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安:我所亲历的改革决策过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59 次 更新时间:2008-08-01 10:5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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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安 (进入专栏)  

  

  我是1979年初调到国家计委研究室的。当时,研究人员总共才4个人,两个人研究生产力,两个人研究生产关系,我和魏礼群是研究生产关系的。生产关系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怎么扩大企业自主权?打倒四人帮以后,搞拨乱反正。理论界的一些同志认为,社会主义还存在商品交换,还是商品经济。胡乔木写了一篇文章,叫《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四个现代化》,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批评按长官意志,搞瞎指挥。因此,像国家计委这样的部门,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在国家计委工作,比较了解情况。我发现中央管的计划品种太多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全由国家管。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决定。连企业盖个厕所都要国家批准。针对这种情况,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我国社会条件出发,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在不同的所有制之间以及同一个所有制中各个经济单位之间仍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异和矛盾,建立在这种不同的经济利益上之的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因此,既要遵守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规律,也要尊重价值规律。为此,“生产计划,实行国家计划与企业自决计划”,“物资供销,采取商品计划贸易和商品自由贸易”,“产品价格,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自由价格”。(1)1979年4月在无锡召开了近400名经济理论工作者参加的价值规律讨论会,我参加了会议,发表了这篇文章,既有一点理论,还有一些设想,影响很好。就是这篇文章,使我步入了改革战线。

  

  一、我国第一份改革总体规划是怎样形成的?

  

  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由张劲夫领导,一开始实际参与这项工作的是国家计委综合司处长柳随年和我,季崇威好像是进出口委的,他不是专职的。我们两个人就开始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印象最深的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蒋一苇,倡导企业本位论,主张以企业为本位,来构建整个体制框架;一个是杨培新,主张改革三大步,扩大企业自主权是一步,第二步是组织专业公司,第三步要发挥银行的作用。当时,对企业本位论这个说法很难接受。尽管我们都认为要扩大企业自主权,但国家承担宏观管理职能,不可能完全按照企业的要求、企业的利益来调节。国家经委的观点就是主张企业本位的。当时,理论工作者还有刘国光,主张“计划调节为主,引入市场机制”。总的理论趋向是,指令性计划不可能取消,要以计划调节为主,但一定要引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这是一个核心观点。第二个核心观点是对企业的认识。企业是全民所有,就是计划调拨,为什么要引入市场机制,承认价值规律呢?为了改变企业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恢复了奖金制度,还要进一步实行企业利润留成制度,企业有利润了,就留出一块利润,建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奖励基金。这样企业就有了自身利益。在理论上概括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国家在管理企业的时候就要引入市场机制。第三个核心观点是,认识到社会需要不断变化、生产结构不断调整,靠单一的国家计划,无法保障经济按比例发展和企业产供销的平衡。我们写出初稿后,由张劲夫主持又开了一系列座谈会。1979年12月3日形成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想的初步意见》。

  整个起草过程中,张劲夫没有传达上面什么指示,其中柳随年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主要做文字工作。劲夫同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一样,他讲着、讲着就会激动起来,离开座会,摊开双手,兜一个圈子,表达自己的思想……他热情奔放,非常有感情色彩,也很平易近人。他当过科学院院长、财政部长、安徽省省委书记,后来当国家经委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我对他非常崇敬。

  我记得是1980年初在中南海,由李先念主持召开国务院财经会议,讨论这个稿子。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的决策会议。从晚上7点开始,开了一个半小时,大家都不谈正题,在那儿东拉西扯。我很着急,到8点45分,李先念说话了。他说:“这个稿子我看了两遍,都没有看懂。”我心想,这下完了!他都没看懂,怎么通得过啊!紧接着,李先念指着柳随年我们这一些人,说:“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相信他们是对党负责的。所以,我建议,这个文件还是先发下去试行。”就这样,通过了!中央的最高决策就这么定下来了。

  现在想想,当时会上,没有任何人提反对意见,也没有任何人表示赞同,是可以理解的。来参加会的人,对怎么改革,改什么呀,没有思考过,要他们怎么说啊?弄出一个总体规划来,要他们表态,真是难为他们了。但是这个稿子,能得到小平、陈云的认可,像国家计委、财政部这样的权力部门也没有反对,应该说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了。

  当时,赵紫阳在四川当省委书记,正在做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据说,他看到这个方案很高兴!中央有这么一个总体设想,他自然很受启发。所以,1980年他调北京担任总理,就把体制改革研究小组这个临时机构改成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由国务院秘书长杜星垣兼主任,廖季立主持日常工作,薛暮桥名义上没有什么职务,但实际上大事都向他请示。紫阳比较看重的人物,一个是薛暮桥,一个廖季立,一个马洪。成立体改办后,从各方面调人,但正式调入的不是很多,大部分是来自各部委的联络员,像税务局啊,物资部啊,要开会了,就请他们来讨论。

  

  二、关于调整经济结构的决策过程

  

  1980年,紫阳刚当总理,就面临经济调整。打倒四人帮后,经济上要来个快速发展。搞了一个“洋跃进”,引进宝钢等22个大项目,发生财政巨额赤字。所以,赵紫阳当总理,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改革,而是调整。我写了《要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意思是考虑到整个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财政赤字,对农村政策的调整和企业改革的步子不能迈得太大。要根据国民经济调整的要求,对改革重作安排。紫阳于1980年11月22日批示:“这是徐景安同志就当前经济改革写的一篇意见书,现印发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一阅。徐景安同志原是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现在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我认为,他提的建议是有道理的。很值得重视。”后来中央的方针就改成以调整为主,改革要服从调整。

  经济调整,就是压缩基本建设规模,求得收支平衡。这样,钢材卖不出去了,机器卖不出去了,水泥卖不出去了,生产就萎缩,收入下降;而人员不得裁减,工资还得照发,支出不能喊少,就会带来新的不平衡,导致恶性循环。于是,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我们不得不采取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这一措施,这是使国民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一着。”“主动压缩这部分生产能力腾出能源、原材料,保证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以增加收入,稳定市场,是继压缩基建投资以后,使经济由被动转为主动的第二关键一着。我们的希望在于消费资料生产的发展,所增加的收入,不仅能弥补压缩生产资料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的减少,而且能弥补各项补贴、经费等支出的增加,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这样,我们的经济就能转危为安,摆脱困境。”我还对紫阳说,这样做,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政治意义。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发展重工业,商品匮乏,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如果在您的领导下,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繁荣经济、增加收入,而且商品琳琅满目,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紫阳于1980年12月22日批示:“暮桥、马洪、季立同志:小徐写的这篇意见,我认为可以由研究中心组织讨论。不仅经济理论工作者,也吸收一些实际工作者参加。然后再把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提到财经小组。”这样中央前后组织了5次讨论,发了5期简报。

  发展消费品生产,从哪儿抓起呢?从大城市抓起。紫阳带我到天津、上海考察,向当地领导介绍说:“我们这次来了个年轻同志,叫徐景安。去年写了一篇《放慢还权还利的步子》,最近又写了一篇《我国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何在》,我叫经济研究中心围绕他的这篇文章进行讨论。出路何在?薛暮桥同志有个答案,出路在于调整与改革。”(2)紫阳同志最大的特点是感悟能力强,你跟他讲,他很快就听明白,马上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讲得头头是道,这是他的本事。从天津、上海回来,我就根据他的思想,也补充了我的想法,于1981年4月起草了他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发展与改革的九条意见。这是赵紫阳上台后的第一个施政纲领。后来,国外有评论,认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三大决策是:一是调整结构,发展轻纺工业。苏联是重工业太重,轻工业太轻,长期调不过来。我们从1980年开始,就发展消费品生产,手表、缝纫机、自行车、冰箱、电视机等“三大件”、“五大件”,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二是农村承包,三是城市改革。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不搞消费品生产,怎么发展经济?这又与改革主要是调动地方、社队企业、民营经济的积极性相一致。当年北京卖的蛋糕都是硬梆梆的,咬都咬不动。现在市场什么样子,可以说商品琳琅满目了!

  

  三、改革的市场取向是如何确立的?

  

  从1980年到1984年,我先后参与起草了八个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划、方案、意见、汇报提纲。1982年成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人员就增加了,机械委也合并过来。由赵紫阳亲自担任主任。薄一波、安志文、廖季立、周太和、童大林等担任副主任,下面设总体规划组、生产组、流通组、试点组等,我是总体规划组处长,负责文件起草工作。

  对于改革的方向、目标,认识上有反复。1979年的《总体设想》只是说:“实行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980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提法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并存的商品经济”。1982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改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1983年《关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提法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5年《关于体制改革总体规划研究的汇报提纲》才确定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些提法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一个实质问题,由国家为主组织经济活动的体制要不要改?简单来说,生产经营活动是由国家管,还是企业管?今天看,这算什么问题。当时却是一个大问题。国家通过指令计划、调拨物资、规定价格来控制企业,以确保国家的重点项目、骨干企业的运行。由政府组织企业的产供销,就从中央到省、市、县设立一系列部门,除了计委、经委、财政以外,还有治金、煤炭、机械、电子、纺织、轻工、物资、价格……单机械行业就有一机部到七机部。上述提法的改变,关系多少部门的生死存亡以及权力的分配啊?

  当时是两条战线,一条是以小平为首,另一条是以陈云为首。提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成为这两股力量较量的一个焦点。1982年底党的十二大报告确定“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而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的决定》改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过程中,伴随着意识形态的斗争,邓小平的立场则是摇摆的。1983年由胡乔木、邓力群提出而被小平接受,发起了“反精神污染”的运动。理论界、文艺界反精神污染,开始到波及到我们。大约是1983年9月,由胡启立召集国家计委与国家体改委以及地方和理论界的一些同志,研究改革计划体制。当时,柳随年已升任国家计委副主任,还有魏礼群、余芝芳等,代表计委一方;廖季立是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杨启先、我参加,代表体改一方。会议中争论很激烈。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反精神污染。我关于实行政企分开的观点,杨启先关于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双胞胎的观点,都被整成“精神污染”。紫阳说:工作讨论中的意见,不能作为精神污染。后来,他又说,经济领域不反精神污染。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联合抵制,这场由胡乔木、邓力群发动的反精神污染,只搞了28天就结束了。

  但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一直在继续。1986年9月28日召开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胡耀邦与胡乔木、邓力群围绕提不提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展开了激烈斗争,邓小平站到了胡乔木、邓力群一边,明确提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要讲十年、二十年。是年12月,北京发生学潮,更坚定了小平反自由化的决心。胡耀邦于1987年l月被迫辞职。反右成为主要倾向,改革停顿下来。特别是1987年要召开党的十三大,如果继续反右,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就会全面左转,(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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