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尔默:尼采论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6 次 更新时间:2016-11-20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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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论教育

自从厌倦于追寻,我已学会一觅即中;自从一股逆风袭来,我已能抗御八面来风,驾舟而行。

最困难的任务仍然在于,怎样才能从这一理想中引申出一系列新的义务,一个人怎样才能通过实践活动向着如此过高的目标前进——总之,展示出这个理想对人有教育作用。

尼采教育哲学的基础是“更高的”文化和“真正的”教育的概念。他把当时的文化描写成为市侩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表现在他所认为的浅尝辄止的倾向。他在他出版的四本《不合时宜的沉思》的第一部《大卫·施特劳斯:忏悔者和作家》中最猛烈地攻击这种倾向。在这篇散文中,他认定市侩文化是“完整哲学”的创立者,这种“完整哲学的唯一条款是一切都必须照旧,任何事情都无论如何不能伤害那种“合理的”和“真正的”文化,即市侩文化。他的观点是,当学术努力受到那些很少或没有远见和首倡精神的人规定时,教育就变成灌输一堆事实而不是发展人类理解力的过程、没有生气的过程。尼采论证说,这种状况部分地是语言教育衰落的结果。过分强调在某一学科内部的专业化的兴趣,其代价是牺牲学者以明确有力的精确的态度表达他(她)自己的结论和贡献的能力。尼采将语言置于教育中心地位的观点首次向听众发表于1877年在巴斯勒大学所作的以《我国教育制度的未来》为题的五次系列演讲中。在这几次演讲的过程中,尼采提出了一个“德国教育制度的错误”的纲要,他论证说,教育由于从属于国家而堕落了,而且变成由两种有害的力量所组成,它们联合起来,摧毁教育,从而也摧毁文化;既尽最大可能扩展教育,又把它变得狭隘,削弱它。他认为应强调严格的教育和严格的指导,更明确地说,必须给学生以工具和指导,以发展他(她)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将一个供模仿的偶像交到他手上。尼采教育哲学的终极目标和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一样,就是通过造就真正的个人或他所谓的更高类型的人类来发表真正的文化,因为通过造就这种个人,社会全体就会是健全的并收获最珍贵的回报。

从本质上说,尼采的教育哲学是与未来有关的。他尖锐地批评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观,认为这种价值观应对现代意识的混乱和分崩离析负责。除非进步是对过去进行批判性评价的结果,他不懂得有什么进步,这里指的是文化的人类的进步。要做到这一点,有赖于确定什么东西因其对个人继续发展因而通过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具有有用的、有益的性质而应当被保留下来。按照尼采的意见,教育的目标就是造就真正的文化和“更高的品位”,“自由精神”,最终造就出“超人”(Overman)。“超人”就是有能力自己确定什么东西有价值,什么东西没有价值,而不依赖于对传统的教条式接受的个人。生活的最高形式就是完全的真人,这种真人理解他作为作者的幻象和必要的虚构故事对他是适合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同样的条件下以同样的方式达到同样的思想活跃的状态。尼采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征可以说就是缺乏真实性。追求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和舒适的驱动力产生了与之相应的结果,它反过来又促进了包括教育在内的文化的停滞不前。这种相应的结果造就了一种愿望,更使每个个人赋予同样的事物以同样的价值,从而彻底消除个别性。这是尼采所反对的最重要的态度之一,因为它的唯一后果是虚无主义:认为既然每件事对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价值,因而没有什么东西有任何可以评估的价值。显然,正是在这里尼采的教育哲学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主张教育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是相同的,因此,如果社会认为任何事情都没有可以评估的价值,从发展和进步的意义上说,教育也同样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东西。为了反对这种虚无主义,尼采强调,一方面通过自省和对自己的“真正教育者”的批评性分析,另一方面通过练习重建个人判断价值的能力从而重建社会判断价值的能力的坚强而严格的教育制度来形成真正个人的重要性。这种形式的教育目标的达成就是赋予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以意义或证明它的合理性。

从定义上说,“真正的”教育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的领域,它是为少数人所有的。大多数人或者说百姓,需要一种不同形式的教育,但那是一种不应当看做是价值更少的教育,因为它也允许那些个人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真实性。尼采的论据是,完全的真实性需要牺牲并以罕见的规模承担义务。对尼采来说,能够说得上已经达到“更高类型”状态的人是极少数的个人,而且那也是偶然的,还没有超人“在地球上行走过”。这种情况不要误解成为世袭的贵族制度,因为当他说“高贵”(Noble)时,尼采不是说的狭义的字Von(指贵族的社会地位、身份——译者)他说的是精神和智力上的贵族,那就是说,任何一个追求更大真实性的人应该都有可能得到那种发展的手段。所以,重要的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信心、态度和兴趣。尼采认为,一个社会的这种更高类型的兴趣与对整个社会的关心是一样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和我们的最伟大的榜样一样伟大,在那个意义上,他们证明我们是正确的。例如,恺撒、伯里克利或拿破仑,作为他们的社会的最高价值的榜样,与罗马、雅典和法国的最高价值是一致的。对尼采来说,判断一个社会的依据是它的教育目标的性质以及达到那种目标的坚持性。在这种教育目的基础上,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就会以更真实的态度朝着其自身的发展开动。如果这种关系被颠倒,进步变成经济增长和技术提高的同义语,反过来,这种情况又会使与真正的个人和真正的社会背道而驰的拉平效果永久化。

虽然尼采生前在知识界只处于边缘的地位,在他死后,他的影响却稳步增长。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他的哲学反对分析和分类的规范研究方法。事实上,对他的哲学的一些最强烈的凌辱和误解应由这种方法负责。也许这种误解中最有意义的是纳粹分子为了辩护他们的可恶的方针和政策的正当性的目的而扭曲了尼采的一些关键概念。尽管尼采的确仅仅写了三本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就是他的全部教育哲学,必将陷入他致力于纠正的目光短浅。从他14岁时的第一本自传起,直到他的最后著作,教育在尼采的著作中一直是一个中心课题。他对教育的探讨来自于现代教育制度刚刚形成的时期,它一直是警世钟。虽然在他生前不幸地被忽视,但他的著作愈来愈被公认为是他以非凡的智力去研究的课题中的重要著作。他的思想对20世纪的存在主义、批判的文学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有着重大的影响。时间丝毫没有削弱他的方法、他的分析和他的结论给予人们的启示。


选自:《教育究竟是什么?——100位思想家论教育》

[美]乔伊·帕尔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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