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寻求新发展格局下的增长路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6 次 更新时间:2021-06-09 09:5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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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 (进入专栏)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绝非一句空洞的口号。2021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年GDP增长6%以上的预期目标。同时指出要实现预期目标,必须做好九项重点工作,落实上百条措施,需要完成的任务更是数不胜数。可见,实现预期目标的关键在于政策措施的落实,并非目标一确定,任务就能自动实现。

   那么,什么是双循环下新发展格局?又该如何构建双循环下的新发展格局?

   所谓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描述,是非对经济增长结构与增长动力的一种经济学解释。如果以问题为导向,分析实现国民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就要解决循环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就其实质而言,即要解决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的“梗阻”、“卡脖子”问题。因此新发展格局问题的实质就转化为GDP的可持续增长问题。由此,按支出法分析,GDP由消费、投资及出口组成。解决当前消费、投资、出口良性循环发展的“卡脖子”现象,就是解决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

   然而,必须认识到,尽管从中长期看,我国仍具有相对较高的潜在增长率。从供给方看,中国在主要大国经济体中拥有最高的国民储蓄率,是第二大外资吸引国,具有数量巨大的人力资本。从需求方看,中国存在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市场,存在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下巨大的投资需求,加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红利空间。但是现实经济的运行是由长短期资金的各种组合搭配形成的,既包含未化解的存量风险,也包含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增量风险。

   解决投资消费出口中的各种“卡脖子”问题,项项工作最后指向的都是改革。核心手段是改革。所以,谈论新发展格局,实质谈论的就是改革。

   而进一步深化改革与防范金融风险之间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总体上说,改革的深化会提高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抗御风险的能力(包括以淘汰一小部分劣质微观主体为代价),但进入深水区的很多改革,是会暴露风险的,需要付出代价的。推动各项改革落地的具体时间、力度以及落地路径等,都会给未来的风险防范压力和经济增长带来不确定性影响。

   所以,分析构建新发展格局,重点要着眼于把握政策变量可能导致发生的动态变化,展开全面具体分析。篇幅所限,分析思路和分析过程详见本期封面文章。该文从解决消费投资出口三大方面九个“卡脖子”着眼点出发,围绕寻求增长路径中应重点关注的改革动态、金融风险和国际动荡三个重要维度,逐一解读分析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此不做赘述。

   现实经济是在长短期资金的各种不同组合下搭配形成的,包含未化解的存量风险,也包含可预期的增量风险。尽管中国经济未来的潜在增长和发展韧劲能消化相当部分的风险,但会是在什么阶段、以什么政策变量推动实施,对经济走势的判断结果都会不同。

   2021年两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中国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在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皆负增长、唯独中国正增长2.3%的基础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增长6%以上的预期目标。

   看一国经济能否增长,要看是否存在满足增长的供给与需求。从增长的供给方看,中国在主要大国经济体中拥有最高的国民储蓄率,是第二大外资吸引国,具有数量巨大的人力资本。从增长的需求方看,中国存在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的巨大市场,存在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下巨大的投资需求,加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红利空间,决定了中国未来仍具有较高的潜在增长率。

   影响未来经济走势的“卡脖子”问题

   国民经济循环是对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一种描述,是非对经济增长结构与增长动力的一种经济学解释。解决循环中的问题,就其实质而言,就是要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由此,这一问题可转化为GDP的可持续增长问题。按支出法分析,GDP由消费、投资及出口组成。如果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分析,那么解决当前消费、投资、出口循环发展中的“卡脖子”现象,就是解决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需迫切解决的问题”。概括说,可将这些问题总结为三大方面九个着眼点。

   一是在进一步扩大消费方面。

   ①要解决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有钱不敢消费)。众所周知,有钱而不敢消费,是因为有后顾之忧。因此要扩大居民消费,必须解决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必须进一步改革,提高民生保障标准。

   ②要提高部分居民的收入水平(想消费没有钱)。简单说,部分居民不是不想消费,而是没钱消费。当前中小微企业生存压力大,就业困难,一些人的收入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在下降。特别是就“控高扩中扶低”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个慢功夫,任务艰巨。在农村,纯靠务农赚不了很多钱,有些地区还存在种地亏损现象。与此同时,近一二十年城市化进程中,从北到南,全国各中等以上城市都加大注重城市建设,成效显著。然而在土地市场化过程中,个体农民只得卖地收入的5%10%,还有60%70%归各级政府。202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对农民土地卖出收益如何分配仍无明确规定。今后为让农民的收入水平上一台阶,土地改革中的卖地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改革,收入不仅要向农村农业倾斜,更要直接向农民倾斜。

   ③要解决富裕居民的“用脚投票”(有钱没处消费)。针对一些富有阶层赴境外体检、购买日本智能马桶等现象,说明国内消费供给存在严重“梗阻”。这一方面需要企业加快产品的创新与升级,另一方面需要政府在相关领域放松管制,激励企业提供更多的新产品与新服务。

   二是在提高投资效率、扩大投资方面。

   ④要推动国企的真正改革。据社科院一份报告指出,目前国有企业资产已近300万亿元,加上未开发的资源性资产,高达近500万亿元。同时,全国银行贷款中,对民企贷款仅占对国企贷款的一半。然而众所周知,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贡献,即全国50%以上税收由民企创造,60%以上GDP由民企贡献,70%以上技术创新来自民企,80%以上就业由民企提供,新增就业和企业数量的90%以上也来自于民企。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国企占据了巨大的资产及金融资源,为何其产出效益、社会贡献却难与民企相比。可见,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事实上不缺资金,关键是要提高投资效率。而改革在于市场资源配置不当现象,国企改革则是其中关键。

   ⑤要尽快补上供应链短板。面对当前及今后的国际环境,要想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良性循环,必须尽快补上生产链供应链的短板。补短板的核心在于自主创新,其关键在于如何调动有创新能力的科技领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又指向了创新体制的改革。

   ⑥要坚决稳住房市。我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来已积累了不少泡沫,当下泡沫又不宜一下子刺破,需慢慢消化。因此论及当前形势下可持续发展又不能不稳住房市。目的是让更多的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扩大实体经济的投资,再也不能引导居民把更多的钱投向房市,把房子当作股票炒作,同时守住不让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底线。

   ⑦要保护好民企的合法权益。随着40多年来市场经济机制的不断深入,保护好民企合法利益越发显示出核心意义和紧迫性。民企投资是中国投资的主力军,连续多年占全国投资比重超60%,最高时达65.4%,其中制造业的民企投资占比达80%。如果民企利益得不到很好的保护,民企投资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国家整体投资效率和投资水平则停滞不前,国民经济自然难以实现真正可持续的良性循环。

   三是在进一步促进外需发展方面。

   ⑧要做好国际环境处于长期不利形势的准备。受疫情影响,短期看我国出口形势向好。但美国持续、长久的包括税收、贸易、金融、科技、人才等方面遏制措施,必将冲击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⑨要做好应对美元霸权“最后一博”的准备。美国已放弃遵守公共债务不超过GDP的60%国际惯例,转向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在GDP中占比这一指标。只要名义GDP增速高于利率水平,美政府不担心偿债压力。这一指导思想下,尽管美国政府债务已达历史高峰的28万亿美元,但美加大发行美元不会收手。对全球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对人民币汇率、利率、资产价格将形成什么样的冲击,目前难以预料。

   归纳以上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分析的九个“卡脖子”问题,显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解决这些“卡脖子”问题,核心手段是改革。因此,讲新发展格局,实质讲的就是改革。

   寻求增长路径应重点关注的三个方面

   基于以上国民经济循环中“梗阻”“卡脖子”问题的分析,看下一步经济走势,应重点关注什么?

   第一,应关注改革及政策制度的调整。

   在消费领域,针对部分居民不敢消费的,要深化医疗、养老、教育和住房制度的改革。针对低收入农民,要调整粮食收购价钱等政策,更需要改革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制度。针对有钱无处消费的居民,需要放松某些领域的管制,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投资领域,要提高投资效率和扩大投资水平,需要深化国企的真正改革,需要毫不动摇支持和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营商环境改革。要稳住房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加快保障房建设,逐步建立“房住不炒”的各项房市长效机制与制度。要尽快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鼓励自主创新,必须也必然会推动激励科研人员的创新体制改革等。在稳定外贸外资方面,除在信贷、出口信用、跨境电商、扩大服务业开放方面做出进一步政策调整外,做好与东盟的“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中欧投资协定”及“中日韩自贸协定”,协议达成后,国内进行更大范围制度调整与改革的准备。要削弱美元霸权的负面影响,要持之以恒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在坚持这一战略方向的同时,也要清楚看到,国际化是长期战略,需要讲究策略。包括既鼓励在“一带一路”沿线使用人民币,也鼓励国内企业在境外使用欧元进行支付清算。尽管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仍以美元为主,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和全球支付清算中占比还不到2%,但美元的地位在缓慢下降,今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必将是一个多极化的时代。应该看到这一历史趋势,顺势而为推动,对人民币国际化不宜过于高调。

   以上的各种制度改革,在《政府工作报告》预期经济增长率达到6%以上的语境下都已明确指出,而且是作为完成6%以上增长目标的手段和措施所指出。因此,分析下一步经济走势时,不仅要看项目规划、红头文件的提法,更重要的,要分析相关制度改革的实际进程,以及改革对经济产出效应的实际结果。

   第二,应关注发展、改革与金融风险的关系。

   4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与风险。最典型的是,20世纪初四大银行及国开行卖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1.4万亿不良贷款。其后至今的20年时间里,随着不断有企业倒闭,银行又核销了不少不良贷款。其中,从2017年到2020年,商业银行处理8.8万亿不良贷款,超过之前12年的总和。加上债转股部分,合计处理问题资产达10.2万亿。万幸的是,我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国际冲击下,在国内房市泡沫的自身压力下,迄今未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但是,未爆发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警惕。房地产市场泡沫压力依然存在。2020年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23.6个百分点,达到270.1%,涨幅仅次于2009年的31.8个百分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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