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鲁:中国收入分配向何处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26 次 更新时间:2006-10-15 23: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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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鲁 (进入专栏)  

  

   一、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不断扩大

  

   研究我国的收入差距,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分析:即不同区域间的收入差距、城乡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城市和乡村内各阶层居民的收入差距。中国在经济改革以前,由于实行统一的工资政策,城镇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相当小。在农村,同一个地区内的收入差距也相对较小。但城乡间有非常大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也有明显差异,在改革初期的198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20,在世界上收入差距排序属于中低水平。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农民收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吉尼系数到1984年曾一度下降到0.257,进入世界上收入较为平等的国家行列。但在随后的经济改革期间,虽然经济增长加速,人均收入迅速提高,但同时我国城乡间、区域间、各社会阶层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也迅速扩大了。到2001年,基尼系数达到了0.447,在世界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收入差距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列到了第85位。排在中国后面的30多个国家大多数是社会矛盾激烈的拉美和非洲国家,其中有相当部分国家的经济长期停滞(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04;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2004)。

   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相比,1980年是2.5倍,1985年是1.9倍,而2004年是3.2倍(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下同)。

   在地区收入差距方面,以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各省份平均的城镇人均收入之比来衡量,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3倍,2004年是1.5倍。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东部是西部的1.2倍,2004年是1.9倍。2004年上海与贵州相比,城镇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前者分别是后者的2.3倍和4.1倍。

   在各阶层收入差距方面,统计数字不完整,但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1985年城市人均收入,最高收入10%住户的收入是最低收入10%住户的2.9倍;而2004年最高是最低的8.7倍。农村1980年人均收入,最高10%大约是最低10%的7倍(粗略估算数),2004年最高大约是最低的11倍(粗略估算数)。这里还应当考虑到家庭收支调查对最高和最低收入居民容易有遗漏,以及高收入低报的情况,因此实际收入差距会大于调查得到的差距。根据有的调查推算,90年代中期占银行储户总数20%的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80%,近期占银行储户5%的大额储户拥有全国储蓄存款的一半(据万方数据、杭州网)。很可能不同阶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已经成为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首要因素。

   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对社会公正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很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停滞。尤其是通过贪污腐败等非正常途径致富和由于分配不公致贫(例如农民失地和工人下岗得不到正常补偿,以及对农民工工资的恶意拖欠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极易诱发社会冲突,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二、收入差距的未来走向

  

   在经济加速增长和经济体制向市场转轨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时期内扩大是难以避免的。50年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曾发现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曾经历了随着经济发展而首先上升,而后逐渐下降的过程(Simon Kuznets ,1955),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倒U 形曲线”。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不用过分操心的事情,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导致更公平的收入分配。但是,近期的一些国际研究发现,有许多国家在长时期内并未经历收入差距缩小。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也经历了收入差距重新扩大。

   有些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反过来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阻碍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 1993,Bourguignon 2003)。而在经济停滞的状况下,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又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那样,陷入所谓“拉美陷阱”。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若干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经济增长在减少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导致频繁的社会冲突,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消除贫困和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The World Bank,2000,2003,2004)。因此,人们必须面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解决公平问题,而不能等待社会公平的自发到来。

   作者使用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的分省数据,使用计量模型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走向进行了分析,发现中国城镇和农村内部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扩大的明显趋势,但数据并不能证实收入差距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一定水平后会自动趋于缩小。因此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一个未能证明的假设(王小鲁、樊纲,2005)。如果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的收入基尼系数将会很快突破0.5(有些研究结果认为实际上已经突破了0.5),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少数收入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

   这项研究还发现,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仅仅与经济发展水平或收入水平相关,而是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又可能导致差距缩小。而这些因素的多数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和推进体制改革来进行调控的。一般认为,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增加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会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这在某些情况下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其中若干因素的调整,不仅不会导致效率损失,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以下将分别对这些影响因素和政策调整的可能性进行讨论。

  

   三、社会保障和财政转移支付

  

   社会保障是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们可以为居民在面临失业、退休、疾病和收入过低等情况时提供保障和救助,减少他们的经济负担或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会产生奖懒罚勤的效果,影响经济发展和投资、就业的积极性。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低保制度提供的保障水平还很低,而且只限于在城镇地区和少数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实行。在农村全面推行这些社会保障,超出了目前的财力负担能力。

   但是,作者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发现,即使在城镇,目前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养老保险不仅没有起到减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相反有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效果。这主要是因为这些保险体系的覆盖程度还有相当的局限性,特别是对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低收入人群和流动劳动力覆盖程度很低。2004年末全国参加失业保险的在职职工1.058亿人,参加养老保险1.225亿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0.904亿人;与城镇2.648亿从业人员相比,覆盖率分别只达到40%、46%、34%.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加入这些保险体系的恰恰是最需要得到社会保障的低收入人群;而中高收入居民从这些社会保障的受益明显高于低收入居民的受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城镇低收入居民不仅人均从医疗保险报销的医疗费远远低于中高收入居民,而且前者医保报销的比例也低于后者,而医疗自费开支的比重明显高于后者。因此,如何尽快把目前没有被社保体系覆盖的一亿多城镇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当然也应该尽快提上议事日程。长期保持城乡居民之间的差别待遇是不公平的。但限于财力,需要通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来逐步解决。少数富裕地区已经具备了建立城乡统一的社保体系的条件。对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居民来说,虽然目前建立全面的社保体系条件还不成熟,但有些迫在眉睫的问题需要首先解决,例如农民没有钱看病的问题。需要尽快普及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一些地方的经验证明,形成一套村民自治的群众监督机制,是保障合作医疗体系有效运行的有效方法。

   根据国际经验,财政转移支付也是消除收入差距和地区贫富差距的主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国目前除了财政支农、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及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外,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以及对在欠发达地区的重点项目建设投资,实际上也在执行着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就其总量而言,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有些研究发现,财政转移支付在减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方面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主要是以下原因所导致:

   第一,转移支付缺乏一套严格和规范的制度设计和执行标准,特别是各类专项拨款立项不规范,没有严格标准,主观随意性强,使转移支付在缩小收入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方面的作用大打折扣。

   第二,转移支付目标不够明确,结构不够合理;其中用于一般投资项目和政府一般性开支的比重过高,用于扶贫和舒解落后地区发展瓶颈环节(例如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教育等公共开支不足、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的资金不足,难以起到减小差距的作用。

   第三,对转移支付的使用状况和效果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机制。在某些贫困地区,政府挪用扶贫和救灾资金盖办公楼、买豪华轿车、给政府工作人员发奖金的现象频繁发生。由于缺乏管理和监督,一些专项拨款成为专项浪费,并为某些政府官员寻租和腐败提供了条件。

   因此,对于转移支付而言,现在主要的问题看来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明确目标、理顺体制、建立制度、规范管理、强化监督的问题。这些措施在减小收入差距的同时,不仅不会影响经济效率,而且会提高效率、减少腐败、促进发展。

  

   四、教育和基础设施

  

   国内外许多文献都指出,教育对促进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全民教育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根据国民经济研究所2004年关于农民工收入的最新调查结果,全国3000名随机抽样调查的进城农民工和来自农村的个体经营者按照学历分类的平均月收入如下:小学未毕业769元,小学毕业815元,初中毕业960元,高中毕业1268元,大专及以上1554元。这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教育程度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显然,提高教育程度,是提高低收入者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的一个根本途径。

   目前我国有上亿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打工,还有三亿多人仍然从事农业,平均收入仅为城市人均工资的几分之一,有待继续向城市转移。但他们多数人的教育水平较低,缺乏职业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供给过剩。城市劳动者中也有不少人因下岗、失业致贫,但由于缺乏专业技能而难以再就业。市场需要的有较高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则供给不足。因此,加强中小学教育的普及,扩大职业教育,对缩小收入差距是非常重要的。

   作者在计量模型分析中发现,我国人均教育水平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出出乎意料的负面影响,即教育水平提高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我国教育适龄人口面临的受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高收入人群的教育机会显著大于低收入人群,因此在提高人均教育水平的同时,不但没有使收入差距缩小,反而扩大了收入的不均等程度。

以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为例,虽然目前小学和初中入学率的统计数字都达到98%以上的高水平,但如果用毕业生人数分别与6年和3年前的入学人数相比来计算,就会发现近几年间每年还有大约3%-8%的小学生中途辍学,初中辍学率高达8%-13%,其中农村辍学率明显高于城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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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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