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对《美国和中国:寻求全球经济领导地位》一书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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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永定 (进入专栏)  

  

   6月25日,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举办了“中美关系何处去?”视频研讨会,主要讨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创始人、知名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先生的新书《美国和中国:谁会是未来全球经济领导者?》(The United States vs. China: The Quest for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新观点和新定义——有条件的、竞争性的、合作性的关系(conditional competitive cooperation)。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先生曾任白宫国安会任基辛格经济事务顾问和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助理财长。他担任PIIE所长达30年,作为研究国际经济学的学者与中国关系匪浅。在研讨会上,他作了主旨演讲,并对中国专家们的评论作了回应。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主席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张蕴岭,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等参加了讨论。研讨会由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主持。下面是余永定先生发言的记录稿。

  

   二十多年来,我和弗雷德常就各种问题进行非常坦率的讨论。所以在这里我可以直截了当的说一下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说由于时间限制,我不能读完新书的所有章节,以后一定全部阅读。

   现在我将阐述几个观点。首先,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观点: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拒绝任何遏制中国的努力。而且遏制也不会成功,只会适得其反,只会促使中国更加努力争取成功。你还认为,美国应该推行有条件的竞争性合作政策。竞争体现了两个经济体之间对立的特征,条件性将要求两国增加对彼此的承诺,并更广泛地履行其国际义务。我认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种有条件的竞争合作也许是美国人可以采取的最好的政策。

   你问新崛起国家和在位国家之间在经济上的竞争是否也存在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竞争当然是存在的,这种竞争最后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认为,如果我们相信中美之间复杂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冲突甚至冷战,那么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警告的那样,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不是一个决定论者,我相信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税收,没有什么可以说是确定的。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防止我们跌入修昔底德陷阱。近年来,两国陷入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不太可能像它们口头上说的那样热衷于脱钩。中国对美国的行动采取的是一种被动的反应方式,“礼尚往来”,对美国的行动做出回应,但不主动挑起斗争。另一方面,美国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关税排除体系”。中国也建立了相应的体系。通货膨胀正越来越成为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我不认为美国贸易代表会固执地做火上浇油的事。

   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寻求的是革命性的,还仅仅是修正主义的变化?弗雷德指出,中国从开放体系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对此我没有异议。中美两国都是当今开放的国际经济、货币体系的受益者。弗雷德称中国为修正主义者,我倒宁愿称中国为改革者。

   弗雷德批评中国无视关键的规则和国际传统体系的规范。我不得不说,我不能同意这个判断。我承认中国在许多方面需要改进,但中国从未无视关键规则和国际传统体系的规范。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遵守了所有40起针对中国案件的裁决结果。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在这些案例中往往是失败的一方。相比之下,据我所知,美国的记录要差得多。

   弗雷德用中国对汇率的干预来支持他的论点,即中国无视传统制度的规则和规范。因为我们从2000年代初就非常了解彼此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首先,事实上,美国财政部拒绝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者。为什么财政部没有这样做?我想一定有可靠的理由。其次,2014年中国的出口部门积累了4万亿美元的外汇。但对于作为一个总体的中国来说,谁知道这到底有多大好处呢?第三,从 2003 年到 2014 年,美国的总预算赤字为8万亿美元。2009-2012年,其预算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9.8%、8.6%、8.3%和6.6%。中国人民银行购买美国国债和国债对美国有很大帮助,这使得美联储实施QE更加容易。中国出口的竞争增加了美国失业人数,这也是事实。但总的来说,我不确定美国应该对中国人民银行的干预表示感谢还是愤怒。我在这里不是为中国辩护。我想说的是,经济政策就是经济政策。因为某一项政策,有的人有所得,有的人有所失。对同一项政策,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看法。谁对谁错,谁知道呢?在我看来,关键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将有争议的经济政策提升到地缘政治的层面来处理。

   就像一些美国学者所做的那样,弗雷德讨论了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也许正如弗雷德指出的那样,世界需要合适的领导。一些人说,中国领导人声称到2050年,中国应该成为全球领导者。根据一些美国学者的说法,北京的最终目标是在2049年之前取代美国成为主导世界的国家。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这个目标一无所知。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谁在乎呢?中国没有成为霸主或成为全球领导者的文化基因。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曾经说过,中国的目标是“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所担心的是如果中国没能做得更好的话,中国会被“开除球籍”。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所谓“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的全部。

   弗雷德提醒我们修昔底德陷阱和金德尔伯格陷阱,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我完全同意。在我看来,还有另一个我们应该注意的陷阱,我称之为阿富汗陷阱。大英帝国怀疑俄罗斯帝国对印度怀有野心,俄罗斯帝国怀疑大英帝国计划插足中亚。英国人入侵了阿富汗喀布尔,结果16000名士兵中只有一名幸存者。然而,后来的档案显示,任何一方都没有任何相关计划。入侵计划只存在于野心勃勃的年轻官员的想象中,尤其是在英国外交部。

   关于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根据世界经济将与政治研究所同事的建议,我认为可以有这样几个方面。

   1.美国降关税,争取作为中美经贸实现良性互动的一个起点,中美可以同时互降关税

   2.中美需要在全球供应链领域全方位合作,减少不确定性,而不是全方位对立。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复苏已经成为共识,分歧在于陡峭复苏还是温和复苏。不管是哪种复苏,都会推升全球对大宗商品、能源产品的需求。下半年通胀压力还会保持在高位、甚至更大。为了减少供给的负面冲击,中美需要加强合作,减少技术上的管制、对立态度(包括新近增加对新疆棉的禁令等),减少供应链的不确定性,这是缓解滞胀最有效的、最直接的政策,可以为两国货币政策增加空间。

   3.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粮食等人道主义问题上,中美之间也需要共同加强合作,增加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加强国际债务问题的协调机制,增强国际多边机构的救助、援助作用。

   4.气候变化、绿色低碳领域,加强绿色供应链的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动绿色治理、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生产方式(对越南、印度等后发国家构成更高的门槛,发挥中国绿色产能的优势)。中国绿色产能在全球占比太高,也要注意共赢、多赢。

   5.加强税收合作协调,对美国来说也要做共同富裕,税基外流严重。对中国来说也一样。2021年10月G20平台上130多个国家达成了共识,签署了最低税率协调机制,2023年开始实行。

   中国致力于参与防止全球变暖的全球努力,这个政策没有改变。但是去年,中国也许太着急了,我们定了很多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煤炭的减产给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可能会开始做一些调整,但承诺不会改变。中国和美国可以合作以应对全球变暖,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其实也没那么难,只要双方都有诚意,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起做那些事情,来真正开始改善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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