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林兆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显著特点、历史意义等，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全面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
汪晖：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
鲁迅把创世传说从对土的单一叙述中解放出来，把它放在造人与补天两个故事的交接点上，以混乱杂陈的形成呈现所有宇宙的原始质料。在打破一切次第循环的表象的同时，鲁迅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水和海洋的位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各国均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人民意愿，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完全违背了当今时代潮流。 ...
邵春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路径
总之，科技创新、生产要素、产业变革、发展范式四个方面逻辑衔接，互动促进，构成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路径。科技创新是动力源泉，生产要素创新和优化组合是基本内核，产业变革是扩大价值和提高效率的关键，范式创新是引导发展的发展观和方法论。 ...
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通过破除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保证，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问题谋划推进改革，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不行。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新华社专访（全文）
今天，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即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两国关系仍在持续加强。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之外。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基于两国广泛契合的根本利益、深入的互信、强大的民意支持和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我们共同努力维护主权、捍卫领土完整和安全。 ...
陈锡文：农村改革与制度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九十年代初期，党的文件里明确它是农村一项基本制度，是和其他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在其他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是以若干更为基础的农村基本制度为支撑的，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民作为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制度等。 ...
马周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法律审视
虽然目前欧盟仅根据贸易法发起反补贴调查，但不排除欧盟委员会认定补贴事实存在后，进一步对在欧盟拥有经营实体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展FSR调查。届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不仅将面临惩罚性关税，还将面对其欧洲实体采取的各类结构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比海关关税更具破坏性。 ...
李国杰院士：大力出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大大加速了人类向智能时代迈进的步伐，知识自动化的普及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机器涌现理解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应该一分为二，也就是“两点论：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层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它在科学上尚未成熟，还需要做深入的基础研究。 ...
朱汉民：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
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而“道”本质上就是天人合一的体现。中华文化蕴藏着这些独特的思想要素和文化基因，既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上得以生存、延续、发展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华民族能够迎接现代化挑战，能够在近百年的近代化洗礼之后，获得凤凰涅槃式新生的根本原因。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和实践成就
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中国始终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人民的认同与支持。这是世界迈向可持续发展的正确路径，也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共同未来。 ...
李义虎：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跨越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 ...
魏后凯 贾小玲：中国粮食主产区萎缩态势及其福利损失
为遏制主产区进一步萎缩态势，更好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对粮食产销区进行重新划分，明确产销区和平衡区共同保障粮食安全的责任，优化产销区布局，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深化粮食产销协作，构建以主产区为主要力量、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共同支撑的粮食安全保障新格局，确保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任务。 ...
吴敬琏：以改革开放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的当下，人们曾经热切预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等社会需求全方位的“报复性增长”并没有如期而至。因此，深入挖掘阻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和进一步发展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有效的方针和政策，就成为业界、学界和政界人士应当合力推进的当务之急。 ...
郑永年：战争的概率与和平的希望
当今世上，中国希望和平与追求和平的愿望是其他所有大国所不能比拟的，因为近代以来其他大国大都扮演了征服者或战争发动者的角色，而中国则是帝国主义战争的受害者。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认知和中国的自我认知刚好相反。美国把中国定义为有意志在全球范围内挑战美国的国家，但中国的自我认知则是在全球范围内维护世界和平。 ...
邵六益：数字法学的政法观察
本文提出要从政法的角度理解数字法学就是要恢复数字法学研究中的人民性，借助政治的手段代表亿万分散的个人，对技术资本施加控制。为了将数据世界中沉默的个人解放出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能依靠国家的政治上的代表，也只有将数据服务从一种商业行为变成一种公共产品，才有可能避免数据时代放大传统的阶级差距，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人民为中心。 ...
韦森：重读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
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仍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笔者将借最近再读哈耶克的这第一本学术著作，综合介绍和评述一下他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发现，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仁的理论关注和深入研究，并期望今天一些主要国家政府的决策层和央行的经济学家们能从哈耶克的货币与商业周期理论中得到一些启示。 ...
张晓晶：金融强国的核心标识：强大的货币与央行
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在“六个强大”中，前两强即强大的货币和强大的中央银行，可以说是金融强国的最核心标识，是金融强国的纲；后四强是金融强国的重要支撑，是金融强国的目。这里，我想主要就强大的货币与强大的央行做一些分析。 ...
张海鹏：一个中国：国家统一的全部历史和法理依据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国家统一也纳入到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为什么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理由单纯而且具有崇高的正义感。这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代表中国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有能力解决台湾问题了。 ...
杨国荣：礼乐文明中的乐——《荀子·乐论》解读
注重礼乐文明，构成了荀子儒学思想的重要趋向。这里的礼乐既关乎人禽之辨，也涉及文野之别。从内容看，礼与乐既相互关联，又有不同侧重。作为规范系统，礼以别异为指向；乐则首先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并以合同为特点。这一意义上的乐既具有价值的引导意义，又与人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
赵燕菁：信用危机的管理
在金融危机时资本市场塌陷的速度和规模远超常规状态，一旦危机出现，救市的速度就要尽量快。两种投资应当并举。相对而言，投资创造货币是慢变量，相当于锻炼健身，货币形成周期较长；在资本市场购买存量资产，相当于静脉注射，能快速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
习近平：携手引领中匈关系驶入“黄金航道”
中国和匈牙利对国际和地区形势的看法相似、立场相近。我们要坚持团结协作，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
陈明：建构文明叙事 提升话语权力——关于大外宣的一点思考
“自我表达不够清晰，攻讦应对不够有力，认同争取不够有效”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目前外宣主流的理论话语或者自外引入，无法完整准确地表述自己，或者只是基于现实需要提出的口号片段，尚未形成系统论述，根本原因则是内宣话语，亟待与时俱进。话语权提升，舍文明论叙事建构别无他途。 ...
周庆安 许涌斌：建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十个基本问题
作为现代人文社科领域的迟来者，新闻传播学由欧洲现代知识谱系衍生而成，对其他学科知识、理论、方法的融合性较强。而回归到中国语境，支撑中国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学科设置、学科内涵、学科评价等方面，既有本土的实践探索，又有外来的知识体系支撑，因此，新闻传播学科主体性、自主性不强的问题日渐突出。21世纪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的场景不断更新，新的社会治理实践不断为学术界提供新的命题。这些命题既有中国本土的观念特点，又有全球发展的开拓创新。于世界而言，这些中国发展的实践超越了传统的西方认知范畴，需在中国语境下构建新理论，探索新答案。因此，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成为近年国内新闻传播学科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本文围绕当前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对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对近年来关于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观点进行总结，阐释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问题。1. 为什么要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当前新闻传播学科处在战略转型的关键节点，同时也是发展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最佳时机。如今，中国为新闻传播实践提供了最具活力的现实场景，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无法在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中加以解释，也超出了西方理论的解释边界，因此，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迫切且关键的。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指导国际传播实践的重要之策，是中国摆脱依附性知识生产、走向知识生产大国的必经之路，以及实现中国新闻传播学自洽与崛起的主要路径。2. 什么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可定义为：在新闻传播学领域，通过研究和实践，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能够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能够反映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特点和规律，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指导。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理论研究、实践探索、人才培养等，只有厘清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特征，才有可能把握整个知识体系。3. 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历史脉络决定了新闻传播各领域的既有知识架构，也体现了学科、学术、话语建设方面的历史经验。2023年，学术界不断回顾和反思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的演变和发展脉络，并通过内在演变和外在影响的梳理，从历史脉络中探索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意义。新闻传播学科方面，有学者从元问题出发，梳理了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以史、论、业务三大板块为支柱的知识图谱，这一系统性的研究视角，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由此总结出，新闻传播学的本质意义是关注对话与沟通以及对共识与秩序的促成，进而推进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理解与融合。4. 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要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推动“两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使中华民族的学科体系拥有自己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当代中国新闻学的灵魂，不仅为新闻传播学提供了理论基础，更是整个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时代化谱写了新的篇章。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其贯穿于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中，是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区别于其他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根本所在，也是面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知识体系创新关键。5. 自主知识体系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处理好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可形象地理解为“内恋”和“外依”的结合。新闻传播学融合了大量的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精华，与众多学科存在着紧密联系，形成了多元异构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框架。多元性的知识基础，使得这个学科具有了复杂的逻辑体系和认识论，同时也为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当前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借鉴国别学、性别学等新学科的经验，实现学科间的交叉和融合。同时，对于知识的吸收也要逐渐从方法论回归叙事的核心，强调基于实践叙事的重要性，从而在实践场域中形成共识性的学术语言，才能在批判的基础上发展现有知识体系，深化丰富性，扩展知识频谱。6. 自主知识体系与世界的关系。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也要注重处理自主知识体系与世界的关系，自主知识体系和世界的关系，主要体现在独立性、融合性两方面。独立性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主要体现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机遇。这要求新闻传播学科改变过度依赖西方学术传统的倾向，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的知识范畴，避免“削足适履”或“隔靴搔痒”地解释中国实践。融合性方面，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并非摒弃过去以工业化文明所形成话语为主导的理论体系，也非自说自话、自我封闭。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需融合多元文明的媒介实践，从而在独立性和融合性间找到辩证统一。7. 实践是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与中国式现代化密不可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影响同样密不可分。应采取实践的视角，在动态关系与具体情景中寻找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与独特媒介实践间的阐释框架。将实践视作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的源头与出路，强调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需扎根中国大地、立足中国实际、回应中国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实践重大问题，面向学科重大前沿，推进中国自主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中国式的平台媒体势必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国场景的知识运用也会更加丰富和完整。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传播场景下，不断进行校验和丰富。8.新闻传播学科设置问题。在建构中国自主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时，优化学科体系、强化学术体系是当前推进自主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当前新闻传播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面临学科外部边界和内在知识结构的调适、学科设置有待革新、学科体系亟待优化、缺乏以中国话语为主导的理论体系几大困境。9. 建成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式方法。深入探讨如何具体建成新闻传播学的自主知识体系，须以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为支撑，形成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完善的学科体系是建成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础，学术体系建设是建成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环节，话语体系建设是建成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表现。10. 自主知识体系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为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条件，应利用这一机遇推动学科知识的本土化、前沿化、多样化，推动新闻学与传播学间的边界消融，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融合形态，将新闻传播学推向更广阔的外部世界。从日新月异的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中系统性地归纳和总结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原创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是推动其发展的关键。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发展路径及其媒介实践，为新闻传播学科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宝贵的经验。十个问题中，前四个是性质问题，体现了学术界试图解决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定位和核心逻辑问题；与其他学科、与世界的关系、实践的意义、自身学科设置等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结构问题，体现了学术界在探索自主知识体系时已深入知识体系的边缘界定；方式方法和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作用，则体现了学术界关注当下、面对时代之问的紧迫感。对于体系内部建设的具体问题，如三大知识体系间的关系、技术变迁带来的影响等，仍需研究和构建，如何理解与践行“两个结合”，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4期P11—P12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题《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十个基本问题》，摘自《编辑之友》2024年1期 ...
黄益平：中国经济的新阶段与数字经济的新征程
要素成本上升与老龄化的挑战相互叠加，意味着如果我国不能大幅提升效率，经济增速或将进一步下滑，甚至快速下滑。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央提出高质量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无论是高质量发展还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归根结底都要大幅提升总要素生产率，重要手段是创新。 ...
张来明：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是生产力中最具有活力、牵引力、竞争力的部分。只有做好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篇大文章，才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 ...
习近平：让铁杆友谊之光照亮中塞合作之路
此时此刻，我们不能忘记，25年前的今天，北约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中国人民珍视和平，但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中塞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成为两国人民的共同记忆，也将激励双方一道阔步前行。 ...
习近平在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致辞（全文）
中法两国同属亚欧大陆，一个在东端，一个在西端；一个是东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一个是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两国没有地缘政治矛盾，没有根本利益冲突，有着独立自主的精神共鸣，有着灿烂文化的彼此吸引，更有着利益广泛的务实合作。 ...
李希光：从寻找对等的西语概念的烦恼中解脱出来
李希光，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为作者于4月20日在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观察者网举办的”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暨《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话语建设重中之重是其相关的关键概念的翻译。这些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概念的西方语言翻译不仅不准确，更会误导国际读者的理解。例如：“中国式现代化”英译成“中国通向现代化的道路”（ a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删掉中文关键词“中国式”。“人类文明新形态”英译成“人类进步的新形式”（ a new form of human advancement），把“文明”一词删掉。“人类命运共同体”英译成“人类共享未来共同体”（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这个概念的翻译增加了“共享”两个字，让人感觉不同文明、不同信仰、不用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难以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什么不能翻英译成“a mankind community of different value systems”？印度学者图苏和已故巴基斯坦学者阿克拉姆教授都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第一次从西化中分离出来的现代化。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什么?它是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的现代化。所以中国提出了中华文明的复兴，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它花了这么多年才想出一个替代模式。西方进入现代性以来，一直在力图将其欧洲地方性的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标准推广成全人类的共享价值体系和普世标准。西方式文明形态是建立在“基督徒(西方人)”与“野蛮人”“西方现代社会”与“东方传统社会”等西方现代性与非西方式文明的二元对立和不平等上的。这种西方式的文明形态在知识生产与知识传播上，把非西方的传统知识视为另类、愚昧和野蛮。自西方现代性潮流席卷以来，西方对东方文明和人类搞了一个彻底的知识体系清洗。现在中国的名牌大学为了保存传统文化，开设了国学院。这只能说明国学在中国的大学里很孤独。西方的大学不搞本民族的国学院，因为，西方的国学知识、价值观、观察问题的立场和方法渗透在他们全部的知识系统里。由于我们的大学有了国学院，其他学科也就“不需要”“国学”知识的传授了，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领域的传播学、商学、法学、政治学等，基本上在照搬西方的学科细分和学科标准。西方人凭借现代性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特别是其研究方法，对非西方文明的正当性行使裁判权，貌似拥有了裁判中华古今文明的真理性的权力。中国式现代化的语文表达在学界看来必须披上西方现代性的语言外衣。在一些人眼里，中国学界需要一套符合西方话语的知识和方法来记录、描述和验证中国式现代化的合理性。这本质上是在西方所设定的单向线性的逻辑话语框架中试图去跟对方“讲道理”，自然是处处被动。长此以往，中国真的没有办法为自己辩护，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和语言总跳不出西方现代性语言和概念的约束。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关键概念在翻译上看，要在精神和思想深处去西方殖民化，从西方现代教育和西方现代语文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在中华文明传承中，除了知识学习体系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就是清华大学早年的教授王国维所提倡的道统。首先中国人在现代教育中的道统已经被遗忘。在传统的西式教育体系影响下，儒家和道家的书被束之高阁，放置在图书馆文史哲类书架上。现代人读中国经典就像读西方经济学或传播学著作一样，被归类为某种特定学科的教材，其他专业的学生即可选择不读。其次，中国人生活上的道统也被忘记了。在中国的传统教育中，中国的经典不仅仅用作死记硬背，还需通过老师身体和精神的结合，对学生进行口耳相传的指导。老师和学生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经典的解读，老师和学生的每一个动作都是活生生的道统的呈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念大学做学问在于通过悟道行善而成为品德高尚的人，在于通过修炼达到人类最高的善，超凡入圣，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的传统教育及书院式教育不是简单术语和概念的学习和记忆。今天中国采用西方的现代化大学教育，大学再有名的教授也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的快递工人。中国传统教育是把“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融为一体的师徒传承。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照搬欧美的现代教育模式，中国文化传承与现代教育的学科建设之间形成了依附关系。西方现代大学的学科建设成为知识传承和知识生产的合法中心。西方大学教育学科分类成了被中国学界视为真理性、先进性和普世性的知识体系，成了中国新旧文明形态合法性的裁判所。中华文明要通过现代西方文明中心和西方现代科学的承认，才能短暂地展示在国际舞台上，如屠呦呦诺贝尔奖。由此可见，非西方的传统文化在国际传播上摆脱西方现代性的话语和知识霸权十分艰难。西方地方性的现代话语体系带给东方文明国家的是牺牲自己的语言、文明、信仰和价值体系，导致各个国家的从本土的人文史地、文明传统、礼仪习俗和民族精神脱离出来。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源自自己的历史现实和中华传统文化，是西方现有话语和理论体系说不通的。中国翻译工作者和中华文明的普及者要坚持主体意识，把植根于中华语言文字的翻译作为国际传播的基石。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界觉得自己的知识体系全是落后的，开始全盘追求西方文明和西式现代化。日本人为描述东方文明发明了“传统”这个汉字词，作为“tradition”的译词，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属于传统文化。从此，“传统”和“现代”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观念和话语体系。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线性思维，“传统的”都是落后的、要被遗弃的。但是，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外国入侵，传统的大一统中国四分五裂，从香港、台湾、蒙古地区、西藏、新疆到东北，都曾遭受侵略者的肆虐。由此可见，中国的未来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的未来不是西方化而是回归自己的传统。如果中国在文化上摈弃传统，中国必将四分五裂，一无所有。“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民主”、“自由”和“人权”等关键概念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里的翻译，应从西方为中心对中文概念的格义，做一个反向格义。在中国的语境中，“人权”不单单只是所谓人民的“选主权”、”选票权“、政客”作秀权”和“表演权”，中文的外文转写要强调中文中的“ziyou”(自由)、minzhu(民主)、renquan(人权），与西方语境和实践中的“弗里德姆”（freedom)“德谟克利希”(democracy)和休门莱特“(human right)在语义上、实践上和道路选择上有本质的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概念的对外交流宣传的外文翻译应该走“本土化”的道路——利用拉丁语字母转写中文中的“ziyou”（自由)、minzhu（民主)、renquan（人权）。自古以来中国对待西来文化有格义和反向格义之说，所谓格义就是把中国本土的经典和理论当成普世标准来决定外来思想和概念是否符合经典和中华文明话语体系里的概念和理念。格义反映的是中国在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时，外来文化经过中国主流文化的同化，融合进入中国文明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取而代之。东汉，佛教作为西来文化想在中国立足。为此，西域高僧在佛经的翻译上寻找佛教与儒教二者的结合点，在语言和概念之形式和内容上做某种改变。例如，用老庄的“无”去比配佛教的“空”，用儒家范畴的“五常”解释佛教的“五戒”。从东汉末年到宋朝前后，经过近千年的交融过程，儒释道合为中国的主体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佛教来到中国，不是中华文明的印度化，而是佛教的中国化。鸦片战争引发的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运动把西方现代性当成历史线性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中国两千年来对外来文化形成的“格义”原则，几乎一夜之间转向了“反向格义”。“反向格义”，就是用西来的理论和概念来比附和度量中国本土的理论、概念和知识。这种“反向格义”不是“师夷长技以自强”，而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变“以中释中”为“以西释中”。在讨论传统和发展时，西方现代化话语好像是最正确的语言。人们在讨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时，常常不加思索的使用这些话语，试图从中寻求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化在国际社会的生存和传承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国文明和中国现代化的话语建设有必要转变到中学为主的立场。以中学为主，对于被西方现代性格义的中国现代化反向格义，把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概念分别用不同的外国字母音译或转写。要学习玄奘为了精确传播佛经，他发动了音译或汉字转写佛经的求真经的运动。玄奘规定音译或汉字直接转录的词包括：咒语、一词多义、找不到恰当对应的本土词、本土没有的东西、人物的名字等。从鸠摩罗什到玄奘，他们把极具异域色彩的词语经过中文音译或创造新的汉语词语转写，极大丰富了汉语词汇，比如今天汉语中的”世界“、”烦恼“、“觉悟”、”解脱“、“苦海”、“自在”、”刹那“、“未来”、“菩提”、“实在”、“舍利”、“佛陀”、“涅槃”、“般若”、“释迦牟尼””等等。在对外传播中，通过汉语拼音转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概念，同样可以丰富当代世界的语言文字。通过对本土关键概念的音译，从文化根基上塑造自己的话语，将其推向世界舞台，有利于中华文明固有或原创的概念和语言的准确交流，推动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发生质的提升乃至飞跃，丰富了人类文语言文字，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新知识体系和语言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