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稳定经济增长 完善宏观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及宏观调控政策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25 次 更新时间:2022-04-20 21:3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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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 (进入专栏)  

  

   摘要: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是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新征程的起步之年,又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冲击以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矛盾运动更加尖锐复杂、“三重压力”空前加剧之年。认识和总结我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的特点和经验,分析和把握新时代我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客观规律,对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均衡运行,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分析了2021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达成状况及由此推进我国经济发展达到的水平,探讨了2022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要求和面临的约束条件,考察了宏观经济政策倾向和强度的变化,阐释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方式和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完善。

  

   一、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圆满达成,体现了中国经济较强的韧性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创造了战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奇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经济复苏迟缓,尤其是受新冠疫情冲击,各种前所未有的因素相互叠加,经济增长和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和严重的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仍表现出较强的增长韧性和抗击打能力。我国经济在2013—2017年保持年均7.1%的中高速增长,2020年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情况下,我国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3%),并在2021年进一步提高到8.1%,名列世界前茅(美国为5.7%,名义增长11%以上,约有6个点的价格平减指数影响,我国名义增长11.6%),成为全球经济保持最高增速的国家。2020年和2021年两年中国经济平均增长达到5.1%,GDP达到114万亿元以上,折算成美元(按汇率6.45)达到17.7万亿美元,在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同时(占全球GDP 17%以上),进一步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相当于美国GDP的约77%)。中国人均GDP水平达到8万多元,折算成美元为1.2万美元以上,超过当代世界的平均水平,接近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高收入阶段的起点水平(按1986年6000美元折算),为实现“十四五”发展阶段性目标、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进而实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或GDP总量翻一番做出了扎实的推进工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1%,与经济增长基本保持同步。

   在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目标的同时,总体上看各方面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和结构变化较为均衡并呈现良性发展趋势:近些年来CPI政策目标始终在3%左右,实际均在3%以下,2021年上涨率为0.9%,呈现出较高经济增长和低水平通胀的态势;近些年城镇调查失业率政策目标在5.5%以下,实际均在5%左右,2021年为5.1%,每年新增就业在 1000万—1300万人以上,在淡化经济周期的同时稳住了就业这一基本民生指标;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波动稳定,外汇储备稳定在3.2万亿美元以上,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速均在21.4%左右,实际利用外资保持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农业基础进一步得以夯实,农业生产力布局和结构调整进一步得到优化,粮食产量达到1.37万亿斤,创历史新高(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约为7%);制造业核心竞争力提升,“五年行动计划”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取得实质性进展,2021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7.4%(比2020年上升1.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8.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7.1%,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健康成长,新产业新业态获得新发展;区域发展战略得到有效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战略的实施均取得扎实进展;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及东部地区创新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有效推动了中部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促进了西部地区发展并深化了东北地区国企改革和结构调整,推进了重点领域平台建设,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枯竭型地区等各类特区地区的振兴等取得新进展。

   总而言之,2021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和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完成情况良好,实现了“十四五”的良好开局,也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韧性。

   二、2022年中国宏观经济主要政策指标积极主动,体现了经济均衡增长和中长期发展的客观要求

   2022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5%左右,新增城镇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中国与欧盟劳工组织的失业率指标大体相同)全年控制在5.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以2021年0.9%的涨幅看,3%的政策目标留有较大空间);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5.5%);进出口保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能耗强度目标在“十四五”规划期内统筹考核(2021年明确年度下降3%),留有适当弹性并兼顾发展和减排、当前和长远(“十四五”期间能耗强度总体下降),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就增长目标而言,《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经济增长目标(5.5%)高于国际社会和主要国际经济机构对我国明年经济的预测,也明显高于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但这是我国自身经济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最低目标。从全年的增长态势看,2022年与2021年相比会有显著不同。2021年季度变动是先高后低,从第一季度的18%以上逐季下降,到第三季度降至4.9%,第四季度则进一步降至4%。2022年预计总的态势是先低后高,如果第一季度经济增长能够达到4%以上,上半年就可能达到5%以上,下半年有可能进一步加快,全年达到5.5%左右。一系列跨周期调节的举措,特别是在2021年下半年,第四季度开始实施的政策措施会在2022年真正显现并逐渐释放。

   但近期以来,国内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多重不稳定因素相互叠加,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是新冠病毒变种持续蔓延,国内疫情呈现点多、面广、频发态势,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深圳、上海、吉林等地经济运行遭到严重冲击。二是俄乌局部战争爆发,国际市场恐慌蔓延,避险情绪升温,金融市场出现大幅震荡,石油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联合国贸发会议将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3.6%下调至2.6%。同时,欧美国家通胀创历史新高,美联储开启加息周期,主要国家货币政策出现严重分化。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等因素叠加,使我国经济面临的“三重压力”进一步加大。在疫情蔓延和俄乌冲突因素叠加下,“三重压力”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扭转,在局部冲击下甚至会引发“循环叠加”效应,导致下游实体经济不振、就业形势严峻,诱使局部风险外溢,需保持高度警惕。就业压力明显加大,总量和结构上都可能突破目标底线;企业的运行状态和居民收支状况恶化,市场脆弱性进一步上扬。受疫情反复和国际形势变化影响,我国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居民生活保障和企业市场需求复苏面临新的挑战。收入不足、转型乏力、政策不确定性和国际形势不稳定是当前各项需求不足原因,应该利用更加积极的宏观管理政策,着力稳定和提高居民收入,改善企业投资动力,降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

   这一增长速度属于中高速。第一,这一增长速度符合宏观经济主要指标均衡的要求,特别是就业指标的要求。就业人口1100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需要经济增长5.5%左右,与3%左右的CPI控制目标大体适应,或者说若无特别的影响因素出现,一般情况下5.5%的增长率不会推动CPI涨幅超过3%。第二,这一增长速度与近两年我国的平均增速接近。现实依据表明,我国2021年经济增长8.1%,2020年增长2.3%,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2%。第三,这一增长速度与我国“十四五”规划目标要求及相联系的2035年发展目标要求相衔接。2035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当代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意味着GDP总量要在15年内(2021—2035年)按可比价格计翻一番,为实现这一目标年均增长率应在4.8%以上,在“十四五”期间平均年增长率应在5.5%以上(在“十五五”期间应在5%以上,“十六五”期间则须平均在4.5%以上)。

   这一速度,作为中高速度是较为积极的,“体现了主动作为”,但实现起来面临极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第一,疫情发展和防控在全球范围内仍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国内疫情防控态势也极为复杂,对2022年的经济增长会带来严重的风险挑战。第二,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不断演变,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全球经济仍在深度衰退中,同时又有新的矛盾变化,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修复的差异日益拉大,疫情冲击下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愈加凸显。前期为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和疫情冲击的叠加,超强的刺激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冲击开始显现,特别是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开始释放,初级产品和大宗产品的价格大幅上扬,美国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强力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经过一定的时滞后已形成对物价的强劲推动(美国CPI已达7%—8%),有可能形成高通胀低增长甚至负增长高通胀的格局,进而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从PPI上涨逐渐传导到CPI上涨,年初较低的通胀率逐渐攀升,形成2022年先低后高的通胀轨迹。第三,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军事冲突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必然会产生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究竟程度有多大还难以预料。从目前对能源(石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看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经济也将产生严重影响。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高依存度,由此产生的风险更需高度重视。第四,中国经济增长进入现阶段的基数效应以及经济新常态下的新特点都会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新挑战。在2021年GDP总量超过114万亿元的新规模基础上实现再增长,速度自然面临减缓的趋势。在2021年面临一系列挑战条件下实现GDP增长8.1%的基础上,再实现较高速度增长需要有更强劲的新动能,而动能转换本身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2022年经济增长目标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

   三、2022年宏观经济政策突出特点在于保持连续性,增强有效性,体现了更加清晰的取向和更强的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2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增强有效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就业优先政策要提质加力。政策发力适当靠前,及时动用储备政策工具,确保经济平稳运行”。也就是说,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不变,在2021年的基础上保持对经济恢复稳增长的必要支持力度,坚持逆周期调节的导向;同时要适应跨周期调节需要,为应对更长期的困难挑战预留政策空间,尤其是要考虑现期宏观经济政策对后期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尽可能使现期政策对后期经济失衡起到缓解和对冲的逆周期作用,而不是为后期宏观经济调控带来需要消化的严重的成本。

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才能提升效能。第一,2022年应继续实施赤字财政政策,赤字率为2.8%(2021年为3.2%以上,超过欧盟的警戒线水平3%),较2021年略有下降,为应对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局面留出政策空间和政策工具储备。但由于财政收入预计会继续增长,加之特定国有金融机构(比如外汇管理局)和专营机构上缴近年结存利润,可用财力明显增加,支出规模比2021年能够扩大2万亿元以上,可以保证财政支出政策刺激经济的必要力度。第二,应在投资政策上用好政府投资资金并带动扩大有效投资。中央政府直接投资较2021年有所增加(从6100亿元提高到6400亿元);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65万亿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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