台湾的机构，我担任该社总经理，至一九九四年底调回才离任。在任时是两会并存，各有所司的。至“九七”回归前始和中华旅行合并而裁撤的。

我派驻香港不久，香港右派有个大地震，因黎昌意出卖了“香港时报大厦”该报是国民党在香港的喉舌。有精神象征的作用，右派人士不能接受，而且贱卖了。香港人称“黎贱卖党产”，黎当然否认，强调价钱合理，但不到四个月，让证据说话，：该大厦转手了三次，卖价五亿八千万港元，而黎只卖了一亿九千万，相差几近四亿，港人大骂黎是国民党的“败家仔”。港人丁伯駪还告上立法院去。台湾派人来香港调查，我当然连剪报据实上报，我和他隶属不同，不必卖他的帐，何况公义！到蔡英文来的座谈会，我们理念不同，终于公开决裂。结果，我和黎先后各自调回台湾，这一段秘案，我还是第一次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