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极右和激进改革不适合中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2 次 更新时间:2007-11-01 0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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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  

国家发展主要是关键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何以为证?我想横向比较一下其它的选择及其结果。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我想到了以下四种选择:不改革开放的“极左模式”、全盘西化的“极右模式”、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由于篇幅所限,在这里仅结合我走访100多个国家的经历,讨论一下“极右”和“激进改革”两种选择。

像菲律宾那样的“极右模式”,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

“极右模式”指的是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主张“全盘西化”的学者在大学里演讲,总是赢得一片喝彩。“中国最需要的是进口一个总理”,下面一片掌声。连“最好让西方把中国殖民一段时间”的观点,支持者也不少。其实,在发展中国家,苏联的集权模式没有成功,西方的民主模式也没有成功,这是我走访百国后得出的一个结论(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

以菲律宾为例,大概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能比菲律宾更彻底了:菲律宾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们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后来又是美国的殖民地,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其政治体系和制度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至今民主制度已确立了一个世纪之久,虽然其间有日本侵略和10来年的马科斯政权独裁,但1986年一场“人民力量”推翻了独裁政权。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赶走了埃斯特拉达总统。但这个国家却长期陷于政治动荡,一个在东亚经济曾仅次于日本的强国,一个“民主的橱窗”,却由盛转衰,远远落后于“四小龙”,又很快地被中国超过。

我是前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个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来源的主要渠道。菲律宾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因为我1983年底曾在北京参加接待过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问马尼拉大学的一位教授,现在的菲律宾和马科斯的时候比怎么样?她坦率地说,“现在更糟。什么‘人民力量’,都改变不了菲律宾少数声名显赫的家族控制菲律宾政治的现实,他们是既得利益者,通过自己的财力和人脉,影响菲律宾的各级政治。”她还谈了这样一个观点:“过去是马科斯家族和他的亲信腐败,他们贪够了之后,倒也为老百姓做点事情。现在是换一个政府,就是新一轮贪污的开始。你怎么办?老百姓怎么能富裕起来?”

菲律宾很多人现在说,菲律宾民主最后归结为3G,也就是枪支(Gun)、金钱 (Gold)、 暴徒(Goons)。我的导游对我说:“过去马科斯当政的时候,只有马科斯和他的亲信可以这样,现在谁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马科斯一倒台,表面上看是民主胜利了,实际上,这三个g开始普及了。”我问他为什么菲律宾自2001年以来已经发生了数百起政治谋杀,他回答,“政治职位是政界人物的财源所在”,所以,政客经常不惜铤而走险,雇用杀手,谋害政治人物和敢于揭露真相的新闻记者。“政府连枪支都管不住,现在有40多万枪支散落在民间。”

类似菲律宾这样的模式,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前现代的,上层建筑是后现代化的,结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老百姓为基本生存而挣扎,犯罪率直线上升,但国会里面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菲律宾也是在2006年废除了死刑。

苏联“激进改革”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至于苏联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走的是激进改革的道路,其结果大家都知道。但我们不能忘记在上世纪8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和政治改革压倒一切,一时还引来一些国人的羡慕和赞扬。

如果比较一下中苏两国在改革战略上的差别,中国在邓小平的强势领导下,走了一条“稳健的改革道路”。如果从政治与经济互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这个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与较小规模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而政治改革重点是为经济改革铺平道路,这也可以称为“经济改革优先的模式”。这个模式产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总体上利大于弊,中国避免了大的动乱,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十倍于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对国家前途持乐观态度。

戈尔巴乔夫是政治改革为主,用经济改革来辅助政治改革,结果成了首先要保证民主化这个政治进程不可逆转,为此什么都可以做,违背了经济规律,结果是灾难性的:苏联迅速解体,经济全面崩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储蓄随着发疯似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人均寿命降到了60岁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访问苏联的,当时就感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方法已经走入了死胡同。首先是苏联经济非常困难,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货商店Gum, 漂亮的俄罗斯传统拱顶商厦内,买什么都要排长队,在皮鞋和大衣的柜台,只有一两种式样,排队总有1百来人,而且需要护照才能买。莫斯科的天气比我预期的要冷,我想买一件风衣,便开始体验苏联式排队。一个小时后轮到了我,一个服务态度非常粗鲁的女营业员告诉我仅有护照不行,还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证明,我只能作罢。中午又步行了一个小时,找不到一个吃饭的地方,餐馆少,都排着长队,营业时间又短。俄罗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乐。我路过一家电视机商店,里面都是俄罗斯自己生产的笨重的黑白电视机,我好奇地进去望望,陪我的苏联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说:“你可千万别买这家伙,它说不定会爆炸。我们这儿流行的说法是‘苏联的电视机是专门为苏联的敌人生产的’。”

政治改革带来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政治参与迅速爆炸,而苏联的体制完全没有为这种参与做好准备。激进的政治改革首先导致了人们质疑苏联共产党的合法性,然后质疑整个苏联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接着,立陶宛率先宣布脱离苏联而独立,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也紧随其后。因为经济形势已经恶化,戈尔巴乔夫乱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几乎荡然无存,谁都可以拿他当笑料。

我记得1993年“休克疗法”的作者、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萨克斯曾来瑞士日内瓦大学做讲座。在场的一位俄罗斯知名学者、原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巴托夫,突然站起来提问。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质问萨克斯,“我的祖国已经解体了,你高兴吗?”说完立即退场。萨克斯一脸错愕。阿巴托夫退场后,萨克斯说:“不是我们的方案设计不好,而就是刚才提问的那么一批共产党的老朽在阻碍我们的改革,使得我们的改革方案受挫”。

但是,人们更要问的是:改革方案的设计怎么能不考虑到各种反对因素呢?实际上关键还是这些美国学者不了解俄罗斯的国情,乱开药方,而当时又迷信西方、迷信美国,结果导致国家解体的悲剧。

戈尔巴乔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罗斯民众不能原谅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参选俄罗斯总统竞选,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

“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其他模式好。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

总之,比较中国过去三十年中曾经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前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

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不到30年的奋斗,经济规模增长了十倍以上,近3亿人脱贫,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大大减少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我们是真正地赶上来了。我们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9年的140年间,持续的太平时间最长没有超过八、九年,我们现代化的进程总是一次一次被打乱。但从1979年开始,我们第一次保持了近三十年的持续发展。不管今天中国社会有多少问题,中国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解决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也是前所未有的。 绝大多数的国人也都为此成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甚至牺牲。

我今年8月在香港《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回忆邓小平的文章,后来网上转载,我看到一个帖子,只有一句话,却使我很感动。帖子是这样写的:“邓小平有功,虽然我下岗了”。没有下岗工人所做出的牺牲,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国际化这个关,闯不过去。我们应该通过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个为民族复兴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劳动者,包括现在的弱势群体,并通过各种手段,使他们也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大变革的社会里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可以化解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人的心态也会更平和,生活也会更温馨。中国是有希望的,只要我们自己不打败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部力量能阻碍我们民族的伟大复兴。▲(作者是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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