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6 次 更新时间:2021-04-13 09: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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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海良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化中国”和“中国化”两个方面的结合,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思想历程的起点;之后,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特征逐渐呈现,深化了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的理论探索。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毛泽东思想形成相随齐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实现了从分散的到系统的“化中国”过程、再到“中国化”的思想飞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续写了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以“第二次结合”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开创性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辉煌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拓新,呈现出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思想精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过程一样,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称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关注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化中国”和“中国化”两个方面相结合的思想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紧密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展现为六次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四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为线索,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五是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起步、1978—201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拓新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和运用

   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起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涓涓细流,在1917年俄国十革命影响下,终于汇成中国社会革命强劲的思想潮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辉煌的思想历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一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得到最初的传播和运用,李大钊在其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1914-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开始研读由日本学者迻译和解读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述,深受幸德秋水、河上肇等的著述的影响。1917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他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的代表作。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系统阐释。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时,李大钊明确提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李达等人。李汉俊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求学期间,与河上肇、堺利彦交往频繁。1919年春,李汉俊翻译德国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序”中提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李汉俊对该译著的肯定在于,“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李汉俊和李达共同审校。施存统1920年6月赴日,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留日期间,翻译了山川均、河上肇等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唯物史观的著述。1921年3月,施存统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理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底顺序分为三期”,一是“革命的过渡期”,二是“共产主义底半熟期”,三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期”。其中,在“革命的过渡期”,无产阶级“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把一切阶级消灭”,这一时期的长短,要“以各国底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对于中国而言,“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故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会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的理解和运用中,已经蕴含了与中国实际结合、关注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思想观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以改造中国为基本立场,视政治经济学为探寻“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提出:“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922年,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陈独秀提出,马克思的学说有两大精神:“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因此“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第二,在对各种经济思想的批判和论争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和说服力。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有针对性地强调,新思想是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李大钊指出:“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在与无政府思潮的论战中,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各取所需政策的谬误,李达指出:“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第三,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以俄为师,把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际。1920年,《新青年》从第8卷1号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译作。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的记者赴苏俄考察,在此后的两年间,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政治经济情况的通讯。特别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恽代英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较关注苏俄经济问题的理论家。他在1924年3月19日发行的《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撰写了《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热情讴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很快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向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烙上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印记,形成了兼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特征和主要学理依循。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起步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最先遇到的就是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一大通过的基本纲领在经济关系变革问题上提出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的问题;实现这一变革的途径,一是“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二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三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共产国际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整体的高度强调:“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共产党首先“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

   列宁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引发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进一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核心观点就在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军阀和官僚。1922年6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运用中“化”出的这一道理,成为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

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得到更突出的运用。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事实,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步骤有“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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