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开放与发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56 次 更新时间:2023-04-26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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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4月22-23日,百川论坛——“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研讨会”在深圳前海顺利召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开放与发展”的开幕致辞。本文根据郑永年教授的演讲稿整理而成。

我们这次论坛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的意图很明确,那就是我们下一阶段要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去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战略安排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步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应当是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关键。邓小平时代,中国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今天,我们讲“发展是第一要务”,两者的意思是相同的。只有高质量发展才能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

那么,问题在于如何实现通向未来的高质量发展?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三大法宝”,那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认为,今天,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新的“三大法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创新。而在这“三大法宝”中,开放是最重要的,开放是改革和创新的基础或者前提条件。中国过去的几十年都是以开放促改革。改革的动力往往来自开放,更大的开放才能倒逼改革。同样,创新更需要开放,没有开放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所以,今天,我想利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开放和发展的关系谈些我自己的看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内部开放也很重要

开放和发展的关系首先可以从哲学层面得到解释。在理解“开放”时,人们一般指向“对外开放”,即不同国家之间的开放,但实际上,开放具有更广泛和更深度的意义。一个社会的内部开放也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的内部开放性决定了其外部开放性。社会内部的开放可以从人的层面和组织层面来讨论。

在人的层面,人类本身的演进就说明了开放的重要性。人类从漫长的原始部落发展到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再发展到超主权国家的区域甚至国际组织都是开放的结果。从基因的角度来看,近亲结婚导致人种的衰退,而不同种族的通婚使得人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漂亮英俊。但人的层面的开放并不容易。人类社会大部分时间里流行近亲结婚,或者部落内部的结婚。这种婚姻形式仍保留在一些传统社会。在西方,近代流行的种族优越论更是为人类社会带来大灾难。尽管从近代到今天人们经历了几波大规模的现代化,造就了全球村,或者我们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越来越兴盛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则越来越呈现出反全球化。

在组织层面,开放的核心价值也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任何一个社会的组织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们常说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因此,每一个社会都是由不同的物质层面的既得利益和意识层面的思想群体所组成的。“开放社会”因此变得重要。如果不开放,那么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就会主宰社会,就不能形成思想市场,形成竞争,最终导致衰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的贤能政治就是开放的。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尽管士是统治阶层,但这个阶层是开放的,吸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来治理国家。美国强大更来自其开放性。简单地说,美国社会有三大开放系统,包括开放的教育和人才系统、开放的企业系统和开放的金融系统。这三大系统互相关联、互相促进和强化。此外,美国社会的开放性也形成了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美国的医生不敢犯错,原因不是美国医生具有高尚的道德,而在于有一大群律师等着医生犯错。

在国家层面,开放的价值就比较好理解。就开放来说,近代以来,国际关系就是两股相反力量之间的较量,即主权国家和超越主权国家,主权国家强调的是国家的封闭性,而全球化强调的是国家的开放性,代表着超越主权国家的力量。结果是显见的。尽管各个国家都需要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但那些偏向于开放的国家优于那些倾向于封闭的国家。1980年代,我们总结了历史经验,得出“封闭就要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的结论。实际上,这个结论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而是就有普遍性,是普遍真理。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教训。历史地看,没有一个国家在封闭状态下得到了发展,尤其是可持续的发展。

封闭必然落后 落后就要挨打

向世界开放促成了美国的强大。上面提到的美国三大开放系统不仅仅是就国内而言的,更是就全球而言的。也就是说,美国是向全球开放的。就市场经济而言,只有开放,才能形成市场,才能吸引到全球最优的劳动要素。我们这里只举人才的例子。在开放政策方面,美国奉行“对等开放”原则,即互相开放。但在很多重要领域,“对等开放”原则往往掩盖了美国“单边开放”的实际。在人才领域,尤其如此。美国本来就是移民国家。二战前后,美国从欧洲国家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二战前,无论是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都在美国,但二战后随着《布什报告》的出台,美国开始强调基础科研和应用技术,很快吸引了全世界的人才,使得几乎所有科技方面领先其它所有国家。在冷战期间,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苏联东欧国家跑到美国的人才,和苏联竞争,最终打败苏联。今天,美国用同样的方法和中国竞争,即美国用全世界的人才,包括从中国到美国的中国人才,和中国竞争。实际上,今天,中美之间的人才竞争已经白热化。

美国为什么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近年来,我们提出一个概念,即“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美国拥有多个这样的平台,且它们并不只属于美国,而是属于世界人才,包括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和波士顿湾区。在这些地方,不管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怎么变化,世界上优质资本、高端技术和人才都拼命往此聚集——来了不想离开,也离开不了,因为这些平台为人才提供了发挥其潜能的优越条件。这些汇聚全球科技创新人才的平台,其作用从来没有缺失过。简单地说,这些“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是美国吸引国际人才的重要抓手。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社会今天趋于封闭。美国是上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巨量的财富。但是,因为政府分配功能失效,社会内部收入差异拉大,绝少数人掌控了绝大部分社会财富,社会高度分化,导致了民粹主义的崛起。因此,自特朗普时代开始,美国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一个相反的案例就是苏联。俄罗斯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俄罗斯近代之后一直想和西方融合,变成西方发达国家。俄罗斯科学院在1724年就建立了。近代以来俄罗斯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但为什么苏联没有像美国那样成为发达经济体呢?尽管这里有很多原因,但不当的封闭政策,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就和西方脱离开来,一直没有能够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二战结束之后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苏联和西方在科技上没有了具有实质性的关联。苏联是近代以来一个典型的“举国体制”,就是在不开放状态进行自己的创新。

苏联的不开放带来了两个非常负面的影响。第一,没有思想市场。科技创新需要一个有效的思想市场,不同科技思想的交流甚至冲突导向新思想。没有思想市场,久而久之,科技思想就枯竭了,创新就难以为继。第二,没有科技市场。科研需要大量的投入,投入最终要从市场获得回报,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苏联的市场仅仅限于华约,尽管苏联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有贸易关系,但大多限于军事设备的交易。最终,苏联的国民经济难以支撑科研,而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我们自己的历史更能说明开放的重要性。中国在秦汉成为统一国家,唐宋因开放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李约瑟先生在其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中认为,近代之前,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英国近代思想家培根就认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都改变了”。马克思也是认同这一点观点的。实际上,经验地看,我们可以认为这三大发明改变了西方的历史,是西方近代史的开端。这三大发明都是中国文明对世界的贡献。在唐宋时期,中国的科技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郑和下西洋”早于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航海之前。郑和的船队,用今天一些美国学者的话来说,相当于今天美国的航母群。但到了明朝开始闭关锁国,最终封闭造成了科技的落后。一个例子便是火药。火药是中国发明的,传入欧洲之后,演变成为火药学,对欧洲的化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火药在中国却一直停留在初级应用阶段。

这表明,一旦封闭,即使原本先进的技术也会变得落后。习近平主席2011年9月1日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总结了中国的历史经验,并强调指出,“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强欺凌、被动挨打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东西。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教训是深刻的。”

中国要进行“第三次开放”

近代以来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开放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这是一次被迫的开放。一个貌似强大的清帝国被一个远道而来的西欧国家——英国——所打败,而英国所使用的便是中国自己首先发明的技术。

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我们主动打开国门引进国际先进资本、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革体制机制使之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通行规则“接轨”,并通过加入WTO、“一带一路”倡议等实施“走出去”战略,紧紧抓住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所带来的宝贵发展机遇,创造了诸多世界经济奇迹。

中国现在的开放是“第三次开放”。“第三次开放”与第二次开放是不同的,中国需要新的改革、新的开放、新的创新。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权已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中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实施“第三次开放”,不仅聚焦投资贸易的数量和质量、技术升级创新等传统问题,更要注重话语权和规则问题,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意识。因为去年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规则、规制、标准和管理的制度性开放。只有在市场型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制度型开放,才能走出一条以开放、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无论个人、组织和国家,如果不能在开放过程中与时俱进,那么就会被淘汰;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自我,那么就会“被消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定义是科学的,是符合经验现实的。二十大把中国式现代化界定为既有和其它国家的现代化具有普遍性质,但又有自己特色的现代化。

我们这两天要聚焦讨论的中国式现代化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想基于中国实践经验总结概括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内部,我们因为开放而变得富裕,我们也要继续通过开放而变得强大。在外部,我们因为开放而崛起成为一个大国。今天,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本身的开放就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好的国际公共品。在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盛行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大搞经贸和技术系统脱钩的时候,世界迫切需要中国提供“开放”这一当今世界最需要的国际公共品。

通过这两天的交流和集思广益。通过这样的交流和讨论,我们既在追求开放的价值,也把自己融合进国家的持续开放过程之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开放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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