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的第三次开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6 次 更新时间:2021-04-20 15: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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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本文主要整理自郑永年教授于2021年4月11日在深圳龙岗区党政干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专题研讨班上的主旨演讲,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研院”。

  

   第一次开放:封闭而导致的被迫开放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第一次开放是一种被动式的开放。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1856—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同样失利,结果导致英国的大炮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因此,这是一个被迫的开放,是一种不情愿的开放。但这里需要提出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中国为什么走到了被迫开放的境地?其实答案也并非多么玄妙,无非就是之前的不开放。一旦封闭起来,就有落后的危险;长期封闭起来,必然导致落后的结果,这是历史给中国人的教训。

   在鸦片战争前二十年,中国的经济体量是颇有规模的,有很大可能是当时的世界第一,是优于英国的[i]。但是仅仅20年以后,中国就被英国打败了。事实上,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普鲁士、美国等,通过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化,国力猛增,财政收入都超过了中国。也就是说,西方开放的二十年,足以超过中国封闭的二十年。

   但是,经济体量的大小远不能决定一切,这是鸦片战争已经生动说明了的。但是如今国内有些人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教训,片面地强调中国的GDP马上就要超越美国[ii]。GDP超过美国固然具有很大的意义,但 GDP一项指标远不构成绝对性指标,因为GDP总量的优势而表现出的骄傲情绪更是没有道理,肯定是不注意学习才会有的武断结论。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英国人用坚船利炮叩开了我们的国门,中国被迫开启了第一对外开放。对此,国人屈辱的情绪来得快,吸取教训的觉悟倒是要慢些,哪怕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失利,朝廷里很多官员依旧抱定我们是天朝上国的信念,自诩为文明人,鄙视所谓英夷的奇技淫巧,在“体用之争”上蹉跎,缺乏实事求是解决具体问题的精神。直到1895年被往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才彻底被震动,以至于有了亡国的危机感,意识到向西方学习的迫切性。

   1905年日俄战争,近代史上亚洲人首次战胜欧洲人,满清看到师夷长技不仅能自强,还可以制夷,因此往后向西方学习的不再仅仅是实业、军事,还包括政治、法律制度。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对外开放空前高涨。然而,不仅清廷向西方学习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而且就连推翻清廷的孙中山及其治下的国民党向西方的学习最终也以失败告终。于是孙中山先生转而向苏联学习,因此有那么一段时期,国共两党都在学习苏联。但是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理解比国民党更加透彻,后者还是主要靠精英阶层,而前者则是把整个社会的力量充分动员起来,于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至1949年,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进入1950年代,中国的第一次开放步入尾声。

  

   第二次开放:摸石头过河的主动开放

  

   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开放,是在被动挨打的情况下开启的,对中国人来说体验远称不上愉快,但是经过百年的抗争,总算是解决了基本的安全问题。然而中国还面临着深刻的贫困问题。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邓小平为中国开启了第二次开放,而广东,尤其深圳就在其中扮演了十分耀眼的角色。这一次开放是中国主动开启的,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决策气度都是令人钦佩的。

   这里要特别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第一次开放和第二次开放之间出现了断代,或者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什么选择在封闭的状态下艰难前行。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提出“打扫完屋子再请客”,主要是鉴于当时世界范围内仍然比较复杂和险恶的斗争形势,尤其是美苏两大阵营的对立。虽然共产党很快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策略,但也不等于就是让中国整体对外封闭。事实上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还是向苏联,乃至向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有限开放的。中苏关系的转变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毛泽东在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理,这与苏联将中国完全纳入其苏联帝国的战略链条的意图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分歧。中苏交恶导致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艰苦的一段时期,对外交流,无论是向着社会主义阵营的还是向着西方的,都基本中断。

   后来美国出于冷战的战略需要,派出基辛格秘密访华,释放出希望缓和中美关系,从而平衡苏联影响力的信号。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契机,在美、中、苏的战略大三角中迈出了对美开放的重要的第一步。毛泽东之后,华国锋任上还出现了一次小的“洋跃进”,说明中共领导人可以更替,但是共产党决定,对外开放还是要搞的。

   所以说,虽然世界上从来都有一些声音批评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但是这些都无法否认共产党自成立的第一天开始,从来都是结合整个国际大背景、大格局来思考问题的,这跟传统中国那些封闭状态下的农民运动不同。中共跟苏联的关系也好,跟西方的关系也罢,从来都是既要开放也要斗争的。这些涉及党的建立和发展的问题,我们有时间还可以专门讨论。

   回到对第二次开放的分析上来,我觉得必须承认,第二次开放是非常富有成效的,使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81年的不到300美金提升到2020年底的1万美金,并在这一过程中培养了4亿规模的中产阶级。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邓小平说我们目前是贫穷社会主义,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也是要走向富裕的。所以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一政策的成效之一就是今天中国的4亿中产。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数目可观的富人群体。这一群体容易成为话题,一会儿有报道称北京的亿万富翁的人数超过纽约了,一会儿了又有报道称深圳一地富人规模超过某个国家了。

   但是我觉得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程度,不仅仅是要看它产生了多少富人,更重要的还是看有多少人脱贫。贫困是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现象,也是世界范围内的发展难题。中国在过去的40年间使得8亿人口脱贫,单是十八大以来,平均每年就有一千多万人口脱贫。另外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实现了从一个对外贸易几乎封闭的国家向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蜕变。这是中国人民辛勤劳作的成果,也是中国政府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奇迹。

   总结起来,第二次开放的成功和中国决策层对于发展机遇的捕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80年代起,中国几乎再也没有放弃过任何重要的发展机遇。这是很不容易的,即便是当今综合实力依然最为强大的美国,过去几十年来也没有做到这一点。中美都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但是中国走的是一条借助全球化的力量助推自己走上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道路,而美国则是借助全球化的便利实现了资本的重新配置,走上了消费型社会(consumer society)的道路。

   于是我们见到的结果就是在中国、深圳这样的原本的小渔村迅速崛起为大都市,而且还带动了东莞、肇庆一线的发展,进而和广州、佛山一线共同连接成世界级的城市带;而美国则是中部、北部的老工业区衰落为铁锈带。

   中国人从第一次的被动开放起步,不断艰难前行,后来主动开启了第二次开放。毫无疑问,中国的第二次开放创造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但是中国的崛起也为其自身带来了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作为原本主导世界秩序的力量,开始忌惮中国的实力和潜力,于是开始搞逆全球化,搞与中国脱钩。所幸的是,中国领导层高瞻远瞩地启动第三次对外开放。

  

   第三次开放:大变局下以规则引导为目标的持续扩大开放

  

   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大背景,是世界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涵盖的具体内容比较多,我之后再详细阐述,但简单地说,就是西方国家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崛起意味着近代以来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发展进程的局面正在发生变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开展,其他各项工作,我会在下两节中介绍,这里我想先点出最重要的两项,持续扩大开放和参与规则制定。

   中国过往四十年的经济建设成就,是在全球资本、技术、市场逐步开放的大背景下取得的,虽然这种开放远非最高级形式,而且有些时候在某些领域对中国还很不公平,但是总的来说,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纵然中国现在已经在资金、技术方面有了很多积累,而且坐拥世界第一大市场,但是一旦真的离开了一个开放的世界秩序,中国的发展也将步入艰难。

   虽然今天的中国在主观上已经不可能选择封闭,但是来自外界的压力,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与我们脱钩,从而将我们逼进封闭的危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为了应对这种局面,我们不仅要持续推进双边、多边的开放,也要需要考虑单边的开放。美国一直讲对等的开放,即只有你向我开放的时候,我才向你开放。但是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我们需要拿出即使美国不向我们开放,我们也要向美国开放、向世界开放的胆识。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正当权益,有效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以规则引导世界范围内的开放就是中国在第三次开放中的工作重点。

   在参与制定规则并以规则引导开放这个层面,中国拥有一些有利的条件,也面临一些困难。有利的条件包括中国国内的单一市场,中国依托4亿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形成的规模巨大的市场,以及美国、欧盟、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彼此间的利益分歧。美国上一任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贸易战的手段边缘化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本前首相安培想通过税收等手段将部分日企从中国转移出去,降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集中度,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企图都没有达成。

   2020年,华盛顿智库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特朗普跟中国搞贸易战,两年下来,美国有6000亿美金流入中国的金融市场。2020年的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刊登文章指出,2020年头10个月有2000亿美元美金流入中国的资本市场。更何况,这还是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尚不够全面和彻底的前提下发生的事情。因此,整合这些有利条件,进一步深化改革,中国完全可能从世界各国继续吸纳更多资本与技术,取得更广阔的市场。

   当然,与这些有利条件和优势同时存在的,还有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面临的困难。很显然,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主义秩序并未做好准备接纳一个在价值观念方面与西方存在根本差异的中国的崛起。原本美国希冀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对其政权的和平演变,或者哪怕是颜色革命,但是现在美国已经完全承认这一幻想破灭。随之而来的就是美国利用现有国际规则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施压。像是字节跳动的抖音、腾讯的微信、华为的通讯产品,乃至新疆棉花制成的纺织原料在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受到人为排挤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更加熟练地在联合国、WTO、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已有的争议解决框架下争取到更多的主动,也要试图以开放、平等、理性、专业的方式优化这些机构的框架,甚至还要逐步铺设这些国际组织之外的,新的可以创设国际规则的途径。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比如我们的某些既定的策略需要做出调整,这些我会在下两节中更加具体地予以说明。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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