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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淼 刘婷婷：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大变动中的世界社会主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变，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特征愈加明显，各种危机与冲突爆发的几率也大为增加，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着深刻、复杂的调整变化。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变动态势，正确应对挑战和机遇，并从中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以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稳定，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底层逻辑资本主义自产生起就是一个世界性的范畴，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断发展并形成以来，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几次较大的变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大变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就有一次大的调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也会随之产生大的变化发展。构成国际社会的有诸多国家、多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国际格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稳定与否，是由几个主要力量、主要国家的经济政治态势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博弈决定的。在帝国主义阶段早期的旧殖民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全球化尚未完全形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采取赤裸裸的殖民占领方式来控制和掠夺南方国家，获取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大国还经常采取战争的方式来解决激烈的矛盾冲突。正是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特别是经济实力对比发生了大的变化，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激化，乃至表现为战争的形式，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可以乘势而起。列宁曾经指出:“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发挥“后发优势”，后来居上，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又必然会导致政治乃至军事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剧了，资本主义强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激化，就必然要爆发“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也就是世界大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剧烈变动和资本主义矛盾激化的时刻往往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刻。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一些资本主义大国为了转嫁危机、走出危机，进而会发动殖民侵略战争或者是列强之间的争霸、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争。马克思指出:“欧洲从18世纪初以来没有一次严重的革命事先没发生过商业危机和金融危机。1848年的革命是这样，1789年的革命也是这样。不错，我们每天都看到，不仅称霸世界的列强和它们的臣民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阶级和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迹象日趋严重，而且现时的列强相互之间的冲突正在一步步尖锐，乃至剑拔弩张……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所以，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尤其是世界大战的根源，而战争又必然要加剧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在矛盾最为尖锐复杂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就是“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无产阶级革命不但必然要发生，而且完全可以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之内的率先胜利。（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巴黎公社的产生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16世纪初期到19世纪中后期，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萌芽与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也被称作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在这个阶段，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了早期殖民侵略和扩张的历程，把世界上的落后国家卷进来，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广大亚非拉国家开始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在这一时期，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法国、德国、美国等几个主要国家也先后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个过程伴随着战争与革命。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这是普鲁士王国为统一德意志并与法国争夺欧洲大陆霸权而爆发的战争。法国在同普鲁士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建立了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1871年3月，巴黎人民又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权，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雏形。19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到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对外侵略扩张，使亚非拉许多国家和地区沦为其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作出了“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结论”，并认为：“帝国主义战争客观上必然要异常加速和空前加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转变为各敌对阶级间的国内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帝国主义链条中出现了薄弱环节，这些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国家实力较弱，国内矛盾比较集中和尖锐。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激烈争夺和斗争，特别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使得帝国主义国家国内经济极为困难，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严重恶化，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出现了严重危机。这从整体上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也使帝国主义链条中薄弱国家的矛盾更为突出，这就为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些国家获得成功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如果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坚强有力，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锻炼，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较高，那么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有可能取得胜利。俄国就是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列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世界大战在俄国所造成的危机，果断领导工人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民族独立国家的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和军事发展不平衡的再次加剧，军事实力发展较快的德、意、日三国要求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从而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爆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和鼓舞下，在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世界上很多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壮大，越出了一国范围，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和两极格局的形成，结束了西方列强独霸全球事务的历史。这一时期，受二战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开辟的地区，而且在原有地区也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不仅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必将引起这些国家的反抗，民族解放运动也日益兴起。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也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卷入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潮流中去，去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秩序，促使资本主义世界旧殖民体系的瓦解。在两极格局之间，新生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逐步形成了新兴的政治力量—第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和联合第三世界国家持续开展反对资本主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之后，所处的国际环境依然是严峻的，既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反扑，又面临着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自身发展的束缚。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必须联合起来，加强彼此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进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独立自主地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其中，20世纪50年代的亚非会议、60年代的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是民族独立国家联合斗争，成为第三世界的三个重要的里程碑。在这些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发挥了积极促进的作用。例如在亚非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带领下参加了会议。面对帝国主义的破坏，周总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原则，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会议顺利召开，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第三世界作为一种新兴的国际政治经济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逐渐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促进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国际力量，是世界社会主义最重要、最广大的同盟军。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大国之间矛盾斗争的方式、强度与世界社会主义（一）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国际关系、国际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二战以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于争夺殖民地、投资场所和市场，时常爆发战争，战争是大国之间矛盾斗争激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促使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发生剧烈变动，从而使世界社会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二战之后至冷战结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中大国矛盾斗争的方式、强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逐步构建了全球霸权，与西方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同类别的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主要以合作竞争为主。这种时代和国际关系变化的深刻经济政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进入到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大规模的资本跨国运动与资本国际循环的展开，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在此基础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成了新殖民主义的全球统治方式，综合运用全球经济、金融、科技、军事、规制规则等霸权，流动的资本就可以获得巨额垄断利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用进行武力征服和直接的殖民统治，就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尤其是隐蔽的方式进行间接支配、控制、干涉与掠夺落后国家和地区，以使这些国家继续充当其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因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即使已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地位，但依然受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国际不平等关系和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的制约。同样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经济金融霸权、投资场所、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斗争虽然也激烈，但一般不会发生直接武装冲突。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另一方面在于美国为了维护其超级霸权，采用各种非战争手段如用经济金融、贸易等手段打压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即可以达成战略目的。二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增长，与美国有着巨额贸易顺差，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债权国。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压力下，日本被迫签订了“广场协议”，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快速大幅升值，损害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冲击了日本经济，使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停滞期。对于欧洲国家，美国同样如此。美国认为统一的欧洲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经常在欧盟内部制造分歧和摩擦，对英国的脱欧行为给予了支持;挑起新欧洲和旧欧洲之争，利用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去分裂欧盟，削弱法德;反对欧盟建立独立的安全防护体系，在军事上防范欧洲构建防务一体化。特别是极力警惕其他西方国家挑战美元霸权，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宣告诞生，挑战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进行了轰炸，之后科索沃战争打响，欧元汇率下跌，在各种手段打压之下，欧元直到现在也很难挑战美元的地位。（二）二战后两制关系、矛盾斗争的发展变化二战后，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遭到资本主义的敌视，资本主义国家不遗余力地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围攻和绞杀。在二战以前，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用武力来进行的。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强攻不下，便采取“智取”的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即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外交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和影响，企图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执政党内部发生合乎它们需要的变化，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与此相适应，以美苏为主的两个阵营之间也主要以“冷战”的形式，综合运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手段，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进行博弈斗争。虽然分歧和冲突严重，但对抗双方都尽力避免导致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世界大战)爆发，其对抗通常通过局部代理人战争，以及科技和军备竞赛、地缘博弈等“冷”方式进行。苏联解体，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功”例子。苏联解体的种种原因，时至今日，仍然值得研究总结。其中，美国精心策划的经济战可谓“功不可没”。苏联解体前，美国经过经济情报分析得知，苏联是石油出口大国，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所赚取的外汇大约占苏联全部硬通货的70%，假如没有这笔钱，苏联经济将失去一条重要的支柱。于是，在美国的操纵策划下，国际油价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年内持续下跌，从而加剧了苏联经济形势的恶化，促使了苏联解体。苏联的解体，导致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虽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但却不是以大规模的战争的形式。由于苏联的解体，影响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变动的大国之间的斗争博弈主要发生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大国之间。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继续把战略重点放在对社会主义力量进行围追堵截上，中国是其主要目标。苏东剧变之后，俄罗斯虽然实行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但美国仍然对其实行了“削弱、遏制和防范”的战略。这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势力需要一家独大，要将东欧和苏联地区的国家完全纳入到它们的控制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削弱俄罗斯的势力。这最终造成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俄罗斯也开始了反击。俄罗斯不仅强化了与中国的战略协作关系，与伊朗保持密切关系，在反对北约扩张方面采取强硬立场，而且在一系列问题上开始对美国采取了不合作政策，加剧了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全局性的外交困境，使全球战略态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俄罗斯有社会主义留下的强大的综合国力和种种战略资源，有和美国抗衡的资本，其它国家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压榨下也有了喘息的机会，这也是社会主义为世界和平和发展留下的丰厚战略遗产。（三）两制关系中战略竞争重心和斗争方式的新发展变化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没有爆发战争，由于社会主义国家要大力进行经济建设，由于资本主义的新殖民统治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由于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统治和影响世界的新方式准备不充分，没有完善的破解和防备之道，没有妥善应对好挑战，以致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到了重大挫折。冷战结束以来，西方认为中国是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因而中国已经成为西方敌对势力进行西化、分化和遏制的主要战略目标。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但西方仍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战略疑惧，仍然坚持在接触中逐渐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而且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迫切需要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以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力威胁。此外，还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以提高制度吸引力。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日趋缓慢，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人民的信心。因此这一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表现方式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建设，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的战略重心和斗争方式主要表现在经济竞争、制度竞争方面，或者说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一方面在于应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军事威胁、“和平演变”等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另一方面就在于如何以较快的速度提高以经济实力为中心的综合国力、增强制度竞争力和吸引力。资本主义创造的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与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并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落后国家有可能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而落后国家跨越的实现必须是以充分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为条件。同时，落后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世界社会主义尚未获得整体性胜利，资本主义也还在发展，也即是说，世界历史进程中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发展仍然是全球性的运动。在以世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着纵向发展的继承替代关系，而且还存在着横向扩散的互动互补关系，落后国家要吸收的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既往的先进成果，而且还有其在当代所创造的先进性成果。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些落后国家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忽视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和利用，结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虽然面临着防止西方和平演变以及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打压的重大挑战，仍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坚持与西方进行正常的国际交往，学习西方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从而取得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三、当今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加速演变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一）当今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的总体战略态势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终结，标志着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2008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和全球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全球经济陷入一个长波周期的衰退期。新冠疫情的暴发，又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得全球经济增长的恢复与发展前景更加难以预料。由于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周期的下降期，全球经济持续低迷，这也引发了各种经济、社会、政治和地缘矛盾，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全球进入了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两极格局终结之后，美国及西方之间的裂痕也在逐渐加大。在西方国家内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地位对比也在发生重大变化。资本主义世界形成了三个实力中心（美国、西欧和日本），其他西方国家则力图摆脱美国的控制，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规律发生作用的新情况。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美国的霸权地位在相对下降，但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仍居主导地位，并且仍然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支柱。在欧洲，美国不断推动北约东扩，企图以北约取代欧盟，重新整合欧洲，构建欧洲新地缘政治架构，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甚至将俄罗斯彻底肢解，为美国谋求欧洲霸权和世界霸权服务。在国际力量对比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群体的力量不断增强，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发展。世界上社会主义力量和国际上爱好和平正义的力量为反抗资本主义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以往，美国及西方主要采取新殖民主义的方式来影响世界，一般不直接出面对大国进行武装干预、发生武装冲突，而且有国际上追求和平发展的正义力量和诸大国间矛盾斗争的牵制，也使世界和平、发展与稳定虽然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但还保持着总体上相对和平的状态。但面对当今日益复杂严峻的国际局势，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全球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随着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总量的不断上升，特别是其深陷危机之中，其维持运转、追逐利润、转嫁危机所需的剩余价值、输血量越来越大，只能促使其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北约的持续东扩，对俄罗斯的战略紧逼，终于导致了俄乌冲突，这预示着今后的国际经济政治局势将会处在加速演变之中，全球和平、发展与稳定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二）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中中国的战略环境与战略自信在一般的国际环境中，由于美国及西方采取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全球掠夺和统治方式，美国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在各条战线上展开，围绕地缘安全、经济金融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渗透与反渗透、控制与反控制、干预与反干预等方面的斗争一直存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尤其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面临着美国更多更紧迫的战略压力和安全发展挑战。美国统治阶层已经将中国作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进一步加大了战略围堵中国的力度，对中国的地缘遏制、经济打压、金融攻击、科技贸易制裁和意识形态的攻击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美国为了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强调“民主价值观联盟”，“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特别在亚洲，声称“重返亚太”，强推“印太战略”，在传统的“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等同盟基础上，力推“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和“美英澳”同盟，意图形成新的“环太平洋公约组织”军事同盟围堵中国。总之，中国在国际上面临着日益不确定不稳定的战略环境，我们要及时关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中国际矛盾斗争强度、烈度和方式的变化，作出充分战略准备和妥善战略应对。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期，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时与势”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步伐不可阻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日益增强。总之，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自信自强敢于进行新的伟大斗争的精神力量，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所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就能用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延长我们的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三）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变中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俄乌冲突带来国际局势深刻演变，资本主义危机深重，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运动既面临着发展机遇，也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处在低潮中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力量，大多数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共产主义的科学性，并没有沉沦下去，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经过理论与政策的调整，进入了重新酝酿发展期。在国际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从容应对霸权主义国家的挑战，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由于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遭受重创，新兴国家异军突起，大国之间矛盾的制约，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也在不断回升。国际金融危机后，社会主义再次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西方发达国家，据民意调查，向往社会主义、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越来越多了。原苏联东欧国家的人民越来越怀念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美好，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社会主义思潮也重新活跃起来了。特别是在拉丁美洲，拉美左翼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以1998年查韦斯赢得委内瑞拉大选为标志，之后拉美一批中左翼力量崛起，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查韦斯去世之后，拉美左翼经受挫折。但拉美右翼社会治理失灵，社会不平等和贫困现象加剧，近年来，拉美又出现了新一轮“粉红色”浪潮，这也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韧性。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振兴增添强大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也注重合作与联合，促进左翼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获得了新发展。许多国家共产党积极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这样的国际论坛。“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是影响力最大的、较有成效的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联合、交流的平台。各国共产党还注重区域间的联合。如在希腊共产党倡导下，成立了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倡议”，这是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团结合作的组织，该组织于2013年成立，但于2023年解散。不过，在此基础上，一些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又于2023年11月成立了“欧洲共产主义行动”。各国共产党和左翼组织还积极参加和组织抗议、罢工等社会运动，不断扩大左翼力量的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欧美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持续演化并向各领域蔓延，欧美政坛政治动荡不断加剧，抗议、罢工等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社会主义力量有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与空间。西方国家共产党积极参与其中，以扩大自身影响力，赢得新的发展。但世界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发展中也面临着右翼的挑战，美西方蔓延的政治经济危机本应为左翼力量的复兴提供了社会基础，西方国家共产党本应趁此机会获得大发展，但却因为各国共产党力量普遍弱小，影响力有限，导致右翼势力反倒在一些国家政坛上逐渐占据优势。许多国家共产党指导思想、理论主张不统一，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多个共产党，力量不凝聚、碎片化问题严重，党的纲领和政策、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不能很好适应各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一些国家共产党组织选举联盟、采取议会道路掌握政权的方式也收效不大，各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亟待提升。对于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力量而言，需要进行理论创新，不断统一思想，进一步增强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要积极投身到世界上广大劳动群众的各种利益诉求活动中，加强世界左翼力量和政党的领导和代表性，以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要进一步加强联合、加强交流和沟通，进一步加强组织功能、运行机制建设，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和方法，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政党层面、工会组织层面、左翼学者学界层面等多个方面展开联合，并提升团结联合的效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可以这么说，“世界社会主义的未来取决于国际无产阶级有效联合行动”。来源：《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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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与未来发展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就国际关系学而言，学术界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方面均做出了相应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成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聚焦国际战略环境、大国博弈、“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等领域，不断建构中国国际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取得新进展，提炼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安全领域几乎都与外部安全有关，这也就自然使得国家安全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分量明显增加，国家安全学和国际关系研究交融度日趋提升。就学科体系而言，围绕着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最为突出。到目前为止，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初具成效，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培养单位纷纷设置国家安全学专门的研究机构，从理论构建、课程设计、人才培养等多个方面、不同层次进行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总结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实践成就的基础上，提出“全过程合作”理论并深入分析了全过程合作的理论内核，揭示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质的规定性。从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践来看，全过程合作是贯穿合作协商、合作实现和合作分配三个环节的合作模式，体现了合作理念、合作行动以及合作功能的全过程性。“孔子改进”是中国学者提出的一个彰显中国外交理念的原创性概念。孔子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汀阳将这一重要思想概念化为“孔子改进”，以对应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中的“帕雷托改进”，其含义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得到改进而同时没有人福利受损，这个社会便实现了福利改进。有人受益而无人受损固然好，却不足够好，理由在于没有使所有人获益。换言之，作为社会追求的目标，“孔子改进”与“帕雷托改进”相比又上了一个层次，处于更高的境界，实现了对零和博弈的超越，契合当今时代发展需求和趋势，为中国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提供了理论与价值支撑。在研究“利益—制度”的关联性过程中，中国学者提出了“国际制度非中性”范畴，即同一制度对不同的利益主体意味着不同的成本与收益。如今，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安全、货币金融、投资贸易、气候变化、国际发展与合作等领域国际制度的研究，从而深化了国际关系研究对制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从上述几个事例可以看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间既有区别又关系密切。从相当意义上说，概念本身既是搭建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基础性砖石，又是浓缩的理论，同时概念的意义与价值又只能在整体理论架构中得到体现。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提出切中时代脉搏，恰逢其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国际关系学者解答的问题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问题日趋严峻，大国博弈强度升级、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等，其原因、过程、结果、趋势，既有待学术界的深入研究，更是为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提供了肥沃的学术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世界发展大势，跟上时代潮流，是一个极为重要并且常做常新的课题。中国要发展，必须顺应世界发展潮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就意味着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许多新问题是现有理论难以解释或覆盖的。典型例子之一就是全球治理。对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恶化、人工智能和货币金融武器化等问题的研究，目前都分散在不同的学科和领域，缺乏统一的概念体系和分析框架。面对这些新变化、新问题，西方学者也在努力寻找学术思路与答案。这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与西方并跑甚至领跑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尽管自2016年以来围绕“三大体系”建设，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取得了许多理论成果，但这些成果与党中央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以新近成为一级学科的区域国别学为例，尽管对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一直都在进行着，但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属于自身学科特有的概念或概念体系也未建立。区域国别研究涉及的范围甚广、领域甚多，如何做到专与精、广与博的有机结合，显得尤为重要。非洲、东南亚、西亚、中亚、拉美、欧洲等区域研究与美国、日本等国别研究，在理论、方法等方面肯定存在一些相同和不同之处。从政治、经济、语言、历史、社会文化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关注的问题肯定也有所差异。这就要求有顶层设计，做到葆有张力，合理配置资源，既要突出重点，对于国家急需的研究给予必要的倾斜，又要不留死角，在人员分工上要顾及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而言之，如何扎实有效地建立起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外交实践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体系”，是摆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者面前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国际关系学“三大体系”建设的未来着力点对国际关系或更一般的国际问题研究而言，未来“三大体系”建设的重点在于基础理论和实践总结。首先是要加强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学习、理解和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处理国际问题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进行学科理论建设的指导思想。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这就是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历史观就是我们的研究不仅要看现在，还要看过去。大局观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角色观就是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国一如既往，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努力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既是我们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也是我们构建国际关系学科“三大体系”的实践遵循。其次是以实践和现实为基础，在批判吸收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如前所述，提出新概念不是为了提概念而提概念，而是要在新的环境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概括和综合，精准描述和说明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构建一个理论体系。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相辅相成，绝非水火不容。“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加现实了”这句话，是有一定道理的。再次是要坚持跨学科研究。我们今天面临的国际问题，可以说已经没有哪一个能够通过单一学科来获得完整的解释与应对。随着国际地位的持续提升，我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博弈方，面对的现实问题日益复杂。这一方面凸显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对权力与利益等追求多重目标行为的注重，另一方面又为国际关系研究提出了更高的、需要不断拓展其视野的新要求。最后是要加强“两个结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一是要有正确的历史观，二是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智慧。两千多年前孟子所谈的“交邻国之道”：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时至今日仍在显现出巨大的价值。我们今天的外交实践已经在诸多方面延续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我们倡导的“正确义利观”等，都体现了延续千年的中华智慧。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国际关系学科的“三大体系”建设是其中重要一环。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创新的全面推进，一定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
林兆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显著特点、历史意义等，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全面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
熊光清 王瑞：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历史演进、国际争议和中国立场
摘要：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和去中心化等特征对传统主权观念形成了严峻挑战，随着互联网时代来临而产生的网络主权呈现出全新的内涵和特征。不同国家对网络主权的看法与立场并不一致，主要存在理念之争、模式之争、权力之争和规范之争。国际网络安全局势与网络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要求国家之间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强协商与对话，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国在网络主权问题上的立场是：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并将网络主权视为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的基本原则；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网络空间治理模式，促进全球互联网健康发展；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加强网络安全治理能力；主张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关键词：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网络命运共同体作者：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瑞，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主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概念，涉及国家在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自主权力。在传统国际关系领域，主权通常是以国家为单位进行行使和维护的。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传统主权理论及实践所依存的清晰明确的领土与疆域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对传统主权观念带来了严峻挑战。在互联网时代，国家需要保护本国网络不受外部干扰和攻击，维护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同时，国家也需要维护网络数据与信息的合法合规流动，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在主权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同时，网络主权概念产生，并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网络主权的认识并未达成一致，这就需要提高对网络主权的理解与认识，以便有效推动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一、从传统时代的主权到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主权：主权内涵与特征的变化一般而言，主权是国家在其领土内行使管辖和治理的专属权力，是国家保证领土完整、政治独立、不受其他国家干涉的最高权力。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广泛运用对传统主权观念提出了新挑战，与传统主权观念相比，网络主权的概念、内涵和特征都出现了新变化。（一）网络主权的概念与内涵在人类历史上，主权观念并不是伴随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这一点，古代西欧与中国都是如此。近代以前，西欧与中国都不存在近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在中世纪时期，西欧国家的最高权威没有统一，权力是分散的，国家并非一定领土上唯一的最高权威，相反，在一定领土之上存在多个最高权威。教会在宗教和精神领域享有最高权威，国王在政治上是名义的最高统治者，而领主在自己的领地上是最高主宰。中国古代宗教势力没有西欧强大，宗教不是国家的最高权威之一，中国只存在唯一的最高权威，但是，中国古代对领土界线的认识十分模糊，没有明确的领土界线的观念，这从其“天下观”对天下的界线没有清晰界定可以看得非常明显。与近代主权意义上界线明确的领土概念相比，中国古代统治地域体现的更多是基于文化和政治上的影响力与辐射力。主权是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而逐渐形成的。16世纪，一些西欧国家开始强调自身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独立性，以对抗其他宗教团体的影响，维护自身的宗教和文化传统。同时，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兴起，各个民族开始强调自身的独立性，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顺应时代的变化，1577年，法国思想家让·博丹（Jean Bodin）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定义；1625年，荷兰思想家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将主权的内涵从国内层面扩展到国际层面。17世纪初，欧洲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导致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宗教战争，三十年战争以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威斯特伐利亚系列条约确立了主权原则与政教分离原则，承认国家主权平等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此后，主权观念逐步被许多国家接受。主权的产生带了两个重要的理念，即：第一，主权为国家的属性。主权概念的核心是国家对自己领土内事务的决策权和控制权，即使是国家主权的掌控者也不能完全代替国家，也不得损害国家的利益；国家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具有管辖权和自卫权，可以在自己的领土内独立行使主权。第二，国家的边界具有稳定性。边界是国家主权的物理界限，主权的范围由边界所圈定，国家边界不能因王朝战争和主权掌控者个人原因而重新或随意划定。这就为民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使得西欧国家边界变得清晰确定，各个国家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从而为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所指的主权概念与地理边界相互关联，这种地理边界是相当明晰且确定的。主权包括国家对内部事务的控制权和对外部事务的自主权，这意味着国家可以自主决定并实施政策，制定法律，管理国内事务，并与其他国家开展外交活动。主权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它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在主权观念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主权属于君主或统治者，他们拥有对领土和人民的绝对控制权。封建君主通过封建制度来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领土和权力基本上是由君主继承或通过联姻等方式获得的。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主权逐渐转由国家控制，国家通过建立法律体系和行政机构来行使主权。国家主权的出现与国家权力的整合密切相关，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拥有最高的权力，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社会秩序。在领土主权观下，管辖权与位置、疆域和领土边界有着非常强的内在联系。传统主权观将主权视为不可侵犯的原则，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地位和独立地位，主权在国际关系中成为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和平等交往的基础，国家可以自主参与国际事务，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签订条约，保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应当说，在国际关系中，主权的绝对性并不是特别完全的，它受到国际法和其他国际关系的多重制约，国家之间的互相依存和国际合作也会对主权的绝对性产生影响。此外，国际社会对于有损主权的国际干涉行动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是认可的，如人权保护、人道主义干预等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主权更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国家之间更紧密的联系和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崛起使得国家在决策和行动上面临更多的制约；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也对国家主权提出了新的挑战。尽管在不同时期主权的具体内涵有所不同，但主权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主权在面临新的挑战和变革时，也在不断调整，以适应时代要求。在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的疆域界线变得十分模糊，基于清晰明确领土边界的传统主权观面临严峻挑战。简单地说，传统主权观就是要求界线明确，分你我，分彼此；而网络时代，界线变得非常模糊，难分你我和彼此。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将主权分为了四类：国内主权(Domestic sovereignty)是指一个国家内部公共权力的组织，以及掌握权力的人实施有效控制的程度；相互依赖主权(Interdependence Sovereignty)，是指国家控制跨界流动的能力；国际法制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是指国家间的相互承认；威斯特伐利亚主权( Westphalian Sovereignty)，是指将外部行为者排除在国内权力配置之外的权力。克拉斯纳认为这四个主权概念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并不是所有四个概念都必须同时存在才能存在主权。[1]3-4在网络空间中，互联互通的互联网挑战了国家控制跨境行为的能力，国家的相互依赖主权受到影响。刘晗、叶开儒提将网络主权进行分层建构，提出了网络空间新的主权形态——相互依赖的主权。[2]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独特性，网络空间存在不受地理边界限制的特性，这样，网络主权概念面临着深刻变革。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对网络主权持不同的主张和立场，网络国际合作治理面临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博弈。随着互联网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深度介入，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受到复杂、危险、大规模网络行动的影响，尽管存在否认网络主权的观点，但是，许多国家开始承认网络空间需要国家主权进行规制。沃尔夫·海因格（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指出，领土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各国有权对其领土内的网络活动和网络基础设施行使不受外部干涉的领土管辖权。[3]《塔林手册1.0》对网络空间中主权的界定表明了网络主权原则是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中的运用。其认为：“主权意味着一国可以控制入境，且依据条约和习惯国际法在其领土上享有管辖的排他性权力和最高权威。” [4]3《塔林手册2.0》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原则适用于网络空间。其认为：“一国在遵守其国际法义务的前提下，对其领土内的网络基础设施、人员和网络活动享有主权权威。” [5]59 “一国在其对外关系中可自由开展网络活动，除非对其有约束力的国际法规则作出相反规定。” [5]61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网络主权仍然是国家在互联网时代参与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基础和保障。中国学者一般认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和逻辑并没有完全颠覆传统主权。网络主权对外表现为国家在网络空间的平等权、自主权、独立权和自卫权，对内表现为国家对网络空间的最高管辖权。[6]在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中国一些研究机构联合发表了《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4.0版）》。其中指出：“网络主权是国家主权在网络空间的自然延伸，是一国基于国家主权对本国境内的网络设施、网络主体、网络行为及相关网络数据和信息等所享有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 [7]可以认为，网络主权是指国家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中的延伸和拓展，国家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行使领土主权、政治主权、经济主权和文化主权所赋予的主权方面的权力，从而保护本国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保护本国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网络空间中所享有的权益；同时，国家及相关治理主体应参与全球网络治理事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意味着，国家有权独立自主选择本国网络发展道路和互联网治理模式，有权对本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数字资源、网络活动实施管辖权，有权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保证本国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但是，网络主权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是一种责任和义务。如国家应不干涉他国内政，不从事、不纵容、不支持危害他国国家安全的网络行为，需要承担与其他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从而维护网络空间秩序与安全的义务。（二）网络主权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和网络空间的发展对传统的国家边界理念和主权原则提出了严峻挑战，开放、互动、去中心化的互联网打破了国家地理疆界的“硬边界”，网络主权展现出与传统主权不同的特征。1.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全球性使得网络主权的边界变得模糊和不确定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原则是基于领土来说的，其要求的国家领土疆界是清晰且明确的。但是，互联网的显著特征是开放性，这使得传统主权观念下地理空间的边界概念受到挑战，因为互联网没有实体的地理边界，信息和数据可以跨越国界相对自由地流动和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对于网络空间的管辖和控制受到了影响，传统主权观念面临重大挑战。网络空间没有明确的线性边界和连续区域的领土范围，“网络空间中的领土是非排他性的、重叠的和交叉的结构，其形状和特征不断被重新构造。” [8]互联网不是个别国家专有的，进入跨国网络空间既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领证盖章，互联网所创造的全球互动空间与国家的领土管辖区域存在重叠也存在错位。同时，由于互联网的全球性，国家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变得更加频繁和复杂，也使得传统的主权边界模糊化。一方面，网络空间没有确切的疆界。“网络空间挑战了法律对领土边界的传统依赖，它是一个由屏幕和密码而非物理标记限定的‘空间’” [9]。在这个空间中，物理位置的重要性被削弱了，因为网络空间中的“地址”与物理空间的“位置”并不重叠，网络空间的位置标识只是由信息和信息路由机器的“地址”组成的虚拟地址，这个“地址”并不一定代表其实际位置。另一方面，信息的传播完全不受制于国家边界限制，不会因为地理位置的远近发生信息折损。信息从网络上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的信息传输成本和速度完全不受物理位置限制，信息本身不会因为距离或位置而发生退化、衰减或明显延迟，世界各地的网络用户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信息交流。[10]网络空间模糊了领土边界，塑造出来一个开放共享的信息空间，网络空间主权边界的重叠和错位是其区别于传统主权的显著特征。2.互联网的兼容性和共享性使得网络主权的独立性减弱而相互依赖性增强主权的一个重要内涵是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在网络空间，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对主权的绝对性和独立性形成了重大挑战。互联网是一个全球性的开放空间，具有非独占性、兼容性和共享性。互联网的发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活动交易模式，数字平台的全球化大大降低了跨境通讯和交易的成本，国际互动推动了商业转型和经济现代化，国际经济和贸易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联系更加紧密，国家的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面临新的挑战和调整。互联网使得国际经济贸易更加复杂和多元，需要各国采取更加灵活和开放的政策，以适应新形势的挑战。网络作为一个共享平台，呈现出一种扁平化特征，这对主权的存在和行使方式产生着影响。在网络空间中，权力主体呈现多元性，主权的排他性被削弱，而相对依赖性增强。同时，网络空间多元文化融合交织，互联网信息和用户在几乎没有政府监督的情况下呈指数级增长，这种增长创造了一种崇尚自由并且不信任传统政治机构的网络文化。[11]这种网络文化对传统主权观念和国家认同提出了挑战，也对国家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网络信息传播使文化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特征变得十分明显和突出，在保护本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同时，需要各国采取开放、包容和严谨的态度来应对这些变化。3.互联网的去中心性和互动性使得网络主权的绝对性削弱而相对性得以提升互联网的去中心性指的是在网络信息传输和资源分配方面，没有一个中央控制机构或单一实体能够掌握和操纵整个互联网的管理和运作。互联网是由大量相互连接的计算机网络组成，每个计算机都可以在网络中进行通信和交互，形成分布式的系统。互联网所采用的这种分布式设计原则，使得每个连接到互联网的计算机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平等地位。信息在互联网上通过分散的路径进行传输，计算机之间通过协议和路由机制相互通信。这种去中心化的结构有助于维持互联网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并难以被单个实体控制，使得主权依赖的具有绝对性的地理空间和边界受到挑战。传统主权观念是基于明确地理空间和边界的概念，它强调国家对于其领土内的空间拥有最高的管辖权和控制权。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信息或数据能够不受地理边界的限制自由传输，互联网空间不是由国家边界所框定的有限地理空间，而是无界的虚拟空间，传统的主权观念在这样的空间下面临诸多挑战。互联网的互动性指的是互联网用户之间能够进行实时、双向的信息交流和互动。它允许用户在互联网上主动参与、共享信息、展开互动、进行合作。互动性是互联网的核心特征之一，它使得互联网不仅仅是一个信息传递的媒介，也是一个充满活力、参与度高的平台。互联网互动性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这种互动性也促进了知识的分享，推动了互联网的演化。网络主权绝对性和排他性减弱，权力等级关系弱化，国家很难对无形的信息与数据资源进行排他性占有和绝对性控制。4.网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使得网络主权在结构层面表现出与传统主权不同的特征网络空间兼具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形态，网络空间的主权形式呈现出鲜明的结构性特征。事实上，网络主权问题涉及国家核心利益，各国政府都会采取实质性管辖行为。基于网络自身的特点，学者们倾向于将网络空间的主权按照网络的结构性特征进行分层。2023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成果文件《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4.0版）指出，应从物理、逻辑、应用和社会等四个层面去架构网络主权。[7]郝叶力的“网络主权的三视角理论”认为，网络主权可以分层描述，他将网络空间分为三层结构，分别是基础设施层、应用程序层与核心层。其中核心层是不可侵犯的，基础设施和应用层是可共享可转让的，并且主权的可转让性与排他性是灵活的，随着国际规则的发展而变化。[12]网络主权的结构性特征是其区别于传统主权的突出特点。如果对网络主权的结构进行横向划分，网络主权的结构层次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经济、网络治理、网络文化、网络安全等方面。网络经济是指基于互联网的经济活动和经济模式，包括电子商务、网络支付、互联网金融、云计算等方面。网络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需要国家在保障网络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和引导网络经济发展。网络治理是指对互联网空间的管理和监管，包括对网络空间的规制、对网络数据的管理、对网络内容的监管等方面。网络治理需要在保障网络自由和开放的前提下，维护国家主权、保障公民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权益，促进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网络文化是指互联网时代的文化形态和表达方式，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传播国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渠道。网络安全是网络主权的重要内容，包括对网络基础设施安全、网络系统安全、网络数据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应当说，网络主权的结构层次比较宽泛和复杂，需要各网络行为主体尊重和维护网络主权，共同促进网络空间的安全和稳定，同时积极参与和引导全球网络治理和网络发展。二、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国际争议网络空间是互联网时代产生的新的空间领域，围绕网络空间中秩序的构建、权力与财富的分配，国际社会展开了激烈争夺。当前，不同国家基于各自的网络技术水平、利益需求、治理理念，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存在理念、模式、权力和规范等四个方面的争议和分歧。（一）理念之争：关于主权在网络空间是否适用的分歧主权概念是否适用于网络空间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存在重大分歧的问题，各国对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的适用性并未达成统一意见。美国秉持“互联网自由”理念，认为网络主权会导致互联网的封闭与碎片化，只有自由开放的互联网才能保证信息的自由流动，促进社会和市场长期的和平、进步与繁荣。“互联网自由”是奥巴马政府网络空间战略在公共外交和网络空间治理领域的反映与投射。2011年5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奥巴马政府认为网络空间战略的三个核心原则是基本自由、隐私、信息的自由流动。该战略称，其他国家的安全措施如过滤器和防火墙只是提供了一种安全的幻觉，是对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可互操作、安全和可靠的交换媒介的阻碍。2023年，美国担任自由在线联盟(Freedom Online Coalition)主席。该联盟支持“互联网自由”理念，致力于维护互联网自由倡导保护全球网络人权。美国称，在担任主席期间将优先保护基本网络自由、反对数字威权主义和数字技术的滥用、推进有关人工智能的规范、原则和保障措施并加强数字包容性。但是，许多国家主张在网络空间行使主权，即由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中行使管辖权、司法权和防卫权，对网络行为及其主体进行规制和管控，国家之间尊重彼此的互联网政策，不干涉他国内政。这些国家认为，网络空间是“主权领域”，不是“全球公域”，网络空间需要主权。中国坚定支持网络主权原则，认为过度的互联网自由会为网络攻击和网络冲突打开方便之门。2015年12月16日，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强调要“尊重网络主权” [13]532。他指出：“《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覆盖国与国交往各个领域，其原则和精神也应该适用于网络空间。” [13]532 2017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正式施行，其中第一条明确指出其立法宗旨是：“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可见，中国是网络主权原则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近年来，欧盟陆续提出了数据主权、数字主权和技术主权等概念。欧洲在网络技术上高度依赖美国，欧洲本土信息通讯企业在规模上和市场上都处于劣势地位，为摆脱对美国的“数字依赖”，2018年，欧盟出台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the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简称GDPR）。GDPR通过惩罚性制裁强化对在线个人数据的管理。根据GDPR的条款，任何国家或组织与欧盟国家进行交易时必须遵守其数据管理规则。欧盟对数字主权的定义“超越了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主权定义，承认权力也可能由类似欧盟的国际组织或超国家机构持有。” [14]这些对数据的管控措施是欧盟数字主权的重要体现。为减少对美国网络信息技术的依赖，欧盟提出了《2030年数字十年政策方案》等一系列发展战略，保障欧盟的网络安全与发展权益。（二）模式之争：多利益攸关方与多边主义“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是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推进互联网商业化过程中所推行的互联网治理模式，美国政府奉行“网络空间例外论”，认为互联网空间应实行“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治理。2022年，4月28日，拜登政府宣布了一项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即《互联网未来宣言》(Declaration for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该宣言由美国、欧盟、英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由61个国家签署，旨在为民主国家如何使用技术参与网络活动制定规范和行为准则。宣言提出了对互联网的愿景：渴望促进促进开放、自由、全球、可互操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捍卫网上基本自由和人权、确保公平的经济竞争、设计安全的数字基础设施、促进多元化和言论自由，鼓励采用“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进行互联网治理。在“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之下，技术精英通过ICANN等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并主导决策，国家的作用十分有限。这种互联网治理模式实质上代表了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中国主张以“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治理模式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国际法是国际社会通用的话语体系，多边主义是对这种通用性的有力支撑。真正的多边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对丛林法则、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超越和革新，开辟了全球治理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15]互联网“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指由三个或三个以上主权国家，依据各自的国家利益和需求组建政府间国际组织，实行自上而下的治理机制，对网络事务实行管理，强调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联合国的主导作用，支持以平等协商方式，对互联网技术的标准化、数字资源的分配等议题进行讨论。[16] “多边主义”治理模式是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形式，有助于保证治理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性，保障大多数国家的正当权益，提高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网络安全挑战的协同治理能力。（三）权力之争：数据的收集、管理和控制权的争夺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国家间博弈的重要领域，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共享性、无限增长的特性。跨境数据流动涉及大量敏感信息和个人数据，确保数据在跨境传输和处理过程中得到充分保护至关重要。数据的累积效应、结合效应以及未来技术和算法的进步使得任何跨境流动的数据都有可能成为危害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个人隐私的重大隐患。[17]在这种背景下，就需要推动跨境数据的国际合作治理。目前，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总体上处于探索初期，国际社会对此尚未形成共识。例如：美国和西欧关于数据治理在价值理念和规制模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在隐私保护、境外管辖权和数字服务税等问题上也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不仅美国与欧洲联盟之间在跨境数据治理理念与原则上存在分歧，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跨境数据治理理念与原则上也存在严重的分歧，并且，不同类型国家之间也因此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冲突。国家之间对跨境数据流动的政策存在严重分歧，这种分歧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使用的技术标准、数据格式和网络基础设施存在差异，导致跨境数据流动面临严重的技术障碍和互操作性问题。在数据跨境流动与监管方面，美国采用的是“宽进严出”策略。美国支持跨境数据传输，但又以国家安全和保护公民隐私为由严格限制本国的数据出口，不断扩张美国在国际上的数据管辖范围。一方面，美国通过系列法案确立了对域外数据的使用权和管辖权。2018年3月，美国出台《澄清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Clarifying Lawful Overseas Use of Data Act，简称CLOUD Act，即《云法案》）。《云法案》规定了美国政府调取美国数据服务者所占有、保管和控制的数据的权利，确立了美国对域外数据获取的数据控制者标准，为美国执法机构请求访问存储在美国和美国境外的数据提供了重要规范依据。欧盟的跨境数据流动管理措施是“对内自由，对外严查”，即在促进欧盟内部国家间的数据信息资源自由流动的同时严格管控跨境数据流动。GDPR对数据传输提出了严格要求。该条例旨在协调所有成员国的数据隐私法，对个人数据采取严格的安全保护措施，使其免遭“未经授权或非法处理”以及意外丢失、毁坏或损坏。该条例对违反其隐私和安全标准者处以严厉罚款，罚款金额高达数千万欧元。对于跨境数据流动，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的原则，既要保障数据出境的安全又要促进数据的自由出境。在数据治理方面，中国出台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文件，高度重视网络主权和国家安全。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中国政府倡导各国在互联网治理中发挥平等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共同应对网络安全、隐私保护和数据流动等全球性挑战。当前，中国急需建立健全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一定标准对数据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并采取分级差异化保护措施，这样，通过对数据的分级分类以区分不同的保护力度，在数据处理活动中既能提高处理效率，又能保证数据安全。[18]（四）规则之争：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在网络空间中，美国具有技术优势、市场优势、规则优势和人才优势，在技术标准和数据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在此基础上以意识形态划线，以民主价值观组建民主科技联盟，与西欧等国在国际技术标准、数字经济规则、技术标准与应用等方面实现利益绑定，以“阵营化”、“军事化”的方式排除其他国家参与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美国与西欧等国非常重视强化其在技术和行业的领导地位，在共同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展开合作，深化基于民主价值观的跨大西洋关系。他们希冀能够长期作为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引领技术标准制定，保障其在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当今世界，不同区域或不同类型的国家在信息技术领域存在明显的数字鸿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其网络技术优势转化为网络空间治理的权力优势和经济优势，在网络空间推行霸权主义，意图实现美国及其盟友利益的最大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西方国家主导“规则圈”的被动参与者。但是，互联网是开放、自由和包容的，不应由个别国家或某些跨国公司主宰和控制。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有助于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促进共同繁荣，网络空间治理应追求公平而非霸权。中国呼吁应以互惠合作取代技术封锁和制裁，主张通过推进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减少数字鸿沟，提升发展中国家在网络技术标准和规则制定中的参与能力，从而促进各国在互联网时代的经济合作、可持续发展和共同繁荣。三、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网络主权：中国立场网络主权原则在网络空间治理中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作用，中国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主张通过变革互联网治理模式，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网络空间秩序，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促进共同繁荣。中国政府主张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呼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各方普遍参与的多边、民主、透明的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体系。（一）坚持并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并将网络主权视为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基本原则网络主权是中国参与和推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所坚持的重要原则。中国对网络主权的立场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考虑。当前，中国面临互联网的迅速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安全问题，但是，安全泛化可能阻碍互联网的全球合作，阻碍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这就需要协调和处理好安全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可以运用网络主权这一理论来维护国家在互联网空间中的主权与安全，尽管网络主权这一理论只是提供了一种思想观念，并不能解决很多现实问题。从中国立场看，网络主权被视为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是国家主权的延伸，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应该拥有自主权和管理权，维护网络主权是确保国家信息安全、防范网络攻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这意味着各国有权制定和实施网络管理政策，以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防范网络攻击，并维护社会秩序。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对等原则下强化我国以《反外国制裁法》为基础，加快建设以外资安全审查、网络安全审查等制度为重要内容的反制裁、反干涉制度体系。[19]在国际社会领域，网络主权是网络国际合作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虽然国际社会对网络空间主权理念存在争议，但目前各国实践中大多在采取措施加强对网络空间管理，各国都有维护网络空间和平与安全、促进互联网健康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国际社会应加强协商和沟通，达成关于网络主权原则的共识，推动建立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体系，以确保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实施网络主权原则。2010年6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中提出了“互联网主权”的概念。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了推进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变革的四项原则，其中首要原则就是尊重网络主权原则。[13]532 2016年12月，中国在《国家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中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国网络空间主权”。中国积极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向国际社会推广中国的网络产品、技术和基础设施，积极推动中国技术公司参与到西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等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去，扩大在宽带、云计算、5G和人工智能等领域高新技术和技术标准（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其他高新技术）方面的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借此提升本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中的地位，扩大本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上的影响力，鼓励更多国家成为全球技术标准的关键参与者。此外，中国通过国际会议、区域性论坛，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在《中国-东盟关于建立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的倡议》、《中非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倡议》等文件中不断发出中国声音，为国际网络规则的制定贡献中国智慧。（二）坚持在网络国际合作治理中奉行多边主义原则，倡导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讲，维持网络主权是一种全球性行为，这要求国际社会进行沟通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20]中国政府主张通过多边机制来解决互联网治理中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网络安全的维护需要主权国家发挥主导性作用，同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网络安全问题是全球性挑战，维护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原则，主张采用由主权国家及政府间机构主导的治理模式，增强主权国家在互联网治理中的话语权。习近平指出：“多边主义的要义是国际上的事由大家共同商量着办，世界前途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 [21]他强调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 [22]各国应在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提高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效能，实现互联网治理的包容性和民主化。中国致力于推动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革，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网络环境。网络安全是互联网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主权国家在这一领域承担着主要责任。中国倡导主权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发挥更加积极更主导性的作用。主权的一个基本内涵是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平等，但是各国在网络空间数字资源的占有与其在网络空间施加影响、进行控制与管理的能力和权力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弥合数字鸿沟，平衡国家间话语权，加强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技术交流与文化沟通，兼顾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利益诉求，共享数字时代红利。（三）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主张加强网络安全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积极推动互联网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以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革新。中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互联网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从而提高互联网治理的效能和效率，为用户提供更安全、便捷和可靠的网络环境。中国加强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为互联网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和规范，明确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和规则，保护网络安全和个人隐私权，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这有助于提高互联网治理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为网络空间的健康发展提供法治保障。传统主权观念认为应该由国家对网络空间实行独立的管辖和控制，然而，由于互联网的跨境特性，跨境网络攻击和网络犯罪行为明显增多，这使得单一国家无法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协调和合作，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和稳定。网络系统的连通性导致网络活动产生的影响也是相互关联的，受到影响的是众多国家，而用来管理这些网络行动的人员和法律却是有明确属地限制的，网络活动的调查取证工作往往需要得到相关国家的承认和帮助。跨境网络攻击产生的影响及后期对恶性网络攻击的调查都显示出跨国合作、共享情报和技术创新的必要性，国家间应加强沟通与信任，凝聚全球共识，加强各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各国应该在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共同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决策和实践，共同推动互联网治理规则的制定和改进，建立更加平等、公正和包容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四）主张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新全球化时代中国向世界提供的一项观念性公共产品，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的目的在于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促进网络空间的繁荣和安全。2015年12月，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了“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习近平指出：“推动互联网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 [13]532 “各国应该加强沟通、扩大共识、深化合作，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1]534习近平还提出了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四项原则”和“五点主张”。2019年10月，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以“智能互联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作为主题，大会组委会发布了《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概念文件。此项文件从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等四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实现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路径。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意味着要构建全球网络空间共同发展与合作治理的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有助于化解网络空间中的安全困境和信任赤字。各国应该加强信息沟通与共享、共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网络安全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从而有效维护网络空间的安全与稳定。通过加强网络安全合作，构建一个安全、可控的网络空间，保护各国的信息安全和国家安全。国际社会对于全球数字技术标准与规则制定问题存在争议，但对网络安全的需求是相似的，构建网络命运共同体首要目的是要解决双方乃至全球共同面临的网络安全、网络失序、数字鸿沟等重大问题。网络空间的底层技术和协议标准使网络恶意活动成为可能，攻击者可以利用系统漏洞创建具有巨大破坏力、能够摧毁系统的恶意软件，进行机密信息窃取等网络犯罪行为。面对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网络攻击等安全威胁，主权国家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存在重要的利益交叉点，这是互联网国际合作治理的现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应化解分歧，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发展。 参考文献：[1] Stephen Krasner.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4.[2] 刘晗、叶开儒：《网络主权的分层法律形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3] Wolff Heintschel von Heineg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Neutrality in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Vol.89, No.1, 2013.[4] 北约卓越网络合作防卫中心国际专家小组：《塔林网络战国际法手册》，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5] 北约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特邀国际专家组：《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6] 朱雁新：《国际法视野下的网络主权问题》，《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7]《网络主权：理论与实践（4.0版）》，https://cn.wicinternet.org/2023-11/09/content_36955448.htm.[8] Daniel Lambach. “The Territorialization of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2, No.3, 2020.[9] David R. Johnson, David Post. “Law and Borders: 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 Stanford Law Review, Vol.48, No.5, 1996.[10] David G. Post. “Governing Cyberspace”, Wayne Law Review, Vol.43, No.1, 1996.[11] Henry H. Perritt Jr. “The Internet as a Threat to Sovereig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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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即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两国关系仍在持续加强。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之外。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基于两国广泛契合的根本利益、深入的互信、强大的民意支持和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我们共同努力维护主权、捍卫领土完整和安全。 ...
卢昊：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安全战略突破禁区
2023年12月22日，日本政府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运用指南，大幅放宽武器出口规则，首次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2024年3月26日，日本政府再度修改相关规则，放宽对外联合开发武器限制，允许日本与英国和意大利共同研发下一代主力战机，这也是二战以来日本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实施大型军工合作。短短三个多月，日本政府两度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驱动国家安全战略“突破禁区”，在军力建设及武器出口问题上姿态日趋激进，成为地区安全稳定的负面因素，同时也在日本国内引发争议。两度放宽武器出口限制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2014年由安倍政府出台，它对1967年基于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制订的“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了根本修改，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外出口武器，并以“防卫装备”概念替代“武器”，以“转移”概念替代“出口”，试图降低该举措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敏感性。2023年12月日本政府敲定的规则解禁涉及外国授权日本生产的武器，以及日本自主研产的武器，主要内容包括：允许日本将外国授权其生产组装的武器出口到该国；事先征得日方同意情况下，上述武器还可经授权国出口到其他处于非战争状态的第三国；日本所生产的杀伤性武器，在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等五种“非战斗目的”且用于正当防卫时被允许出口；构成杀伤性武器、但“单独无法发挥武器机能”的“非杀伤性零部件”，如战机发动机及机翼等亦被允许出口。2024年3月，日本政府敲定的规则解禁涉及“国际共同开发装备”出口第三国事项，日英意联合开发的下一代战机被允许出口到与日本签署《防卫装备与技术转让协定》的国家，目前日本已与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瑞典、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及阿联酋等15国签署了该协议。日本近期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实质上为日本在武器出口及相关技术合作方面“突破禁区”大幅扫清了障碍。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日本积极投向美西方阵营，不仅主动向乌克兰提供所谓“非杀伤性武器”，还借此推动修改相关政策法制，谋求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政府强调，在授权国要求向第三国提供授权武器，以及下一代战机向第三国出口时，需在执政党内部及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审议通过后实施，这意味着并不需取得国会认可。而且，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过程本身就严重缺乏透明性，不仅在野党提出质疑，构成执政联盟的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亦有立场差异，最终经过内部协调才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口号下勉强弥合。未来，日本武器出口相关项目的实施过程大概率会充满独断专行及暗箱操作色彩。在政府方针的推动下，日本武器出口及军事对外技术合作进程显著加速。2023年12月相关规则修订后，日本立即决定向美国提供美方授权在日本生产的“爱国者3”导弹，并且声称近期日本政府不断接到其他国家咨询，希望从日本进口“爱国者3”导弹。2023年12月14日，日英意三国正式签署“全球空中作战计划”（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GCAP）即下一代战机研制项目，这也是日本首次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签署武器开发协议。日本防相木原稔近期称，该战机开发已进入设计阶段。在日本政府推动下，2023年10月，日本三菱电机向菲律宾交付首座警戒雷达，这也是日本首次出口国产成套武器。同月三菱电机与澳大利亚国防部签订武器开发协议，将激光技术配备到澳军的战机及车辆上。这是日本企业首次与外国政府直接签署军工协议。该公司还计划参与制造美海军舰船搭载的雷达关键零部件。2024年4月8日，美英澳三国防长宣布，将与日本就美英澳三边安全框架（AUKUS）第二支柱的先进能力技术项目，如高超音速武器、反潜作战及军事利用人工智能方面开展合作，日本将在提供项目资金及技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图谋振兴军工产业与对外出口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再度映射出当前岸田政府驱动安全战略转型、强化自主防卫力量建设的企图。2022年底出台的日本新版“安保三文件”强调武器装备及技术“就是防卫力本身”，明确提出强化防卫装备技术、防卫技术基础，并扩大推动武器装备出口，以支持打造“跨域综合防卫力量”，乃至具有先制性的“反击能力”。2024年3月底，日本政府敲定2024年度国防预算为7.9496万亿日元，连续12年增长并再创历史新高，用于先进武器采购、技术研发及扶持军工产业的开支也同步增加。2023年6月，日本政府发布《防卫技术指针2023》，将无人机、网络防御、新能源、网络、虚拟现实技术能力等12项作为“坚决守护日本的重要技术领域”，并提出参考美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设立新的研究机构，推动武器装备创新开发。同月，日本国会通过《生产基础强化法》，确定由政府负担用于提升生产效率及强化供应链的经费，包括必要时直接出资收购生产线以维持关键武器生产，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拥有高新技术的企业参与军工生产。在财政支持下，防卫省增加了给企业的订单并上调产品订购价格，力争使其利润率从目前的8%达到最高15%，并建立更有效机制评估产品质量及缩短交货期。日本防卫省官员称，期望通过官民合作共建“强有力而且可持续发展的防卫产业”，同时促进技术革新、经济增长以及国防力量的切实增强。路透社称，日本的军事生产及出口政策正经历冷战结束后最显著的转变，“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日本安全保障战略正在发生重大变革”。目前，在岸田政府积极策动下，日本军工产业的衰退趋势有所扭转，其技术基础与发展潜能再度被激活。《日本经济新闻》称，在政府支持下，日本企业纷纷重返或加强军工相关业务，三菱重工宣称将积极投资导弹及战机组件制造，并预计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实现销售额翻番。川崎重工、石川播磨岛重工亦上调销售额目标，并增雇员工以扩大生产规模。日本政府还推动企业参与在国内外举办的武器装备展，协助联络有合作需求的外国政府及企业，以推动日本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融入全球军工供应链。2023年和2024年，日本防卫省两次举办“防卫产业参与促进展览会”，参会企业数量持续增加，无人机、网络通信、电磁波、人工智能领域的新产品引发关注。2023年5月，在日本政府组织下，日本企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马来西亚兰卡威国际防务展。2023年11月，日本企业首次参加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印太”地区防务展览会。《日本经济新闻》称，日本大幅增加防卫费吸引了全球军工巨头，它们纷纷把亚洲业务的重心转至日本。比如美英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与BAE公司均已将亚洲总部分别从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搬迁至日本。美国与欧洲的一些军工企业已在或计划在日本设立分公司。有俄罗斯专家称，日本以高质量的军工体系为后盾，并有发达经济及技术作为支撑，“除核武器外，就军事潜力而言，日本已大幅超越英法等欧洲国家”。突破禁区行动引发争议在国家战略安全化、安全战略外向化的趋势下，日本竭力打破军事出口限制，强势振兴军工产业，力图迅速提升军事能力，拉动对外防务合作，增强与美国为首的盟国及“志同道合国家”的战略紧密度，同时也持续推动国内相关法律、政策的修订进程，为安全战略进一步“突破禁区”创造条件。基于对华警戒心态与竞争定位，日本不仅依托大型化、远程化作战平台开发海空监视体系、加强反导反潜能力建设，以及太空等高新边疆军事利用，力图对标并抗衡中方军力，增强对华博弈的“实力后盾”，还通过出口武器给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与中方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国家，扶持其军事能力增长，促使其联合遏华。此次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日本政府明确称，允许对“遭受违反国际法侵略”以及“遭受武力威胁”的国家出口自卫队认定的相关武器装备。有观点指出，这一规定不仅针对当前的乌克兰危机，还将矛头指向所谓的“台海有事”。日本上述政策的涉华针对性，显然无益于中日缓解矛盾、修复互信，同时其强势扩张军备的做法也将催生军备竞赛、激化安全矛盾，对地区和平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日本突破武器装备及技术出口限制，将导致日本进一步偏离和平发展路线。尽管执政集团一再以“捍卫国家安全”“应对严峻外部挑战”为由强调上述政策的合理性，但如此强化军工体制能力、公然对外提供杀伤性武器的做法，在日本国内也引发较大争议。日本一些政治家表示，日本民众不能接受日本制造的武器在国外用于战争，输出武器只能加剧冲突，“所谓日本为国际和平作出贡献的说法将沦为笑谈”。《朝日新闻》等媒体社论称，强化防卫能力不应与日本战后以来所主张的和平主义相矛盾。日本还需要反思，军工产业为何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成为内幕交易与钱权腐败的温床。此次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做法再次证明，政府可以肆意利用国家安全的名义，进行未经国会审议与国民监督的“密室协商”，这显然与所谓的自由民主相距甚远。（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主任） ...
陈锡文：农村改革与制度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九十年代初期，党的文件里明确它是农村一项基本制度，是和其他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在其他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是以若干更为基础的农村基本制度为支撑的，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民作为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制度等。 ...
马周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法律审视
虽然目前欧盟仅根据贸易法发起反补贴调查，但不排除欧盟委员会认定补贴事实存在后，进一步对在欧盟拥有经营实体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展FSR调查。届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不仅将面临惩罚性关税，还将面对其欧洲实体采取的各类结构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比海关关税更具破坏性。 ...
李国杰院士：大力出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大大加速了人类向智能时代迈进的步伐，知识自动化的普及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机器涌现理解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应该一分为二，也就是“两点论：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层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它在科学上尚未成熟，还需要做深入的基础研究。 ...
成林：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中强调，我们要“积极探索关系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还要“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又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指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都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是针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提出来的，“全人类”在其现实性上是分别属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客观上已成为互相依存的命运共同体，必然追求价值共识。全人类共同价值正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各国人民共建美好世界在价值理念方面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这为我们准确把握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科学内涵，提供了准确指导。和平与发展是共同事业和平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是一切进步和正义事业的基础，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之义。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的和平，是世界各国共同的和平，是“协和万邦”和“万国咸宁”，最终达成“天下一家”和“世界大同”，而不是只有一国和少数国家和平，却以邻为壑，把别国推向战争和内乱。当今世界战云密布，战争仍然是人类文明的最大威胁。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因此，中国人民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论”，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对中国有利，对亚洲有利，对世界也有利，任何力量都不能动摇中国和平发展的信念。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和维护者。中国人民既热爱和平，也有能力保卫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决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和平为了发展，发展促进和平。发生战争的原因很多，世界各国发展极不平衡，很多国家依然极度贫穷，是其中重要一条。因此，发展是第一要务，任何国家、民族乃至个人都需要不断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全人类共同价值所说的发展，是世界各国互惠互利的共同发展，是“协和万邦”和“与民同乐”，是“兼相爱，交相利”的众乐乐而不是独乐乐，不是只有少数发达国家独享发展，始终占有和消耗地球上最好和最多的资源，并以不平等的所谓国际贸易规则，制度性地把别国锁闭于永久的贫困落后之中。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道路，并提出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充分表明中国从未止步于独善其身，而是始终秉承守望相助、兼济天下的精神。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实施，到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中国致力于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特别是致力于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行而不辍，履践致远。无论是中美洲还是南美洲，无论是非洲还是亚洲，到处都有中国帮助建设的道路、桥梁、水电站和学校，到处都是中国建设者挥汗如雨的身影。中国真正践行了自己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理念，是实现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公平正义是共同理想公平正义的内涵不像和平与发展那样简单明了。但不论有多少不同的理解，平等肯定都是公平正义的核心要义。平等可以指个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主要指国家之间的平等，习近平主席指出：“公平正义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习近平总书记以“崇高目标”和“共同理想”指称公平正义，一方面说明公平正义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关系的重要价值共识，一方面也说明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远未实现，国与国之间实际上还很不平等。国家之间的平等首先体现为国际地位的平等。世界各国不分贫富、强弱、大小，都是平等的主权国家，都应受到同等的尊重，对国际事务都有同等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如果个别或少数国家凭借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盛气凌人，大搞一言堂，或拉帮结派，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行径就和全人类共同价值主张的公平正义格格不入。其次，国家之间的平等还体现为发展权利、发展机会、发展道路的平等，每个国家都不应被排除在全球发展红利之外，都应共享全球资源和发展成果，都有按照自己的国情和历史传统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权利。那种把国家分为三六九等的所谓国际规则，导致有的国家高高在上吃肉，有的国家只能分到一些残羹剩饭，更有甚者，居高临下对别国发展道路横加指责，这些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公平正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华民族信奉“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具有“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优秀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国文化主张的“贵公”“去私”“法不阿贵”的政治公正、“贵义兴利”和“均贫富”的经济公正，等等，都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相契合。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旗帜鲜明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毫不动摇反对任何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行径。”“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两段话旗帜鲜明，阐述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公平正义主张什么、反对什么，是对公平正义价值内涵的最好诠释。民主自由是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民主，是指“世界上的事情只能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国际事务理应各国平等协商，各国努力建设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切实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而不是凡事由一国或少数国家说了算，一言不合就祭出制裁、脱钩等手段，搞政治霸凌和单边主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自由，是指世界各国都有选择自身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自主权，应彼此尊重，各美其美，而不是对别国的自由选择指手画脚、横加干预，实在干预不了就把别国污名化、妖魔化。这种意义上的民主自由是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崇高价值。中华民族具有坚持民主、热爱自由的文化传统，也有自己对民主自由独到的理解。民主方面，中国文化首先强调国家有义务保障民众的生活福利，孔子讲“富之”，孟子讲“养民”，都是讲满足人民物质需要是国家生存的命脉；其次强调民心民意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得民心者得天下”，主张“天下为公”，“立君为民”。自由方面，儒家强调道德能动性，孔子讲“为仁由己”，“由己”不是随心所欲，“由己”是自由的，即“克己复礼”，这和康德的道德自由异曲同工；道家主张“逍遥游”，即摆脱对外物的依赖，向世界无拘、无蔽地敞开自己，勿“以心为形役”，对后世的精神自由传统影响深远。中国反对定西方民主自由于一尊，反对把西方民主自由绝对化、形式化。习近平主席指出：“通向幸福的道路不尽相同，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这本身就是人民幸福的应有之义。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一国是否民主并不取决于某种特定的西方民主形式，一国人民是否自由，衡量标准也不是西方价值观热衷的原子式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少数国家企图垄断对民主自由的理解，贬低并污名化别国的民主自由，以西式民主自由价值观为标准分割阵营，搞小集团干涉别国内政，这种行径与真正的民主自由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真诚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人民愿同世界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
迟福林：打造中国-东盟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
当前，面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复杂变化，构建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在海洋牧场、海洋旅游、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海洋能源开发等领域全面合作，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的优先选项。由此，合力形成区域经济增长的“蓝色引擎”，合力推动“南海经济合作圈”进程，合力实现从陆地到海洋一体化合作的新格局。第一，以构建蓝色经济伙伴关系实现合作引领治理的新局面。一是以合作引领海洋治理。适应未来10年中国与东盟经济发展大势，寻求南海治理的根本出路，核心是中国-东盟全面战略合作。单纯就争议谈争议、就治理谈治理，不仅不适应当前的发展大势，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二是海洋经济合作的需求明显增强。东盟国家30%的GDP来自海洋，有6.25亿人依赖海洋维持生计。在打造“经济增长中心”的共同目标下，推进中国与东盟涉海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将释放蓝色经济合作发展的巨大潜力。中国与东盟海域拥有世界1/3的红树林和珊瑚礁，水产养殖占全球的80%、渔业捕捞占全球的60%，还拥有世界90%商品的海运贸易通道。如今，面对海洋可持续性发展遇到阻碍和冲突风险明显上升的双重挑战，需要尽快构建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蓝色经济合作框架，并带动形成开放、包容、共享的蓝色经济与海洋治理格局。目前，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2022年，中国与东盟水产品贸易仅占双边贸易总额的1.4%。中国与东盟需要在完善蓝色经济发展政策基础上，破除蓝色经济合作的政策壁垒，分国别、分产业开展差异化开放合作，以推动实现蓝色经济合作的突破。第二，以一体化为重点推进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伙伴关系进程。具体而言，一是海洋渔业产业一体化。例如，支持域内外龙头企业合作设立海洋牧场、跨境渔业加工园区，合理布局捕捞、加工、保鲜、运输等产业链；深化中国-东盟渔业技术合作，合作发展远海、外海、远洋捕捞和现代化养殖。二是海洋旅游一体化。例如，联合打造“一程多站”式国际邮轮旅游航线；合作共建跨境旅游合作区、边境旅游试验区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园区，逐步形成区域旅游经济合作网络。三是海上可再生能源资源合作开发一体化。例如，合作缩短海上风电涉及的原材料、高级技术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过渡期，扩大东盟可再生能源领域市场开放，形成集风电机组研发、装备制造、检测认证、施工安装、运营维护等于一体的海洋风电产业链。四是以海洋生物医药为重点的海洋高新产业一体化。例如，合作设立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成果转化飞地，打造“中国研发+东盟制造”产业链；吸引香港、新加坡科技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中介机构，开展中国与东盟间成果转化、技术转让、交易等服务。有国际机构统计数据显示，南海的海洋资源已经下降到1950年水平的5%-30%；南海海域珊瑚礁数量以每10年16%的速度在减少，得到有效保护的海域不足5%。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合作十分迫切的重大任务。这就需要采取若干重要举措，合作开展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如设立跨海域海洋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共同制定海洋产业能耗标准与绿色转型规划，并对不发达国家给予特殊待遇；鼓励发展中国-东盟海洋碳汇交易市场，建立区域内蓝碳监测和调查研究的技术方法和标准体系。条件成熟时，建立中国-东盟蓝碳交易市场。第三，以政策衔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务实推进中国-东盟蓝色经济一体化进程。依托RCEP推动实现蓝色经济商品与要素便利流动。释放关税减让政策效应，在既有承诺基础上，尽可能缩短海洋工程装备等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的“零关税”过渡期，着力增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弹性和韧性；释放“服务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效应，尽快落实涉海投资开放承诺与服务贸易开放承诺，统筹制造业合作与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延伸；释放“规则对接”效应，实现中国与东盟涉海产业市场准入、竞争政策、产权保护等领域的规则对接互认等。以港口合作为重点推进中国-东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目前，东盟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不适应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65%依赖海运的实际需求。适应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快速增长趋势，建议中国加大对东盟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合作开展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升级；以企业为主体，共建中国-东盟港口联盟，实现海上航线联合开发、物流信息互通与资源共享；共同开发“海关跨境合作平台”，实现检验检疫、认证认可、标准计量、统计信息等信息互认、交换、共享，合作共建智能港口等。总的看，东盟各国蓝色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需以差异化、分领域的单边开放政策实现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分国别、分产业的开放合作，推动共建蓝色经济合作网络。例如，对缅甸、柬埔寨等率先放开海产品进口市场；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放开海洋旅游市场，推动实现设施共建、技术共享。（作者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
朱汉民：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
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中华文化蕴藏着这些独特的思想要素和文化基因，既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上得以生存、延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迎接现代化挑战，能够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礼之后，获得凤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 ...
余东晖：中美建交45年 中评十问傅立民
52年前，担任尼克松访华美方首席翻译官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在翻译打破美中关系坚冰的《上海公报》时，曾经就parallel一词的中文译法与中方翻译官有过争论。中方翻译为“并行不悖”，但傅立民认为“异途同归”更合适，因为他相信美中双方可以用不同方式追求同样目标。52年后，中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接触交往，正走向愈演愈烈的战略竞争，像52年前那样因为有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成为奢望。尽管合作越来越难，但傅立民相信，“异途同归”依然适合于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因为他认为，虽然两国制度不同、道路不同，但在很多方面仍有共同利益，双方仍可为了自身利益，主观上各自努力，客观上利于彼此。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美国前资深外交官、著名“中国通”傅立民最近通过ZOOM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在40分钟的对谈里，中评社记者向他提出了有关中美关系的十个问题。今年82岁的傅立民以见证者和亲历者的过来人身份，回顾中美打开关系坚冰的艰难历程，相信“求同存异”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历史经验，不要让分歧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谈起中美关系的现状，傅立民认为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并对此深感困扰。他觉得现在的中美关系在某些方面与50多年前的中苏关系类似，敌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有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尤其是因为美国恢复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台湾的立场，中美关系正笼罩在台湾问题的阴影下。不过傅立民相信，中美两国在经历多年的关系恶化后，终归会发现合作才是出路，将重新建立所谓的接触。问题在于，如何在没有直接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度过这段艰难的时期？管控好台湾问题在此尤显关键。在俄乌战争、中东、朝鲜半岛，在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中美双方其实也有共同利益，需要合作。曾亲身见证和参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认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敏感性和严肃性的傅立民警告：台湾可能引发美中冲突，这是愚蠢的，因为任何台海冲突的唯一必然结果将是成为战场的台湾的毁灭。他希望赖清德520上台后要小心谨慎，否则美方有可能再次如当年小布什与温家宝达成共识那样，认识到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台湾问题爆炸。1979年到1981年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主任、1981年到1984年担任美国驻华使馆公使的傅立民指出，美中双方已经制定了管理台湾问题的框架，这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之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表达。其中有三个要素。首先，美国不会再与在台北的中国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第二，台湾岛上不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防务承诺。这是美国同意的三个条件，前提是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建立某种未来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现任布朗大学访问学者的傅立民承认，现在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看起来很像官方关系。军事存在不仅到台湾，而且首次扩大到金门、马祖，这显然是属于福建省而不是台湾的一部分。至少拜登相信美国对台湾有防务承诺。1993年到1994年担任五角大楼区域和国际安全事务助理防长的傅立民表示，不相信美国人民有任何兴趣或愿望因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与中国生战。但在中国人看来，台湾已成美国的势力范围。这对中国民族主义而言非常具有挑衅性。虽然美国认为美军是在威慑中国，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挑衅中国的效果。因此，这里产生了安全困境，美中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没有重大的军事沟通，不能正确理解彼此的目标。傅立民认为，北京仍然非常有兴趣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果没有，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感到有义务采取武力行动，正如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傅立民说道。专访进行时，正是在马英九宣布二访大陆之际，傅立民强调，台海两岸的分歧要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美国等外国势力强加，但美国要设法支持两岸的谈判进程。但他承认：“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等着要发生的悲剧。”台湾问题激化的大背景是美中激烈的战略竞争。傅立民指出，当前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关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层面，特别是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亚洲正在崛起，尤其是中国实力在壮大。这是现实，美国还想保持在亚洲的主导地位是不合理、不可持续的。他强调，各方需要合作在该地区创造一种让各方安心的力量平衡，但这将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在美国政治中发生一场地震。展望未来45年的中美关系，傅立民表示不相信中美一定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因为这种论调太机械。他也不认为美国应当有对中国进行“政权更替”的企图，美国不能指望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翻版。但他怀疑美国领导人是否真的现实地意识到，对华“政权更替”是不可能的，因为许多美国政治家仍渴望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战争。以下是中评社记者余东晖对傅立民进行独家专访的十个问答全文：余东晖：您如何评价美中关系现状？过去几年美中关系动荡不定。在特朗普政府后半期，这个关系急剧下坠。拜登政府的高级官员曾表示，与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但现在他们谈论与中国重新接触。那么美中关系现在的状态怎样？傅立民：我认为较量（rivalry）实际上应是一种良性竞争，意味着每一方都试图提高自己的表现，从而超越对方。这不是美中关系当前所处的状态，现在是敌对的（antagonistic）。如果你想到体育，在田径场上与对手赛跑是较量，而敌对就是试图绊倒你的对手，试图让你的对手摔倒，这样你就能赢。不幸的是，我认为这就是美国现在对华手法，这当然引起了中国的反应。我们的关系深受困扰，在某些方面与中苏分裂期间中苏关系的状况相似。造成这种敌对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这种敌对是真实存在的。正如我们在中苏分裂的案例中所看到的，它可能导致武装冲突，黑龙江的乌苏里江和新疆的伊犁发生过中苏武装冲突。我们有可能在南海进行类似的交手。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还有台湾问题，美国恢复了在中国内战中支持台湾的立场。余东晖：您谈到了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当时美国和中国有一个共同的对手，那就是苏联。但现在战略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将中国视为其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那么两个大国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建立一种正常甚至更好的关系呢？或者会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差？傅立民：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在适当的时候，我相信两国将找到合作解决共同问题的基础。这些问题并不像苏联扩张主义对中国和美国构成的军事威胁那样引人注目或令人兴奋，当时这种威胁导致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保护，因为我们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存在是全球稳定的一个基本要素。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就是如此。随后，我们发现彼此合作的好处越来越多，这种关系得到蓬勃发展。我认为这些好处至今仍然是可能的。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发现它们。我再次提醒你，想想发生在1960年左右的中苏分裂，直到25年后的80年代中期，两国才开始重新发现合作关系的价值。我们正在谈论在经历几十年糟糕的美中关系之后，我们将重新建立以前所谓的接触。我认为我们会这样做。问题是，我们能否在没有某种直接冲突的情况下度过这段时期？这并不容易。我认为，南海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这可能是偶然的，而不是故意的。我们这个关系中有第三方，即台湾，在此运作。他们在选举中做出决定，选出的领导人对华盛顿与北京合作的兴趣非常有限，如果不说完全没有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处于破坏这个关系的地位，他们可能会引发一场冲突。这是愚蠢的，因为任何台湾冲突的唯一必然结果将是台湾的毁灭。它将成为战场，它的民主和繁荣都将消失。我们必须记住乔治·W·布什和温家宝当年的共识：我们需要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避免冲突的时刻。我们离那个目标相当远，但我想我们可以回到这一点。余东晖：您是中美关系正常化整个过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在此过程中，哪些故事或经历让你印象深刻？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什么教训来处理中美关系？因为我觉得在那个时候，美国和中国面临着比现在更困难的局面，对吗？傅立民：让我用《上海公报》的一些独特之处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它并没有掩盖我们的分歧，我们公开讨论了分歧。如果你看公报，它是最不寻常的，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它一开始就列举了我们在各种非常具有刺激性的问题上的分歧，如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克什米尔等问题。显然，我们没有隐藏我们的分歧。但我们接着说，尽管存在这些分歧，尽管我们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差距，但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更基本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好处。特别是这是苏联扩张主义的问题，这是日本在亚洲的角色问题。换句话说，反对霸权。我认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仍有非常明确的共同利益。例如，在处理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处理的全球问题时，或者至少在我们不能合作的情况下，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协调的平行行动。平行（parallel）的意思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分别行动。这些问题包括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也包括在可能发生冲突的地区保持力量平衡，还包括管理一个有利于所有方面繁荣的全球经济体系。在台湾问题之外，我们在一些具体的地区问题上也有共同利益。我们在管理潜在冲突方面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在朝鲜半岛，南北双方正处于一种更加对抗的状态，非常危险。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中东的安全问题，现在受到加沙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战争的威胁，涉及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以及以色列人和伊朗人之间的敌意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合作的问题。我还要加上乌克兰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因为俄罗斯显然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即使是乌克兰事业最忠实的信徒也很难否认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那里实现和平？因为必须由和平来取代战争。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合作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我列举的所有这些问题都很难。我要说，我们从复杂的历史中学到的主要教训是，中国成语“求同存异”中的智慧，不可调和的分歧留待以后解决，不抛弃分歧，不隐藏分歧，但认识到它们不应成为在更重要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不可逾越的障碍。余东晖：关于平行(parallel)行动，我还记得以前您说过在为《上海公报》翻译时，将之翻译为“殊途同归”，有这样的故事吗？傅立民：那是我与中方翻译官讨论如何翻译parallel，中方翻译为“并行不悖”，我认为那是数学上表示平行的定义，在外交上更好的表达是“异途同归”，意思是通过不同的道路追求同样的目标，是理解这种可能性的更好方式。如果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就像今天因为各自国内政治因素，我们不能直接公开合作，也许我们双方可以进行平行合作。各自做它相信有利于自己利益的事情，但也充分意识到，另一方也在走一条类似的道路，并寻求同样的目的。余东晖：但从我的理解来看，“异途”意味着两个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法互相迁就。“同归”意味着就像你说的，目标是一样的。但现在，两国有着不同的战略目标。那您还相信两国还能走平行道路去追求同一个目标吗？傅立民：我相信这一点，但它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处理。美国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关切是保持美国在全球层面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亚洲。这种主导地位的出现是偶然的，因为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希特勒愚蠢到向美国宣战。我们反应的主要任务在欧洲前线，但我们对日本进行了漫长的战争，最终占领了日本。日本帝国的扩张驱逐了欧洲的影响，但美国对冲绳的进攻和对广岛和长崎的核攻击推翻了日本的影响，天皇投降了。于是出现了一个真空，我们填补了这个真空。这在当时至关重要，因为当时的亚洲国家贫穷落后，饱受战争摧残。不过，从那时起，亚洲再次成为全球经济的中心。亚洲国家有力量、有能力保卫自己。越南在越南战争中决定性地证明了这一点。有几个国家比朝韩两国更有力，它们都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认为仍有某种真空需要美国填补的想法是不合理的。我不认为这个目标是可持续的，因为它不符合现实。美国的适当角色是协助亚洲形成一种力量平衡，使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各方都放心，没有人威胁到他们的安全。这意味着美国将成为平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力量的一个因素，但这不一定会导致敌对，因为中国人甚至会看到这样做的好处。事实上，在冷战期间，当美国在亚洲真正处于主导地位时，中国就看到这种好处。而在后几个阶段，中国发现这种安心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找到了一条中国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可以回顾这段历史，然后说事情已经改变了。美国保持首要地位的目标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的实力和财富正在增长，这让中国的邻国感到不安，他们不知道中国会用它的力量做什么。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基础来澄清这一切，让美国和中国从直接对抗中后退，并合作在该地区创造一种力量平衡，让每个人都感到安全。这将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这将需要在美国政治中发生一场地震，但美国政治目前充满了地震，所以这不是不可想象的。余东晖：您已经提到台湾问题。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台湾问题是最敏感、最棘手的问题。今天台湾问题仍然是美中关系中最危险的问题，正如您所说有可能颠覆整个关系。但根据最近的新闻报导，美国特种部队的训练人员已经驻扎在台湾和金门岛，美国正在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慑。您是否认为台湾问题正在成为美中大国冲突的一个引爆点？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赖清德将执政，美国进入大选年。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以防止两国之间可能因此发生战争？傅立民：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管理它的框架，这在1979年1月1日的建交公报和之前的讨论中得到了表达。其中有三个要素。首先，美国不会再与在台北的中国政权保持官方关系。第二，岛上不会有美国的军事存在。第三，美国不会对台湾做出防务承诺。这是美国同意的三个条件，前提是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能够建立某种未来双方都能接受的关系。这种关系并没有发生，有很多原因。我认为其中一些涉及美国政策的错误，还有其他因素。现在我们面临一直形势，这个框架被打破了。华盛顿和台北之间的关系，虽然名义上是非官方的，但看起来很像官方关系。正如你所指出的，军事存在不仅扩大到台湾，而且首次扩大到金门、马祖，这显然是属于福建省而不是台湾的一部分。我不认为多数美国人意识到这些岛屿实际上是福建的一部分。最后，很明显，至少拜登总统相信我们对台湾有防务承诺。现在在美国政治中会发生很多事情。我不相信美国人民有任何兴趣或愿望因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问题而与中国生战。我们正式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不同意的是，北京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它。事实上，这就是它被单独治理的状况。我明白这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这是对1911年革命和1949年革命目标的反驳。这些革命的目标是统一中国，消灭军阀割据，即不受中央政府统治的地区，消除外国势力范围。在中国人看来，台湾是美国的势力范围。所以这一切都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挑战，这是非常令人讨厌的，非常具有挑衅性的。这让我想到，虽然美国认为美军是在威慑中国，但实际上却产生了挑衅中国的效果。因此，这里有一个政治学家喜欢描述的安全困境：一方采取了它认为是防御性的行动，另一方将其视为进攻，并加大力度。因此美国和中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双方没有重大的军事沟通。我们不和对方说话，不能正确理解彼此的目标。我们把可能没有的目标和可能不是政策决定基础的考虑因素归咎于对方。在这方面，我想说的是，至少我和其他一些有与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经验的人都不认为，北京有任何卷入台湾战争的愿望，恰恰相反。我认为中国仍然非常有兴趣寻求和平解决这一问题。问题是，现在有没有和平解决的途径？如果没有，那么我认为中国将感到有义务采取武力行动，正如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所规定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美国和中国需要坐下来，找出处理这一问题的另一种方式，着眼于恢复一条解决台北和北京之间分歧的道路。这要由两岸自己来解决，而不是由美国等外国势力所强加。这是需要中国人解决的中国问题。美国应该设法支持台北和北京之间的谈判进程，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这么做。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场等着要发生的悲剧。余东晖：您对台湾人民有什么建议吗，特别是对即将上台的赖政府处理三角关系有什么建议？因为台湾在两个巨人之间是一个较小的角色，他们该怎么处理？傅立民：我希望赖先生上任后会比他在竞选活动中更加谨慎。我知道他的前任蔡英文经历了一个喷火的阶段。事实上，当年她去了华盛顿，受到了冷遇，因为当时在美国看来，她具有挑衅性。如果赖先生同样具有挑衅性，我认为美国人有可能再次认识到这一点，就像我提到的温家宝与乔治·W·布什之间的共识，即台湾对我们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问题，我们需要共同努力防止它爆炸。我希望赖先生会非常小心。实际上，他已经公开接受李登辉的“两国论”，这是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宣言”。北京对此的反应相当紧张，它确实在前所未有的层面上拥抱军事现代化。“两国论”是中国针对台湾问题大幅增加国防预算的直接原因。因此，语言很重要。如果赖先生排除了在某种理解的基础上与大陆进行和平讨论的可能性，就像新加坡的共识那样；如果那样的共识得不到尊重，那就会有麻烦。余东晖：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您认为这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如果拜登赢得第二个任期，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如果特朗普卷土重来，将会发生什么？傅立民：这两个问题我都无法回答。目前，我认为特朗普先生很可能是大选的赢家，因为多个原因，我就不费心去解释了。特朗普先生只因一件事而出名，那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有一群非常专注的人与他一起就职。他们中的许多人非常反华，这将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另一方面，我不认为特朗普有任何意愿像拜登那样，让美国致力于保卫台湾。我相信如果特朗普履行他的竞选承诺，做了他说要对国际贸易做的事情，美国不仅会被全球南方孤立，甚至会被欧洲盟友孤立。美国将不处于安全地位上。所以我不知道会怎样，我怀疑现代院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弄清楚这件事。我祝他们好运。余东晖：您也是中东问题专家，您曾是驻沙特阿拉伯大使。乌克兰战争让美国更加担心中国是否会与俄罗斯结盟，以巴冲突让美国担心自己困于中东。与此同时，中国促成了沙特与伊朗的和解，并呼吁加沙停火。您如何看待中国在中东和欧亚大陆地缘战略中的作用？美国是否应该担心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影响力？傅立民：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北京在这些问题上的定位非常巧妙。首先，美国采取将中国和俄罗斯同视为对手的政策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促使北京和莫斯科走到一起。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感情是有限度的，因此这不是一个明智的政策，但我们遵循了这一政策。俄罗斯和中国之间发展了相当重大的关系，这是一个事实。乌克兰战争和加沙战争，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对美国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乌克兰战争产生了迫使全球南方大部分国家，这些以前的西方殖民地脱离美国的效果。尽管他们同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非法和不正当的，但他们认为是美国和北约挑起了战火，他们并不支持西方孤立或惩罚俄罗斯的努力。这是一件严重损害美国国际地位的事情。加沙战争则是致命一击，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你无法为种族灭绝得以进行而辩护，而这正是美国一直在做的。这都是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果。它不仅将我们与全球南方分离开来，甚至与我们的许多盟友分开，还从根本上分裂了美国人。3月22日的《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作者是皮特·贝纳特（Peter Beinart），是关于加沙战争对犹太裔美国人和左翼美国人的影响。这篇文章非常值得一读，如果它没有出现在《参考消息》上，它应该转载。余东晖：最后一个问题可以作结。拜登政府已经意识到，改变中国的政权或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他们似乎正在寻求与中国的长期共存。您认为未来45年中美关系将如何演变？美中脱钩或新冷战是不可避免吗？两个大国能跳出“修昔底德陷阱”吗？傅立民：我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因为它太机械了。人类不能被简化为接线图，我们更复杂，虽然有时这对我们不利。如果美国真的发现我们不能把中国变成美国的翻版，如果我们不能把中国美国化，但必须接受中国是中国人的，那是提前的想法。因为从19世纪早期开始，我们与中国的大部分关系都在试图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改变中国。这是家长式作风，有时它很有帮助，有时它并无助益。经常它是基于对中国现实的误解，它没有产生一个中国版的美国。所谓“接触失败”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实际上，接触在中国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中国人管理，满足中国人的期望，而不是美国的期望。我认为如果我们真是现实的，这很好。但我对我们是否真的达到了那种现实主义水平的判断有所保留，因为我们的许多政治家仍然渴望与中国进行一场意识形态战争。（此专访为中评社2024年中美建交45周年深度系列专访之一） ...
乔新生：治疗美“中国焦虑”慢性病需当头棒喝
《纽约时报》5月6日发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一位学者的文章。作者认为美国患上了“中国焦虑”慢性病，凡是带有中国字眼的东西，几乎都会引发政治体系恐惧反应。作者举例说明，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员提出，要立法禁止从中国进口大蒜。美国参议院提出应当立法禁止国防部与设立在美国的教育培训公司签订合同，理由是该公司的总部设在中国香港，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这种焦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对华裔美国人采取歧视性政策。执法官员反复盘问那些往来中美之间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理由是他们可能是中国政府的特工。这位学者观察非常到位。当前美国国内出现了反华浪潮。它既不同于传统的麦卡锡主义，也不同于战争时期对待日裔的做法。即使在美苏争霸期间，美国对待苏联公民，也没有采取如此严格的限制性措施。这一方面充分说明美国对中国的恐惧已经到了颠狂的地步。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美国试图利用自己的霸权余威，将中国彻底打倒在地。在这场世纪大博弈中，中国处于守势，不愿意和美国正面相撞。无论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还是中国对美国制裁低调回应，都充分说明，中国希望中美两国关系步入正轨。可是，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如何对付中国方面早已形成共识。尽管美国政客意识到，对中国实施制裁，必然会导致美国利益受到损害，但是，美国朝野普遍认为，只要能够遏制中国的发展，不惜一切代价。著名未来学家、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参加中美学术界对话，访问北京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避免冲突并且在可能的时间和地点确定合作领域，符合两国利益。这位学者在2024年5月6日世界报网站上发表文章，分析了中美合作几个潜在领域：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卫生、核武器、人工智能、人员交流等。不过只要瞭解中美关系现状，人们就会发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根本不打算履行对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中美气候合作只能是“纸上谈兵”。在全球公共卫生问题上，美国缺乏合作的诚意。重大疫情期间，中国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对美国重点实验室进行调查，可是，美国一方面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另一方面拒绝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调查美国的重点实验室。这说明美国仍然居高临下，试图以势压人。在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多次要求中国加入美国与俄罗斯的裁军谈判。中国明确表示自己的立场，认为除非美国公开自己的核武器数量并且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否则，中国不会参加毫无意义的裁军谈判。在人工智能领域，双方似乎存在共识，美国已经承诺，在制定人工智能国际规则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不过，考虑到美国正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中美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究竟能开展怎样的合作，人们不得而知。在经贸领域，美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理由，不断对中国出口产品增加征收惩罚性关税，中美经贸关系发展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在人员交流方面，美国歇斯底里，无论是在机场还是在大学，美国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反复纠缠中国留学生和交流学者，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限制中国科学家的人身自由。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美合作基础脆弱，中美合作前景暗淡。解决中美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治疗美国的“焦虑症”，防止美国在恐惧和焦虑中，作出危险的举动。美国意识到自己手中已经没有多少牌可打。贸易战争、科技战争、外交战争、舆论战争，美国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前美国采取的策略是，一方面在中国周边地区寻衅滋事，试图发动代理人战争，将中国拖入战争的泥潭。另一方面，在中国内政问题上大做文章，不断渲染中国经济问题，在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上制造事端，编造谎言，试图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制造动乱。美国等西方势力在中国香港制造的骚乱，从一个侧面说明，美国试图在外部施加压力，在中国内部制造矛盾和冲突，拖延中国现代化发展步伐。但是，很显然，美国所作所为均以失败而告终。正因为如此，美国试图在军事领域对中国发起挑战。宣布向台湾出售武器，支持菲律宾在中国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所有这些都是美国破坏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举措。中国希望和平统一，不愿意看到兄弟阋墙。中国期盼南海地区风平浪静，南海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合作之海，成为周边国家经济的增长点。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既然美国在中国台湾问题、在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那么，中国必须迎难而上，必要的时候采取断然措施，给美国以当头棒喝。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应当改变策略。首先，在关键问题上，坚持立场，主动出击。中国领导人在中美元首会晤期间，多次阐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迫使美国总统不得不多次承诺不支持“台独”。如果美国言而无信，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继续制造事端，那么，中国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以执法巡逻方式，彰显出中国的主权。中国决不会允许美国得寸进尺，也绝对不会允许美国在中国内政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严重损害海峡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其次，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中国占据主动。美国采取的策略是，持续不断地制造事端，消耗中国执法力量。借助于菲律宾政府的错误立场，在国际社会损害中国的形象。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采取断然措施，警告菲律宾，如果继续挑衅、中国有必要采取果断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处理中美关系，中国不会把中美关系改善希望寄托在华盛顿政客身上。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加强民间交流，争取美国企业经营者按照市场经济规则，与中国开展经贸合作。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民间热络，官方冷漠。中美企业界通过各种方式交流，包括通过第三方开展合作，但是，两国政府很难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华盛顿的政客们始终相信自己的实力地位。只有等到他们认清形势，真正意识到，美国的“实力地位”不足以遏制中国的发展，他们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才会有所改变。第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绕开美国政府设置的各项障碍，将美国禁止令所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有关出口禁止清单，美国企业反向出口，将相关原材料运送给中国合作伙伴，让中国合作伙伴加工新的产品，绕开美国进口限制措施。第三，依靠科技创新，实现“换道超车”。中国科研人员已经生产出光子芯片，其运算速度超过传统的芯片。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芯片制造领域，有可能会后来居上。总而言之，处理中美关系，必须抛弃幻想，坚持底线思维，以大无畏的决心，直面矛盾，及时处理中美关系。回避矛盾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妥协退让只会让美国得寸进尺。最好的方法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迎难而上，接受挑战。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始终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这是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共同未来。 ...
李义虎：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跨越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 ...
国纪平：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历史长河波澜壮阔，时代大潮浩浩荡荡。2023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这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中国人民沿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向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202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10周年。10年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2023年，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扎实推进。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主动有利的外部环境，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事业作出更多更大贡献。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关系发生新的深刻变化。2023年，中国始终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运筹同各方关系，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当地时间3月20日，一个阳光灿烂的春日午后，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莫斯科。这是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作为最大邻国和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中俄关系在各自外交全局和对外政策中都占据优先地位。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关系如何发展关乎全球战略稳定与安全，关乎未来世界格局演变。两国元首会见现场，俄罗斯总统普京诚挚地说：“世界各地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对你们的发展成就深表钦佩。”习近平主席回应道：“感谢总统先生历来对中国发展建设给予的肯定、赞扬。我们两个国家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的共同奋斗目标，我们都为了各自国家的发展繁荣而努力。中国下一步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我们可以通过合作来促进目标的实现。”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2030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对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规划和部署。双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共同抵御外部势力干涉内政图谋。中俄双方共同努力，不断丰富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内涵，必将为两国发展振兴注入更强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当地时间11月15日，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见证大国关系史上又一个重要时刻。在全世界的关注下，中美元首会晤在这里举行。习近平主席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内涵意义，以及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战略意图，指出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也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习近平主席的话语意涵深刻。近年来，中美关系遭遇严重困难，根源在于美方抱持冷战和零和思维，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地缘政治挑战，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厘清认知谬误，行动才不会走偏。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不同，但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更是谁都无法承受的。正确的做法是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期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让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避开暗礁浅滩、穿越狂风巨浪，不偏航、不失速、不碰撞？”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演讲指出，“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历史和现实共同表明，中美合作造福两国，惠及世界。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高屋建瓴地指出，中美要共同树立正确认知，共同有效管控分歧，共同推进互利合作，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共同促进人文交流。“五个共同”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浇筑起五根支柱，开辟了中美关系面向未来的新愿景。在历史关头，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取得重要成果，为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蓝图，为动荡变革的世界注入确定性、提升稳定性。中欧关系关乎亚欧大陆繁荣和世界格局稳定，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好、发展好。从4月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在广东省广州市松园同马克龙总统举行非正式会晤，同马克龙总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到11月同德国总理朔尔茨举行视频会晤，再到12月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习近平主席同欧方领导人就中欧关系中的战略性、全球性议题深入交流，为中欧关系指方向、画蓝图、提信心、增动力。一年来，中欧关系呈现全面复苏和稳中向上的良好态势，再度表明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欧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双方以更深入、更广泛合作拉紧中欧利益共同体的纽带，将为双方发展增添动力，有助于双方更好应对各自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国正在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愿将欧盟作为经贸合作的关键伙伴、科技合作的优先伙伴、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可信伙伴，追求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作为推动多极化的两大力量、支持全球化的两大市场、倡导多样性的两大文明，中欧坚持做互利合作的伙伴，将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大正能量。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中国意志坚定、步履从容。世界看到中国的清醒与定力、自信与智慧，也看到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大国格局与担当。弘扬亲诚惠容理念，坚定不移走长期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当前，亚洲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推进地区合作需要有新担当、新作为。中国坚持将周边视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首要位置。一年来，中国坚定不移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既为自身发展创造良好周边环境，也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多惠及周边，共同推进亚洲现代化进程，使中国高质量发展与良好周边环境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中国将继续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同地区国家携手构建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家园，共同谱写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0月24日，习近平主席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总结中国积极践行亲诚惠容理念的丰硕成果，阐明亲诚惠容理念的新内涵、新发展，擘画中国同周边国家共同发展的新愿景，为新形势下全面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5月，古都西安，中国—中亚峰会的成功举办，树立起中国—中亚关系史上一座新的历史丰碑。习近平主席主持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指出世界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和谐、联通的中亚，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要做到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共同发展、坚持普遍安全、坚持世代友好，强调将中国—中亚合作规划好、建设好、发展好需要加强机制建设、拓展经贸关系、深化互联互通、扩大能源合作、推进绿色创新、提升发展能力、加强文明对话、维护地区和平。这是新时代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完整、集中、系统地向国际社会阐述对中亚外交政策，得到了中亚各国元首的高度赞同和热烈响应，也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同中亚五国达成包括《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中国—中亚峰会成果清单》等在内的7份双多边文件，签署了100余份各领域合作协议，成果之丰、内容之实、影响之大前所未有。《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宣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继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三国后，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两国也宣布在双边层面构建命运共同体，实现命运共同体在中亚的全覆盖。这是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在地区多边和双边层面全落地，为中国—中亚关系提质升级、合作换挡提速提供了战略引领，进一步彰显了六国在更高水平、更高标准、更高质量上开展合作的意志和决心。“同志加兄弟”，中国和越南有着特殊的深厚情谊。12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对越南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总书记同阮富仲总书记进行长时间深入战略沟通，就治党治国经验开展同志式的谈心交流。两位总书记为新形势下的中越关系确立了“六个更”目标，即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更好。两位总书记确定了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宣布在深化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基础上，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这是从中越关系长远发展大局和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团结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中越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标志着中国同中南半岛国家在双边和澜湄合作多边层面实现了命运共同体建设全覆盖，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的重要实质性进展，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的又一重要步伐。力生于团结，事成于和睦。中国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地区国家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将始终做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繁荣的中流砥柱，为地区国家共同推进现代化进程、共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更强劲动能。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一段时间以来，国际社会有关“全球南方”的讨论增多。“全球南方”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合体，体现了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群体性崛起。有关讨论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追求独立自主、团结合作的意愿日益强烈，越来越成为国际格局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作为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一员，我们始终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主席的铿锵话语，表明中国致力于加强同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鲜明立场。非洲，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8月下旬，习近平主席赴南非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访问。此访立足金砖，放眼非洲和世界，传承中非传统友好，汇聚南南合作新共识，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这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访问，反映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推动建设公正合理全球治理体系的努力取得重大进展。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推动金砖合作机制实现历史性扩员；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携手各方构建发展共同体；访问南非，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携手构建高水平中南命运共同体；出席中非领导人对话会，提出中国助力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举措……两天半时间，近30场双多边活动，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巩固。中国以行动诠释承诺，是国际风云变幻中推动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合作共赢的关键力量。2023年，中国与洪都拉斯建立外交关系，同十几个国家建立或提升伙伴关系，不断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积极推动金砖扩员，进一步汇聚金砖力量，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金砖扩员的意义：“这次扩员是历史性的，体现了金砖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决心，符合国际社会期待，符合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这次扩员也是金砖合作的新起点，将给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活力，进一步壮大世界和平和发展的力量。”中国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团结协作，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把牢正确方向，增进团结互信”“维护地区和平，保障共同安全”“聚焦务实合作，加快经济复苏”“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践行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建议，为上海合作组织在新形势下团结发展凝聚共识、指明方向、注入动力。中国在亚太经合组织提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坚持开放导向、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普惠共享，以高质量增长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我多次讲，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我们要全面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发展问题重回国际议程中心位置，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习近平主席道出中国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让各国人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的真诚愿望。中国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坚定支持非洲提升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习近平主席2022年11月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强调，中方积极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倡议。在今年8月举行的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中方支持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是属于“全球南方”的高光时刻，生动展现中非友好合作精神，彰显推动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中国是全天候的朋友，更是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可以依靠的朋友”“非洲人民向往中国，非洲各国都希望和中国朋友合作”“感谢中国，让我们共同繁荣，我们的友谊一定会像河流一样生生不息”“中国始终尊重我们，我们也坚定支持中国”……一个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国，在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上朋友遍天下。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金秋十月，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北京，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2023年中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也是“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最隆重的活动。10年来，各方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10年的历程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站在了历史正确一边，符合时代进步的逻辑，走的是人间正道。”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在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首次围绕世界现代化深入阐释中国主张：“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这一重要论断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提出了携手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宏伟愿景，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的重大创新。推动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中国是坚定不移的行动派。共建“一带一路”，这个当今时代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正是中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世界现代化的具体行动。“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在本届高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即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支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开展务实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推动科技创新、支持民间交往、建设廉洁之路、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八项行动既有具体目标，也有重要合作倡议和制度性安排，为共同开创繁荣发展前景注入了信心和力量。一年来，在遍布全球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现场，新的合作成果不断涌现，新的发展动力不断迸发。共建“一带一路”这一世纪工程，正不断帮助共建国家打破发展瓶颈，为各国共同走向现代化带来新机遇。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形成的458项成果均在推进落实中。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各国加速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数十亿民众以及我们共享的地球带来希望和进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结出丰硕成果，让“中国好，世界会更好”的发展逻辑在国际社会更加深入人心。尽管国际形势纷繁复杂，中国始终强调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第一要务，始终主张国际社会将发展作为优先任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保持领先。临近岁末，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纷纷调高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各方普遍认为，中国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今年将贡献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1/3。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世界共同发展，中国不断为世界经济复苏增添动能，为全球发展合作汇聚力量。“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道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中国也是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的引领性力量。当前，全球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鸿沟加剧，弥补发展赤字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艰巨任务。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理念汇聚全球发展合力，展现大国担当。在“金砖+”领导人对话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已经成立总额40亿美元的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金融机构即将推出100亿美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从“打基础”“搭框架”到“强合作”“显实效”，全球发展倡议以行动为导向，全面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扣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民生需要，在减贫、粮食安全、工业化、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重点领域推进合作平台和伙伴关系搭建，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发展知识分享，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认为，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加强合作“是实现我们为人民和地球设定的共同目标的关键”。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一年来，乌克兰危机延宕不止，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个别大国企图强推零和博弈、阵营对抗，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没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实现发展。弥补和平赤字、安全赤字，世界需要的是正确安全理念和负责任行动。2022年4月，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一年多来，中国携手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倡导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化解争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主张以团结精神和共赢思维应对复杂交织的安全挑战，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3月10日，一则重磅消息轰动世界：沙特和伊朗北京对话取得重大成果，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4月6日，沙伊两国外长在北京举行会晤，在中方见证下，沙伊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这是一个轰动事件”“震惊了外交世界”“‘北京协议’具有历史意义”“中国奠定了新的里程碑”……这场举世瞩目的斡旋外交，鼓舞了中东地区的和解潮流，为各国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矛盾提供了重要典范，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一次成功实践。埃及《金字塔报》认为，沙伊“北京协议”的达成，预示着基于和平与理解的中国方案的诞生。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对欧洲乃至全球和平稳定形成冲击。习近平主席提出“四个应该”、“四个共同”和“三点思考”，为推动政治解决危机指明方向。访问俄罗斯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就乌克兰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强调“越是困难重重，越要为和平留下空间；越是矛盾尖锐，越不能放弃对话努力”。普京总统主动谈到中国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表示俄方“认真研究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立场文件，对和谈持开放态度，欢迎中方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应约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核心立场就是劝和促谈。为和平发声、为和谈尽力，中国担当赢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支持。10月，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不断升级的局势牵动全球视线，大规模平民伤亡和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考验人类良知。关键时刻，中方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公道一边，站在国际法一边，站在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一边，站在人类良知一边。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重点阐释了中方关于巴以问题的立场主张，指出当务之急是立即停火止战、保障人道主义救援通道安全畅通、防止冲突扩大，强调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中国担任联合国安理会11月轮值主席期间，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推动安理会就巴以问题通过2016年底以来也是本轮巴以冲突以来首份决议。兼顾当前和长远，中国方案为有效解决巴以问题明确方向。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长期秉持公正立场，高度赞赏中国为保护平民、缓和局势、重启和谈、实现和平付出的艰辛努力。一年来，面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安全治理。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期间，双方就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加强合作达成共识，有力提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上，中国全面深入参与各议题磋商，与主席国及其他各方密切协调，坚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并就谈判关键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推动各方聚同化异，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作出重要贡献。着眼推动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习近平主席宣布中方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清晰地阐述了中国路径和中国方案，就各方普遍关切的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问题提供了建设性解决思路，为相关国际讨论和规则制定提供了蓝本。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英国哲学家罗素这样评价中国文化中的和平传统：“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今天，越来越多国家认识到，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是国际正义力量的壮大。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年3月，全球150多个国家5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云”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并发表主旨讲话，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系统阐释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议意蕴深刻、内涵丰富、体系完整，是对当今各国推动文明发展进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潮流的真挚响应，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新时代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具有鲜明的创新性和独特的时代价值，一经提出就引发国际社会积极反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尊重时代现实、尊重不同文明”“全球文明倡议有助于推动世界合力应对急切的全球性挑战，减少冲突和对抗，通过平等互鉴对话实现人类和谐相处”“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对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创造具有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国际人士纷纷表示。中国不仅是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者，更是积极践行者。一年来，习近平主席念兹在兹、亲力亲为，促进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一封封真挚信函从北京发出，送到了匈牙利青少年、中亚留学生、孟加拉国儿童、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师生的手中；一句句亲切话语饱含深情，直达希腊学者、阿拉伯艺术家、比利时友好人士、美国友人、古巴科学家的心里。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盟大会、第三届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暨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2023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首届“良渚论坛”、“2023从都国际论坛”……习近平主席通过贺信向国际人士讲述中华文明、介绍中国式现代化，倡导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深厚持久的文化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与全球其他文明相互借鉴，极大丰富了世界文明百花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将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都闪烁着璀璨光芒，为各国现代化积蓄了厚重底蕴、赋予了鲜明特质，并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共同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年来，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交流互鉴现代化建设经验，帮助各方认识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根基和生动实践，凝聚加强合作、共创未来的信心与共识。柬埔寨、阿尔及利亚、巴拿马、哥伦比亚等多国干部考察团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为本国发展振兴探寻启示借鉴。各方从中国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化道路没有固定模式，每个国家都应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多哥执政党保卫共和联盟执行书记阿克莱索·阿朝力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进程。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国家可以在尊重自身传统和文化特性的基础上，规划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溯历史的源头才能理解现实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识当今的中国，有文明的互鉴才能实现共同的进步。中华民族是一个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以开放胸怀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携手各方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岁序更替，华章日新。新时代十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了新局面，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中国已成为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的负责任大国。展望未来，中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征程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纵使乱云飞渡，我们坚定相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不会改变，世界历史曲折前进的大逻辑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坚持自信自立、开放包容、公道正义、合作共赢的方针原则，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历史担当、更加富有活力的创造精神，继续书写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答卷，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为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作出不懈努力。来源：《人民日报 》 2023年12月31日第1 版 ...
乔新生：美国对华科技战已步履维艰
当地时间5月8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时表示，美国总统领导的政府强调“国家安全优先于商业利益”，“我告诉半导体企业，它们不能把芯片卖给中国。这项决定可能会剥夺他们的收入，但是首先有一点，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这样做）是国家安全”。就在前一天，美国商务部发布指令，撤销对美国的英特尔公司、高通公司出售半导体芯片许可证。这意味着美国这两家重要的芯片制造企业不能向中国企业提供芯片。这标志着美国政府为了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在科技领域阻碍中国发展，是美国民主党政府的对华政策。分析三年多来美国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的对华政策，大体上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但是，美国很快发现，定义广泛的高科技产品不仅给美国出口企业带来困扰，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会使美国自身利益受到损害。不过在“脱钩”的浪潮下，美国商务部出台了一系列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的禁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禁止出口清单中，不仅包含高端芯片等产品，同时还包含生物化工产品。由于美国企业无法向中国出口，结果导致美国企业损失惨重。在美国出口企业游说之下，美国政府决定调整对华出口政策，把广义的高科技产品逐步压缩为高端产品，进而集中在高端芯片领域。美国对华科技政策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高端芯片成为美国商务部关注的焦点。但是，美国芯片制造企业很快发现，失去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芯片制造企业利润急剧下降，一些芯片制造企业甚至出现严重亏损。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压缩制裁清单，允许美国芯片制造企业继续向中国企业出口芯片，但是，限制高端芯片出口。一方面确保美国芯片制造企业继续向中国市场出口低端芯片，但是另一方面，防止中国在高科技领域后来居上。由于美国商务部调整芯片出口政策，导致中国市场曾经一度出现混乱，少数移动电话制造企业为了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份额，大量进口美国芯片，从而导致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缓慢。美国商务部长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华为公司悄然出售包含高端芯片的移动电话，让这位商务部长措手不及。回到美国之后，接受记者采访，这位商务部长表示，对此感到“焦虑”和“不安”，要求美国商务部下属工业安全部门调整政策，进一步压缩中国半导体企业生存空间。此次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所发表的言论充分表明，为了遏制中国科技产业的发展，这位美国商务部长决定以牺牲美国芯片制造企业利益为代价禁止向中国出口芯片。 可是，这位美国政府官员或许不知道，中国在科技领域大踏步地前进，正在全面突破美国的封锁。首先，中国高科技领域呈现出“立体化”发展的态势。中国国务院主管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规划表明，中国在科技发展过程中，强调“时空”观念。在时间坐标上，强调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性；在空间坐标上，强调发展多维度产业的必要性。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国未来产业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健康。这标志着中国决策部门深谋远虑，不仅着眼现在，而且着眼未来，在上述6大领域提前布局，通过制定周密的计划，一步一个脚印，实现科技的快速发展。根据国务院部署，中国将大力发展空间产业，充分利用立体空间，实现科技全面发展。中国在地下空间利用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利用矿产开采留下的洞穴，存储压缩气体，建立电力储存设施。中国利用地下资源，建设大型科研基地，探索新的物质。中国利用低空资源，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产业。中国利用海洋资源，建立水下电力和计算机储存设施，利用海水降低温度，提高计算能力和信息储存能力。中国充分利用太空资源，建设月球科研站。中国利用自己的太空站，从事各种科学实验。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中国在科技发展领域，早已突破了单纯的二维空间，利用地上地下，海洋天空，实现全方位发展。其次，中国充分意识到，科技发展离不开“应用场景”。近些年来，中国在科技应用场景方面精心布局，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实用性的科技“试验场”。在中国湖北武汉的马路上，经常出现“无人驾驶汽车”。这些无人驾驶汽车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来回奔波，目的就是要搜集更多的数据，完善自己的数据库和计算大脑，以便应对各种复杂的路况，提高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美国著名企业家马斯克到中国访问，受到国务院领导人接见。会见中他明确表示，希望能在中国从事“应用场景”试验。实际上就是希望利用中国人口密集的特点，在中国搜集大量的数据，应对各种状况，提高无人驾驶汽车的安全性。由于试验过程中，会积累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中不可避免地会包含一些敏感信息。因此，如何在扩大试验场地，为人工智能产品制造企业提供“应用场景”，同时又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安全，这是决策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将敏感信息“脱敏”，或者限制“无人驾驶汽车”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都可以解决“应用场景”数据收集安全性问题。当然，按照对等的原则，如果美国拒绝向中国政府开放相关的“应用场景”，中国是否开放中国市场“应用场景”，这是需要决策部门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由于中国高度重视科技的“应用场景”，为科技企业提供各种便利，从而使科技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工业数据、消费数据和政府数据，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自己产品的性能。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可能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中国拥有广阔的“应用场景”，可以不断积累数据，弥补中国在高端芯片领域的不足，从而使中国制造的科技产品具有更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第三，解决高端芯片制造中存在的问题，中国另辟蹊径。传统高端芯片建立在硅基材料之上，需要复杂的工艺和高精尖设备。中国科研人员在制造高端芯片方面，提出了两种技术方案：一种是采用复制和压制技术，彻底绕开了西方国家高端芯片制造程序和工序，从而使美国出台的禁令变成一张废纸。还有一种是采用新材料，利用量子科技生产芯片，大幅度提高芯片的计算和存储效率。中国科研人员已经利用量子物理技术，生产出光子芯片，芯片的计算速度远远超过现有的芯片计算速度。这标志着未来中国芯片制造，将会实现“换道超车”。针对中国在科技领域缺乏“从0到1”的突破，中国国内一些科研人员认为，任何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必须考虑到实用性。从专利申请角度来看，如果只有先进性、新颖性，而没有实用性，那么，专利毫无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从实用性出发，针对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问题，大胆创新，不仅可以解决发展需要，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为人类科技发展找到新的突破口。蒸汽机的发明，实现了工业革命。电力广泛应用，实现了工业现代化。从科学原理的角度来看，蒸汽机的发明，只不过是利用蒸汽推动机器，其中技术含量并不高，但是，蒸汽机的发明和完善，将人类带进了机械工业时代。所以，既要高度重视基础科学理论的研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实现理论突破，但同时又要高度重视技术的应用问题。只有从实践出发，发现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才能确保中国科技创新不会误入歧途。对于美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技术封锁措施，一些学者忧心忡忡，他们担心中美在科技领域“全面脱钩”，中国未来科技发展面临困难。这不是杞人忧天。美国政府之所以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制裁措施，说明美国在科技领域仍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中国不应妄自菲薄。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具有强大的科研能力。一大批爱国科学家默默奋斗，他们在科技领域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当美国航空航天主管部门负责人叫嚣，在航天领域不能让中国领先的时候，中国已经建成自己的太空站，并且定期轮换航天员，系统性从事科研工作。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需要许多条件。优越的社会政治制度、完善的工业制造门类，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基础。中国正采取措施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在已经选定的方向，实现全面突破。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在科技领域，出现一大批令人羡慕的科技成果。中国并不惧怕美国的科技封锁。中国希望美国商务部官员充分意识到，当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封锁，中国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和导弹，拥有了自己的人造卫星。即使美国加大封锁制裁力度，中国科技创新的发展战略仍能实现。唯一令人担心的是，美国随时都可能会彻底推翻国际专利制度，拒绝承认中国的知识产权，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与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中国一方面必须调整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设置相应的条款，禁止美国等一些国家“破罐子破摔”，损害中国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必须加强安全保护工作，鼓励企业加强中美两国科技合作，但与此同时，必须提高警惕，严防美国情报机关窃取中国的商业秘密。 ...
魏后凯 贾小玲：中国粮食主产区萎缩态势及其福利损失
为遏制主产区进一步萎缩态势，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对粮食产销区进行重新划分，明确产销区和平衡区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优化产销区布局，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深化粮食产销协作，构建以主产区为主要力量、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共同支撑的粮食安全保障新格局，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任务。 ...
陈小沁 潘子阳：全球安全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治理
摘要：国际安全形势正处于变乱交织的十字路口，中国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为完善全球安全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提供了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与上海合作组织具有高度耦合性，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是上海合作组织提升安全治理效能的应有之义。百年变局下欧亚地区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失调，增加了地区安全治理的系统性风险。作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先行示范平台，上海合作组织从机制对接、安全共识、大国关系和热点问题着手，持续优化地区安全治理体系，提升了安全市场的有效供给。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建设性引领下，欧亚地区正在从“治理失衡”到“协同共治”演进，逐渐形成了推动倡议落地见效的上海合作组织路径。【关键词】全球安全倡议；上海合作组织；安全治理；公共产品；欧亚大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安全治理失衡，中国展现了维护国际秩序、供给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大国责任担当，全球安全倡议的提出正是为了回答全球安全怎么办以及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命题。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郑重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倡议超越了狭隘的霸权安全、均势安全与零和安全，追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为破解全球安全治理困境提供了中国产品。2023年2月，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明晰了以“六个坚持”为主体的核心理念与原则、20项重点合作方向和五大合作平台机制。全球安全倡议作为中国全球安全观的系统阐发，对维护全球安全的基本前提、根本遵循、重要原则和实施路径等进行了高度凝练。在全球安全倡议框架下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关于阿富汗问题的中国立场》等多项文件，为政治解决热点问题、维护世界繁荣安宁贡献中国方案。全球安全倡议有助于引领全球及地区安全治理，学界对此进行了充分研究。一是关于全球安全倡议的基本内涵、理论价值与实践路径的研究，讨论了倡议相对于经典安全观、传统安全倡议和西方安全理论的超越性；二是关于全球安全倡议性质、提出动因与核心原则的研究指出了倡议是全球安全领域的公共产品；三是用全球安全倡议来指导、回应和解决具体安全议题的研究，例如，建构中国周边安全新架构、中国调解沙特伊朗复交等。既有研究从理论与实践、全球与周边、安全与发展等多个维度阐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丰富内涵，但较少讨论国际组织及安全机制与全球安全倡议的协同共治，也没有进一步论述欧亚地区的安全治理与全球安全倡议的适切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回答：全球安全倡议如何缓解欧亚安全治理的失衡局面？完善安全治理面临哪些风险挑战？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何构筑全球安全倡议示范区？厘清和回应上述问题，有助于扩展全球安全倡议的应用场域，为维护欧亚战略稳定贡献中国方案。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创设的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应在营造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走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中发挥建设性作用。2023年7月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提升上合组织安全合作水平，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国家间分歧矛盾，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在新阶段，全球安全倡议引领上合组织优化安全治理、筑牢地区安全屏障，把上合组织打造成团结互信、安危共担、互利共赢、包容互鉴的典范，全球安全倡议与上合组织的接续发展具有内在统一性。有鉴于此，本文选取了上合组织作为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效的关键平台及治理机制，先是从公共产品的供需平衡维度揭示了全球安全倡议与上合组织的耦合性，讨论了在欧亚地区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风险挑战，并从制度层面分析了上合组织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效的实践路径。一、全球安全倡议与上合组织安全治理的耦合性作为新兴大国向国际社会供给的安全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既是对当前欧亚安全碎片化的系统修复，也为优化重塑欧亚安全治理体系提供路线指引，从而推动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更趋均衡。上合组织的具体实践与全球安全倡议的精神本质高度契合，其安全实践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六个坚持”，其发展进路与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一致，并有着扩散新兴安全规范的制度偏好（institutional preference），有潜力成为贯彻全球安全倡议的先行示范平台。概而言之，全球安全倡议、上合组织与欧亚安全治理的关系是：安全公共产品的供给匮乏导致了欧亚安全治理的失衡，全球安全倡议是供给欧亚安全治理关切的公共产品，上合组车水诊坛织通过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有效缓解了欧亚安全治理的困境。（一）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欧亚安全公共产品供需再平衡1.全球安全倡议是天然的安全公共产品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1954年提出“公共产品”的概念，指的是任何个体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因为其他个体的同等消费而发生效用上的降低。公共产品兼具非排他性（nonexclusive）和非竞争性（nonrival），非排他性指的是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就可供所有个体进行消费，非竞争性指的是每个个体的消费都不减少或不影响其他个体的消费量。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使用“国际公共产品”（Intemmational Public Goods）概念分析国际合作的激励问题。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首佀“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认为霸权国承担了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能，从而实现了国际社会的稳定与繁荣。英吉·考尔（Inge Kaul）对“国际公共产品”作了经典定义，即收益（或成本）跨越不同国家、世代和人民的产品。2023年9月13日，中国发布的《关于全球治理变革和建设的中国方案》指出：“安全是人类最基本需求，也是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安全公共产品，是指在全球或地区提供一种和平稳定状态或国家间安全状态的产品，主要有安全倡议、安全机制和安全条约等形式。国际无政府状态并不意味着无秩序，维护国际安全可以使得所有成员受益。任何国家在享受安全的同时，并不妨碍其他国家的安全受到保护，要排除某个国家从国际安全中受益也几乎不可能。由此，国际安全具备了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然而，由于霸权国家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推卸全球安全治理责任，搞针对特定国家的排他性小圈子，导致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失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2023年9月26日，中国发布的《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倡议与行动》指出：“全球安全倡议是国际公共产品，服务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维护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宁。”全球安全倡议是致力于实现各国普遍安全的可行思路与现实举措的安全公共产品。从规范层面提高了霸权国家破坏和平的成本，有利于形成遵守国际规则的安全氛围，以弥合不断加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全球安全倡议秉持安全不可分割理念，追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境界，为引领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变革、破解全球安全赤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供应了高质量安全公共产品。2.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引领欧亚安全治理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欧亚安全治理变局相互激荡，安全市场的供求失调导致欧亚安全治理失衡（见表1）。地区安全市场上充斥着低水平的安全公共产品，行为体的安全自助十分普遍。大国指责小国的“搭便车”行为（Free-Rider Problem），小国担忧大国的干预，体系内出现了“集体行动的困境”（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为了实现供求侧的动态均衡，需要提高地区内主导性大国供给公共产品的行动能力与供给意愿。从低供给、高赤字的“治理失衡”到高供给、低赤字的协同共治，既需要主导国系统修复现有的安全体系，又需要为优化重塑安全体系提供路线指引。作为新兴大国主动供给的国际公共产品，全球安全倡议积极修复、引领和塑造欧亚安全治理体系。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是对欧亚安全碎片化的系统修复。欧亚地区安全问题的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突出，安全碎片化问题凸显。域外大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干涉主义抬头，霸权国为了追求所谓的绝对安全，拉拢、分化与打压地区大国主导的安全合作机制，使得地区安全结构的阵营化、集团化趋势显现。与此同时，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网络空间斗争加剧，滋生宗教间和宗教内部矛盾的极端主义思潮仍然存在，引发地区国家政局动荡和国际关系紧张的风险上升，维护地区安宁、促进共同发展的任务依然紧迫。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应对欧亚安全碎片化趋势，以建立共同、综合、包容、透明、不可分割与可靠的安全和稳定增长的安全架构为目标，以上合组织为代表的安全合作机制为实践平台。另一方面，全球安全倡议为重塑欧亚安全治理体系提供理念指引。全球安全倡议规划了面向未来的欧亚安全秩序，既是重塑地区安全治理的路线指引，也是构建各国休戚与共、利益相连的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引领。欧亚地区存在真假多边主义之争，以长臂管辖、单边干涉与零和博弈为特征的伪多边主义甚嚣尘上，部分域外大国仍保留浓厚的冷战思维，以战略竞争为名策动地区安全问题，用“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分化地区国家间关系，通过制造事端及“颜色革命”保留介入筹码。与伪多边主义有着本质不同，全球安全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通行的国际规则为基础的安全秩序，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观，重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安全体系，为推动地区安全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供路线指引。（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与上合组织接续发展的耦合性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与上合组织接续发展具有高度耦合性（见图1）。前者是后者进行治理实践的路线蓝图，后者是前者达致协同共治的机制载体。上合组织在区域层面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其组织的安全合作与互信机制对欧亚安全治理产生了良好的正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在全球安全倡议的系统引领下，上合组织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形成的“中俄引领+小国参与”的合作格局契合“大国引领+协同共治”的理想模式，超越了由霸权国家“自上”发起、主导公共产品的西式路径。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上合组织对全球安全倡议的接受、倡导和传播，有利于在欧亚地区形成以中国倡议为主体的新兴安全规范，提高中国在国际安全治理中的话语权。第一，上合组织与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原则高度契合。一是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共同安全体现在上合组织尊重和保障各成员国安全，综合安全体现在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安全体现在通过对话协商维护安全，可持续安全体现在以可持续发展促进可持续安全；二是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基本前提，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国际法基本准则与地区安全基石；三是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根本遵循，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四是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原则，坚持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强调地区安全不可分割性，即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权利与义务、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五是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必由之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六是上合组织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应有之义，坚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与非传统领域安全。第二，上合组织发展方位与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方向一致。一是上合组织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倡导大国带头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探索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大国相处之道；二是上合组织积极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主张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支持国际社会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以劝和促谈为主要方式，以公平务实为主要态度，以标本兼治为主要思路，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等地区热点问题；三是上合组织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欧亚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及相互转换，上合组织不仅在打击“三股势力”、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及打击跨国犯罪等非传统领域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还积极支持地区国家应对传统安全的“非传统化”问题，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国家、民族与宗教挂钩。第三，上合组织是全球安全倡议推进地区安全治理的关键平台。一是以强化安全合作、完善安全治理为发展方向，2022年9月，在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向与会名方阐明了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意义，强调上合组织在打击“三股势力”、毒品走私、跨国犯罪等安全挑战的战略作用，并指出上合组织积极应对信息安全、生物安全、空天安全等新兴安全问题；二是为落实全球安全倡议、保障全球发展倡议筑牢安全屏障，上合组织先后签署反恐怖主义公约、反极端主义公约、禁毒合作协议、合作打击犯罪协定等多个安全合作文件，成立地区反恐机构、定期举行联合反恐演习、推进反恐情报信息交流，为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全球发展倡议提供安全保障；三是加强与联合国及地区组织的对话协作，上合组织推进与联合国及其机构的对接，强化同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以下简称“亚信会议”）、“中国+中亚五国”等目标相近的多边机制的协作，并在时机成熟时举办全球安全倡议高级别活动。第四，上合组织在构建全球安全倡议实验区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一是欧亚安全治理失衡、低效、不可持续，该地区是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的理想实验区。美西方大搞阵营化、集团化推行“颜色革命”，欧亚安全风险积聚，地区还发生阿富汗政治变局、吉尔吉斯斯坦第三次非正常政权更迭、哈萨克斯坦一月事件等重大安全事件。二是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可以提高全球安全倡议及其规范的“战略信誉”（strategic credibility）。新兴安全规范被代表性的地区组织所接受，不仅将在地区形成以该规范为主体的共有规范，还将在全球层面产生“规范扩散”（norm diffusion）的“样板效应”。上合组织在欧亚地区推广普遍安全、共同安全与可持续安全的规范，提倡不可分割的安全观，实现了对美西方零和安全、同盟安全与绝对安全的规范超越。三是上合组织有着落实“上海精神”、新安全观、人类安全共同体、全球安全倡议等新兴安全规范的制度偏好。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五国”机制，成功解决了中国、俄罗斯与中亚三国的边界问题。上合组织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反恐主张，建立起多层次安全合作机制，推出了“和平使命”联演和“和平号角”军乐节，并就信息安全、能源安全、生态安全等展开合作。上合组织在欧亚安全协作中有着弘扬“上海精神”践行新安全观等安全规范的制度偏好，走欧亚共同安全之路。二、上合组织参与欧亚安全治理的风险挑战随着百年变局向纵深演进，欧亚安全市场的需求侧与供给侧失衡，现有的安全体系、安全模式与安全理念难以应对急剧变化的地区安全问题，这是近年来欧亚不确定、不稳定风险上升的根源所在。具体体现为地区治理机制错位、安全诉求异质、大国竞争抬头及热点问题难解，全球安全倡议在引领地区安全治理变革的过程中面临一系列的风险挑战（见图2）。（一）安全机制的拥堵与缺位欧亚地区安全机制建设的困境主要表现为低水平机制重复建设、高水平机制供给不足的矛盾局面。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涌现大量的安全治理机制，逐步建立了亚信会议、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上合组织等。然而，欧亚地区特定议题领域的治理机制拥堵现象较为突出。从地区内部看，中亚国家在大国之间奉行“多元平衡”（multivectorism ）外交政策，积极加入各类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从而获得发展帮助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导致中亚地区出现治理机制拥堵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 Bowl Effect）。受外部因素影响，地区主导国家和地区外大国通过构建地区机制扩大影响力，却导致了特定议题领域的“机制重叠”（institutional overlapping）现象，影响了地区安全治理绩效。与此同时，欧亚地区的高水平安全治理机制缺位。有效性是衡量治理机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取决于行为体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减轻或消除其治理问题。现有的地区治理机制在问题解决、组织能力等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其治理有效性不足。一方面，单一大国主导的安全机制逐渐弱化。大国承担着提供公共产品的职责，如果违约卸责，则有可能导致地区治理机制停转，即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The Kindleberger Trap）。俄乌冲突后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俄罗斯的相对衰落及战略重心的转移，使其主导的集安组织无法满足中亚国家的安全需求。同时俄罗斯主导了集安组织决策，这使得组织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受到一定质疑。另一方面，多边地区安全论坛的组织行动力不足。亚信会议致力于构建增进地区安全稳定的多边信任措施，最初效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强调共同安全价值观，而欧亚地区有着多元多样的安全诉求，亚信会议难以凝聚为大多数成员国接受的安全认同。同时，亚信会议以小行为体驱动安全治理，但小国主导难以解决地区安全难题。（二）安全诉求的多元与异质欧亚地区行为体的安全诉求具有多样性和异质性，且治理政策的多重取向加剧了地区安全的治理赤字。近年来，欧亚地区安全冲突频发，经济复苏乏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在部分国家有所抬头，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安全权利与安全义务、安全与发展之间的鸿沟不断拉大。欧亚地区的部分国家缺乏相互间信任，地区性安全组织的集体认同建设不足，地区安全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滞启，导致地区国家无法妥善应对“颜色革命”、恐怖主义、大国竞争等安全问题。同时，美国与中亚五国的“C5+1”会谈等地区合作机制，利用了该地区安全诉求的差异性，强化了域外国家对欧亚事务的干预，一定程度上分化了地区国家的立场，降低了安全治理的效能。作为欧亚安全治理机制的代表，上合组织多轮扩员后其成员国在安全诉求上的多元与差异有所显现。一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区域定位具有多样性。继吸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为正式成员国、白俄罗斯签署加入组织义务的备忘录之后，上合组织覆盖区域既有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也有南亚、中东与东欧国家，在增加组织的代表性、包容性与公正性的同时，组织的区域定位更加模糊，不利于形成集体认同。另一方面，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安全诉求具有差异性。中国对上合组织的认同度最高，将其打造为维护西北地区安全、参与欧亚安全治理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新型政府间国际组织；俄罗斯积极参与上合组织来对冲美西方影响力，同时不希望上合组织冲淡集安组织权威；中亚国家希望上合组织维护其政权安全，并平衡中俄的地区影响：印度希望在组织内对中国与巴基斯坦进行“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并提升其欧亚影响力；伊朗和白俄罗斯则希望打破西方封锁，缓解被经济制裁与安全挤压的焦虑。除中国外的其他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集体认同存在工具主义倾向，限制了组织安全治理的效能，尤其是中俄印三大国对组织的安全诉求存在一定差异，或将导致组织治理权威的碎片化。（三）大国关系的竞争与博弈百年变局下欧亚地区战略格局加速演变，大国的竞争博弈加剧了地区安全治理困境。反恐政策的双重标准威胁地区安全稳定，军备控制与核裁军进程倒退增加了核扩散风险，经济制裁工具化威胁地区国家经济安全，人工智能武器化与新一轮军事革命加剧了地区军事冲突风险，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增大，战略自主空间遭受挤压。与此同时，地区安全治理体系难以适应百年变局下大国战略竞争的新常态。安全治理机制难以保持制度的兼容性，部分西方大国将治理机制私物化，推动安全机制的阵营化转向，加紧构筑遏制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小集团。为此，亟需建立满足大多数地区国家期待、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地区安全治理机制。当前欧亚地区的大国战略竞争、阿富汗变局与俄乌冲突相互交织，美国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视为其战略竞争对手，欧亚地区有重回地缘政治竞争的态势。美西方用冷战思维审视上合组织，将其视为俄罗斯控制“心脏地带”（Heartland）的战略工具。同时，中俄两国在上合组织的发展定位上存在一定分歧。俄罗斯将上合组织视为其恢复大国地位、施展大国抱负的重要依托，意图将上合组织打造为与北约进行战略竞争的工具，通过整合“后苏联空间”（The Post-Soviet Space）来缓解美西方的战略挤压。中国则坚决反对上合组织成为大国对抗的工具，认为上合组织是践行新安全观、体现“上海精神”及维护欧亚地区安宁的重要机制。面对美西方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覆盖地区的竞争博弈，如何处理大国关系是关切组织发展的关键事项。上合组织自成立之日起，就不是反西方的安全机制，不针对第三方、不搞军事对抗，更没有推崇非此即彼、阵营站队的传统。（四）热点问题的复杂与难解欧亚地区内部的“两线多点”安全问题凸显，海洋性强国构筑的“规锁”（confinement）包围圈逐渐收紧。一方面，该地区同时面临南北两线与域内多处安全风险的挑战。欧亚北线是俄罗斯与北约军事集团的对峙及俄乌冲突，南线是阿富汗问题与“三股势力”的威胁。域内多点冲突是由于边界划分、民族问题、历史遗产和资源纠纷等引发的安全问题，主要有纳卡问题中亚国家的边界冲突与水资源争端、塔利班与中亚国家及伊朗的边界纠纷等。另一方面，欧亚地区还面临美西方从外部构筑的“小多边”机制（minilateral）的战略围堵。美西方升级美日印澳四方机制（QUAD），扩充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并打造排他性质的亚太经济、科技和贸易联盟。美西方不仅构筑了环欧亚包围圈，还策动欧亚内部的安全难题，让欧亚内部与外部的安全风险相互共振，增加了地区安全与发展的不确定性。阿富汗问题与乌克兰危机是欧亚地区两大典型性安全难题。阿富汗政治变局后“三股势力”有向中亚、南亚地区回潮外溢的风险。重新执政后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面临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阿富汗地区局势震荡将威胁上合组织成员国安全。阿富汗与上合组织成员国中的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接壤，藏匿在阿富汗的“三股势力”“泛突厥主义”有可能通过巴基斯坦、中亚国家散播到中国新疆地区。而延宕已久的乌东问题演变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直接军事冲突。美国挑动盟伴与俄罗斯的矛盾，持续推进北约东扩，以达到挤压俄罗斯生存空间、强化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目的。俄罗斯则认为，更加碎片化与多极化的世界符合其战略利益，更凸显其大国地位。对上述国际战略形势的判断，构成了俄罗斯整合“后苏联空间”及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现实根源。三、上合组织完善欧亚安全治理的实践路径面对欧亚地区政治变动与安全治理困境，上合组织有序推动扩员进程、加紧组织内部整合、完善地区安全治理，形成了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落实的上合组织路径（见图3）。全球安全倡议引导上合组织为欧亚地区供应高质量的安全公共产品，塑造地区安全治理的前进方向，构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安全屏障。如果说欧亚地区是全球安全倡议理想的实验区，上合组织则是推动构建倡议实验区的先行者、改革者与建构者。上合组织正加紧与其他地区组织道，如集安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及亚信会议，共同成长为欧亚地区新安全架构或地区秩序的重要部分。（一）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强化多层安全机制的衔接上合组织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不同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确立了组织对外交往的法理依据，宪章第二条规定“本组织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第十四条规定“本组织可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协作与对话关系”。上合组织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的宗旨原则，与联合国及其机构展开对接合作。2004年12月2日，上合组织获得联合国大会观察员地位。2010年4月5日，上合组织秘书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签署了《关于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的联合声明》。2023年9月1日，联合国大会表决通过了第77/107号《联合国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决议。根据联大通过的8份与上合组织合作的决议，上合组织秘书处除了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办公室持续合作外，还与联合教科文组织、世旅组织和移民组织建立了伙伴关系。与此同时，上合组织积极加强同地区组织及治理模式的对接，构建广泛、开放、互利、平等的欧亚协作空间。一是加强同独联体的对接合作。2005年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独联体执行委员会谅解备忘录》指出，在安全领域打击“三股势力”，在经济领域促进商品流通便利化，在人文领域促进教科文合作。二是加强同集安组织的对接合作。2007年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保障地区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和杜绝跨国有组织犯罪等达成共识。三是加强同亚信会议的对接合作。2014年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秘书处谅解备忘录》，双方就解决地区冲突、巩固不扩散基本制度和打击“三股势力”等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此外，上合组织积极探索与各级发展倡议和治理机制的联动。“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欧亚伙伴关系”是欧亚地区重要的发展倡议，上合组织作为可靠的地区合作机制推动二者有效对接。（二）以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凝聚地区安全共识上合组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安全不可分割原则将国家安全视为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公共产品，认为主权国家的安全被分割会引发一系列的安全问题。上合组织的章程与“上海精神”充分体现安全不可分割原则。2021年9月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周年杜尚别宣言》强调，上合组织成员国坚持平等、共同、不可分割、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反对冲突和对抗，积极构建多极化世界秩序。2022年11月发表的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联合公报指出，反对通过集团化、意识形态化和对抗性思维解决安全问题，统筹应对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威胁。与此同时，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自身安全与欧亚地区的共同安全不可分割。有学者指出，上合组织坚持的四个核心原则与欧亚国家的安全诉求一致，即反对域外大国干预、尊重各国主权、强调联合国和多边主义、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今后，上合组织成员国将继续与地区国家一道，共倡对话协商解决地区冲突，反对美西方的安全竞争及“颜色革命”，强化地区安全认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上合组织强调成员国是不可分割的安全共同体，从价值规范、战略互信、决策执行和争端解决层面凝聚安全共识。一是以“上海精神”为核心价值观构建命运共同体。“上海精神”尊重成员国的合理安全关切，激发了中小国家参与地区治理的主人翁意识，维护了共同安全。同时，安全与发展不可分割，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发展“小而美”的民心项目，提高民众对“上海精神”的接纳，增进成员国的组织认同。二是通过制度建设增进成员国的相互信任。有学者指出，多轮扩员后上合组织的集体认同有所减弱，组织强化了制度化的成员国元首峰会，机制化落实元首共识，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增加彼此信任，且信任关系已外溢到军事互信领域，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安全共同体。三是优化组织的决策与执行机制来增进制度认同，“协商一致”原则制约了组织的决策效能，既要完善中小国家的利益表达渠道，又要形成关键决策的多数通过机制，还应就重要安全议题成立专门小组及应急机制，尤其是针对成员国共同关心的突发安全事件，将组织的机制建设重点从“协商一致”转变为“行动优先”。四是探索化解成员国安全分歧的争端解决机制。扩员后成员国间的分歧与争端显著增加，可以灵活采用政治方式、国际仲裁方式和混合方式解决其内部争端，探索建立争端的预防机制、管控机制和解决机制，并推动争端解决机制在上合组织内的制度化，推动其在各成员国国内合法化等。（三）以大国协调合作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格局上合组织积极促进欧亚地区的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坚持平等互信，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以及求同存异的相处之道。上合组织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始终按照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处理对美关系。同时，地区国家并不希望参与到大国战略竞争中来，更不愿在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选边站队。自成立以来，上合组织始终是欧亚地区安全的维护者、发展的贡献者。上合组织从不参与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更不是反西方的安全联盟。与之相反，美西方在欧亚地区持续策动“颜色革命”，挑起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的矛盾。实际上，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了多元文明和多种发展道路，美国的反恐盟友巴基斯坦、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中的印度都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从成员构成上体现了上合组织的非对抗性和包容性，说明上合组织不会也难以成为“东方版北约”。在上合组织有序扩容的背景下，中俄的战略协作及对组织的引领作用愈发重要。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中俄两国一致决定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是百年变局下中俄关系的新方位，为上合组织的接续发展注入强大的领导动能。俄罗斯专家认为，中俄两国在公平和紧密协作基础上构建新的国际秩序，依托于上合组织，中俄两国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进程，倡导更加公平正义的全球发展观，使得各国可以共享《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发展权利。上合组织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与欧亚各方势力与国际组织保持友好关系。上合组织始终秉持“建设性介入”（constructive intervention）的立场参与地区安全治理，致力于推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四）以新安全观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上合组织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引领，完善应对地区热点问题的机构职能体系。撒马尔罕峰会强调，全面落实“关于完善上合组织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机制”的决议，指明了上合组织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机构设置方向，并研究建议：一是在杜尚别设立上合组织禁毒中心；二是将塔什干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升级为上合组织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三是在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基础上设立上合组织信息安全中心；四是在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基础上，在比什凯克设立上合组织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心。2023年7月4日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打击引发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极端化合作的声明》强调：“深化本组织执法安全合作，促进多边合作，在全球、地区、国家层面加强协调，坚持维护平等、共同、不可分割、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和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一致认为，要在恪守真正的多边主义和通行的国际法准则基础上，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关于阿富汗问题，上合组织支持地区国家发起的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支持阿富汗消除恐怖主义、暴力冲突和毒品问题，鼓励塔利班建立包容性政府。同时，明确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始作俑者，警惕美方图谋将军事设施再次部署到阿富汗周边地区。上合组织秘书长张明指出，上合组织始终将阿富汗问题置于安全议程的重要位置，并就阿富汗问题同独联体、集安组织等开展合作。关于乌克兰危机，上合组织国家并未随美西方起舞，而是保持着客观的中立立场，主张通过对话谈判的和平方式来化解冲突，愿意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并为克服乌克兰人道主义危机持续努力，这符合俄罗斯在内的各方利益，只有寻求可持续安全，才能消除不安全的土壤。此外，可探索对接联合国“新和平纲领”（The New Agenda for Peace），从维护和平到预防和建设和平，为当事方对话、地区国家和区域组织调解创造条件，建立并强化早期冲突预警机制，也要避免导致过度反应、不当介入。结语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旧的安全矛盾尚未纾解，新的安全问题集体涌现，安全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愈发突出。尽管全球安全倡议回应了全球及区域层面的合理安全关切。但是在引领上合组织安全治理中仍面临不少挑战。一是欧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问题依然严峻，热点问题复杂难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贫困问题与暴力冲突相互交织，安全鸿沟拉大、发展赤字加剧；二是大国博弈释放出巨大的地缘政治动能，美西方在对中国、俄罗斯实施双重遏制的同时，强化对地区国家的拉拢、渗透与分化，打入插手欧亚事务的“楔子”（wedge）；三是现有的地区安全治理体系独力难支，大国竞争还加剧了安全平台间的制度竞争，地区安全治理效能不足；四是上合组织的决策机制降低了地区安全合作的效率，经过多轮扩员后，上合组织的异质性增加，决策机制呈现低约束力与高否决权的特点。上合组织正加紧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和欧亚地区安全共同体。可从以下方面突破：其一，统筹推进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着力推动地区经贸制度性安排，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至2035年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和《上海合作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其二，激发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潜力，为欧亚安全治理提供源源不竭的领导动力，同时积极管控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战略分歧；其三，推进上合组织与地区多边安全治理机制的衔接，构建以上合组织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架构，通过机制整合、议题联系与安全合作让地区安全治理迸发出更强劲动力；其四，优化上合组织的决策及行动机制，可借鉴东盟“Y—X”模式来补充组织原有决策机制，如果少数成员国表明暂不参与或不反对某项决策所规定的集体行动，而其他成员国表示支持并愿意参与决策所规定的集体行动，该决策可作为上合组织的决议通过。在全球安全倡议的引领下，上合组织正在努力改善欧亚安全市场供求失调的局面。 陈小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潘子阳，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东北亚论坛》2024年第3期 ...
吴敬琏：以改革开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人们曾经热切预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等社会需求全方位的“报复性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因此，深入挖掘阻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进一步发展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就成为业界、学界和政界人士应当合力推进的当务之急。 ...
郑永年：战争的概率与和平的希望
当今世上，中国希望和平与追求和平的愿望是其他所有大国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近代以来其他大国大都扮演了征服者或战争发动者的角色，而中国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中国的自我认知刚好相反。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有意志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国家，但中国的自我认知则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世界和平。 ...
季剑军：地缘政治变局 难以逆转中国制造大势
当前地缘政治变局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诸多危机和挑战，相关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技术、资本和能力等多重风险，在部分领域和环节给我国制造业外循环造成堵点。从短期看，外部竞争的加剧固然会对我国相关制造业发展形成压力和挑战，但也能够迫使企业针对制造业产业链不同环节的风险点，精准实施稳链、固链策略，加快制造业迈向高端化的进程。从长远看，地缘政治变局无法逆转三个大势，即无法逆转全球化大势、无法改变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竞争优势、无法阻碍中国制造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必然趋势。1、当前地缘政治变局并未打断我国制造强国建设进程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比较优势减弱，绿色发展要求迫切。同时，全球制造业格局加速调整，国际产业转移和发展趋势发生重要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面临高端回流和中低端分流的双重压力，迫切要求我国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提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中国将制造业定位成“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提出建设制造业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力争通过三个10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经过近10年的努力，我国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推动制造业产业迈向高端，制造业综合实力、创新力和竞争力迈上新台阶，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4年位居全球第一，产业链配套能力全球领先，具备体系完备、配套完善、组织协作能力强的优势，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较为稳固，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在当前贸易壁垒和地缘政治风险等外部冲击下，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并未扭转，反而更加坚定了我国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打造自主可控、高度安全供应链的决心，我国制造业向高端迈进的步伐不但不会被打断，反而进一步倒逼国内制造业企业加快补短板、锻长板，中国制造强大的韧性和发展潜力更加凸显，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增强。2、地缘政治变局在短期内造成我国制造业外循环不畅地缘政治变局的确暴露了我国制造业产业链存在的技术短板等薄弱环节，短期内我国制造业部分原材料、关键零部件“断供”风险加大。近年来美国陆续颁布《国家安全战略》《通胀削减法案》《芯片和科学法案》以及提出印太经济框架等，将我国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限制有关芯片企业在我国开展正常经贸与投资活动，日本也从2023年7月对23类制造芯片的设备和材料实行出口限制，旨在彻底限制向我国的出口。欧盟也逐步禁止使用华为、中兴两家企业所提供的5G网络服务，发布经济安全战略提案，管制对外投资和出口。美国及其盟友一系列“小院高墙”对抗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阻断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大循环的路径，部分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因供应链运行出现故障甚至断裂而导致运转不畅等问题，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出台政策法规将我国企业和科研人员限制在部分产业链创新链之外，关键领域知识技术的外循环也受到阻碍，制造业发展面临游离于全球核心创新网络之外的风险。此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格局呈现区域化、本地化、短链化特征，一些跨国公司将我国部分产能转移至周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加剧了我国制造业产能被动转移的压力。但与此同时，完善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的规模体量也提高了我国制造业抵抗外部风险的韧性水平，不至于因局部环节外循环不畅而造成全局性影响，短期内我国制造业面临的外循环堵点问题也进一步推动企业积极破局自救，加快在短板环节实现创新突破，未来我国制造业也完全可以依靠技术、制度等要素禀赋形成新的比较优势。一方面，中国制造的质量、品牌、技术优势不断强化，创新长板有望进一步强化。目前，我国在一些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领域已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正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制造业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许多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高铁动车组、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轨道交通设备和通信设备、新能源开发应用、新能源汽车产业领域，无论是技术还是产能均处于领先地位，在5G、新一代人工智能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与美德日共同居于中心地位。通过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我国制造业完全可以抢占今后一个时期制造业发展的制高点，在新赛道和重要产业链上建立领先优势来增强产业链安全。另一方面，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拥有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完善的产业配套和强大的制造能力，在研发设计、加工制造、产品服务等方面仍具有较低成本，因而在中高端产品中的价格优势依然非常明显，依然可以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和产品中保持价格优势，同时，在中高技术产品中形成更加综合的成本优势。3、地缘政治变局无法逆转三个大势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化合作与深度渗透同样是大势所趋。随着产品内分工的不断深化，许多产业链已经实现了高度全球化，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掌控所有产业链的所有环节，只有整合全球资源才能生产出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推动下，以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也正在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底层驱动力，同时技术的演变也将为经济全球化带来新机遇，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不会出现根本性逆转。并且，全球产业链的构成始终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的，实现全供应链可控和全产业链安全也并不经济，因此，无论是“脱钩断链”还是“小院高墙”都违背了市场规律，从长期看这种做法不可持续。作为反映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指标，全球货物贸易也保持了稳定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全球商品贸易占GDP比重达到50.49%，远高于2019年43.91%的平均水平，这也说明经济全球化趋势的现实基础没有发生根本性颠覆。中国制造具有不容忽视的全球竞争优势。我国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比值逐年上升，并不断朝着高端升级，技术创新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也为全球制造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目前，我国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跻身世界前列，占据了光伏、新能源汽车、家电、智能手机等重点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和核心枢纽，很多出色的本土企业凭借不断跃升的创新能力，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的活跃主体。随着我国不断推进传统制造业优势领域锻长板，持续释放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潜力，制造业将加速向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作为全球供应链、需求链的双核心，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势必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将更加深入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从供给端看，中国制造为世界提供稳定供给，给面临诸多风险挑战的全球供应链注入了更多确定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无法回避中国制造。从需求端看，凭借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我国市场空间广阔，纵深不断延展，已经成为各国诸多行业的关键需求节点，必将为提升全球制造业总需求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拥有高度的联系性和辐射力，通过积极推进同各国的产能合作，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全球产业链，以中国制造的外循环进一步激活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大循环。（作者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
宋黎磊 常晨：俄乌冲突下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的角色变化及影响
【内容提要】由于入盟时间晚且国家实力不足，中东欧成员国往往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政策下载者”，即“追随者”角色，其政策诉求和利益诉求常被欧盟所忽视。俄乌冲突使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获得提升，其在欧盟中的角色定位也随之发生调整。在俄乌冲突中，中东欧成员国积极推动欧盟出台对俄制裁政策。同时，塑造“俄罗斯威胁”的话语叙事与“反俄”立场，使“去俄化”与欧盟“去风险化”的利益诉求相重合，助推欧盟的经济战略泛安全化。此外，中东欧成员国在安全领域所采取的政策，也使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所推动的“现实版”战略自主被弱化。俄乌冲突使中东欧成员国将其政策偏好上传至欧盟层面的意愿和能力获得强化。中东欧成员国从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政策的“追随者”逐渐变为欧盟制定对俄政策的“引领者”。然而这一角色能持续多久，仍待观察。【关键词】俄乌冲突 欧盟 中东欧成员国 欧洲化 一、引言自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局势持续动荡，并成为大国地缘政治竞争的前沿阵线。在俄乌冲突催化下，欧洲地区秩序正处于调整重构阶段。中东欧成员国由于入盟时间晚且国家实力不足，往往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扮演着“政策下载者”，即“追随者”角色，其政策诉求和利益诉求常被欧盟忽视。俄乌冲突发生后，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的话语权有所提高，从单方面的“政策下载者”变为俄乌冲突中的“政策下载者”与“政策上传者”（即“引领者”）的双重角色。当前，中东欧国家强调依托北约的安全合作、弱化欧盟战略自主的政策逻辑。这种逻辑不仅影响了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也间接影响着欧盟的对俄政策。当前，学界往往把目光聚焦于俄乌冲突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研究主要是从对外政策、政党两个角度分析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有观点认为，由于中东欧国家存在不同的威胁感知与相互依赖，因此在俄乌冲突发生之后，中东欧国家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政策并不相同。有学者分析了俄乌冲突对于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选择的影响，并从政党角度讨论了俄乌冲突对中东欧国家的影响，俄乌冲突使中东欧地区的疑欧主义持续发酵，匈牙利、波兰等国家的疑欧主义立场更加激进。有学者分析了俄乌冲突对激进右翼民粹主义者行为的影响，这些政党抓住俄乌冲突的机会，利用与战争有关的经济焦虑，散播反精英和反建制的言论，以此获取选举利益。不过许多民粹主义政党改变了对俄罗斯的立场，淡化了本土主义，以适应俄乌冲突爆发后的舆论变化，但是不同政党面对俄乌冲突的反应和立场并不相同，也有政党仍然支持俄罗斯。另外，有学者将目光转向了俄乌冲突后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的新进展，并认为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的显示度明显上升。为了能够进一步巩固欧洲，中东欧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和申根区方面也取得进展。有观点指出，当前欧洲政治生态正在发生“中东欧化”。大多数研究重视俄乌冲突对中东欧成员国的影响，却较少关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成员国的政策选择对于欧盟对外决策的影响。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应对危机，尤其是制定对俄政策时扮演了什么角色？其政策立场对欧盟在制定对俄政策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从欧洲化的视角出发，借鉴角色理论中有关国家角色转变的论述对上述问题加以讨论。本文将中东欧成员国视作一个整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要讨论所有中东欧成员国，事实上本文将聚焦于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的利益偏好与政策选择，如波兰、捷克、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等国。虽然任何一种政治现象都会存在特例，但个别情况或是微弱声音并不会影响整体发展趋势和特点。二、欧洲化：中东欧成员国角色变化的分析视角根据克劳迪奥?拉达利有关欧洲化的定义，“欧洲化”是一个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程序、政策范式、做事风格以及共同信念和规范的构建、传播以及正式制度化的过程，这一过程首先在欧盟中得到界定和巩固，然后纳入成员国国内话语、身份认同、政治结构和公共政策的逻辑中。根据适当性逻辑，欧洲化是成员国、候选国或第三国对欧盟的权威和合法性、治理模式或规范和规则感知后产生的结果。有学者将“欧洲化”进程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把欧盟政策传导至国家层面的政策“下载”（downloading）层面；另一个是把国家政策传递至欧盟层面的政策“上传”（uploading）层面。欧洲化的“下载”过程可以被概念化为成员国国内的变革过程，在此过程中，成员国调整其决策流程、政策和机构等，以适应新兴欧洲治理体系产生的新实践、规范、规则和程序。“上传”过程则着眼于成员国塑造欧盟的政治结构、政策和机构。在欧洲化过程中，欧盟养成了建立共识的思维习惯，进行协商和达成共识成为欧盟和成员国外交决策的重要特征。因此，多数时候成员国不得不选择“下载”欧盟政策。不过，成员国国内政治和欧盟政策的兼容性越低，适应压力就越大，国内的适应成本也就越高。为了降低成本，成员国试图将其利益偏好和国家政策“上传”至欧盟层面。也就是说，欧盟政策与国内政治的兼容度是影响成员国是否选择“下载”的重要因素。有学者将欧洲化的“下载”和“上传”两个维度联系起来，讨论成员国在应对欧洲化方面所采取的策略。从“上传”意义来看，成员国是否选择“上传”以及能否“上传”成功取决于其政策偏好和行动能力。博泽尔认为这两个因素大多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因此经济发达国家更有可能设定（欧盟）步伐（Pace-Setting），充当欧盟的领跑者和政策制定者，因为他们有上传政策所需的资源。经济欠发达国家缺乏上传所需的政策偏好或行动能力，又由于适应其他成员国所上传政策的成本太高，这些国家往往拖后腿（Foot-Dragging），其目的是阻止或推迟其他成员国上传政策。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国家往往具有中高水平的监管和中低水平的行动能力，因此经常持观望态度，既不主动上传政策，也不反对别国上传政策，这种国家可以被称为骑墙派（Fence-Sitting）。想要成为成功的“上传者”，需要成员国有强烈的意愿和足够完成政策上传的实力。“上传”成功的机制和条件在不同政策领域和不同情况下存在着差异，不过，影响“上传”有效性的因素一般有两种：物质和观念。观念因素对于成员国在议程设定阶段的影响至关重要，对身份和利益的界定可能会因国家内部或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也可以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合作和积极互动来重建，行为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促进“角色认同”的发展。当欧盟部分成员国就某一政策达成统一观念，就有可能将该政策提上制定日程。而在决策阶段，物质实力如监管能力、经济实力、技术发展水平等占主导地位。本文关注中东欧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中将其政策偏好上传至欧盟层面的有效性，并借鉴了角色理论有关国家角色变化的论述来定义中东欧成员国的上传行为。角色理论认为，体系的变化会促成国家的角色转换。俄乌冲突作为影响欧洲政治体系甚至国际体系的重大历史事件，促成了中东欧成员国对自身角色定位的转变。角色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国家的角色身份影响了其政策选择。中东欧成员国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安全挑战，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又将对抗俄罗斯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目标。可以说，俄乌冲突给中东欧成员国提供了将其政策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的机遇，改变了中东欧成员国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即成为欧盟对俄政策的“引领者”。同时，俄乌冲突改变了欧盟的对俄认知，使欧盟更加重视维护自身安全和对抗俄罗斯威胁，这与中东欧成员国向来视俄罗斯为重大威胁的观念不谋而合。这些观念使欧盟允许中东欧成员国上传其利益偏好。法德两国在俄乌冲突爆发初期的领导缺位也为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部发挥影响力提供了实践机会，强化了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对俄政策中的“引领者”角色。此外，中东欧成员国一直在提高自身对抗俄罗斯的实力，例如波兰就为寻求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单一依赖进行了多年准备。中东欧借助美国的影响力，提高了中东欧成员国上传政策偏好至欧盟层面的声势和能力，美国也借机加强了与中东欧成员国的联系，不断将战略资源投放到东欧，为中东欧成员国成为欧盟应对俄乌冲突中的“引领者”提供了额外支持。三、中东欧成员国加入欧盟以来的角色变化（一）单一“下载”阶段：“追随者”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为了能够顺利加入欧盟，开始清除自身的“苏联痕迹”，按照欧盟的固有标准重塑自身，并试图成为西方价值观的新一代支持者和传播者。这不仅是为了回归欧洲，也是为了能够获得欧洲大国的保护。为此，“欧洲化”成为中东欧国家在制定国内政策时所需要重点考虑的模式。随着入盟进程的开始，在那些受到欧盟监管以及约束的政策领域，“欧洲化”成为中东欧国家唯一的政策模式。入盟的压力也导致中东欧国家在地区政策、社会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各个领域发生巨大变革。以斯洛文尼亚为例，1997年12月，欧盟决定启动与斯洛文尼亚的入盟谈判。为了能够达到入盟要求，1997年7月15日，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批准了《欧洲协定》。欧盟委员会在1998年12月提交的有关中东欧国家入盟进展的报告显示，斯洛文尼亚符合哥本哈根的政治标准，此外，斯洛文尼亚在内部市场、司法和内政等大部分法律领域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物价的自由化也取得了进展。另外，斯洛伐克也为达到入盟标准做了一系列努力，例如加快立法、执行哥本哈根政治标准以及进行经济改革等。时任副总理帕沃尔?哈姆齐克曾表示，斯洛伐克将在2004年1月1日之前做好加入欧盟的准备。2000年，斯洛伐克政府批准了《国家法律采纳计划》（修订版），重点是加强法治和行政能力，此外，斯洛伐克又通过了少数民族语言法以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入盟前，中东欧国家和欧盟处在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中，欧盟在这些国家的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更具强制性的影响力，此外，身为候选国的中东欧国家无法像正式成员国一样从内部影响欧盟的政策制定。2004年和2007年，欧盟分批进行了东扩，在这一过程中，中东欧国家普遍经历了“欧洲化”进程，即在欧盟推动下的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过程。在尼斯峰会上，欧盟要求中东欧国家的中央银行法必须与欧元体系的要求相适应，同时提出了汇率机制、财政赤字等具体的政策要求。除了最初入盟所要求的强制执行条件以及附加条件之外，中东欧成员国还面临着政策下载的其他方面，例如经济、人权等。在推动中东欧成员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同时，欧盟也帮助中东欧成员国调整经济政策，例如制定吸引外资的政策。最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对此相当谨慎。但为了顺利入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除斯洛伐克外，所有申请国都设立了投资促进机构。对欧盟政策的持续下载也使中东欧成员国的身份和利益不断被欧盟价值观重构，入盟后，中东欧成员国在部分欧盟政策领域的遵守情况要比入盟前更好。直到现在，中东欧成员国仍然进行着“欧洲化”的政策下载，其政策选择也受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可以说，中东欧成员国在各个领域的政策选择都受到了作为经济力量、制度力量以及观念性力量的欧盟影响。在这些力量的影响下，中东欧成员国如果想要在欧盟制定政策时维护自身的价值观与国家利益，就需要与欧盟进行谈判和博弈。然而，由于自身实力不足，在大多数时候，中东欧成员国很难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上传至欧盟层面。但是，机会仍然存在。中东欧国家入盟以后，在欧盟现有的决策结构与决策机制下，在某些问题上，欧盟无法绕开中东欧国家而单独解决问题。2007年，中东欧成员国就试图将自身的政策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在2007—2013年的中期预算谈判中，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不满英国提出的方案，联合德国、法国等国共同反对英国方案。经过艰难谈判，2006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2007—2013年的中期预算方案。此次预算方案的顺利通过不仅使维谢格拉德集团满意，也加强了波兰在欧洲理事会中的作用。但这时的中东欧成员国想要将自身的政策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仍然需要借助德法等国的力量。（二）“下载”与拒绝“下载”并行：“追随者”与“反叛者”中东欧成员国国内文化、政治土壤与欧盟老成员国并不完全相同，新老成员国的差异性一直存在。中东欧成员国的欧洲化进程也未能使新老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性完全消失。这种差异性导致中东欧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有时会与欧盟政策相冲突，尤其是在移民、经济和价值观等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部扮演着“边缘者”角色，无法将自身的利益诉求传达到欧盟层面。在欧盟中，部分中东欧成员国也常常被其他国家贴上不符合欧洲价值观的“标签”。在老成员国完成政策上传时，中东欧成员国为了降低适应成本，则会扮演欧盟政策的“反叛者”角色。中东欧成员国不符合欧盟利益和老成员国要求的国内决策常常遭到批评。近年来，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一些中东欧成员国在司法改革、媒体管控等问题上，采取了与欧盟整体价值观不一致的政策。为了使中东欧成员国实行的政策更加符合欧盟价值观，欧盟往往会利用经济手段敲打这些国家。以匈牙利为例，自青民盟执政以来，匈牙利与欧盟在人权、民主等价值观领域的冲突不断增加。2010年，匈牙利通过新《媒体法》以加强对媒体的监督。自2011年以来，政府主导的力量开始控制公共媒体，青民盟掌握了影响力较大的媒体，独立媒体受到打击。欧盟对此十分不满。2018年，欧洲议会议员要求理事会审查匈牙利是否有违背欧盟价值观的风险，需审查的问题包括匈牙利的选举制度、司法独立及尊重公民权利和自由。随后，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要求对匈牙利启动《欧盟条约》第7条，根据这条规定，若成员国严重违背欧盟价值观，欧盟有权予以惩罚，包括制裁该国，甚至剥夺投票权。2021年6月，匈牙利通过的有关性少数群体（LGBT）法案遭到了欧盟的强烈反对，欧盟要求匈牙利修改其国内政策，并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防止匈牙利继续违背欧盟价值观。欧盟对匈牙利的制裁也使得该国无法获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5%的疫情救助资金。与匈牙利相同的是，波兰也经常被欧盟指责存在人权问题。2016年1月，为了防止波兰对欧盟法治的系统性威胁升级，欧盟委员会针对波兰首次启动了法治框架（Law Framework）。2017年12月，欧盟对波兰启动了《欧盟条约》第7条。2021年10月，欧盟最高法院裁定欧盟每天对波兰罚款120万美元，以防止其对欧盟法律秩序和价值观造成“严重且不可挽回的伤害”。比利时首相亚历山大?德克罗对此表示，欧盟成员国不能在拒绝欧盟价值观的同时，把欧盟当作“提款机”。2022年2月，欧盟决定冻结专门用于波兰和匈牙利的410亿美元的新冠疫情恢复资金。在欧盟内部，由于自身强大的实力和国内强烈的意愿，老成员国往往可以将自身的国家利益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与法德等老成员国不同，中东欧成员国则经常是被忽略的“追随者”角色，然而当中东欧成员国国内政治与欧盟政策的兼容度太低、所需的适应成本太高时，中东欧成员国就会差异化实施欧盟政策，如果这种差异化实施没有得到欧盟允许或是不符合欧盟固有的价值观，那么中东欧成员国就会引起欧盟关注并受到惩罚，被欧盟视为需要重点关注的“反叛者”。随着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的连续发生，欧盟陷入多元政治困境，经济下行，疑欧主义上升。中东欧成员国与欧盟的分歧不仅出现在价值观领域，也出现在外交领域。以难民危机为例，1990年签署的《都柏林公约》一直以来都在解决欧盟难民问题上发挥着作用，然而在2015年的难民危机中，欧盟的传统机制受到了挑战。难民政策属于欧盟与成员国在欧洲一体化中共享权能和职责的领域，也就是说，在难民问题上，欧盟可以制定统一政策，并要求成员国一同遵守。然而，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由于欧盟的难民配额制方案遭到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拒绝，欧盟一直难以制定和落实统一的政策。虽然由于欧盟自身决策结构特点，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存在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在大多数时候中东欧成员国扮演的仍然是欧盟政策“追随者”或者“反叛者”的角色，很难将政策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三）自身利益诉求的“上传”：“引领者”中东欧成员国角色发生明显变化的时刻出现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部的显示度提升，不再是欧盟内部的边缘化国家，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的立场也成为欧盟制定对俄、对乌政策的重要参考。至少从欧盟对俄乌冲突的反应来看，当前的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部颇具影响力。俄乌冲突背景下的中东欧成员国具有了将国家利益偏好上传到欧盟层面的意愿和能力，影响了欧盟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倾向。俄乌冲突为中东欧成员国提高自身在欧盟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这种影响力已经显现在欧盟的对俄政策上。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法德两国仍然希望能够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2022年5月，德国总理办公室表示，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敦促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直接且认真的谈判”。两国一再强调乌克兰和俄罗斯开展双边对话的重要性。然而，俄乌冲突使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本就脆弱的信任变得更加摇摇欲坠，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成员国对和平解决俄乌冲突不抱希望，尤其是波罗的海三国对俄态度变得十分强硬，在增加军事预算开支的同时，纷纷支持北约和欧盟对俄罗斯迅速开展全方位制裁。此外，这些中东欧成员国还希望欧盟能够在能源领域迅速与俄罗斯脱钩，即使它们在能源上依赖俄罗斯。中东欧成员国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威胁，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也使欧盟意识到中东欧成员国的担忧似乎是正确的。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整个欧盟对俄罗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开始在政策上回应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的担忧。2022年5月31日，欧盟宣布到2022年底禁止进口俄罗斯近90%的石油。2022年8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表示，欧洲的中心正在东移。法德两国虽然在一体化问题上存在冲突，但多年来他们一直密切合作，推动着欧洲合作。但是在俄乌冲突上，两国却没有做好应对准备。法国总统马克龙仍然坚持希望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间的和平谈判，甚至表示向俄罗斯提供安全保证是和平谈判的要点，这引起了中东欧成员国的强烈批评和反对。德国在终止进口俄罗斯能源上比中东欧成员国晚得多，对援乌也抱有审慎态度。此外，两国在军事、能源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多，目前来看，两国很难带领欧洲走出俄乌冲突的阴霾。可以说，在政治上，甚至是在文化价值观上，法德在俄乌冲突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缺位给了中东欧成员国引领欧盟对抗俄罗斯以及塑造“反俄”叙事的机会。四、俄乌冲突下中东欧成员国的角色调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成员国一直处在政策反应的最前沿，包括积极对抗俄罗斯、快速援助乌克兰以及收留来自乌克兰的数百万难民，这些行为显示出中东欧成员国一定程度的领导力。中东欧成员国对俄乌冲突的态度也成为欧盟相关决策的重要参考。（一）积极推动对俄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大部分中东欧成员国采取了激进的“反俄”政策，积极领导并参与欧盟的对俄政策制定。以波罗的海三国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一直将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在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威胁被具象化，中东欧成员国的“担忧”被证实。以波兰为代表的大部分中东欧成员国国内的“反俄”共识非常强烈，它们也试图将这种共识传导到欧盟层面。在俄乌冲突爆发初始，波兰、立陶宛等国就呼吁欧盟全面禁止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此外，这些国家快速同俄罗斯能源“脱钩”。2022年3月29日，波兰政府绕过欧盟，单独宣布禁止进口俄罗斯煤炭，成为欧盟第一个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的成员国。4月，在欧盟尚未做出对俄能源制裁的情况下，波兰政府就通过了一项禁止进口俄罗斯能源的法律。4月2日，立陶宛也随之宣布，将立即停止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然而，在欧盟以往出现危机时经常扮演“引领者”的德国却一直反对立即禁运俄罗斯能源。4月3日，波兰副总理卡钦斯基指责法国和德国“偏袒”俄罗斯，并要求德国立即停止从俄罗斯购买石油。不仅如此，中东欧成员国还积极推动欧盟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体现在制裁方案中。2023年6月23日，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对俄罗斯的第11轮制裁，其中不仅提出了新的反规避工具，在制裁俄罗斯实体名单中还增加了包括中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第三国在内的87个新实体。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彼得?瓦夫日克表示，希望能够在欧盟第12轮对俄制裁新方案中“消除为俄罗斯提供大量财政资源的四个因素”，例如钻石等。欧盟接受了波兰的提议，2023年12月18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制裁俄罗斯的第12轮方案，其中包括欧盟将逐渐禁止从俄罗斯直接或间接进口、购买或转让钻石等，对在第三国加工的俄罗斯钻石的间接进口禁令也从2024年3月1日起实施。可以说，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的信任感已经完全消失，它们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出台对抗俄罗斯的政策，还推动欧盟持续出台制裁俄罗斯的方案，并在欧盟内部积极塑造“反俄”话语叙事。（二）追求安全利益成为制定对俄政策方针的出发点2022年初爆发的俄乌冲突加速了欧盟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工具手段之间的此消彼长，中东欧成员国用于改善民生的政策工具被暂时搁置，转而倾向于实施服务于地缘政治的政策工具。中东欧成员国加入欧盟的最根本目的是获得经济发展利益，然而，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中东欧成员国的对俄政策更加注重安全利益而非经济利益。中东欧国家是天然气密集型大宗商品生产企业的所在地，工业消耗占欧盟天然气使用总量的27%，因而这些生产国受高油价的打击最为严重。冲突爆发前，捷克、斯洛伐克等国85%以上的天然气都是从俄罗斯进口的。尽管如此，中东欧成员国却是第一批禁运俄罗斯能源的国家。有研究指出，对俄罗斯实施的各种贸易制裁给欧盟造成的经济损失存在很大的不对称性。曾作为苏联卫星经济体的中东欧成员国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比西欧国家要严重得多，有时甚至高出几个数量级。然而，以波兰为代表的大部分中东欧国家仍然坚持推动对俄制裁方案，由此可见，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相挂钩已经成为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在俄乌冲突背景下制定外交战略的重要倾向。经济利益让位于安全利益也成为中东欧成员国对俄政策的重要特点。中东欧成员国追求安全利益的策略驱动欧盟将资源投入到危机管理中，用于改善民生的政策工具被暂时搁置。在俄乌冲突爆发前，欧盟严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其40%的天然气和近1/3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实施对俄能源快速脱钩政策，极大地影响了欧盟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多国能源供给紧张、油气价格暴涨，欧盟国家面临着极大的通货膨胀压力。新冠疫情后，欧盟成员国的经济亟待恢复，而对俄制裁产生的外溢影响令欧盟企业持续承压，高通胀、利率上升以及需求疲软造成的损失远比欧盟预期要严重得多。欧盟委员会预测，2024年法国、意大利、斯洛伐克、比利时等国的预算赤字将远高于GDP的4%。但即使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欧盟的对俄制裁仍然持续加码，制裁范围不断加大。欧盟坚持对俄罗斯极限施压，显然没有将经济问题放在优先地位。包括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中东欧成员国要求欧盟对俄罗斯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欧盟委员会顺应这些中东欧成员国的要求，也表示希望法国、比利时等国能够切断剩余的天然气进口。受到中东欧成员国的影响，原本坚持“北溪-2号”项目的德国也中止了该项目。即便如此，对俄的强硬态度并不意味着中东欧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中完全放弃了经济利益，其对本国经济利益的维护主要体现在对乌政策上。在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中东欧成员国在支持乌克兰的态度上十分坚决，援助乌克兰也已经成为欧盟的政治正确，然而当欧盟的对乌政策严重危害到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时，中东欧成员国仍然选择维护本国利益。以乌克兰粮食禁运争端为例，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三国拒绝执行欧盟对乌克兰农产品运往周边国家禁令的解除政策，仍然单方面限制乌克兰粮食进口。2023年12月8日，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4个中东欧国家的农民组织呼吁欧盟停止从乌克兰进口免税农产品，并呼吁相关国家共同行动，统一清单，扩大对乌克兰农产品的进口禁令。斯洛伐克新任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理查德?塔卡奇表示，他完全赞同会议的结论，并承诺在最近的欧盟农业理事会会议上向部长级同事提交公报。由此可见，在俄乌冲突面前，中东欧成员国并未完全放弃经济利益，这些国家在对乌的非军事政策上显示出了维护经济利益的迹象。（三）增强军备实力俄乌冲突爆发后，中东欧成员国主要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路径来提高自身军备能力以抵御俄罗斯。一方面是通过内部路径制约俄罗斯。中东欧成员国通过增加军费、增加服役人数、发展军备等来提高自身军事实力。一直以来波兰都将俄罗斯视为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加强本国的军备建设也成为波兰国家战略的优先选项。2022年3月，波兰总统签署了《国土防御法》，并设立了武装部队支持基金。此外，波兰政府还将2023年的军事预算提高到了GDP的2.8%。波罗的海三国以及一些东欧国家在北约内部主张将军费开支标准提升至占GDP2.5%。除了增加军费开支外，中东欧成员国积极推动本国国防工业现代化。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加速了中东欧成员国武装部队的现代化转型，大部分中东欧成员国向乌克兰运送了苏联或俄罗斯制造的武器作为援助。根据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布的《2023年军事平衡》报告，捷克、波兰等多数中东欧成员国捐赠了许多苏联时代的装备，清空了旧时代的军备库存，给本国的国防工业现代化提供了机会。除此之外，中东欧成员国还利用小多边和次区域防御模式推进其安全政策，逐渐成为欧盟内部一股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例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维谢格拉德集团重视V4战斗群的建设，该战斗群将在《战略指南针》的背景下开展军事机动项目，同时扩大联合训练和演习活动，以提高战备水平和互操作性。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外部路径制约俄罗斯，中东欧成员国主要通过与美国和北约强化军事合作以抵御俄罗斯带来的威胁。2023年5月，捷克与美国签署了防务合作协议（The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根据协议，美国将帮助捷克更换捐赠给乌克兰的装备以推进捷克的武装部队现代化。2023年9月，波兰与美国签署了购买486件“海马斯”高机动火炮导弹系统发射和装载装置的协议，这一批武器将于2025年开始交付。此外，波兰国防部还表示将有可能收购“海马斯”系统使用的导弹技术。波兰执政党领导人卡钦斯基还表示，波兰欢迎美国在欧洲增兵50%，他说，“如果美国未来在欧洲的驻军人数能从目前的10万人增加到15万人，波兰将会很高兴”。卡钦斯基还表示，将核共享扩大到北约东翼是有意义的。北约目前的东翼战斗群已经从原来的4个扩大为8个，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以及斯洛伐克均部署了新的多国战斗群。这种增强北约东翼军事力量的行为已经改变欧盟内部安全重点，也导致目前北约的安全重心偏离了法德轴心。在中东欧成员国极力营造的“俄罗斯威胁”氛围中，欧盟成员国感到了强烈的安全焦虑。根据欧洲防务局的报告，受俄乌冲突的影响，欧盟2022年的军费开支同比增长6%，超过2/3的成员国增加了国防开支，且老成员国的总体指数增幅最大。俄乌冲突对欧洲地区安全政策最直接的影响是使北约增加了其在东翼的军事存在，从这一角度来看，中东欧成员国增强军备能力的实践使其自身在欧洲地区安全政策中的作用有所增强。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的威胁认知以及话语叙事对欧盟大多数国家的对俄判断产生着影响。瑞典和芬兰早就认识到俄罗斯威胁，尤其是芬兰。而之前没有加入北约是因为对俄有所忌惮，现在俄罗斯无暇他顾，两国便抓住机会加入北约。五、俄乌冲突下中东欧成员国对欧盟决策的影响欧盟扩大以来，中东欧成员国与老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从未停止，但是由于能力不足，中东欧成员国的声音往往被忽视，只能成为欧盟政策的“追随者”。中东欧成员国根据自身国家利益所采取的行动有时也被看作是对欧盟政策的“背叛”。俄乌冲突则为中东欧成员国角色变化提供了机会，在冲突发生后，中东欧成员国逐渐填补了法国和德国在领导欧盟解决冲突上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欧盟对俄政策的实际“引领者”，欧盟机构和其他成员国在应对俄乌冲突问题上也开始吸纳中东欧成员国的政策主张。（一）欧盟“反俄”意识形态逐渐显现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受到了彼此观念以及俄罗斯身份建设实践的影响，关于“我们”和“他们”的话语是在历史创伤发挥核心作用的环境中进行的。冷战结束之后，受苏联沙文主义严重影响的中东欧成员国一直将俄罗斯认定为对本国安全造成巨大威胁的“他者”。2008年4月，斯洛文尼亚首次担任轮值主席时，就推动过反对苏联共产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叙事议程。俄乌冲突爆发后，以波兰、立陶宛为代表的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对俄采取极端立场，这些成员国宁愿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也要快速与俄脱钩，他们积极推动欧盟实施对俄制裁。此外，一些中东欧的北约成员国还试图劝说北约推出统一的对俄制裁措施。2024年1月4日，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克里斯亚尼斯?卡林斯呼吁北约制定遏制俄罗斯的长期战略。中东欧成员国的对俄态度与政策也正在推动欧盟整体形成有关俄罗斯的新的战略认识。以往在对俄关系上常常扮演欧盟政策“引领者”的法德等“老欧洲”国家相对务实。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初期，法德两国仍然主张在对俄施压与对话之间保持平衡，但是法德的主张并未成功上传到欧盟层面。中东欧成员国对俄罗斯有着更强的威胁认知，倾向对俄采取强硬政策，并主张拉拢周边国家共同对抗俄罗斯。长期以来，维谢格拉德集团积极推动西巴尔干国家入盟。然而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2013年以来的近十年间，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并无实质性进展。以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为例，两国分别于2005年和2014年成为欧盟候选国，但入盟谈判迟迟没有启动。俄乌冲突爆发后，在中东欧成员国的斡旋下，西巴尔干国家入盟进程加快。2022年7月19日，欧盟正式宣布启动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的入盟谈判。2022年12月，波黑正式成为欧盟候选成员国，一年后，欧洲理事会决定与波黑开展入盟谈判。2022年12月6日，在捷克的积极组织下，欧盟在阿尔巴尼亚召开欧盟-西巴尔干峰会。在此次会议上，欧盟承诺向西巴尔干国家提供能源支持，并呼吁西巴尔干国家加入对俄制裁。除了西巴尔干国家之外，欧盟也加快了摩尔多瓦、乌克兰以及格鲁吉亚的入盟进程。2022年6月，欧洲理事会决定给予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欧盟候选成员国地位，并承认格鲁吉亚为潜在候选成员国，为欧盟进一步东扩奠定基础。欧盟将制裁俄罗斯列为入盟的条件之一，2023年11月24日，摩尔多瓦为了能够顺利开展入盟谈判加入欧盟理事会对俄罗斯的制裁。这意味着欧盟将东扩视为应对当前欧洲地缘政治局势和加强欧盟安全的一种方式，并开始为与俄罗斯进行长期全面对抗做准备。在“反俄”意识形态下，欧盟采取了在正常情况下会遭到各方强烈反对的措施，例如欧盟向第三国提供致命武器援助、为乌克兰难民提供庇护等。在乌克兰难民问题上，中东欧成员国一改以往对难民摊派的反对，积极接纳乌克兰难民。欧盟也在俄乌冲突爆发仅6天后，首次援引2001年临时保护指令，达成保护协议，给予乌克兰难民临时居留权。不过，该保护协议仅适用于乌克兰难民，而这一要求是为了回应以波兰为代表的成员国的诉求。在中东欧成员国的推动下，欧盟对待乌克兰难民的方式与对待叙利亚难民的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俄乌冲突强化了欧盟在意识形态上的“恐俄”与“反俄”，欧盟的“反俄”意识形态通过经济制裁、强硬的军事和外交姿态、利用地缘政治迅速推动“去俄化”等多种方式显现。欧盟在经济、军事、舆论等方面与俄罗斯进行对抗的“反俄”意识形态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内欧盟政治的一项基本特征。（二）“去俄化”与“去风险化”叠加推动经济战略泛安全化俄乌冲突造成的地区安全震荡导致“去俄化”成为中东欧成员国制定对外政策时的首要选项。面对安全威胁，中东欧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体现出强烈的地缘政治色彩。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波兰就敦促欧盟成员国不要屈服于以俄罗斯货币卢布支付天然气的压力，而应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实施全面制裁。2022年6月，欧盟理事会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石油禁令。尽管欧盟曾明确表示出于解决粮食危机的需要，对俄制裁不会涉及俄罗斯农产品。然而在2024年3月4日，波兰总理仍然表示，会推动欧盟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农产品实施制裁。在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成员国的推动下，欧盟将经济政策当作安全工具，加剧了经济战略泛安全化的倾向。2024年1月，欧盟公布了收紧外国投资审查、加强欧盟出口管制合规性、建立对外投资风险监测与评估机制、管制军民两用商品出口以及确保欧盟的先进技术不泄露给竞争对手五项加强经济安全的新举措。这一系列计划与美国的经济安全举措相类似，但是与美国更加重视对华经济安全策略不同的是，目前的欧盟经济安全战略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更加明显。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欧盟不重视对华经济安全，而是意味着欧盟目前更紧迫的任务是对抗俄罗斯。受到中东欧成员国“去俄化”的影响，当前欧盟对于出口管制、限制产品技术出口等经济安全举措的强调主要是为了对抗俄罗斯，此外，欧盟有关经济安全的政策工具目前也主要用于制裁俄罗斯。欧盟对俄第11轮制裁方案的主要目标就是加强对支持俄罗斯的第三国实体的出口限制，以阻止第三国实体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2024年2月23日，欧盟理事会批准了第13轮对俄制裁措施，新增了对27个新实体的制裁，并对向被制裁实体出口军民两用产品和技术实施限制。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欧盟在经济议题上逐渐回归保守主义，保障经济安全成为欧盟对待国际经济贸易的新范式和重要目标。俄乌冲突以及中东欧成员国的“去俄化”更加助推了这种泛安全化倾向。欧盟经济监管的范式正在迅速从重视自由贸易和经济利益转变为贸易保护主义。2023年3月16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关键原材料法案》（The 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计划到2030年，每年来自单一第三国的战略原材料消耗量不超过65%。2023年10月3日，欧洲议会批准了《反胁迫工具法案》（Anti-Coercion Instrument），允许对向欧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要求其改变政策的国家进行报复。对于欧盟来说，经济安全的首要目标是“去风险化”。中东欧成员国将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相挂钩，“去俄化”是大多数中东欧成员国的诉求，这一诉求传达到了欧盟层面，与欧盟“去风险化”的想法不谋而合，助推了《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推出。《欧洲经济安全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欧盟首次将经济安全置于战略地位，其内外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也由“效率至上”转为“效率与安全并重”，甚至是“安全至上”。这意味着欧盟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过程中，将更加注重“去风险化”，防止敏感技术外流，并降低对俄罗斯能源的过度依赖。但是欧盟内部并未就“何为经济安全”达成共识，而欧盟“去风险化”的路径可能会因概念的不明确而被夸大风险，从而导致滥用相关工具的局面。如果这种经济泛安全化主导了欧盟的经济决策，则有可能令欧盟经济遭受损失。目前来看，中东欧成员国“去俄化”与欧盟“去风险化”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欧盟经济战略泛安全化的实践倾向。（三）“现实版”欧盟战略自主被弱化欧盟层面的战略自主的提出始于2013年，最初它被视为欧盟追求安全防务自主的目标。2016年，欧盟出台《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全球战略》，明确提出追求战略自主，自此，战略自主成为欧盟在国际层面上主要推行的战略目标。欧盟将“战略”与“自主”相结合，目的也是通过自身的战略资源和手段来维护自身利益、拓展价值观以及实现国际目标。当前欧盟以及各成员国对于战略自主内涵的认知存在分歧，总体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法国为代表的成员国认为，欧盟战略自主应该实现完全意义上的自主，即欧盟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赖于其他国家，这种类型的战略自主更具现实意义；另一种是欧盟机构以及以德国、波兰为代表的成员国不希望破坏现有的跨大西洋关系，并且更倾向于借用“战略自主”这一概念来规范和统一成员国的合作行为，这种类型的战略自主更具象征意义。目前欧盟“战略自主”已经从一个有争议的国防政策术语转变成为一个具有普遍化和欧洲化性质的概念，但是中东欧国家的战略自主与“现实版”战略自主的追求并不相同。“现实版”的战略自主强调解决欧盟对北约和美国的防务依赖问题，而中东欧国家则认为战略自主应该是帮助欧盟更好地承担北约的防务事务，将战略自主视作帮助增强北约内部欧洲支柱的工具。如果战略自主的目标是削弱跨大西洋纽带，那么这种战略自主其实会引起中东欧成员国的不安与恐慌。尤其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安全问题上更加倾向于美国，并采取了强硬对抗俄罗斯的战略。中东欧成员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十分乐意加强与美国和北约的军事合作。从历史上来看，北约的中东欧成员国一直是北约的拥护者，也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坚定支持者，它们参与北约在世界各地的维和行动，并在欧洲东翼的集体防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欧盟明确要追求战略自主以来，中东欧成员国一直对此存在着疑虑，担心欧盟追求战略自主的行为会影响跨大西洋关系。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北约通过在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建立多国战斗群，增强了北约的前沿存在。俄乌冲突的爆发所造成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欧盟在安全上更加依赖北约，这导致法国所倡导的“现实版”欧盟自主逐渐被弱化。欧盟战略自主有时被视为一种话语叙事，旨在为决策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理手段，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战略自主”可以被看作一种应对危机的话语机制或者是“能够进行政策创新的话语平台”，所以已扩展到安全以外的领域。例如，当前欧盟试图借助“战略自主”框架下的话语叙事来实现对一些国家，尤其是中俄的经济脱钩，这种被视为话语叙事的战略自主往往会导致欧盟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的加剧。六、结语中东欧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中的作用已经从欧盟的边缘化角色甚至“反叛者”角色变化为对欧盟在俄乌冲突中的决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引领者”角色。在未来西巴尔干六国、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顺利入盟后，根据现有的欧盟投票制度，例如在重大事务中所采取的“一致同意”制和适用于大多数欧盟立法的特定多数制，可以推断，包括上述国家在内的中东欧成员国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提高。在更广泛的议题中，法国和德国仍然是欧盟的引领者和引擎国，但是中东欧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中，尤其是欧盟对俄政策上的领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大部分的中东欧成员国都支持乌克兰入盟，欧盟也试图借助乌克兰和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来壮大自身力量以对抗俄罗斯。不过，欧盟的“扩容”在为欧盟带来更大力量的同时，也极有可能改变目前欧盟内部的政治生态。虽然尚不明确中东欧成员国的“引领者”角色以及其影响将会持续多久，但是从目前来看，中东欧成员国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仍然在持续增强，并且已经造成了实质性的结果。随着西巴尔干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在入盟问题上的推进，欧盟内部中东欧成员国的影响力有可能会更加凸显。可以说，俄乌冲突为中东欧成员国提高和在未来维持其在欧盟内部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目前，大部分中东欧成员国在俄乌冲突中所采取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盟的对外政策。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成员国大肆宣扬俄罗斯威胁，成为制裁俄罗斯的急先锋。美国借机加深了与这些国家的联系，使欧盟无法忽视中东欧成员国的“去俄化”诉求，加剧了欧盟整体反俄挺乌的政策倾向。受到美国和中东欧成员国的联合压力，以往对俄罗斯没有明显威胁认知的老成员国也对俄罗斯采取了与中东欧成员国相似的“反俄”政策。欧盟内部“反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欧盟强调“去风险化”，而中东欧成员国则重视“去俄化”。“去俄化”和“去风险化”相辅相成，加速推动了欧盟经济战略的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以法国为首的国家所强调的“现实版”的战略自主也因为中东欧成员国的影响而弱化，美国利用中东欧成员国的安全诉求对欧盟施加了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力。俄乌冲突以来，中东欧成员国在短期内填补了法德两国在俄乌冲突中的领导力空白。但是其将会扮演多久“引领者”角色？这种“引领者”角色所造成的影响力是否会外溢到俄乌冲突外的领域？未来欧盟内部是否会形成多个“引领者”小团体？这些问题的未来发展仍待观察。 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亚互联互通‘瓶颈地带’的机制博弈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41）阶段性成果。作者：宋黎磊，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晨，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2期 ...
邵六益：数字法学的政法观察
本文提出要从政法的角度理解数字法学就是要恢复数字法学研究中的人民性，借助政治的手段代表亿万分散的个人，对技术资本施加控制。为了将数据世界中沉默的个人解放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能依靠国家的政治上的代表，也只有将数据服务从一种商业行为变成一种公共产品，才有可能避免数据时代放大传统的阶级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民为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