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稳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
发展中国家大多受到政治不稳定的困扰。由于政局动荡，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不能正常进行，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受到阻挠，因此，如何获得政治稳定，成为发展中国家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对政治稳定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从不同国家的情况看，有的国家——比如北朝鲜、古巴、以及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执政党下台，政府倒台，政治制度瓦解，民众的政治反抗频发这样的政治不稳定现象，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却乏善可陈，甚至在有的国家，人民差不多是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但来自国民的对统治者的政治拥戴却有增无减，国家的政治-社会也并没有出现不稳定。而另一些国家的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比如像泰国，内阁频繁更迭，民众的抗议运动如日出日落一样常见，其经济增长却有骄人的业绩；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意大利、日本等国，政权易手、内阁更迭与政党轮替更为经常，首相总理的迎来送往如家常便饭一般，有时甚至连续地解散议会、举行新大选。按习惯看法，这些国家的政治肯定是不稳定的，但这并未影响这些国家创造经济奇迹。在20世纪50、60年代，法、意、日等国的大规模罢工层出不穷，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所以，政治稳定是一个需要很好研究的问题。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政治稳定呢？
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它表示的是政治系统在运行中所呈现的秩序性和持续性。所谓秩序性，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排列秩序的合理性，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所谓持续性，指系统功能的发挥不受阻碍，保持正常运转，这意味着政治体系的主干部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乔治. I.多明格斯：《政治发展》，见格林斯坦、波尔斯：《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5页）。政治稳定表现为政治制度既能维持已有的统治秩序，又能适应不可避免的政治变化：即政治体系在跟随社会整体的发展中不可避免地发生变革时，不出现全局性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骚乱。
亨廷顿等人曾经指出，一般学者使用政治稳定概念，往往有两层含义：一是具有“合法性”的政府存在的时间——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经常通过非法方式（如政变）而更换，那么，就存在着稳定的隐患；二是暴力事件如群众示威、暗杀等爆发的频率和规模。“稳定有点像合法性，因为了解什么时候稳定不存在，要比了解什么时候稳定存在容易得多。对稳定的经验研究一般都是用不稳定的标识来衡量稳定性的。”（同前引书，第155页）政治暴力、政变、暗杀、暴动、骚乱、镇压势力和集团间的暴力所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事件，被看做是不稳定的证据；政治组织机构和政治人物经常更换也是证据。
综合分析，政治稳定具有三个评判标准：
①政治系统具有强大的权威性，社会以其自身的稳定性表示对政治系统的肯定和承认；
②政治系统功能齐备，运转正常，表现为政治体系的自身调控能够正常进行，对社会的调控功能发挥正常；
③政治生活的秩序性，表现为政治活动能够在法制的范围内合法地进行。
在政治发展理论家看来，政治稳定体现为许多方面，主要包括国家主权的稳定、政权稳定、政府稳定、政策稳定、政治生活秩序的稳定以及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稳定性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同前引书，第155页）。
亨廷顿认为，可以从静态的政治制度化和动态的政治参与两个层面来解释政治的稳定性。所谓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不断重现的行为模式。政治制度化简单的说就是“组织与程序获得价值和稳定性的过程”。（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政治制度化水平反应了一个政治体系的稳定程度。因此，考察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僵硬性、复杂性-简单性、自立性-附属性、凝聚性-离散性，就可以对该国的政治稳定程度做出基本判断。（同前引书，第12-23页。）
另一方面，政治稳定和不稳定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说政治制度化提供了稳定的平衡机制，那么，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和行动就构成了打破稳定的解构机制。参与的要求对既有秩序形成挑战，如果政治制度足以容纳公民的参与要求，并将其参与行动纳入既有的制度化渠道，那么，政治秩序依然保持一种稳定状态；相反，如果既有的政治安排不能将政治参与的要求和行动纳入制度化轨道，那么，政治的不稳定就会出现。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稳定在于政治系统有能力承受外部环境对系统的压力。他指出，任何持续的政治系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功能：其一，能够为一个社会权威性地分配价值；其二，社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必须将这种分配作为义务予以接受。“当一个权威性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根据政治发展理论家的论述，政治稳定可以划分为强力控制型和动态平衡型两种形态。有的国家比较开放，政府较少使用暴力手段控制社会，所以暴力性事件较容易发生；而在另一些国家，政府以强大的武力和特务机构来控制社会，因此，表面看起来，社会上没有反对势力，也没有示威或其他异常政治事件，但这并不表明政局的真正稳定，相反，可能在某一个时期会陷入高度动荡局面。“在独裁的政治体系中，骚乱活动发生率之所以很低，在某种程度上说是镇压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的结果。”（加布里埃尔. 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03页。）因此，政治发展理论家们很注意区别威权统治下的政治“稳定”和开放的民主政治下的政治稳定或“不稳定”。
那么，一个存在并不断产生着不稳定因素的国家怎样实现国家宏观政治的基本稳定？
从最基本的层次来看，一个国家，只要有稳固的政府合法性基础、法律政策的连续性、精干稳定的政府公务员队伍、以及行政指挥系统的高效与低耗，就能带来真正的政治稳定。实行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罢工自由、结社自由和竞争性选举并不会妨碍政治稳定，这些是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系所不可或缺的内在稳定机制。应该说，当前中国的政治领导层提出的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是合乎以上要求的。
更深入地分析，大力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提高政治制度化水平，增加社会流动机会，有效地容纳政治参与，使社会势力之间保持力量和利益的均衡，减少社会不平等，逐步实现政治民主化目标，这些是政治学家就政治稳定的实现途径进行思考后提出的要点。
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中，政治制度化水平和执政者的执政水平（能力）是关注的焦点。
政治制度化水平越高，政治系统越具有权威性与合法性。亨廷顿的研究说明，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凝聚性程度直接关系政治稳定程度。政治制度由于是一系列合法的政治行为规范，因此，它是缓解社会矛盾、控制社会力量的最有说服力、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手段。因此，通过改革，自觉地提高政治体系的制度化水平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根本途径。
执政者的执政水平可以从决策水平、自律程度和政治技巧三个方面来衡量：
第一，执政者的决策水平高，体现在能够高瞻远瞩，预见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制订出顺应发展潮流的战略和政策。正确的政策能避免和消除社会政治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引导社会沿着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低水平的决策则缺乏预见性和指导力，不能彻底有效地排除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不但会加剧原有的不稳定状况，还会引发新的矛盾和问题。
第二，执政者的自律程度是指统治集团内部凝聚力的大小和廉洁高效程度，对外代表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对内则关系到政治系统自身的存亡与稳定。统治集团的贪污腐败，侵蚀政权的合法性，统治集团权力内耗，削弱政权的效力。因此，加强统治者自律能力，也是提高政治体系应变能力的有效途径。
第三，执政者的政治技巧即执政者集团中的主要领导者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熟练、灵活应用政治权力和政治策略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国际、国内政治环境每时每刻都在发展变化，客观因素促成的不稳定现象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政治系统必须在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适时调整社会政策，缓解社会压力，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发展。
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政治发展理论家提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存在对于实现政治稳定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减少由于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扩大而造成的政治不安定的可能性，在现代化过程的初期就需要建立现代政治制度，亦即政党”（同前引书，第388页。）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能够通过扩大参与，控制或转移暴力性的政治活动；同时，能够缓和并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且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同前引书，第399-400页。）
政治学者指出，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超前而政治组织化和制度化相对滞后是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因此，要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在扩大政治参与的同时，相应地提高政治制度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力。（同前引书，第12-23页。）亨廷顿认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政治上最大的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甚至也不在于政治参与（政治民主）的程度，而在于是否达到了足够的制度化水平，建立了有效的社会控制。发展中国家政府控制能力一般较弱，以至政潮迭起，政变频繁，如不消除这种现象，现代化建设就无从谈起，因此，政治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现政治制度化，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谋求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就是说，政治发展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上述政治体系的制度化，实现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
虽然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之间关系复杂，但政治学家一般坚信，高速度的经济发展有助于政治稳定；反过来，日益恶化的经济局势会加剧社会冲突和军事干涉。（参阅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因此，设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发展，也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一条有利途径。
做到了以上这些，社会就会进入稳定-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中国当前政治-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分析
我曾经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现状的特点分析》一文中对共和国建立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进行过分析，通过分析可以了解到，当代中国政治实际上是不稳定的，这种不稳定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曾经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
分析中国当前社会，同样可以看到，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仍然大量存在并且在发展着，并且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产生大量不稳定因素的过程，所以，面对不稳定状况既不必惊慌失措，也不可掉以轻心，不稳定是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的现象。如果经济-社会发展政策适当，危机因素则大可缓解，当然，如果处理不好，大的危机也随时可能爆发。
大体说来，当前中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可以从政治和经济-社会两个方面来分析。
1．国家政治生活方面
在当前中国国家政治生活方面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政治暴力冲突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①公共权力被用来达到私人目的，导致公共权力私人化。
中国的官员将公共权力用作为谋取私人利益的工具早已是普遍现象，每年被查办的大量贪污腐败案件就是公共权力私人化的最有力证据。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了国家的权威下降，政府的权威下降，法律的权威下降，以及公共权力的权威下降。公共权力私人化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导致广大民众对包括合理的差距在内的任何差距的拒斥，导致民众对制度的仇恨，这可以说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不安全的因素。
②暴力机关滥用暴力，导致日常生活中暴力“合法”化。
拥有“合法伤害他人能力”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使用权力侵害平民，渐成司空见惯之象。可以举出两个比较最典型的例子，一是2003年海南省一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勾结他人诬告私人企业主蔡宝银，强行夺走蔡的1.8亿元巨额资产。如果说这个案件只涉及少数几个官员，那么2003年的郑恩宠案件则是国家诬陷的一个典型。上海的“红顶商人”周正毅勾结地方政府官员强行拆迁居民住宅，为受害居民辩护的律师郑恩宠被当局以“泄漏国家机密罪”逮捕，并于2003年10月判刑3年。郑案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随心所欲地使用政治暴力与诬陷手段对付一切他们不喜欢的人士。由利益集团操纵法律任意诬陷他们不喜欢的任何人，是非常典型的公共权力私人化与暴力合法化现象。（参见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还有学者谈到了当前中国执法部门滥用暴力的情况：
近年的暴力蔓延似乎首先发生在行使权力（尤其是“治安”权力）的那些部门，如警察、看守所等。“文革”以前这些部门本来没有酷刑式暴力的传统，往往更多地是采用精神压迫的方式，但“文革”这场全民性的暴力运动的发展使人心的暴力化变得十分普遍。80年代以来社会犯罪率的上升、看守所和监狱人满为患、警察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下降，导致警察滥用暴力的事件越来越多。
例如，北京西苑派出所的警察因看不惯一位画家的生活方式，便将其拖入派出所毒打，即使画家说出他是某市的人大代表，也仍然被继续毒打。北京的媒体对此事未予报导，一位作家在《南方周末》报上发表了纪实文章，介绍了此事件的梗概。又如，《南方周末》报2001年4月12日第6版报导：河南省荥阳市的一位律师仅仅因履行律师的职责为嫌疑人辩护，便被公安局和检察院视为碍事（其实这些执法部门早就对此律师之“狂”嫉恨在心，意欲整治），于是就用一张没有公章的空白拘留证将该律师“刑事拘留”，关在看守所内连续14天残酷刑讯，警察打累了便雇打手施暴；他们把律师的一只手从颈向后压，另一只手从后腰往上提，用“背铐”铐住他的两个拇指；还扒光律师的衣服，戴上死刑犯的脚镣手铐，拖着他在零下十几度的雪地上奔跑；又将律师双手铐住当作练“飞腿”的沙袋，边踢边喊，“你不是中原第一大律师吗？你不是很狂吗？”该律师于1998年12月2日被捕，至2001年1月4日无罪释放。（参见唐逸：《当前中国社会中暴力蔓延的根源》，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3期（总第78期））。
这种暴力机关滥施暴力的行为其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执法暴力首先是摧残血肉之躯的生命，其次还不可弥合地摧残了被害者的心灵，在其心灵深处以血刃留下累累创伤。更重要的是，它还摧毁了法律和执法过程的程序正义。
此外还有一点可能以前被忽略、而在“杨佳事件”后才引起人们重视的后果，那就是暴力残害所具有的双向性。一个社会的执法机构如果经常依靠施行暴力来维持“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最终毁灭安定。因为，一个社会中暴力统治的范围越大，社会上被暴戾压抑和扭曲的人也就越多，理性秩序的可能空间也就越小，安定的可能性必然随之减小。这种政治生活暴力化的后果是民众对滥施暴力的仿效，从而致使暴力极度扩张和普遍蔓延，最终结果是包括滥施暴力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成为暴力的残害对象，成为暴力的承受者，成为暴力的牺牲品。
任何具有真正的内在稳定性的社会，都主要不是靠暴力来维系的，它的稳定依靠的是国民出于自身利益和理性思考而对秩序的认同和自觉遵守。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任何个人无端的暴力残害，就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威胁，因而也是对社会秩序稳定机制的破坏。
显然，日常生活暴力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政治冲突乃至政治暴乱的酿成。
③政府官员与涉黑团伙相勾结，导致政府行为的黑社会化。
近几年在各地频频发生的城市拆迁事件与农民反抗事件中，那些掠夺民财的经济精英背后都有地方政府或明或暗的撑腰。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地方政府的行为越来越接近黑社会组织的行为，唯一的区别在于黑社会的暴力是非法的，而地方政府使用暴力则是合法的，这种“合法的黑社会”比之于非法的黑社会，其暴力肆虐之处，更让公众无所逃遁。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还表现在政府官员与黑社会勾结，充当其后台和保护伞，并利用黑社会的特殊“功能”来实现自己的某种“黑色”目标。如沈阳市的原市长、两个原市府副秘书长和几个局长，浙江温岭市的原市长和公安局长就是如此。正因为有了政府官员这样的靠山，近年来各地出现了许多黑社会集团，它们大量采用暴力手段进行各种犯罪活动，在行动中几乎不留活口，以训练有素的冷静方式杀人如草芥，其冷血程度较之好莱坞电影中的变态杀人狂有过之无不及。（唐逸）
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有一个表现是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居然还具有了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的张畏除了黑社会老大的身份外，还具有跨省份的8个其他身份：包括湖北省宜都市政协副主席、随州市青联委员、浙江某报社名誉社长、随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等4个官方头衔。牵涉到张畏一案中的67名党政要员，包括市长、公安局长及党政干部42人、司法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10人。张宅门前挂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铜匾，故当地人称张畏领导的黑社会组织为“红色黑帮”。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情况也与张畏相似。所有这些一经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2．经济-社会方面：
①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增长颓势已现。
中国经济自90年代末之后进入一种奇怪的状态，其特点是：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支持下的高增长，但最后取得的是低效益。这是一种低级的增长模式，即增长主要靠投资的堆积和资源的消耗，产值（GDP）高，增加值低。这样的增长迟早会进入难以为继的状况。此外，中国经济中还有两个严重问题，一是对出口的依赖，再就是资本的积压。目前出口已经遇到越来越大的问题，这个依赖已经难以长久。而资本积压从经济学角度讲就是货币流动性差，流动性差导致流动过剩，流动过剩致使物价上涨，继而引发通货膨胀。
就世界各国也包括中国的情况看，通货膨胀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制止，接踵而来的必然就是社会动乱和政治危机。国民党怎么垮掉的？说到底，根本原因还是经济危机，其表现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引了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从而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执政基础，使整个政权变得不堪一击。1989年为什么会出现那么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1988年以来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高耗低效、出口依赖和资本流动障碍是中国经济中已经存在了一个较长时期并且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的问题。
就当前来看，中国经济表现出如下一些具体的矛盾和问题：
其一，投资过高和投资不足并存。
一方面是投资过高，一方面是资本积压，投资不足，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情况看上去十分可笑，令人费解。其实只要了解个中缘由，就不会感到奇怪。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根本原因还是增长方式的问题：即经济增长中技术含量过低，增长方式处于原始状态，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能源的消耗来实现。很多地方不顾一切地追求增长速度，拼能源、拼消耗、拼环境，简直可以说是到了不顾死活的地步！
低级增长方式必然导致投资过高，在增长方式没有实质性改善的情况下，追求高增长只能依靠高消耗，同时必然带来高污染。而中国目前已经出现了能源危机，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原有增长方式实在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政府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不敢再鼓励投资了，因为继续投资必然导致情况更加恶化，所以要紧缩投资。
但紧缩投资又导致另一个问题，即现有资本闲置，资本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就出现了严重的资本积压。目前这个问题还没有找到解决的办法，银行中积压了大量资金（央行还在不断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储蓄资金没有效益，但利息还得照付，这个问题如不解决，结果也很严重，迟早也会引发危机。
增长方式的问题说到根本，还是思想问题，是庸俗发展观在作祟。所以现在要大讲科学发展观，但似乎已经为时过晚！另外，权力的高度集中，政治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单纯地用数量性指标来考核官员的政绩，也是导致问题出现并日益严重的罪魁。有了思想上把发展仅仅简单地看作量的增长的官员，这些官员又大权在握，同时他们又被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建立起来的精英文化神化着，被在实际通行的“顺我者尊显之，逆我者出局”的用人潜规则之下扶植起来的一帮无德、无才、无耻的狐群狗党簇拥着，被同样的上级用贯穿着GDP崇拜的指标体系考核着，事情会做成什么样子是不难预料的。
其二，货币政策面临两难。
中国当前经济另一个突出矛盾是货币一收紧就出现需求不足，货币一放松就出现通货膨胀。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指导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其三，整个经济对出口过度依赖。
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大大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2002年就有学者指出，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中国的对外贸易增加了十几倍，到90年代末外贸已占GDP的35％左右，在世界名列第一。美国目前对中国来说是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大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逆差（如对台贸易逆差数百亿美元），完全是靠对美贸易顺差来弥补的。由此可见，美国市场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劳动就业和对外贸易是多么至关重要。（参见王思睿：《中国：经济增长与政治改革》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2年第1期（总第76期））
其四，资源消耗极其严重，环境遭到空前破坏。
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时期出现严重困难，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甚至下降似乎是很难避免的了。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极度恶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的环境生态就一直处于一种被过度掠夺的状态（如大跃进时期的乱砍乱伐，“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改造大自然），改革以来尤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不止一次谈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资源、能源的高消耗上，这种低级的发展模式造成了自然生态恶化，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威胁人类的所有污染种类，如水污染、大气污染、城市固体废物污染、化学污染正在迅速侵蚀着中国的肌体，对中国的未来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地力递减，沙化、盐碱化、板结等各种土地质量恶化的情况都已经大面积出现，沙漠化面积现在已占整个国土面积的40％左右，对人均耕地本就紧张的中国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对矿物资源的掠夺式开采导致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出现：资源综合利用率降至最低，资源消耗量却达到极高，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矿物消耗量为发达国家的2至4倍，投入的原料仅有三分之一转化为产品。中国7，000多个矿山中现在有一半因掠夺性开采已经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腐败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与生态环境的全面恶化。可以说，目前许多中国官员决策的出发点已经不是国家与人民的长远利益，而是算计自己在每一项决策当中所获得的个人收益。在这种算计下，中国的生态资源不可避免地处于被极度掠夺的状态当中，生态环境迅速恶化。这种情况，使得近30年来，中国的公共工程不光成了一架产生贿赂的机器，也成为吞噬环境和生态的怪兽。
有学者在自己的文章中描述道：“眼下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江河湖泊断流枯竭，三分之二的草原沙化，绝大部分森林消失，近乎百分之百的土壤板结。据日本海关统计，十多年来，每年中国出口日本的筷子，就要砍伐200多万棵树，10年中国出口日本的方便筷子总计约2243亿双，中国林业专家计算，为生产这些筷子而毁灭的山林面积占中国的国土面积的20%以上。在资源消失的同时，生存环境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中国三分之一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世界银行报告列举的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全国668座城市三分之二被垃圾包围，这些垃圾不但扩大着农田占用面积，更加威胁着基本生存环境，在自己的垃圾因不能处理而越积越多的情况下，却还在大肆进口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中国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倾倒垃圾的垃圾场，美国对华出口三大物品之一就是垃圾，并且是美国对华出口增长最快的物品，南方一些垃圾进口地区的动物已经完全灭绝，植物严重变异，人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一些地区甚至多年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应征入伍者。即便单纯算眼前的经济账，其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仅2003年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占当年GDP的15%。根据这一估计，每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上被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所抵消，中国的经济‘繁荣’其实属于以生态环境恶化为代价的破坏型增长。假如按照绿色GDP 计算中国为经济发展付出的生态环境代价，可以说中国这30年的发展是负值。”（周天勇：《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时刻！》，CHN强国网。）
1949年以前中国发生动乱后重建社会时，尚有完好的生态系统作为重建社会的依托。而经过近几十年的掠夺式“发展”之后，中国的生态系统已经相当脆弱，无法支撑起十几亿人的生存与发展。
总之，目前中国的经济中潜伏着极其严重的危机因素，经济方面的危机因素如果不能很快消除，经济增长就会停滞，而经济一旦出现停滞，执政者的执政合法性就丧失了仅剩的最后的依据，改革开放以及现有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会受到质疑并失去主要支撑，到那个时候，全面的政治危机就到来了。
②普遍的道德沦丧使社会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现今的中国如果说除经济增长之外在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到底应该如何评价还有争议的话，那么从道德伦理方面来看，当下的中国处于建国以来最坏的时期这一点则差不多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这30多年当中经历了从有信仰到无信仰，从无信仰到耍无赖，最后走向黑社会化的一个过程。且不谈社会良知以及其他较高层次的道德观念，连处于较低层次的一些道德伦理准则，如维持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基本信用（信任）都不复存在。现今的中国，政府官员的高度腐败与整体性道德败坏，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精英更是除了牟利之外什么都不顾忌。他们心狠手辣地巧取豪夺，无耻至极地坑蒙拐骗，可以说是在用普通百姓的尸骨堆砌自己的财富城堡，用人民大众的血泪填写他们的发家履历。别看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一度也是“穷光蛋”的暴发户们在公众场合下衣冠楚楚、光鲜明亮，在电视节目中引经据典、口若悬河，竭力在使自己向“文化”、“文明”靠，但他们吞噬起同类来可是一丝毛发、一颗骨渣都不会剩。这是一帮通体内外都被罪恶与无耻熏成了黑褐色的恶棍。再看中国的文化精英，其状况更是不堪入目，中国当下的所谓“知识分子”实际上已经成了权力面前百依百顺的奴才、人格方面矮小而丑陋的侏儒、精神世界极端空虚的怨妇、文化上毫无建树的掮客，这是一群披着“知识分子”外衣的骗子。他们既骗取名誉，又骗取地位；既骗财，又骗色。再看中国的“民众”，如今的中国人，既抛弃了传统伦理道德里“仁、义、礼、智、信”的道德信条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大公无私”的精神训诫，又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嗤之以鼻；既不害怕现世报应，更不害怕来世报应；既不信奉上帝，也不敬畏鬼神。他们因无所畏惧而十分可怕！
组成社会的人到了这样的地步，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何清涟在自己的文章中谈到了在中国与立党立国的经济建设密切关联的经济信用问题，以此来说明中国当前社会道德沦丧的程度：
中国的信用严重失常关系到政府、行业协会、信用中介机构与信用消费者等4个层次。政府在这方面起了相当恶劣的示范作用，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虚假信息的制造者与提供者，统计数据造假与“为维护党与政府形像”而制造假新闻均举世闻名。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共产党建政早期著名的“大跃进”期间，那时的产量造假达到非常荒唐的程度。这在邓小平时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有所收敛，但到了上一世纪90年代，仅凭几个经济发展指标就决定干部任用待遇的做法，鼓励大量政府官员造假，虚夸之风重炽，于是中国政府又回到了习惯性的数据造假这一轨道上来。“村骗乡，乡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中国公众对这种政治文化的形像概括。
官方曾公布了一些惩处数据造假的消息：1997年下半年，国家统计局、监察部、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开展了全国统计执法大检查，共查出统计违法行为6万多起，其中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占56.7％。国家统计局政策法规司司长叶长林特别指出，这6万多起是情节比较轻的，故称“统计违法行为”，此外全国还立案查处了1.5万起情节比较严重的统计违法案件。2001年全国统计系统又查处统计违法行为6.2万多起。（参见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85期））。
中国素来有民“以吏为师”的传统，在此传统下，官行民效，上行下效，官府尚且如此行为，又怎能对民众有更好的期望呢？
事实果真如此，合同履约率可被用来测度经济生活中的社会诚信程度，它是反映民众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据“2003年中国信用论坛”公布的信息，中国每年订立的合同约40亿份，而履约率只有50%，经济合同失效的现象非常严重，同时在订立的合同中违法合同竟高达占6％；全国每年由于合同履行中缺乏诚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855亿元（相当于当年GDP 的5％）；由于企业间不讲信用，互相拖欠货物构成连环债链的资金总额达3，000到4，000亿元，占全国流动资金的20％。
③巨大的失业人口造成了空前的就业压力。
目前的中国如果把单位内部的富余人员、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其炎于2001年9月20日在全国劳动保障系统办公室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十五期间”农业剩余劳动力已达1.5亿）统统都算作失业人员，估计国内的失业率至少在20%以上。（洪肇辉：《中国失业率到底有多少》，中国雅虎。）失业的3大社会群体为原城市国有企业工人、农民与大学毕业生，几乎囊括了中国几个最大的社会群体。
先看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近几年开始出现的“知识型劳动力过剩”足以反映当前中国就业之艰难。2007年，根据经济学家朗咸平提供的资料，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最高也就在50%左右。也就是说，大学生起码有一半失业。一些本科生甚至去做洗脚的工作，工资800到1200元人民币不等。（朗咸平：《中国的大学生为什么一毕业就失业？》，新浪网。）
其实从2001年开始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就每况愈下：2001年，毕业生115万人，本科生就业率为80％，专科生为40％；2002年毕业生145万人，就业率降为53％；2003年共毕业212万人，未能就业者达106万人，就业率仅为50％（据说这还是高报的）。2004年毕业生达280万人，比2003年高出近70万人，就业的艰难可想而知。由于2003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过低，政府禁止国内媒体再发布有关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的全国性数据，只是由教育部和劳动部宣布：一定要在当年9月1日以前保证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达到70％。按照中国的官场政治文化，既然大学毕业生就业率成了有既定目标的“政治任务”，那么各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就一定会“全力完成”，否则乌纱帽难保。所以，中国官方媒体披露的大学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一定会“达到或接近”70％这一目标。至于其真实数字则成了“国家机密”，不对国人公开，当然更不让国外知道。
再看城镇。2001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两者加起来共1200万人，约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6—7％。如果再加上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00万人，全国大概有1800万下岗和失业人员，相当于城镇经济活动人口的9—10％。（参见赵晓：《处于临界点的中国失业问题》，搜狐网。）
再看农村。目前，我国的农村劳动力有4.7亿（一说是乡村从业人员为4.99亿），全国耕地19亿亩（约占世界的7％），若按每个劳动力耕种10亩地计算，仅需农业劳动力1.9亿，加上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劳动力1.3亿，有3.2亿的农村劳动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另寻出路（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约为2亿）。
如果全盘考虑就业压力，除了上述失业人数外，还要加上新增就业压力。我国现有人口12.6亿，若人口自然增长率按1.1％计算，劳动力人数占人口总量的比例按50％计算，则每年新增劳动力700万。因“十五”期间为劳动适龄人口增长高峰期，城乡每年实际上可能会有1000多万新成长劳动力将进入劳动大军。
综上所述，先不算需转移出来的富余人员，我国需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为1.77亿人，相当于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4。再加上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富余人员2000万，我国需就业和再就业的劳动力就达到1.97亿人。假设今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就业弹性系数为0.13，则每年对劳动力的新增需求为800万。两者相抵，我国还将有1.89亿的劳动力处于失业或隐性失业的状态，相当于现在城镇全部就业人员的90％，或者全部劳动力人数的1/4。未来5年造饭碗的压力相当于过去50年，压力之大可谓惊人！或许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洛杉矶时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用了“中国失业成定时炸弹”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参见同上赵晓文章。）
今年以来，由于沿海地区大量的出口型中小型民营企业倒闭，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所以，不管怎样粉饰，近期内失业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这个问题将与其他问题（如物价问题、股民问题等）聚合在一起产生裂变效应，爆发的能量将是相当惊人的。
④农村越来越凋敝、农民出现游民化、农民工的生存处境越来越悲惨。
第一，农村经济的凋敝。
中国的土地承载不了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即使以官方承认的数字论，中国人口占全世界人口总数的22％，而中国的耕地却只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预计下世纪中叶人均耕地会降到1.2亩，达到严重超负荷承载的极限（由于目前农用耕地迅速减少，人均耕地减少趋势会加速）。与其他农业国迈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进程相比，中国存在着一个相当独特的现象，在农村耕地总量减少、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同时，农户总数却在增长，这一现象正好与户均耕地面积加大的国际趋势完全相反。1978年，中国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为1.54亩，户均耕地面积8.59亩；到了2003年末，人均耕地面积降为1.43亩，户均耕地面积锐减为5.44亩，下降了37％。失去土地的农民总数已逾6，000万人。户均耕地面积惊人的下降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户经营规模不断缩小，经营农业的家庭收入相对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迅速增加。因此，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仅很低，而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与城市的差距不断拉大：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1：2.56；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已扩大为1：3.24。2003年北京召开全国人代会期间，中国政府也正式承认农民收入还在下降。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中国自耕农尚能保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目前中国的小农经济连自给自足都做不到了。
第二，失地农民增多，农民出现游民化。
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离土不离乡”，曾经被誉为中国式发展道路的一个特点。其实，乡镇企业的发展早就出现萎缩，并由萎缩进入萧条。1996年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迅速减缓，1997、1998年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以每年500万人的速度下降，到2001年乡镇企业的实际就业人数还未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与此同时，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出现了所谓的第三轮“新圈地运动”，这轮圈地以城市居民的原有住房和农民的用地为目标。在这一轮“圈地运动”中，地方政府官员已经赤裸裸地将公共权力用作私人瓜分资源的资本，与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经济精英及农村基层干部合作，利用黑社会组织使用暴力手段逼迫被拆迁者与耕地被占用者就范，失地农民因此剧增。据测算，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而这些资金本来完全可以用来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达到2亿左右（按亚洲开发银行的估计），但由于城市里失业率普遍居高不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通道也逐渐梗塞。从1996年开始，许多城市开始从严控制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要消化天文数字般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以上问题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尖锐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必将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
三、要保持中国宏观政治状态的基本稳定，使国家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必须进行政治改革
毋庸讳言，目前中国在政治方面有许多不足与欠缺，这些所以不足与欠缺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克服，通过改革，建立起符合现代民主制基本原则的政治体制，是消除政治不稳定因素，避免政治危机爆发的唯一途径。
当前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应该在“政治体制改革”这一限定内进行，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国家政治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治民主化对消除不稳定因素，促进国家经济-社会的正常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有学者指出，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其一，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其二，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支援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其三，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构变成“智慧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其四，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份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季卫东：《再论宪政的复权——亚洲新格局与中国政治改革》，《二十一世纪》（香港），2000年8月号（总第60期））。
至于法制化，其意义一点也不逊于民主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国家、人民吃没有法治的亏更甚于吃没有民主的亏。专制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没有民主，而在于没有法治。不仅如此，专制往往还喜欢“民主”，因为在没有法治的状况下，“民主”会沦为专制的工具，转而为专制服务。这一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证明。法制化的真谛在于约束权力，也就是约束官员，一个社会，权力的运作正常了，社会发展也就正常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六十年的发展，政治-社会方面最大的、至今仍未找到有效解决办法的问题就是约束权力。所以，民主与法治不可偏废。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其实早已认识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在着手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开始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已经进行的改革内容来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还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使国家政治生活实现民主化、法制化，这可以说是抓到了政治发展的根本。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说来，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通过改革，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痼疾得到了一定克服，我政治体制方面的一些不断和缺陷得到了改正和完善，我国政治向着民主化、法制化的方向有了很大的进步。
不过，1989年以后，由于国际方面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整体崩溃，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接连下台，国内也出现了一场大的政治风波，政治体制改革不得不中断。那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基本不再提及。不仅不再提及，很多前一段已经改掉的明显是弊端的东西反而还得到恢复。比如，已经取得了相当效果的“党政分开”改革停止了，党的集权又开始加强，这方面的实例就是已经撤销的政府各部门党组，又完全恢复了；已经不再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又开始强调。其他如分权制衡方面的改革停止了，权力又开始集中；党和政府又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经济活动；……等等，这一切，造成了权力制约机制的缺失，民主化、科学化决策机制的缺失，权力寻租现象越来越厉害，腐败越来越蔓延，社会不公情况越来越严重，黑社会泛滥，暴力泛滥，……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不断出现。总之，我们在以上提到的政治方面的问题都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止有关。
所以，要想保持中国宏观政治状态的基本稳定，使中国经济-社会正常发展，还是应该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路继续进行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需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反腐败”，比如以上说的民主与法制，比如监督、参与、制约等等，但就当前来看，政治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消除政治对经济的制约，使市场经济能够真正建立起来。
所谓建立市场经济，说到底，不外是使被异化了的经济行为还原自己的本来性质，实现经济行为从国家行为向私人行为的回归。经济行为实质上属于人的生活行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元素是民众个体，它具有完完全全的私人性质，没有丝毫的公共性；它也与国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也不带丝毫的政治性。人的经济活动有了以民法为主体的法律法规进行约束与规范，就用不着权力再介入其中。任何经济活动，只要有权力在其中肆虐，无一例外的必然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包含在内。因此，现有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是违背经济活动的本性的，它必须被解构！所有国家的发展都证明，经济自由发展是经济-社会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前提，要想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正常发展，就必须使经济得到解放，而所谓的经济解放，就是使经济摆脱政治的束缚。经济解放是一切解放（包括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的前提。所以，一个国家在踏上现代化进程以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破政治-经济一体化模式，实现政治经济的二元化，从而实现经济解放。要达到这个目的，最关键的就是使政治与经济彻底分离，让权力与经济活动分开。为此，就必须严格地规范和限制权力，改变靠权力推动经济进程和靠权力完成经济行为的状况，使权力退出经济活动领域。只有这样才能为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最基本的前提。
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政治全能和权力本位的社会，一切以政治为主导，一切靠权力来推动。目前的中国，政治权威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有没有权力，权力的大小和官阶的高低是一切领域中事情成功与否和成就大小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与改革开放前比变化不大，所不同的是，在经济体制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在依赖权力驱动和权力调控的情况下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权力制约机制，权力决定一切的情况愈演愈烈。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实行的是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下，一切生产资料和资源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也叫“公有”或“国有”。“全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将“自己”财产的“管理权”“委托”给了政府，政府系统通过行政体系，通过“官员群体”，实际控制并完全支配这些“全民所有”的资产，以至控制并支配几乎所有社会资源。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官有”或“权有”。权力无所不包、无所不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大大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这种垄断一切的权力体系并未崩溃，而是随着逐步建立的市场继续扩张。目前，在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权力越来越具有恶性膨胀的趋势，逐渐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变成了正常发展的障碍。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尚未发育成熟，大量基本的经济活动仍然还需要权力的推动才能进行。由于权力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它就成为一切生产要素的总代表——拥有了权力就拥有了一切，所以，权力实际上成了一切要素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要素。正因为如此，权力成了“赢利”的关键。权力能带来利润，权力自然就要求“分红”（也有的学者把这叫做“租金”，它还可以叫做“贿赂”），权力获得了“红利”， 权力就彻底成为了“资本”。也就是说，权力就成了一种特殊资源——一种能支配其他所有资源的资源。掌权者也就掌握了一种特殊资本——一种能够吸附和支配其他一切资产的资本。权力一旦资本化，公权就变成了私权。权力一旦资本化，它就要尽可能多地攫取财富，并竭尽全力地阻碍完全市场的形成，以保证权力资本化的过程永不终结。权力资本化只是权力在一种特定社会条件下才具有的功能，一般说来，这种特定社会一定具有至少三个特征：没有真正意义的市场；没有现代民主政治；没有完备的法制。
权力资本化使市场经济畸变为“依附权力的经济”。在这里，每一项经济活动最终的结果都取决于是否有权力这种资本加入其中和加入了多少，交易者是否能够找到权力“卖家”、权力能否寻找到合适的“买家”成为整个经济活动能否启动的前提和关键。这种“依附权力的经济”甚至比完全的计划经济为害更大：
首先是形成地方保护主义，将统一的国家大市场用权力分割垄断，变成若干个地方小市场，造成“诸侯经济”。大大小小的官员盘踞在各自的地盘上，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幌子下，集各种大权于一身，成为“新寡头”。这些“新寡头”集中地代表了局部利益，形成为一个一个小中心，造成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的“蜘蛛网”现象：每一个“蜘蛛网”都是一个特定的局域势力范围，它是这里的“一把手”——“蜘蛛”自己的小王国。整个国家被布满全国的大大小小的“蜘蛛网”分割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区域，这极大地破坏了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整体性，对改革开放乃至整个现代化进程造成极大的阻碍。
其次是造成财富的大量流失。我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带动起来的，也就是说是靠权力来促动的。改革之初，有权力没市场，只有靠权力来创造市场。于是，中国就出现了这样的奇特现象：市场在权力的哺育下发育成长，权力在市场的基础上膨胀扩张。权力和市场这一对世界史上不共戴天的世仇，在中国的现实中居然奇迹般的成为相依为命的胞亲！权力创造市场必然造成市场的权力化和权力的市场化，市场的权力化使市场成为权力的工具，权力的市场化则意味着公共权力成为谋利的手段。二者的方向是一致的：国有财产逐步流入掌权者个人手中。事实也是这样：据统计，权力创造市场的第一阶段，是农村承包土地，此时有 20 亿人民币的集体财产落入集体干部手中。第二个阶段是商业资本阶段，80年代初期的发财和腐败途径，来自国内商业、外贸和旅游。大致估计起来，20年内我国国内商品零售总额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在批发零售环节有10%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2万亿元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外贸总额18万亿元人民币，也有2万元亿人民币的财富转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由国家垄断形成的贸易渠道转换为私人所掌握，大约有5万亿财富转移。第三个阶段是以生产资料双轨制为标志的生产资本阶段，腐败加剧到直接依靠审批权获得个人好处的程度；90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双轨价差是700亿元人民币；5年3500亿元。有10%（大约350 亿元）的财富转移。第四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的金融资本阶段，从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额度的分配，股票证券市场的操纵到房地产泡沫经济，保险业，基金业，产权交易与重新界定，计划利率与黑市利率长期并存，贷款权力的使用，每一个金融创新都伴随着极大的利益再分配，动辄数亿数十亿元，非商品层次可比，甚至发展到地方以司法权利保护本地债权人。大量的借款不还，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权力资本发展到金融资本阶段的必然产物，估计财富转移不下于10万亿元人民币。第五个阶段是“土地开发”，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使农民蒙受的损失至少在10万亿元以上。以上汇总，估计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权力资本形成给少数人带来的好处，不下于50万亿元人民币。与此同时，国际收支统计中每年一二百亿美元的“误差与遣漏”，表示出我国已经有数千亿美元的财富外流。（以上部分引用了扬帆提供的数字。参见扬帆：《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载刘智峰主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6月）另外据胡鞍钢的研究，仅1999－2001年期间腐败造成的国民财富的流失平均每年高达占GDP比重的14.5-14.9%。照此算法，三年间被腐败分子攫取的国民财富即达5万亿人民币左右。（参见胡鞍钢：《各类腐败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国网2002年3月1日）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权力资本化的过程不知造就了多少百万、千万、亿万富翁。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和在运作中的愈益扩张，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
总之，权力资本的存在和扩张对国家经济-社会是极其有害的，权力的资本化不能遏制并消除，必将造成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倒退！所以，当前政治改革必须立即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迫使权力退出市场。
要使政治与经济开离，使权力退出经济领域，通俗地说就是取消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这大概是改革中最困难的一件事。这样的事情当然不能指望较快完成，差不多所有的人都认为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要做这件事只能是“渐进式”！因为“渐进式”尚有成功的可能，而任何想要“快一点”的做法都必然会失败！因为目前中国权力与经济难解难分，其纠缠的紧密程度是超乎人想象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对国家发展有好处，再难的事也必须要做，不然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更何况就当前的条件看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如我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思考》一文中说到的，“这方面当前立即可以做并且只要抛开对集团利益的顾及很容易就能做到的如：限制税收和政府收费；尽可能地压低政府费用；取消许可证制度；取消审批制度；取消准入制度；取消贸易保护制度；取消政府定价制度；取消特许经营制度；取消政府垄断制度；取消户籍制度；不再搞什麼定期的政府制定、人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尽可能压低政府预算等等。”除这些之外，政府机构也可以作一些相应的调整，该撤消的撤消，一时不能撤消的也应该在职能方面作一些限定。总之，方向是使经济活动尽可能少地受经济之外的因素的影响、制约和干扰。“渐进式”总比无所事事好！
解决了政治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就容易多了。在这些问题都相对解决之后，社会动乱的隐患也就基本消除了，社会动乱的隐患消除了，人民也就安心了，经济-社会发展也就随之正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