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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强 崔文超：从封闭到开放：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内容提要：封闭是集体产权的本质属性，开放是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既要有稳定的产权预期和清晰的产权边界，又要坚持市场化运作思维和多元化发展路径。城乡关系的重塑，尤其是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加快推进，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地域性、封闭性、功能复合性和股权静态性等性质随之发生变化，脱域性、开放性、功能清晰性和股权动态性逐渐成为其新的特征。但同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认知突破性、经营制约性、治理有效性和政策适应性等多方面的挑战。立足于建设农业强国和实现共同富裕等目标，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遵循从封闭到开放的思路，以市场化为导向，通过城乡联动式改革促进农村集体资源资产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允许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县域内“跨村”配置，有序推进村级组织功能事务分离，走渐进式改革、融合式创新的发展路径。关 键 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城乡融合  封闭与开放  市场化发展 党的二十大作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决策部署。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并首次提出“新型集体经济”这一重要概念。根据该文件的部署要求，中央提出从2017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清产核资任务，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国通过试点先行、压茬推进的方式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为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①。到2021年底，全国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清查核实农村集体土地资源面积65.5亿亩，集体账面资产8.22万亿元，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9.2亿人，已经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6.6万个②。从总体上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明晰了产权关系、划清了产权边界，又摸清了集体资产家底、界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为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创造了条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就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作出重要部署，并明确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的政策内涵和发展途径。从各地改革实践看，经过多年试点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和发展路径更加多元，市场化运行特征也更加明显。与此同时，一些城乡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规模逐渐壮大、权属关系日益复杂，部分地区还开展了突破所有权边界的资本化运作，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也产生了“三权分置”的现实诉求。这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形态和运行机制如何规范，以及担负特殊使命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如何得到有效扶持，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迫切需要解答的重要命题。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后，乡村振兴在全国层面全面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也进入加速推进的历史新阶段[1]。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健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平等交换机制逐步建立，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具体来看，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促进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劳动力、土地、资金、技术和数据等要素流动，既为城市资源要素下乡创造了条件，又使得农村资源要素在超越所有权边界的空间内配置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尽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解决了资源产权不清晰、主体地位不明确等问题，但是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主体分散的公共产权性质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设置、成员管理的封闭状态与市场竞争的开放要求之间仍存在特殊的问题和矛盾[2]。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城乡融合发展呈现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城乡关系的重塑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来新动力，而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又进一步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那么，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内涵、基本特征及特殊属性发生了哪些变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怎样的新挑战和新趋势?未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当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并通过创新运行机制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回答好这些问题，对于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及彰显中国特色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优势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内涵、特征及属性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的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内涵、基本特征和功能属性都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反映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也预示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选择开放式的发展路径。(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内涵农村集体经济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形成的，由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经济[3]。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则是指建立在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能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开展多种形式联合与合作以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形式。相较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保持了合作性、社区性、成员封闭性等内在规定，又拓展了对外合作的空间和要素联合的范围，秉承了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近年来，从实现形式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集体主导、市场运行、股份合作的特征，包含“独立经营”“合作经营”“租赁经营”“参股经营”等多种经营模式[4]。从基本功能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仅具有促进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实现农民就业增收的经济功能，还具有支持乡村建设、服务集体成员、优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功能[5]。从制度设计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6]、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底色、以股份合作为纽带[7]，更加契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2014年7月24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视角，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改革要求，并明确指出要“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办法和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保护成员的集体财产权和收益分配权”。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对内封闭性与对外开放性并存的特征。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内涵，即“农村集体经济是集体成员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通过合作与联合实现共同发展的一种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形式”。不难看出，国家层面将农村集体经济界定为具有一定地域边界和成员边界的封闭性经济形态。但从实践来看，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事实上已经在某些方面突破了地域边界和成员边界，呈现出开放性的发展态势。一些中央政策文件和基层实践探索也在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的开放性寻求边际突破。例如，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提出，“创新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探索混合经营等多种实现形式”，鼓励基层通过股份制、合作制、公司制等现代企业形式发展集体经济。同时，在一些相对发达地区的农村，已经有不少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空间、产权配置和经营管理上突破集体边界[8]，实现从封闭性发展向开放性经营转变。可以预见，未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在产权归属上保持相对封闭性，而在产权利用及资产经营上进一步扩大开放性。(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特征与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相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征：一是产权关系明晰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在清产核资和成员界定的基础上，通过将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明晰集体产权归属，变共同共有为按份共有，为集体经济市场化运营奠定了基础[2]。二是内部治理有序化。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主体缺位，经营管理由少数干部决定，集体成员参与集体经济治理的空间有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要求下的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集体成员能够有效参与经营决策与民主管理。三是经营形式多样化。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实行单一的“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形式，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权能更加完整，不仅可以自主经营，还可以依法成立或参股企业等市场主体，甚至可以联合外来资本、技术、管理要素实行混合经营。四是分配制度灵活化。传统农村集体经济主要采取按劳分配的制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则以按劳分配为主，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按劳动成果分配与按股份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以不同分配方式融合为牵引，构建集体经济运行及分配新机制。总体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体现生产要素的组合方式又涵盖所有制的实现方式，是集体所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属于广义上合作经济的一种特殊形态。(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功能属性第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特别法人”属性。2017年10月《民法总则》颁布实施后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在法律上得到明确。这意味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享有民事权利。具体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特别法人，与一般法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组织形式不同。一般法人主要有独资、合伙和公司制等组织形式，自然人或其他市场主体均可投资成为股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组织形式主要有组级、村级和乡镇级三类，其成员组成与农民集体具有唯一对应性[9]。二是经营目的不同。一般法人以盈利为经营目的，利润最大化是其主要的价值追求；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目的更加多元，不仅包括实现合理利润，还注重发展集体福利事业以及为村庄公共物品提供支持等。三是决策机制不同。对于一般法人而言，投资人的表决权多与其持股比例成正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采取更加民主的决策机制，集体成员享有“一人一票”或“一户一票”的平等投票权，不完全与其出资额、所占股份比例、贡献大小等因素挂钩。不难看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取得特别法人资格，但并非一般意义的市场主体，这是由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特性所决定的，这也导致其无法直接平等地参与市场经营。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特殊产权”属性。农村集体产权是指在一个特定地理区域内，具有成员资格的共同体对集体所有财产的对外排他性享有，具有不完整性、共有性和公益性等特点。农村集体产权的核心要件是集体资源产权和集体成员权。从集体资源产权来看，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属于成员集体。其中，大部分土地等资源性资产的承包经营权、资格权、使用权按照法律和章程规定确权到户；非经营性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统一安排使用和运行管护；经营性资产收益权折股量化到集体成员，并对个人(家庭)持股比例有严格上限限制。从集体成员权来看，其一，集体成员权是一种身份区分和利益分配机制。集体成员权资格的取得和丧失均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成员与非成员间的界限具体体现在集体中所分配的特定利益。其二，集体成员权表现为特定的成员身份以及由此衍生的各项综合性身份利益和合法性权利。其三，集体成员权蕴含着以身份为纽带的资源分配功能和以集体为边界的乡村治理功能。总之，农村集体产权的特殊之处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判定农民是否具有集体成员权的身份要素[10]，由集体成员组成的成员集体享有集体资源所有权，集体成员凭借其成员权和一定分配规则享有除所有权以外的他项权能，这既体现了集体共同利益，也兼顾了个人利益。相较于私有产权，农村集体产权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秉持的价值追求相契合。第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特殊功能”属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特殊功能主要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作具体体现，并表现为经济社会等多重功能。第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兜底保障功能长期存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保障农民住有所居、幼有所育、老有所养、病有所医，防止农民致贫返贫等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11]。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发展功能更加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更完整的市场权能，可以通过构建市场化运行机制促进自身的发展壮大。第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社会服务功能不断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肩负着服务集体成员的天然职责，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并集中体现在村庄公共品供给层面。此外，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可以促进村庄民主制度供给。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将日益社会原子化的农民联结起来，通过形塑治理权威、强化治理资源、推动治理形式多样化等方式，增强农民的集体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农民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12]。二、城乡融合发展进程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转变城乡融合发展在为农村经济带来强劲动力的同时，也使农村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空间布局发生巨大变化，并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组织形态、运行模式、功能定位和股权管理等发生重要转变。这些变化是我国城乡融合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需要正视并加紧应对的基本形势。(一)组织形态从地域性向脱域性转变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村庄地理边界划分集体资源和集体成员管辖权，集体成员与村庄居民身份高度重叠，成员的权利义务相对一致，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然而，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一方面，由城镇化发展、乡村振兴等多重力量共同塑造的乡村建设项目——“村改居”“合村并居”“集中居住”等使部分村庄地域边界和存在形态发生变化[13]。另一方面，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城市人员下乡、农民跨村流动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大量村庄人口流失严重，有的村庄外来人口数量甚至超过原住居民。因此，随着城乡空间布局加速变化和人口加速流动，集体成员和村庄居民的重合度越来越低[1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成员权利的“集合体”，其组织形态也由地域性向脱域性转变。(二)运行模式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明显封闭运行的特征，集体资源只能在村域范围内配置。在这种农村集体产权相对封闭的情况下，集体经济难以平等对接市场，资本、技术、管理等现代要素也相对缺乏。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封闭性的集体产权结构与开放性的集体经济发展需求显得越来越不相适应。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通过出资组建或参与组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农民合作社，与国有资本以及个体、私营和外资等非公有资本进行开放合作[11]，实现对外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吸纳；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制定特殊成员资格条件和认定程序，吸引有能力、有资本、有奉献精神的外来人口管理运营集体经济，并赋予其特殊成员身份；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通过依法吸纳或恢复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等方式，吸引乡贤、退休人员等反哺家乡，有效弥补了经营管理人才不足的短板。从实践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基础上适度扩大集体产权开放性，有利于实现对外合作经营，并能够与市场平等对接，从而克服集体内部资源要素不足的困境。(三)功能定位从复合性向单一性转变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实行“多位一体”的治理模式，各类农村基层组织产权不清、机构混淆、职能交叉等现象突出[15]。其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仅要发展集体经济，还要承担兜底保障、村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社会职能，这不仅使其独立性和自主权受到诸多限制，还削弱了其自主开展市场化运作的能力。自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行以来，不少村庄在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的过程中，探索实施村级组织功能分离改革，有效理顺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多维功能。改革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多位一体”的基层组织架构中分离出来，获得了边界清晰的集体资源产权和功能完整的经济治理权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实现了对村“两委”的“去依附化”，不再直接承担村庄行政事务和村民自治事务，转而聚焦于以市场化手段开展经营活动，同时按照合法程序为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实现了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协调互促。(四)股权管理从静态性向动态性转变集体资产股权管理主要由股权分配和股权流转两大部分组成。从股权分配来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股权管理经历了由“确权到人，固化不变”到“固化到户，动态调整”的发展[16]。传统“确权到人，固化不变”的股权分配制度的目的是减少利益冲突和交易费用，降低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但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一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适应人口自然增减以及城乡人口流动的趋势，推行“固化到户、动态调整”的股权分配制度，其核心是通过家庭内部的利益调节功能实现农村集体股权制度的相对稳定。从股权流转来看，为顺应城乡融合发展趋势，部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股权管理更加注重股权的价值实现与流动性。例如，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村集体设置存量股和增量股两种股份[17]，针对集体存量资产设置的股权是封闭式的，单独规定持股比例与分配方式，具有保护农民集体财产所有权的功能；针对集体增量资产设置的股权则是开放式的，对于这一部分股权则完全按照市场化对待，鼓励股权流转和自由交易。总体而言，随着城乡要素流动性不断加大，集体资产股权管理逐渐从静态性向动态性转变，这为农村集体资产与外部优质资产、技术等相结合，进而破解集体资源要素内部约束提供了可能。三、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面临的新挑战及新趋势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面对的不再是村庄内部的小场域，而是逐渐发展起来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这种内外部环境的改变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挑战，也使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势。(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1.认知突破性挑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体制加快变革，城乡间、群体间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不同村集体成员、社区成员身份交叉重合，凝聚改革共识难度越来越大。从现有文献来看，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未来方向，特别是农村集体所有制是否应长期坚持、混合所有制经济如何发展等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存在争议[18]。从农村集体所有制层面来看，有部分学者认为私有产权更有效率，因而我国农村集体产权也应当私有化[19]；也有不少学者提出相反观点，他们认为私有产权也存在效率缺失的问题，集体所有制则因其可以发挥“统分结合”的双重作用而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20]。事实上，无论是从理论层面看还是从历史经验看，农村集体所有制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高度统一，并在实践中展现能够容纳不同层次生产力的制度优势。农村集体所有制既照顾了集体化时期遗留的所有权主体混合配置的客观现实，又兼顾了制度稳定性与产权设置灵活性，能够降低农村制度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村经济社会整体运行效率。因此，应当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将关注重点从产权归属转移到产权利用和实施上来，通过细化农村产权权利束、激活农村产权经济功能，不断提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运营效率[21]。从混合所有制经营模式层面看，政府和学界对于混合经营是否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仍然心存疑虑。一方面，混合经营把公有和非公有这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联结起来，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与市场平等对接，可以提高市场竞争力[22]。另一方面，混合经营模式下集体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集体成员和管理者利益目标不一致可能出现集体资产流失、农民利益受损等风险[23]。然而，随着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加快，混合经营模式的优势更加突出，不仅有利于集体经济组织引进外部资金、管理、技术等要素，还有利于实现内外部要素的组合生产与优化配置[8]。同时，混合所有制的产权安排有利于发挥产权激励作用，能有效调动各方主体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提升集体经济运营能力。但目前关于农村集体所有制及混合所有制的理论认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城乡融合发展条件下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形式与发展路径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2.经营制约性挑战从现实情况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实际经营中面临市场主体地位不健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发展途径有待拓宽等诸多困境：其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与一般法人地位仍然具有较大区别。实践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破产、清算、重组不具有可操作性，从而导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难以参与竞争性较强的领域。出于对各种风险的考量，一般性市场主体参与集体经济经营的积极性并不高。其二，虽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但农村集体产权和集体成员权仍然相对封闭，农村集体资源仅能在有限范围内配置，外部要素进入的渠道也未完全打通。其三，从发展路径来看，虽然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但不论是资源发包、物业出租还是居间服务，均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应当体现在其现代化产权结构和市场化运行机制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围绕“资产参股”这一途径，通过出资设立或参与设立公司等市场主体，突破“特别法人”限制，间接获得完整的市场地位。这些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仍然面临经营能力不足、管理水平不高、权责不相匹配等诸多方面的挑战。3.治理有效性挑战城乡融合发展使集体成员管理及其由此衍生的社区治理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集体成员管理方面，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村庄人口结构和空间分布日趋复杂化。以“村籍”为边界，农村形成了外来居民与世居居民两类群体；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为边界，农村又形成了集体成员与非集体成员两类群体。同时，随着要素市场化配置不断深化，集体成员权与集体资产股权分化趋势明显。以集体资产股权为划分依据，农村又形成了股东成员、非股东成员、非成员股东等不同类型群体[14]。村庄各类身份及群体权益交织，导致复杂的身份认同冲突和利益纠纷，集体成员权利保障难度越来越大。部分村庄呈现出集体经济“空壳化”和人口“空心化”的双重演化态势，并进一步导致集体经济治理和社区治理主体的对象缺失。少数村庄因地理区位和产业优势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同样给集体经济治理和社区治理带来巨大挑战。一方面，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排他性成本较高，社区公共开支不可避免地由外来人口所共享，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利益受损；另一方面，集体成员权与村民福利和集体收益密切相关，出于收益和福利可能被“稀释”的担忧，本地居民难以形成对外来居民的社区认同，导致外来居民事实上被排除在社区治理之外。4.政策适应性挑战目前，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的政策支持体系尚未根据集体产权制度变革及城乡关系转型的变化进行适应性调整，呈现出不配套、不匹配、不衔接等突出问题。例如，在经营人才方面，多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由村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集体经济的“育人、选人、用人”体系相对滞后，经营管理人才队伍薄弱。即便一些经济实力相对较好、经营业务相对较广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也在引入职业经理人运营集体经济方面趋于谨慎。在税收政策方面，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尚未出台，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产权制度改革前相比税收负担明显变重；同时，税务部门未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纳入税务系统，导致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开展业务时无法在税务部门取得合法票据。在资产管理方面，近年来，国家财政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农业农村发展，许多村庄由此形成大量集体资产，但与之相匹配的集体资产管理机制尚不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账务处理不及时、程序手续不规范、账面管理混乱、财务信息不透明等问题比较普遍[24]。总体而言，原有的政策体系已经无法满足城乡融合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需求，迫切需要加快构建新的政策支持体系。(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趋势1.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集体产权变革指明方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要求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朝着市场化、开放化方向推进。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聚焦于城市，导致农村市场化发展长期滞后。农村市场化的滞后不仅阻塞了城市要素下乡渠道，也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25]。新时代以来，农村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历史时期，农村市场化步伐明显加快。2020年和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旨在打破城乡要素自主流动面临的制度障碍，提高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基础支撑。从现实情况来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薄弱环节在农村，关键短板在于农村要素市场化程度不高。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需要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通过进一步赋权与市场化改革，构建起适度开放、包容性强的集体产权制度架构，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资源资产更加充分的发展权能[11]。2.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为集体经济发展开拓空间新时代以来，国家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及主要任务的变化，适时将城乡融合作为城乡关系演进的新目标，推动农村改革与发展向纵深推进。2017年，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就加快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进行专门部署。202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顺应城乡融合发展大趋势，破除妨碍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的制度壁垒，促进发展要素、各类服务更多下乡，率先在县域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26]。从现实情况来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加速重构的同时，也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一方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突破行政区划限制，推动县域内不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与合作，可以实现发展空间的有效拓展。另一方面，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为城市工商资本、先进技术、管理人才等进入农村提供了通道[27]，有利于促进资源要素在县域范围内优化配置和合理利用。此外，县域城乡融合发展还可以促进县域内产业合理分工，有利于优化乡村产业布局，增进县城与乡村的利益联结和收益分享，使县域城乡之间形成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产业循环。3.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保障新时代以来，国家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并通过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赋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集体所有制框架下，我国农村改革实现了从以所有权为中心的赋权体系向以产权为中心的运作体系转变。农村改革聚焦“赋权、强能、搞活”，在土地、资产、成员等农村集体产权的多个领域实现了实践突破和理论创新[28]。系统化的改革推动了农村产权秩序重构、乡村治理规则重塑和城乡关系转型，农村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和治理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等试点地区在国家制度框架下进行多元创新探索，为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开放式发展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近年来，国家以农村综合改革为引领，以试点试验为支撑，不断强化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4.集体产权权能完善为乡村发展提供平台支撑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推动了集体产权权能完善，而且强化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政府项目承接平台、区域资源整合平台、乡村产业发展平台和生态资源资产化平台的功能作用。具体表现在：第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承接和实施来自各级政府的惠农支农项目，推动中央和地方支农惠农政策落地转化，促进“小农户”与“大政府”有效联结，节约了政府制度执行成本。第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明显的资源整合优势，能够把闲置、低效使用的集体资源通过多种形式盘活，并通过市场化运作获得收益。第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对接产业下乡的组织优势，可以成为产业招引平台，有利于优化乡村产业布局，促进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第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能通过深入挖掘乡村生态资源，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产，将农村的生态优势转化为农民就业增收的发展优势。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实现路径封闭是农村集体产权的本质属性，开放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必然路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在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遵循从封闭到开放的思路，坚持市场化方向和渐进式改革路径，加快推进城乡联动式改革，积极创新发展路径和运行机制，不断强化农民主体作用，健全政策支持体系。(一)推进城乡联动改革，深化集体资源要素赋能长期以来，城乡改革各自为战、缺乏有效联动的问题突出，不仅降低了改革综合绩效，还制约了改革红利的释放。迈入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聚焦一些中观层面的综合改革领域，加快对改革关联性的分析研判，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深化城乡联动式改革[29]，尤其是要重点推进农村集体资源权利分置和权能完善。在土地制度改革方面，要瞄准宅基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和征地制度改革等重点领域推动改革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要重点完善农户宅基地资格权保障机制、使用权流转和退出机制，探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具体方式，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活动，推动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在集体经营性资产方面，要进一步激活股份权能，建立健全集体资产股权有偿退出、抵押、担保和继承等机制。在“三资”管理方面，要搭建县域集体资产监管运营平台，在集体资产决策程序、股权管理、财务管理、合同管理、审计监管、章程修改等方面加强规范化建设，重构集体资产监管运营体系，推进县域内集体经济联动发展。在集体成员管理方面，针对长期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人口，要加快研究制定集体成员权退出方案。针对村集体引入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家、乡贤等人才，可以创新制定集体经济组织特殊成员认定程序与资格条件，建立“有进有出”的动态成员管理机制。(二)创新集体发展路径，推进集体经济融合发展在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树立开放式思维，在村级融合、抱团发展和村企共建等方面加快步伐。第一，支持村级融合。对于有一定经济基础的村庄，要在经营形式、产业业态、生产要素等方面提高融合发展程度。首先，要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自办企业和合作社等方式直接参与市场运作，同时积极引导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和企业经营等多元混合发展。其次，要不断优化乡村产业功能布局，实现乡土产业、农创服务、文旅观光等多业态融合发展。最后，要创新土地、人才、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整合手段，推动集体资产利用效率不断提高。第二，鼓励抱团发展。要以集体产权为纽带，促进村域、乡镇、区片高效联合、抱团发展[27]，促进县乡村三级联动发展，以“跨村联营”“区域共营”“飞地抱团”等方式打破行政分割局面。要通过跨村域、跨镇域乃至跨县域的联合与合作，完成更大范围内的资源集聚和调配，形成“产权在村、产业出村、收益惠村”的新局面。第三，深化村企共建。要加快构建村企对接长效推进机制，鼓励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资产参股的形式与市场主体展开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注重完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企业与农户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股份合作+保底分红”“土地流转+优先雇用”等多种形式促进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三)优化内部治理机制，提高集体经济运营效率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既能体现集体优越性又能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市场化治理机制。第一，加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才队伍。加大力度培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人才，包括经济带头人、职业经理人以及财务、信息化、审计等人员。有条件的地区可探索选举有经营能力的村民、聘请本村的民营企业家、外聘职业经理人等方式，培养选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高级管理人员。要完善集体资产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督促集体资产管理者按照集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开展经营活动。第二，规范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三会”建设。建立健全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代表)大会“三会”组织，规范“三会”运作程序，切实发挥“三会”组织功能作用，保障集体成员在集体经济治理中的决策权、监督权。第三，有序推进农村“政经分开”改革。稳步扩大“政经分开”试点范围，理顺集体经济组织和村委会的职能关系，建立村级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费用分担机制。第四，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信息化建设，完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推动管理系统、财务系统、审计系统、统计系统、监测系统、监督系统的标准化建设，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信息化水平和运营管理效率。(四)强化农民主体作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重视强化农民主体作用，将培育、提升和发挥农民主体性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第一，拓宽农民参与集体经济发展的渠道。着力构建公平、高效和保障集体成员权益的集体经济发展机制，培育提升集体成员自我发展能力、主体意识和实干精神，鼓励集体成员广泛参与集体经济经营决策。第二，建立激励约束相容的动力机制。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抓住多数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共同利益，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集体经济发展目标，以正向激励和负面约束为手段，通过制度建设、政策激励、教育引导，强化农民发挥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第三，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通过统筹收益分配与集体积累、兼顾集体福利与成员增收等途径，形成既保护集体和成员权益，又调动其他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的利益分配格局。要从利益联结视角拓展农民主体性功能与内涵，完善集体经济收益积累和分配机制，处理好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集体积累和收益分配的关系。(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优化集体经济发展环境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必须进一步强化法律保障、制度供给、基层创新和政策支持。第一，完善法律保障。尽快出台和实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义务，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方向性指导。特别是，法律应当明确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资设立或参与设立公司的权利，为破解其平等对接市场的制度障碍，实现开放性发展提供法律支撑。第二，强化制度供给。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围绕监督管理机制和激励考核机制等进行创新，健全集体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完善集体产权交易市场体系，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驾护航。同时，要注重平衡政策要求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冲突，构建风险防范机制，有效隔离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中的各类风险。第三，鼓励基层创新。鼓励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差别化探索，提升基层在实践探索中解决现实难题的能力，推动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良性互动，把集体经济发展中的有效经验总结好、推广好。第四，落实配套政策。要正视基层实践中面临的难点问题，在人才、土地、财政、金融和税收等方面强化系统性支持，构建适应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求的配套政策支持体系。注释：①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伊始，广东等珠三角地区就开始自主推行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期，山东、北京等部分地区也开展了相似的改革探索。2005年，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开始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2015年，中央决定在29个县(市、区)开展“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这些地区的试点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度、有特色的创新举措，为中央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顶层设计并从面上推开相关领域改革奠定了实践基础。②数据来源：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的说明，https://m.163.com/dy/article/HR4RGEAC0514BL38.html。③2017年实行的《民法总则》(2021年《民法典》开始施行，《民法总则》同时废止)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属于特别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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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杏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内容提要：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对话的重要形式是三方协商机制。基于政府主导，我国三方协商机制在短时间内建立，但在实践中却存在运行机制不健全、协商范围窄、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制约了对社会利益进行组织化调控的目标实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完善三方协商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我国需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域认识三方协商机制的价值，扩展协商的议题范围；深化群团改革，增强工会和雇主组织的代表性；坚持综合性与专业化相结合原则，扩大参与协商的主体范围，完善三方协商机制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合理界定三方协商机制中政府的作用，保障实质性协商，充分发挥三方协商机制在协调社会利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劳动领域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关 键 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劳动关系  三方协商机制  国际经验 三方协商机制是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会就经济社会政策和劳资关系协调等进行信息沟通、协商谈判和促进合作的制度安排，是国际劳工组织大力提倡的社会对话形式。我国的劳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显性化，政府在构建协调劳动关系制度的进程中，引入三方协商机制这一国际通行的制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0年、2001年先后批准了《促进履行三方协商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劳动行政管理：作用、职能及组织公约》①，推动在我国建立三方协商机制。2001年，原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与全总、中企联/中企协举行全国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第一次会议，在我国国家层面建立起三方协商会议制度。三方协商机制其后被写入《工会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企业最低工资规定》等法律法规政策中。政府的强力推动和稳定的制度保障，促使我国三方协商机制向前发展。2018年，中国工会十七大提出要“推动完善协调劳动关系制度机制。做实省、市、县三级地方及产业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并向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延伸。”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涵盖国家、省(区)、市(县)、县(区)、街道(乡镇、社区)五级的三方协商机制，拥有建设、海上、港口等国家级产业三方机制和多个省级、地市级、县级产业三方机制，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人社部门、工会和企联/企协、工商联的“三方四家”结构，有些地方还探索拓展了三方协商的主体构成。在研究层面，文献回顾发现，尽管劳动关系日益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但是学界对三方协商机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李德齐指出，三方协商机制在我国从培育到完善，需要经历一个艰辛的探索过程[1]。乔健认为，我国目前的三方协商机制是在政府机构与准政府机构之间进行的功能性协调机制，其存在诸多问题[2]。杨观来认为，我国的三方协商机制在调节劳资关系中作用效率低，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3]。阿梅娜·阿布力米提认为，我国工会在三方协商机制中存在角色定位不准等问题[4]。石晓天从劳动政策过程的视角，认为三方协商机制存在法律地位不明确、协商内容有限、信息公开不充分等问题[5]。孙芮认为，我国三方协商机制中政府过度干预劳资双方，不利于化解私营企业的劳资冲突[6]。李丽林和袁青川认为，我国三方协商机制沿袭了政府主导的协调劳动关系的传统方式，存在职能窄、无法满足现实需求的问题，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深化改革[7]24-25。党中央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高度重视，在党的报告中多次提出要健全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基于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我国自上而下建立起覆盖全国的三方协商制度框架，但在实际运行中，三方协商机制却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定位不准、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代表性不强、三方协商运行机制不健全、涵盖议题范围窄、形式协商大于实质协商等问题，无法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利益协调，制约了劳动领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本文拟剖析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完善我国三方协商机制的建议，推动我国劳动领域治理的现代化。一、法团主义：理解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基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三方协商的基础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它是一种由国家协调的、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妥协和合作的体系[8]。法团主义代表着这样的社会政治过程：具有垄断性、受国家认可、数量有限、代表各方利益的功能团体与政府间就公共政策的输出进行协商谈判，以争取优惠政策，并通过提供成员的合作配合，保障公共政策的执行[9]。霍布斯鲍姆(Eric J.Hobsbawm)认为，法团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源于欧洲中古世纪或封建社会一种右派势力的“组织化国家统制”(organic statism)；组织化社会中，虽然各种团体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和功能，但却能够被国家统制形成集体行动；它以经济团体的代表权取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10]。这样的统合派政权出现在葡萄牙、奥地利和西班牙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面临复兴经济、在世界格局中避免被边缘化的挑战，能有效整合社会力量、化解阶级冲突的法团主义再次复兴。20世纪70年代，施密特系统地概括了法团主义。他把法团主义看作由组织化功能团体参与的利益代表系统：这个利益代表系统中，各功能团体有明确的责任(义务)，有数量限制；不具有竞争性，具有功能区分；被国家承认，赋予该领域的垄断性代表地位；作为交换，国家对这些功能团体的利益表达、领导人选择和组织支持等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11]。法团主义既是利益代表系统，又是一种协商决策、促进共识政治的民主实践模式。在这一决策过程中，功能团体与国家间建立起制度化的公共政策协商，国家赋予其参与公共政策的合法地位，同时这些团体必须承诺并制约成员行动，实现与国家合作，保障政策的执行[12]。法团主义模式所代表的国家与利益集团关系不同于多元主义，如表1所示。法团主义关注的是特定利益集团与国家的制度化联结，是国家主导下的利益协商；其主要目标在于统合利益集团间的利益；国家主动介入，承认各功能团体的代表权和影响决策的合法地位，将其纳入政策过程；利益集团将会员诉求传递到国家决策体制，使决策体现成员利益；各功能团体以妥协为导向，在影响政治的同时，有义务约束成员的过激行为，确保各方形成的政策和协议得到贯彻落实。塞厄罗夫对24个工业化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挪威、瑞典、奥地利、丹麦、瑞士、以色列、荷兰、比利时、日本、芬兰、德国等国家的法团主义程度深[13]。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基于法团主义的劳动关系治理实践，其典型代表是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米什拉更是将法团主义与三方协商机制划等号，认为法团主义就是政府、工会和雇主组织为实现特定经济社会目标而构建的三方伙伴主义，是国家与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制度化合作[14]。在奥地利、比利时、丹麦、法国、荷兰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家具有与社会伙伴协商解决社会问题的历史传统。19世纪中后期，为缓解劳资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欧洲国家的政府开始重视工人参与。1848年，法国建立卢森堡委员会，吸引工人参与政府的政策制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寻求与工会和雇主合作，以缓解通货膨胀压力；20世纪20年代，在丹麦、法国、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已经出现依法批准设立的劳资双方或三方性制度安排，以解决劳资争议，或参与更大范围的政策执行[15]。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借助三方合作进行战后重建。1948年，比利时设立中央经济理事会(the Central Economic Council)；1950年，挪威设立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ng Commission)；三方合作的制度安排旨在通过将有组织的利益纳入政府决策，实现工资控制和工业和平[16]。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方协商机制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工资和收入政策。还进一步扩展到人力资源规划、培训、职业安全卫生等专业领域。60年代后，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三方协商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推动三方协商机制在更大范围的发展。70年代末以来，三方协商机制关注的不仅是工资和工作时间等核心劳动关系议题，而是就许多经济社会政策议题进行协商[17]。随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三方协商关注的议题从稳定工资水平转变为如何提高生产率和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总之，法团主义对劳动关系做出了重要贡献[18]：首先，它将狭义的劳资关系制度置于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下。为此，对劳动关系制度的研究，需要重视国家这一变量，基于国家作用以及特定时期内国家对劳动问题的管制来进行解释。其次，它将劳工问题从产业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将注意力集中在结果上，劳资分配问题可以通过国家福利转移和社会保障等解决，这减少了将罢工作为讨价还价武器的必要性。法团主义理念下三方协商机制的发展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回应经济社会变革挑战、调控组织化利益冲突、增进劳资和谐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满足工会工资调节需求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效果。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的经验国际劳工组织指出。三方协商机制的作用发挥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民主基础和结社自由；强有力的、合法的、独立的、有代表性的劳工组织和雇主组织；各方参与社会对话的政治意愿、责任感和承诺；适当的制度性支持；三方协商的实践和经验[19]44。在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积累了丰富的三方协商机制运作经验。(一)政府角色定位准确，重视劳资双方的协商市场经济条件下，劳资矛盾凸显对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破坏促使各国政府重视劳资关系协调机制建设，通过搭建社会对话平台和三方协商机制，推动社会利益均衡，化解劳资冲突，维护社会团结。政府在三方机制中多强调尊重市场经济规律，注重合理确定自身角色定位，在政府一市场一社会关系中发挥服务作用。政府并不过分主导三方协商，而是注重发挥劳资双方代表的作用。政府作用具体体现为：构建三方协商机制的制度框架，确立三方协商的运行规则；政府保障劳资双方的政治参与和协商权利，使劳资双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和谈判；在协商谈判陷入僵局时，政府居中调解、斡旋，敦促劳资双方妥协让步和促成共识；政府保障协商后签署的三方协议的合法性、权威性，监督政策执行，确保各方遵守和落实承诺。劳资双方之间的对话协商是三方协商机制的基础，这在欧洲具有悠久的历史，是其经济社会现代化和民主发展的组成部分，是许多国家延续至今的传统。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过程中，挪威出现了自下而上、自发成立的全国性工会和雇主组织。其中，挪威总工会(LO)成立于1899年，挪威雇主协会(NAF)成立于1900年。工会和雇主组织能够充分代表工人和雇主利益，为会员所认可，具有代表性。尽管双方在很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双方都认可协商与合作的重要性。1907年，工会和雇主组织第一次签署产业层面的集体合同，对冶金行业的工资、计件工作、工作时间进行规制。劳资双方的合作推动劳、资、政三方协商的建立和发展。1935年，挪威成立由国家调解员、工会联合会和雇主联合会组成的三方委员会，考察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引入对制造业产生的影响[20]。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劳资双方组织的强代表性是三方协商机制的根基：劳资双方的协商谈判是三方协商机制的重心；政府掌舵和服务作用的发挥，是三方协商机制的保证。这些要素保障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实质协商，帮助政府实现协调社会利益、预防和抑制劳资冲突、推动共识政治的目标。(二)组织机构健全，综合性和专业性三方协商机构共同作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三方协商以正式的组织机构作为保障：一是设立涵盖各方面议题的综合性三方协商机构，如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全国社会对话理事会、劳动咨询委员会、国家三方委员会等；二是针对专门性劳动事务，成立由三方构成的、专业协商机构；三是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负责三方协商机制的日常运行。在法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是涵盖各方面议题的综合性三方协商机构，其下设有劳动和就业、教育文化交流、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环境、经济和金融、欧洲和国际事务、可持续土地管理、社会事务和卫生、前瞻和公共政策评估11个工作组，负责相应领域的具体问题。国家集体谈判委员会、中央就业委员会、个体争议产业法庭中央委员会、职业教育社会进步和就业中央委员会等是针对具体问题成立的专门性三方协商机构[7]19。在挪威，存在工资协议政府联络委员会、工资协议技术计算委员会、劳动和养老金政策理事会等多个专门性三方协商机构。在日本，劳动政策理事会作为专门机构，旨在审议、讨论涉及劳动政策的重要事宜，向厚生劳动大臣或相关政府当局提供咨询和建议。劳动委员会则作为独立的、专门性三方协商机构，负责处理劳资争议、审查和处理不当劳动行为。其中，处理全国和跨地区重大劳动争议案件以及审议各地劳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等事宜，由中央劳动委员会负责；地方劳动委员会则负责处理辖区内的劳动争议案件[21]。在韩国，经济、社会及劳动理事会是综合性三方协商机构，其根据议程、产业、社会阶层或特定事宜，设立体面工作、社会保障网、职业安全卫生、劳动关系发展、数字转型与劳动未来、金融行业委员会、养老金改革和老龄收入保障特别委员会等多个专门委员会，协商解决具体事宜。三方协商机制设有秘书处，作为三方协商日常运行的办事机构。秘书处的规模不一，小的有十多名雇员(如芬兰)，大的则有一百多名雇员(如荷兰)[22]。(三)包容性强，容纳多个工会、雇主组织参加三方协商许多国家存在多个工会和雇主组织，在三方协商的制度安排中，这些国家往往通过一定的议事规则和议席安排，将多个工会联合会以及雇主组织纳入三方协商机制中。韩国经济、社会及劳动理事会包括雇主联合会(KEF)和工商联合会(KCCI)两大雇主组织的代表，以及劳动组合总联盟(FKTU)和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KCTU)等主要工会组织代表。挪威将四大工会联合会——挪威总工会(LO)、职业工会联合会(YS)、专业人员工会联盟(Unio)、专业协会联合会(Akademikerne)和主要雇主联合会——工商联合会(NHO)、企业联合会(Virke)、雇主协会联合会(Spekter)、地方和区域政府联盟(KS)的代表纳入工资协议技术计算委员会以及其他专门性劳动力市场三方委员会。这样的制度安排，提升了社会伙伴的代表性，赋予这些国家的三方协商机制更强的民主性，最大限度实现劳资利益协调。(四)政府部门代表多元化，并不局限于劳动部门三方协商机制的政府方，许多国家往往不局限于负责劳动事务的政府部门，而是让财政部、商业部以及教育与培训部等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加入，共同担任政府代表。丹麦经济理事会中的政府代表包括丹麦政府和中央银行。挪威工资协议技术计算委员会中的政府代表来自劳动和社会事务部、统计署、财政部以及地方政府和现代化部。韩国经济、社会及劳动理事会的政府代表是战略和财政部、就业和劳动部；贸易、工业和能源部长作为特别成员参加全体委员会。在遏制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日本、葡萄牙和西班牙参加三方机制的政府代表不仅包括劳工部长，还包括负责经济、旅游、交通和基础设施等特定部门的部长。在部长之外，有的国家甚至由政府首脑亲自参加全国一级的三方协商。日本首相或者副首相参加劳、资、政三方会议。挪威工资协议政府联络委员会中，政府方面的代表包括首相和内阁大臣，并由首相担任主席。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在法国、西班牙、韩国，国家总统、政府首脑或议会议长均参与新冠疫情应对的三方协商机制，充分体现高层领导对三方协商机制的认可和政治承诺。(五)重视社会代表，吸纳劳资之外其他利益代表和专家参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具有将更多利益相关方纳入协商和政策制定的民主传统。三方协商机制的代表中，除了劳、资、政代表，还往往包括其他利益群体代表和专家。意大利国家经济和劳动理事会中包括工会和雇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如妇女组织、青年和失业者组织等)和一定数量的专家代表。西班牙经社理事会的成员除劳、资代表外，还包括农业、海洋渔业、消费者、合作社等利益群体代表以及经济社会和劳工领域的专家。丹麦经济理事会成员除劳、资、政代表外，还包括独立的经济专家。匈牙利国家经社理事会成员包括五个方面的代表：经济界代表(倡议群体、雇主组织和全国商会)、劳工方(倡议群体和工会组织)、非政府组织方、科学界代表、教会方。荷兰经社理事会中除劳资双方外，还包括11名独立成员，包括独立专家、公共利益协调监督员、经济财政法律社会领域的专家(通常是大学教授)；荷兰央行行长和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长作为独立成员参加。挪威工资协议政府联络委员会中，除劳、资、政代表外，还包括农业组织以及渔民组织等其他利益代表[20]。挪威工作时间委员会成员包括经济学家、法律专家、人力资源专家和社会科学家，这些专家独立性强，不隶属于任何社会伙伴或组织。韩国经济、社会及劳动理事会除劳、资、政三方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代表；这些公共利益代表一般是知识和经验丰富的专家。社会代表的加入，使三方协商机制在协调劳资利益的同时，能够兼顾更多利益群体，提升专业性和社会影响力，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六)三方协商议题范围广泛，通过协商优化公共政策霍华德J.威亚尔达指出，法团主义随着经济社会变化而变革，在后工业社会，法团主义得以重构并不断扩展领域，各利益团体以熟悉的法团主义方式与政府谈判，“政策过程中法团主义色彩依然浓厚”[23]。目前，发达国家的三方协商机制涉及议题比较广泛，与劳动有关的所有经济社会政策议题均在三方协商机制的范围内，具体包括：劳动立法和法律执行；集体谈判、劳动争议处理等劳动关系议题；职业安全卫生、工时等劳动基准议题；工资决定等工资议题；劳动力市场、就业、教育和培训等就业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议题；性别平等议题；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结构调整转型、货币、税收、财政、减贫、贸易、移民等经济和社会政策[19]83-85。三方协商涵盖议题广，作用范围大，已经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弥合社会分歧、促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积极运用三方协商机制提升危机时期政策质量，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建立信任，增强社会团结。德国、瑞士政府从疫情一开始就让社会伙伴参与应对危机的政策制定。瑞士联邦政府和社会伙伴在涉及法律、财政、工作场所和产业的四个三方工作组框架内定期举行会议，制定危机应对举措。意大利政府和社会伙伴签署了三方“关于抑制和控制冠状病毒在工作场所蔓延的措施的联合议定书”，以应对危机。韩国政府及时启动社会对话和三方协商，呼吁工人和雇主组织提供必要支持；韩国政府和社会合作伙伴发表《三方宣言》，提出相关措施，保护就业，保护最易暴露于病毒的工人，减轻小企业主的税负；《卫生部门三方协议》规定劳资双方的义务，促进职业安全卫生和病人安全，防止医务人员过度劳累，改善卫生机构工作环境，保护该部门的就业[24]。三、三方协商机制的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进入新时代，我国劳动关系的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加剧；数字经济兴起，职工队伍的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中的职工人数下降，共享经济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增多；劳动关系中新旧问题交织，劳动关系趋于更加灵活化和复杂化，劳动关系模糊导致主体各方权责不清[25]；职工维权和服务涉及的主体众多，并不局限于传统的劳、资、政三方。与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要求相适应，我国三方协商在主体构成、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等方面亟待重塑。我国需要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域认识三方协商机制的价值，扩展协商的议题范围；基于党的群团改革的要求，深化群团改革，增强工会和雇主组织的群众性、代表性；坚持综合性与专业化相结合原则，扩大参与协商的主体范围，完善三方协商机制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发展趋势，合理界定三方协商机制中政府的作用，保障实质性协商，充分发挥三方协商机制在协调社会利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劳动领域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一)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域认识三方协商机制的价值，拓展三方协商的议题范围目前我国三方协商的涵盖范围窄，多局限于工资和劳动关系等议题，社会认知度和社会影响力有限，制约了三方协商机制对社会利益的调节。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视域认识三方协商机制，不断拓展三方协商的议题范围，丰富三方协商的内容。第一，在理念上，三方协商机制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其不仅是集体协商、劳动争议等劳动关系问题解决的工具，更具有经济社会政策价值和民主价值。从政策过程的视角来看，经过三方协商出台的经济社会政策更科学，具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在实践中更容易得到执行，减少政策失灵的发生。从民主的视角来看，三方协商机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劳动领域的重要体现，完善三方协商机制，有助于提升劳动领域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水平，有助于健全劳动领域的民主治理机制。这既是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我国劳动领域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二，在实践上，鉴于劳动关系与社会保障、就业、收入分配、宏观经济等之间存在紧密联系，我国应积极拓展三方协商的议题范围，将更多经济和社会问题纳入协商，将财政、预算和货币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教育培训、就业、社会保障、职业安全与卫生、经济结构调整等与劳动者、企业有关的经济、社会议题逐步纳入三方协商的范围，以充分发挥三方协商机制在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作用。(二)提升雇主组织代表性，保障雇主组织参与我国三方协商中基层雇主组织的发展较为滞后，代表性不强，主要表现为：数量庞大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缺乏有效的群体利益代表；代表社会组织的雇主组织缺乏；县以下雇主组织力量比较薄弱；地方产业协会发展不足，产业层面三方协商缺乏稳定的组织保障。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三方协商要求工会与雇主组织均得以发展。为此，我国应持续推进基层雇主组织建设，在完善区域性雇主组织的基础上，推进行业性雇主组织建设，提升雇主组织的代表性。第一，政府要完善基层雇主组织建立和发展的制度环境，优化雇主组织的建立程序，完善雇主组织的职能、权利、义务、治理结构、运作方式等规则，使雇主组织的发展获得良好的制度保障。政府要鼓励、引导雇主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雇主组织，尤其是数量庞大的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和新社会组织，实现雇主组织的增量发展，完善雇主组织的体系和网络。第二，在存量方面，政府要深化企联/企协、工商联等准政府组织的改革，弱化官方准政府组织的行政色彩，强化其与雇主之间的沟通、联系和利益代表，提升雇主组织的群众性和对雇主群体利益的代表性、回应性，提升用人单位对这些组织的认同感。第三，在产业层面，政府要培育和发展地方产业协会，强化产业协会的能力建设，使其能够有效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参与三方协商和社会治理。产业协会的建立和发展，有助于为产业层面的三方协商提供组织保障。第四，在存量和增量雇主组织发展的基础上，要根据协商议题，因地制宜地扩大参与协商的雇主范围，扩大雇主覆盖面，保障各领域、各类型雇主组织的平等参与，畅通雇主的利益表达，提升雇主组织的利益代表性。(三)深化工会改革，保障工会参与目前我国工会组织的双重属性使工会容易产生身份偏差，弱化对职工权益的维护。深化群团改革、提升工会代表性、保障工会参与是提升三方协商效能的关键。为此，第一，要通过持续深化群团改革，克服部分工会依然存在的行政化问题，密切工会与职工的联系，增强工会的社团属性，强化其职工利益维护职能，从传统的行政化工会走向符合新时代要求、以职工为中心的群众化工会，重塑工会的功能侧重、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夯实工会的群众基础。第二，工会要深入职工群体进行调查研究，及时发现、汇集不同领域职工的诉求，加强对职工诉求的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在对职工利益诉求进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确定诉求的优先次序，整合形成职工的集体性诉求，为工会有效参与奠定信息基础和研究基础，提升工会参与三方协商机制的专业性。第三，在影响职工切身利益的公共决策做出前，各级政府要赋予并保障工会决策参与权。在协商过程中，工会应强化职工代表的立场，通过各种途径和策略，表达职工诉求，保护职工权益，维护社会公正。工会向党政传递职工诉求，有助于提升我国党政主导的国家治理的社会回应性，扩大决策的信息基础，使党政及时发现并回应职工诉求，降低经济社会改革和决策失误对职工权益的不利影响，提升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保障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落实。(四)坚持综合性与专业化相结合，完善三方协商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国际经验表明，成熟完备的三方协商机制需要稳定的组织保障，构建多层次、多行业、综合性与专业化相结合的运行机制。目前我国国家层面实行三方协商会议制度；北京、山东、河北、陕西、辽宁、湖北、安徽等20多个省(区、市)成立省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有些地方建立起省、市、县三级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由政府负责同志任主任，办公室设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从整体上看，我国三方协商机制的发展不平衡，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还不健全。借鉴国际经验，我国应坚持综合性与专业化相结合，完善三方协商的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第一，要促进区域性三方协商的均衡发展，推动纵向各层级三方协商机制的实体化建设，解决编制、经费等具体问题，并使三方协调机制延伸到基层，如乡镇、街道和社区，打通民主协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基层治理的民主化。第二，要在发展区域性三方协商的基础上，健全餐饮、旅游、快递等行业领域的三方协商制度，建立行业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完善运行机制，实现多层次、多领域、多行业三方协商的协调发展，充分发挥三方协商机制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第三，提升三方协商机制的民主开放程度，在扩大劳、资、政等三方主体参与范围的基础上，根据协商议题和协商情境，吸纳更多社会利益群体代表、社会组织代表、律师、专家等的参与，健全各方参与的协商议事规则和工作流程，提升协商成效，保障协商后政策的落实，扩大三方协商的社会影响力。第四，加强各层级、各专门领域三方委员会的专业委员会建设，发展综合性与专业化相结合的三方协商机制。建立和完善劳动关系、工资分配、集体协商、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专业委员会，吸纳理论和实践专家加入，激活专业委员会的作用，切实开展工作，提供专业咨询、协调、指导和服务，推动三方协商机制的专业化。(五)完善政府作用，保障劳资实质协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资矛盾的凸显，三方协商的重要性逐渐得到政府认可。近些年，陕西、辽宁、湖北、江西、山东、福建、河南等省均成立由副省长担任主任的省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提升协商协调的层次和力度。此外，各地还探索扩大三方协商的成员构成。江苏省在“三方四家”之外，将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纳入；辽宁省将司法厅、国资委、法院、检察院等单位纳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增加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成员单位。政府对三方协商机制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政府主导各方配合的三方格局基本形成。不过，在我国党政主导的国家治理中，三方协商也存在政府过分主导三方机制、形式协商大于实质协商、民主治理不充分等问题，削弱了劳资双方的自主性和协商成效，制约我国劳动领域的利益协调。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三方协商以劳资双方的社会对话为基础，政府的角色限于为劳资双方协商提供制度保障和公共服务。我国三方协商机制的完善，需要顺应政府改革趋势，在提升协调力度的同时，扩大政府方的参与范围，构建整体性治理；合理界定政府作用，保障劳资实质协商。第一，适应劳动议题涉及利益广泛的特点以及政府机构改革的变化，要在人社部门之外，扩大政府方的参与主体范围，吸收国资、市场监管、经信、应急、卫健、统计、财政等更多政府部门加入，形成政府主要领导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参加的协同治理格局。将政府方代表从人社部门升格到政府主要领导，这有助于更好统筹各相关政府部门，改变人社部门“小马拉大车”的局面，克服利益掣肘和碎片化治理，推动部门合作，提升三方协商的权威性，形成整体性治理。第二，政府要发挥规则制定优势，完善三方协商的主体权利、程序保障等制度，明确规定政府各层级、各领域涉及劳动者利益决策的民主协商程序，使三方协商成为决策的前置程序，以民主治理规范政府的权力行使，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和不当干预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以程序民主保障实质民主。第三，在协商过程中，政府不应过分主导协商进程，而是要充分尊重劳资双方，赋权劳资双方依照章程自主开展工作，使劳资双方协商成为三方协商的基础和重中之重；政府角色由“划桨”转变为服务，通过议程安排、平台搭建，促使劳资双方进行充分的信息沟通、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政府居中保障劳资权利，确保各主体之间地位平等、三方协商程序和规则公平；在劳资双方协商陷入僵局时，政府居中斡旋、协调，促使共识形成；政府将劳资双方意见纳入政策过程，将协商成果转化为公共政策；通过完善经济社会政策推动劳资和谐，实现公共利益。政府科学的角色定位有助于劳资双方利益的充分表达，有助于推动实质性协商，使劳动问题的治理充分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并以民主治理保障三方协商实效和社会利益的协调。注释：①该公约规定：“凡批准本公约的会员国应作出符合本国条件的安排，在劳动行政管理系统内，促成公共当局与最有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或在适当情况下与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进行协商、合作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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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林 韩敏：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中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与实现路径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现代化以资本逻辑为圭臬，形成了对共同富裕的遮蔽，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以共享性引领发展，以多向度富裕超越了资本逻辑的单向度富裕。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人历代探索的赓续发展，体现了党情维度的人本性与人民性、国情维度的差异性与整体性、世情维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重视从根本保障、价值取向、行动指引等方面协同推进共同富裕。关 键 词：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共享性  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②当然，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通过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来彰显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历史方位下的要义。在此基础上，推进共同富裕要提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共享性，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一、对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观照：资本逻辑与共同富裕的博弈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西方现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但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历史灾难。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要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得失，以共享性打破资本逻辑的现实遮蔽，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单向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1.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现代化镜鉴原生的现代化方式首先兴起于西欧。彼时的西欧在经济上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逐渐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入现代工业社会，在政治上历经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等逐渐从封建专制走向现代民主，在思想上通过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逐渐从以上帝为中心走向以世俗的人为中心。资本作为“普照的光”通过资本增殖运动和全球扩张步伐，不仅照耀了每一个西欧国家，而且促使他们把欧洲之外的地区和民族纳入资本逻辑宰制之下的世界市场，开创出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世界历史权力格局，“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换言之，世界历史让现代化成为每一个民族的普遍命运，“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④，这种历史性命运造就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思维定式与“美丽神话”。西方现代化的历史道路揭示了现代化的一般进程，积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部分经验，同时也暴露了自身模式的弊端和顽疾，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镜鉴。一是历史视角的局限性与虚伪性，西方现代化忽视了实现现代化发展这一普遍性目的的特殊性，排斥与之不同的制度、民族、文化，从利益立场出发赋予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具体模式与价值观以“普世”光环并强行推广；二是发展内核的剥削性与片面性，西方现代化奉资本逻辑为圭臬，把自身发展的基础建立在对本国人民和其他落后国家人民的剥削之上，其二百多年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顺序发展”⑤的串联式发展模式长期以经济增长为现代化的唯一评价标准，带来了贫富分化、政治极化、道德沦丧、社会撕裂、生态恶化等一系列恶果；三是对现代化内涵的反思，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现代民主政治，推广福利国家制度，提倡绿色发展，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多维度看待现代化。2.资本逻辑对共同富裕的现实遮蔽西方现代化把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⑥，资本逻辑做出了使社会财富涌流的历史性贡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⑦但资本逻辑也具有逐利性、排他性和扩张性，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制度性弊端，产生了对共同富裕共享性的现实遮蔽，表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发展模式。就人的生存方式而言，资本逻辑并未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反而带来人性异化的现代人生存困境。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归根到底是特殊性原则。资本逻辑主导下的每个个体追求个人利益与自由最大化，使得基于抽象自由的权利真正落地。人人追求自由、平等、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等人权，但基于抽象自由的人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抽象人权，并非涵盖人类全部历史的普遍人权。这种个人本位式的抽象人权极易流变为利己主义，导致愈加孤立的自我，使个体陷入以自己为目的、以他人为工具的原子式个人主义的紧张状态。从生产匮乏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生产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自我异化逐渐从劳动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进而产生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符号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层层递进的物化意识，致使人的贬值与物的增值同步，人的商品化与资本的拟人化并行，人陷入被资本逻辑全面支配与规训的异化境遇。换言之，资本逻辑只是让自身获得个体性，却没有让人获得全面发展，因而走向了共同富裕的反面。就社会运行形态而言，资本逻辑带来了高效率，但又产生了两极分化、道德沦丧等种种社会危机。在生产环节，资本逻辑具有节约性。资本家保持经济理性，竭力攫取更多利润，绝不允许机器、厂房、人力等生产要素的低效率利用。在消费环节，资本逻辑具有浪费性。资本家一边压缩工人的消费能力致使大量产品无法出售而被迫积压，一边营造虚假需要诱导消费者过度消费，造成严重浪费。在分配环节，资本逻辑具有不平等性。资本家借助选票、游说甚至利益输送主导公共政策，与政党合谋牟取特权，垄断资源使阶层固化，削减社会福利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资本逻辑的矛盾性质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累积，衍生出相对消费能力不足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对抗的社会统治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限度，呼唤历史下一个更高级文明形态即以共同富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就文明共同体交往形式而言，资本逻辑带来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新进程，但也造成全球发展失衡、全球意识形态分歧、全球生态危机的困局。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占据历史先机，率先完成现代化，确立了落后从属于先进、边缘从属于中心、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等世界秩序⑧。西方文明通过美元霸权、贸易壁垒甚至军事威胁延续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体系，阻止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追赶，导致全球发展失衡；西方文明宣扬西式民主，开展和平演变，垄断对现代化模式的话语阐释，导致全球意识形态分歧；西方文明转移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剥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导致全球生态危机。西方中心论的文明支配-从属体系，实际上延续了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方统治非西方的殖民主义历史和“国强必霸”的扩张主义思维，造成了“脱钩”式的自我封闭，根本上违背了既造福自身又发展世界的全人类意愿，不适用于世界上具有自身独特性的文明共同体。3.共同富裕以共享性超越资本逻辑由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共同体，其“虚幻”就在于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通过国家这种抽象共同体的形式把自身特殊利益上升为人民普遍利益⑨，其特征就在于以剥削为内核、以民主自由为外壳，而没有真正的自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意识形态的欺骗性。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民主政治、司法制度、思想教育等手段把自己伪装成全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者，以“国家利益”为名剥夺无产阶级的利益，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⑩，实际上却是为自己的剥削行为提供合理性。二是全体人民的不自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被异化劳动所奴役，资本家深陷从商品到货币的变现焦虑，人逐渐物化为商品，资本逻辑取代上帝、民族、国家等一切超越性的东西，展开了对每个人现实生活的异化与统治。虚幻的共同体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根本特征，只有私人利益而无全体利益，并不能给人带来自由全面的发展，反而导致西方现代化在各方面的单向度发展：只有富裕没有共同富裕，只有发展没有共享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只有让共同富裕具有真正的现实性，才能以共享性超越西方现代化的资本逻辑，占据道义制高点。从发展水平看，共同富裕强调有发展的共享，不满足于西方现代化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富裕。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11)，能够比资本主义更高效、更生态化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从实现领域看，共同富裕强调全面共享，超越西方现代化只见物不见人的物质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2)，追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相协调的多重领域富裕，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涵盖人的所有生存维度，使人口结构在年龄、性别、就业等方面逐渐合理化，使人在身体、思想、文化等方面走向现代化，使人的生活在法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质量等方面达到更高水平，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辐射范围看，共同富裕强调全民共享，摒弃西方现代化只有特殊利益群体受益的少数人富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13)，追求全体人民都富裕。共同富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达到共富，缩小不同地区、城乡、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既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又防止懒汉主义，在人人参与、人人尽责的发展环境中实现人人享有，实现社会有机体的自我调节和良性运转。从世界发展看，共同富裕强调全球共享，反对西方现代化只惠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富裕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4)，追求所有文明共同体的交流互鉴。共同富裕以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为价值旨趣，克服种族歧视、地缘冲突、贸易壁垒、宗教矛盾乃至一切不利于各国人民安定团结进步的因素，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福祉。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虽然带来了超越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但这只是聚集于某一阶级、某些区域、某些民族、某些国家的富裕，是对共同富裕本质的背离与遮蔽，在经济、文化、民主、法治、公平、环境、安全各方面造成现代性危机，导致世界历史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技术进步、社会退步”的严重挫折。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在文明发展维度摈弃资产阶级对非资产阶级的剥削，在文明交流维度反对资本主义国家对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掠夺，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二、共同富裕的理论根基：在传承创新中注入现代化新内涵马克思主义经典从物质基础、关键前提和实践历程等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学理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孕育与成熟提供文化根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代探索为共同富裕开辟时代新境界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源泉，从而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关键所在。1.马克思主义经典关于共同富裕的学理支撑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明确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但把未来社会设想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15)，从物质基础、关键前提、实践历程等方面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学理支撑。第一，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马克思认为，实现共同富裕“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6)。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没有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人类社会就难以进步，从而陷入争夺生存必需品的存量内卷中，导致贫穷的极端化和普遍化，让“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7)。第二，共同富裕的关键前提在于“共同”的全面性。“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18)换言之，共同富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人的全面发展和物的全面丰富、社会的全面进步三者高度统一。“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9)共同富裕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达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内在一致。第三，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是阶段性的、循序渐进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两个必然”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趋势，“两个绝不会”阐述了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一个过渡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本身需要一个从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的历史过渡。因此，共同富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必然经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转变、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分配方式转变、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共富的富裕过程转变，在阶段性过程中循序实现这些转变。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共同富裕的文化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其中包含的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天下大同思想以及生态文明思想，彰显、蕴涵、拓展了共同富裕理念，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孕育与成熟提供了文化根基。第一，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彰显了共同富裕的人民立场。“以人为本、以人弘道”的人本思想要求在社会秩序规范中突出人的生命意义，强调个体道德人格的自由与独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表明，民众是政权长治久安的基石。“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则直接把民众利益置于君主利益之上，要求把百姓福祉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突显了共同富裕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第二，天下大同思想蕴涵了共同富裕的人类情怀。“温饱”“小康”“大同”等思想揭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过程性和终极性，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与以解放全人类为旨归的共产主义在精神境界、未来蓝图上相近。“胸怀天下”“天下为公”等思想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创造性，既有包容多民族的文明观，又有融会儒释道的文化观，在互鉴互动互生中完成自我革新，为共同富裕融合中华文明特性和人类文明共性奠定了文化底蕴。第三，古代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拓展了共同富裕的人与自然维度。天人合一的生态世界观、厚德载物的生态伦理观、顺应天时的生态实践观，拓展了共同富裕关于自然生态层面的富裕维度，超越了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观，体现了更难实现的生态正义，与现代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为超越西方工业文明提供了文化力量。概而言之，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共同富裕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沉淀，逐渐内化为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底蕴和社会思想共识。虽然囿于时代条件，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的共富情怀感召、宋代“等贵贱、均贫富”的共富理论构建、太平天国“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共富实践大纲等，试图在维系私有制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绝对平均分配，淡化甚至抹去民富和君富关系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20)，但总体上，古代共同富裕思想经过文化交流、宣传教育等多种途径已经完成了广泛的社会传播与时代的同步更新，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目标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与理念支撑(21)。3.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赓续探索回望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探索中逐渐形成和发展出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国实践本色的共同富裕目标，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深入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自觉和回应历史任务的理论自觉，为共同富裕开辟时代新境界提供最直接的理论源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推行“耕者有其田”“减租降息”等一系列土地政策，从根源上彻底铲除了“封建性的地权与财权”(22)，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23)。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并举，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制度前提和基本物质条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阐释社会主义本质，提出先富带动后富，为共同富裕提供了充满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基础。新时代，习近平提出：“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24)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更为科学的价值指引。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共同富裕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从党情维度看，共同富裕是人本性与人民性的内在统一。一方面，党推进共同富裕始终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这由党的最高理想决定。共同富裕把人的现代化视作现代化之基，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的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现代化道路中的资本逻辑。共同富裕使单向度的人复归为自由全面的人，使个人从被奴役走向自我生命活动的自在自觉，使人民从被剥削的贫困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美好生活，满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的人的现代化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党推进共同富裕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这由党的性质宗旨决定。共同富裕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而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摒弃两极分化的少数人的现代化，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的现代化，将彻底改写世界现代化版图。共同富裕以公有制为前提，消灭普遍贫困与普遍不公的现实根源，通过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等基础性制度安排，着力破解影响公平正义的难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达到全体人民都富裕的人民性要求。第二，从国情维度看，共同富裕兼具差异性与整体性。一方面，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同步同等富裕，时间上有先后，程度上有差异，绝非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各地区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各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力、分工贡献等存在差异，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25)。要承认收入的合理差距，但这种差距的社会影响必须安全可控，我国基尼系数自2008年达到0.49的峰值以来始终在0.47左右徘徊，2021年为0.466(26)，超出了0.4的国际警戒线，收入差距较大，须警惕“中等收入陷阱”(27)。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一个就全社会而言的整体性概念，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共同富裕，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的富裕标准，要有整体的长远的谋划。实现共同富裕要尊重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全国的富裕指标体系和切实可行的行动纲要，因地制宜发掘不同地区的现代化特色，有重点、有步骤地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第三，从世情维度看，共同富裕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对民族复兴主题的深入探索。在新中国成立、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第一个历史任务后，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第二个历史任务就出现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再到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28)，共同富裕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战略部署的一致性，不断谱写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新篇章。另一方面，共同富裕是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投身现代化的主动选择。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强调现代化道路的共建、现代化世界的共治和现代化成果的共享，坚持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而非霸权扩张或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化，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追赶与前瞻性反思提供了文明典范。三、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共同富裕与以“资”为本的西方现代化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点是以人为本，也就是促进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29)，是在高质量发展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代化，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局出发，共同富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注重从根本保障、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引方面协同推进，避免“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30)。1.党的全面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31)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就是为了使人民过上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党推进共同富裕有力彰显了党的初心使命，夯实了党的长期执政基础，展现了党的执政自觉。党的全面领导是共同富裕的根本保障。第一，中国共产党是贯穿共同富裕全过程的领导核心，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组织保障。党的领导是推动共同富裕的“舵杆”：党要坚持执政为民，和谐党群关系，压实基层党组织主体责任，发挥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努力奋斗。党的领导是防范化解共同富裕道路上各种风险挑战的“定盘星”：党要提高执政水平，部署战略规划，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积极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情发展新形势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国情发展新态势，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第二，党的领导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政策赋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32)一是增强政策的灵活性，既要明确引导共同富裕的纲领性政策，又必须实施差异化的政策供给，根据实际需求来精准完善针对不同区域、产业、群体的政策保障；二是增强政策的执行力，加强对共同富裕政策实施过程的动态监测与优化调整，加强自纠自查，改进考核标准，防止“权力流失”效应；三是增强政策的配套性，保证党的政策在宏观与微观上的协调性，探索服务大局、造福人民的政策布局，努力取得最大政策效应。党中央提出支持浙江率先探索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谋划基于“浙江样本”的共同富裕实施方略，努力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同富裕实践经验(33)，正是以政策合力赋能共同富裕的有力证明。第三，党的领导为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一是生产层面“做大蛋糕”，既要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优势，增强引导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又要探索非公有制经济的多种实现形式，摒弃“民营经济退出论”等错误论调，鼓励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良性竞争，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的激励机制。二是交换层面“做优蛋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平衡好资本的有效管控与有序扩张，发挥好有为政府的协调规划作用和有效市场的资源优化作用。三是分配层面“分好蛋糕”，既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倡合法律合规律合道德地致富(34)，鼓励勤劳致富，不搞“杀富济贫”，又要完善要素分配机制，激发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活力。2.以人民为中心是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35)，共同富裕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人民史观、群众史观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第一，人民是共同富裕所依靠的建设主体，共同富裕要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关键在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问政、问需、问计于民，形成层级合力、群体合力，使相信、依靠群众和教育、引导群众紧密结合，带领人民群众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共同富裕的伟大进程。第二，人民是共同富裕的享有主体，共同富裕要尊重人民群众的享有主体地位。共同富裕的发展成果由人民共同创造，必然要由人民来共同享用。只有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要紧事难办事，让人民群众切实获得发展红利，才能充分调动人民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打牢实现共同富裕的群众基础。第三，人民是共同富裕的评价主体，共同富裕要保障人民群众的历史评判者地位。检验党一切工作的成效，最根本的就是看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发挥人民利益需求对推进共同富裕的牵引性作用，以人民利益是否得到满足来评价共同富裕的实现效果，根据人民需求发生的新变化来改进共同富裕的实施举措。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36)，保障和改善民生要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依托，树立攻坚克难的决心，保持长期持久作战的韧性，不能忽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把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发展中大国的后发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积小胜为大胜而循序渐进，尊重客观规律而稳步前进，体现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3.高质量发展是共同富裕的行动指引共同富裕要坚持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秉持新发展理念，推动并联式、叠加式同步发展，以更快的进程、更小的代价实现跨越式发展，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跳出“只见增长不见发展”的怪圈。第一，以创新发展赋能共同富裕，通过创新做好“蛋糕”来为分好“蛋糕”奠定物质基础。着力推动依靠要素投入的发展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提高高新技术的自主研发能力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建立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配套机制(37)，在市场环境、财政税收、产权融资等方面加强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第二，把协调发展作为共同富裕的坚实依托，体现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一是补齐短板实现“四化”融合共生，不断推动工业化转向绿色化、信息化转向智能化、城镇化转向市民化、传统农业转向现代农业等。二是建设城乡区域现代化发展的一体化格局，先发地区发挥先发优势，后发地区在与先发地区的协调联动中实现现代化跨越，走区域协调、优势互补的共富之路。第三，在绿色发展中实现共同富裕，赋予共同富裕新内涵。协同推进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把保护和改善环境提高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高度，既要谋求金山银山的物质财富，更要谋求绿水青山的生态财富，以低碳发展倒逼科技革新、产业革命，实现生态和资源的代际分配公平，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四，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发展推进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步入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是不搞封闭的地区小循环，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充分挖掘内需潜力，把区位优势转化为有竞争力的比较优势；二是不搞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以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占据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三是统筹开放发展和国家安全，围绕二者建立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第五，在共享发展中克服相对贫困，实现更高层次的共同富裕。一是初次分配讲效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高劳动者就业能力，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二是再分配更注重公平，建设服务型政府，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及化，增加更丰富更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供给，同时避免福利主义陷阱；三是第三次分配鼓励先富帮后富，弘扬志愿服务精神，发展社会慈善事业，进行税收激励；四是防止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创造更多致富机会，营造宽松包容的创新创业环境，促进教育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平等。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要特征，以共享性为内核，强调有发展的共享、全面共享、全民共享、全球共享，打破了资本逻辑在人的生存方式、社会运行形态、文明共同体交往形式上对共同富裕的现实遮蔽，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依赖于物的单向度发展，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道义制高点。共同富裕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底色、中华文化特色和中国实践本色，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开，扬弃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现代化发展范式和话语。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场域和实践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高质量发展，不断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努力实现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跨越。注释：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8-19页。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③④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第35页，第36页。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9页。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⑧董键铭：《从人的全面发展看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哲学研究》2023年第2期。⑨梅景辉、骆祥慧：《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及当代价值》，《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2页。(1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12)(13)(14)《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9页，第18-19页，第19页。(15)(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172页。(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页。(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20)张旭、乔涵：《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富裕思想发展的历程与实践》，《山东社会科学》2022年第4期。(21)柯艺伟、张振：《论新时代共同富裕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核心要义》，《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4期。(22)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23)《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5-496页。(24)(2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第506页。(26)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22》，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第15页。(27)刘世锦、王子豪、姜淑佳、赵建翔：《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管理世界》2022年第8期。(28)(3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501页，第407页。(29)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求是》2023年第11期。(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3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33)许光、王笑妍：《习近平新时代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科学逻辑与价值意蕴》，《治理研究》2023年第2期。(34)王淑芹：《实现共同富裕的思想源流、风险挑战与关键路径》，《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8期。(35)《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21页。(36)韩文秀：《正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旗帜》2021年第11期。(37)洪银兴：《中国式现代化论纲》，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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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炜 李金铭 綦好东：国企混改的理性优势、实践逻辑与路径优化

内容提要：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以来，混合所有制改革经历了前期的夯基垒台与立柱架梁、中期的重点推进与积厚成势，已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和历史性成就。但与此同时，随着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的日益深化，其也面临着诸多争议、困惑和挑战，亟须在理论上作出回应。本文立足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研究阐释了具有工具理性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策略与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至上价值取向之间的契合性，基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剖析了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独特优势；揭示了通过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并进一步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经济利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价值取向的内在机理；并从聚焦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以及营造高质量创新生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差异化管控机制等方面，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走深走实、规范有序、提质增效提供可资借鉴的优化路径。关 键 词：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  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引用格式]朱炜，李金铭，綦好东.国企混改的理性优势、实践逻辑与路径优化[J].财经问题研究，2023(9)：28-41.马克思和恩格斯[1]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使命在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立场[2]，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并将人民至上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相结合，同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相结合，进而提出中国共产党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至上视为其人民观的核心理念，并不断赋予人民至上新的时代内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对人民至上理念的一次创新性发展。这一发展思想作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混合所有制经济得以产生和渐进发展，并已成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混合所有制经济既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关系调适的一种经济形式，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重要形式。从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到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些不同的政策表述既深刻地体现了党和政府鼓励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趋向，也反映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践成效的日益认同。而这种“认同”的理由就包括混合所有制企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方面的客观优势。价值理性是一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它关注主体自身行为价值而非行为后果与手段，既不反对个体的需要，也不囿于个体需要，而是谋求个体与整体的和谐、共赢[3]。工具理性可理解为一种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和态度，它关注主体为实现价值目标所采取手段(或工具、方法)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4]。基于本文的研究主题，笔者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下文简称“国企混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关系的初步理解是：价值理性是基于理念和道义的角度回答了国企混改“为了什么”的元问题，为混合所有制改革(下文简称“混改”)实践活动开展提供了目标依托与价值根基；工具理性则从建制和操作层面解决了“如何实现”的程序性问题，是实现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一种策略选择行为。本文立足国企混改实践，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视角分析了国企混改的理性优势，检视了国企混改的实践逻辑，继而提出了国企混改的路径优化建议。一、国企混改的理性优势国企混改的价值理性体现为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这一价值理性保障了国企混改目标的合目的性，即价值意义；工具理性则体现为以改革过程、改革手段、政策制定和实现路径等求真务实的实践策略，确保了国企混改实践的合规律性。国企混改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切实推动了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功能互补。(一)价值理性：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中国改革发展要以全体人民为价值主体，以效率与公平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国企混改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其价值取向也必须是人民利益至上，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维护人民经济利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也是社会主义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强大根基。从本质上看，国企混改是探寻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多样化的实现形式，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整修正与完善发展，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实践过程。国企混改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改革方向，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融合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生成了多性质资本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丰富了公有制经济的实现形式。与此相适应，在宏观经济层面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层面切实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而以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利用其杠杆效应，进一步巩固了人民在享有社会财富上的主体地位。2.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维护人民经济利益，是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内在要求，也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具体体现。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是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的关键环节。国企混改不仅通过优化调整国有资本布局结构集聚了经济社会资源的关键要素，而且在保障分配公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维护了人民经济利益。一方面，国企混改推动了国有资本控制力的提升，撬动了更多的社会资本向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点基础设施集中。通过引导资本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于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国企混改进一步巩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收入分配方式，通过实施一系列较为公平、透明的薪酬管理制度，在处理资本收益与劳动报酬、管理者薪酬与职工薪资之间的分配问题时能更好地平衡效率与公平。不仅如此，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上缴公共财政的国有资本收益，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财政性收入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的重要来源。3.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满足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旨归。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5]。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增长与共享的辩证统一[6]，既是一个涉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关乎全体人民幸福与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议题。可以看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和努力方向之一在于解决发展问题。国企混改正是朝着有利于推动协调发展、实现共建共享、解决发展问题，促进人民物质和精神共同富裕的方向推进。从物质富裕角度来看，国企混改促进了“国民共进”良性发展格局的形成，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有利于夯实中国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十三五”时期，全国国有资产(下文简称“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利润总额年均增速分别为12.7％、10.7％，累计实现增加值59.5万亿元[7]。从精神富裕角度来看，国企混改因国有资本的杠杆效应引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影响力的扩大，在传播先进文化理念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二)工具理性：求真务实探索国企混改的实践策略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规定了国企混改目标的合目的性，但价值取向的实现又取决于国企混改工具理性的契合性。围绕价值取向的实现，遵循求真务实的原则，国企混改探索形成了一套系统性的实践策略，这些实践策略主要表现为改革过程的渐进性、改革手段的互补性、政策制定的系统性、实现路径的多样性。1.改革过程的渐进性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中国先后开展了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经营机制转化为方向、以国资监管方式转变为前提的四项改革、十项改革、双百行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科改示范行动等涉及国企混改的实践举措。国企混改过程总体上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一是混改领域逐步多元，试点产业领域覆盖面逐步扩大，基本完成了竞争性领域的国有大型企业的混改任务，取得了自然垄断性和技术垄断性较强领域的国企混改实质性进步，并在发展新业态和新领域方面开展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探索与尝试。二是混改规模逐步扩大，呈现出“批次性展开，逐步增量扩围”的特征，通过选取少量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进行初步探索，深度挖掘改革经验，逐步将改革重点下移到地方国有企业，从而扩大试点实践的规模，强化改革的广度和深度。三是混改层级逐步提升，混改前期主要采取子公司自下而上的混改模式，从而保证在控制改革探索过程中的风险与负面影响的同时，通过子公司的先行先试为集团层面混改提供经验；而后期通过在集团层面引入非公有资本，实现集团整体的市场化体制机制变革与转型发展，同时还能摆脱“一股独大”下国有股东对集团的束缚和行政控制，突破传统国有企业体制障碍。四是混改内容逐步综合，逐步展开以建立新体制、新机制、新模式为实现路径，以坚持顶层设计与试点实践相结合的各项混改试点行动，从前期的四项改革试点行动和十项改革试点行动，到现在正展开的双百行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和科改示范行动，经历了从单项改革到综合性改革的升级，从各项改革措施“单打独斗”到加强改革联动。2.改革手段的互补性国企混改通过合理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手段的优势，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互补作用。一方面，以市场化手段推进产权结构调整、激励机制优化和公司治理完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营效率。一是顺应市场化的改革方向，通过国企混改用好用活资本等要素，利用产权、股权、证券市场合理确定资产交易价格，推动包括资本在内的要素通过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和配置。二是在混改企业中探索完善了中长期激励机制。例如，为激发管理人员的活力，部分混改企业推行了员工持股、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等中长期激励措施，完善了按管理要素参与分配的机制。三是探索建立了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国企混改通过优化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在引入具有制衡力量积极股东的基础上，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等层面开展合理分工与安排，形成明确清晰的权责结构，改进和完善了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另一方面，向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转型，对国有资本运营进行宏观干预，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是统一集中管理。主要措施包括：统一整合国有资本，优化国有资本布局与结构；统一运营国有资本，改组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对国有资本进行集中统一运作。二是授权经营体制。主要措施包括：实行清单管理，清单之外不做干预，清单之内也要尽量减少事前审批；授予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代理控制权，明确混改企业自主经营权。三是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措施包括：依法依规设立信息公开平台，对国有资本整体运营等情况依法依规及时准确披露；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要建立内部常态化监督审计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3.政策制定的系统性混改是在国家政策方针和国有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双轮”驱动下展开的，是政府政策与企业生存发展诉求互动的产物，需要顶层政策设计的“拉动”作用与企业发展的“主动”作用相契合。国企混改的深化伴随着配套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体系的完善，以此保证混改实践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201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随后各类专项文件和操作指引文件相继出台，在此基础上经过集成形成了适用于国有企业改革的“1+N”政策体系，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支撑国有企业改革总体框架的纲领性政策文件。二是力求攻坚克难的专项政策文件，包括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混合所有制企业治理机制、强化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完善国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专项指导性、规范性意见、办法和方案。三是针对以上带有工作推动性质、指导部署落实的工作计划，涉及混改工作的内容具体包括规范混改流程、改革混改企业运营机制、优化混改企业管控方式和完善财税支持政策等四个方面。以上“1+N”政策体系在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同时，也明确了新时期国企混改的旗帜、主线、原则、方向、重点、举措和目标任务，为沿着中国特色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道路前进提供了政策保障。为进一步发挥政策的拉动作用，相关部门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经济发展态势，并结合各项具体试点行动出台了具有针对性的指引性文件。此外，针对双百行动、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创建世界一流示范企业、科改示范行动等涉及国企混改的综合性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专项改革指导文件，以更精准地实现重点突破，支持各项改革工作顺利推进。4.实现路径的多样性国企混改在充分结合企业发展现状与行业特征的基础上，从资本的引进类别、引进方式、引进目的及引进情景等维度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适用于不同情形的实现路径。引入战略投资者，是通过引入具有自身优势资源的优质非公有资本，实现与国有资本在业务拓展、技术创新等诸多方面的联动发展与协同效应，以提高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员工持股，通过企业劳动者与资产所有者的利益共享机制，建立起管理人员以及核心骨干与企业相对一致的利益诉求，以最大程度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改制上市，是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通过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成为上市公司，以便依托资本市场的定价功能，开拓长期且稳定的融资渠道，建立资金运作的良性循环，进而切实维护国资安全，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并购重组作为践行“双向混改”的创新性路径，以促进国有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合理运用国有资本技术领先、管理规范等优势融合民营资本共同发展，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充分利用有限的国有资本，吸引撬动更多优质社会资本参与国企混改，以使国企混改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合资新设，是最能保护合资方产权的改革模式，有助于在避免低估存量国有资本价值、防范国有资产流失现象发生的同时，以新生企业所具备的灵活机制，消除社会资本在股权比例及“话语权”方面的顾虑。基金投资，是进一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又一创新路径。其以市场化手段广泛吸引汇聚各类社会资本，能够更好地引导国有资本投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切实提升国企混改的质量和效果，促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总之，据实际而定的多种实现路径为国企混改的因企施策和稳妥推进提供了丰富的工具资源。(三)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统一：中国特色国企混改的独特优势国企混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和完善的组成部分，它不仅通过艰辛的理论探索创新确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更以求真务实的实践策略促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其主要表现为国企混改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式、资本要素有效融合的制度创新、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能够驱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巩固人民主体地位，推动国有资本市场化配置、维护人民经济利益，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重要方式，驱动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结构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所有制结构是根据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实践要求不断调整和优化的，是以增进人民主体地位和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其强调的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作用巨大，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结构中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存在，但所占比例较小、作用有限。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全资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多种所有制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而混合所有制结构作为不同性质资本的混合型经济形式，正日益成为现阶段中国企业组织形态中一种十分普遍的企业制度形式，进而成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驱动装置。实践证明，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分工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资源整合等方面的协同发展，更体现在中间品价格、质量性能和技术标准等方面所开展的有效竞争。国有经济因具有强大的技术力量和资产实力，在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和具有长远经济与社会效益的重大技术设施项目建设上更具优势[8]；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在激发创新活力、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等方面更具优势。推进混合所有制微观领域改革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性回归[9]。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使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相对独立，进一步分离了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通过国企混改将企业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的所有者，形成了企业内部公有制经济成分与非公有制经济成分之间共享利益、共担风险的经济关系[10]。在混改企业中，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通过在组织内部建立起互动机制，将市场竞争与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有机结合，逐渐发展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2.作为资本要素有效融合的制度创新，推动国有资本市场化配置马克思将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视作资本积累，即资本增殖的价值会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是促进社会财富持续增长的基础[11]。国有资本既是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国有资金，也是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国资，由国有企业来体现和承载。国有资本增值作为扩大国有经济再生产的源泉，既要体现国有经济的发展要求，又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混改作为融合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制度创新，既能够满足资本合理发展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国有资本市场化配置，促进国有企业转型升级，进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的功能和使命。混改有利于集中资本并放大其功能，支持并催生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体制形成。当前，中国国企混改以“增量”方式渐进开展，在吸引非公有资本过程中实现自身的战略集中和功能放大。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日益增多，使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充分体现，这便倒逼国资监管对象由实物形态的“国有企业”向价值形态的“国有资本”转变，国资监管方式由行政手段为主向基于资本产权关系的市场化、法治化转变。混改有利于提升国有资本的市场亲和力，推进国有资本要素市场化流动。国企混改通过将非公有资本的灵活机制优势引入企业治理与经营机制，更加突出资本导向，以资本的深度融合提升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市场亲和力；通过引入市场化交易机制，以市场化手段推动资本混合，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资本的有序进退和贯通发展，提升了国有资本流动的市场化水平。由产权属性所决定，国有资本的运动必然体现政府的意愿，而非公有资本则更具市场化属性。国企混改将国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的行为目标融入同一微观组织和经济体系，形成新的资本文化结合体，进而有利于不同资本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国企混改既包括国有资本在引导混合资本有序运动和有序扩张作用的发挥，也包括非公有资本对国有资本等公有制资本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则的积极影响。3.作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作为以公司制度为主体的微观制度安排，现代企业制度涵盖产权、组织、管理与运行等在内的系统制度体系[12]。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对于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能够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和效率，完善运营机制，实现企业转型升级，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助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有助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竞争机制，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进而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破解国有企业所有者缺位问题、引入具有制衡力量的积极股东、建立市场化的内部激励机制，进而能够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推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促进国有企业形成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混改通过引入权利拥有程度与责任承担能力对等的非国有股东，有助于推动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创新。混改的实质是产权制度改革，其中的关键是股权结构调整，而引入权利拥有程度与责任承担能力对等的非国有股东是国企混改最为关键的举措。合格战略投资者的引入，既有助于“实化”国有企业中缺位的所有者[13]，也有助于在决策层面对国有股东和政府的过度干预起到制衡作用[14]，优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混改通过优化收益权与控制权的配置，有助于驱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实现分配公平，进而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根本保证。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通过一定手段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优化配置，以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从企业的契约属性来看，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配置是各产权主体达成一致的契约化过程。不仅如此，在分类改革战略下，商业类与公益类国企混改的推进力度、改革方向、股权结构安排、考核重点等方面面临着不同的政策要求。分类推进混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形成与分类改革相匹配的公司治理模式。混改通过探索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适度融合的有效路径，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激励约束机制市场化。员工持股作为一种兼具激励与治理效应的制度安排，其将劳动与资本要素适度融合，从而实现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内部合二为一，使员工与企业建立起相对一致的利益诉求，既能共担企业风险，又能共享企业利润[15]。员工持股改革既实现了国有企业引入非公有资本开展混改，也对持股员工尤其是商业Ⅰ类国有企业的持股员工具有长效的市场化激励，能够更好发挥劳动要素的作用。总的来看，包含员工持股在内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将市场化激励方式与手段引入国有企业内部，有助于国有企业形成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适度融合的激励约束机制。二、国企混改的实践逻辑国企混改以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目标，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维护人民经济利益，提高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国有企业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通过国企混改，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做强国有企业，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做优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与创新力；做大国有企业，促进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融合发展，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与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三者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交叉、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做强国有企业，明确了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导力量的重要地位，是做优国有企业的基础；做优国有企业，实现了综合实力的提升，有助于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做强；而做大国有企业，是做强做优的自然结果，只有做强做优的国有企业才能更广泛地吸引聚集各类资本，为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做强做优提供必要条件。基于此，立足国企混改，通过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剖析国企混改的实践逻辑，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利益至上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为提出新时代国企混改的路径优化建议奠定基础。(一)以混改促国有企业做强，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保障。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制度保障，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的控制并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因此，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企混改通过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集中，向发挥特殊功能作用的企业集中，向企业主业集中，促进国有企业做强，进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首先，通过战略性重组，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集中，在宏观层面发挥国有企业稳定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国企混改以战略性重组为重要抓手，通过合并、收购、分拆等方式，对现有的组织结构、业务范围、资源配置或所有权关系进行重组，布局国有资本向三个重要领域集中。一是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确保国家在关键领域有充足的掌控力。二是向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建设和公益性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集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三是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避免出现因资金需求大、回报周期长而不愿投、不敢投的现象，切实肩负起服务国家战略的责任使命[16]。其次，通过分层分类混改，推动国有资本向发挥特殊功能作用的企业集中，在中观层面发挥国有企业支撑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一是根据不同层级，对集团公司和子公司分层推进国企混改。采取“自下而上”的推进形式，混改初期主要涉及规模较小的子公司，而集团公司往往因承担特殊任务或规模较大而保持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地位；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在集团公司层面和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所出资的企业层面推进混改，而作为市场化运作专业平台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保持国有独资的性质。二是根据功能定位，针对不同行业分类推进国企混改。主业处于充分竞争行业领域的商业Ⅰ类国有企业，积极引入其他各类所有制资本，国有资本可以控股和参股；主业处于重要行业和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Ⅱ类国有企业，在保持国有资本控股地位的同时，支持非国有资本参股；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公益类国有企业，在保持国有独资形式的基础上，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多种形式探索非公有制企业参与经营。最后，通过专业化整合，推动国有资本向企业主业集中，在微观层面发挥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发展实体经济的引领作用。一是对主营业务相同的企业开展专业化整合，做好国企混改的“加法”。在国有企业之间的专业化整合中，实现“一企一业、一业一企”，将相同的产业通过资源整合，提高企业集中度，增强集约化管理；在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专业化整合中，将具有相同主业的企业整合，用市场化的方式进行股权合作，促进更多资源集中于主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二是结合剥离两非两资工作开展专业化整合，做好国企混改的“减法”[17]。国有企业通过股权参与、股权置换、无偿划转、战略联盟等多种混改方式，剥离不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项目，清退不符合战略规划、非战略性的资本，使企业更聚焦于主责主业。(二)以混改促国有企业做优，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力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与创新力是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的前提条件。维护人民经济利益，就要壮大国有企业综合实力，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与创新力。混改通过落实国有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和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国有企业做优，培育企业核心竞争优势，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增强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成长为维护人民经济利益的重要力量。混改对加快培育国有企业成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市场主体，提升国有经济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激发企业活力和提高企业效率，推动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混改主要依靠调整产权关系和改革产权制度予以推进，充分发挥产权的市场激励功能，带动国有企业优化组织制度、资本监管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法人治理规范化、公司运营市场化、企业竞争中性化，激发国有企业经营活力。混改企业清晰界定不同所有制资本的产权边界，通过明晰产权主体，厘清各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与职能分工，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制定层级分明、灵活高效的组织结构和经营管理制度，以兼顾不同所有制主体的核心利益诉求，提高企业生产效率。二是通过引入形成优势互补的非公有制企业，发挥资源整合的集聚效应，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按照投资目的的不同，股权投资分为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市场拓展、研发技术等存在短板的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在规划发展战略、完善业务模式等方面的支持作用，形成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提升供应链产业链韧性、提高市场占有率等的协同效应[18]。治理机制、运营管理相对不完善的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引入财务投资者，发挥非公有制企业在公司治理、内控建设与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示范作用，为持续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奠定基础。三是通过体制机制的变革与创新，解决深层次矛盾问题，筑牢混改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推进，混改企业比重逐渐增加，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实现了竞争力的提升。究其原因在于，大部分国企混改还停留在股权层面的混合，并没有触及体制机制等深层次变革[19]，因此，国企混改的核心是转变体制机制，这是打造混改企业核心竞争优势的基础。混改企业以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为着力点，通过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实施员工持股，综合运用多种中长期激励机制等方式，为混改企业彰显核心竞争优势提供制度保障。混改对加快培育国有企业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主体，提升国有经济创新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通过不断完善监督机制和市场化激励机制，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的供给主体作用，提升国有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一方面，混改企业通过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加大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落实国有企业技术供给主体地位。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引入的非国有股东，其发挥的监督作用降低了国有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成本，促进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形成。代理成本的降低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管理者着眼于企业长期发展，开展更多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而提升国有企业自主研发的原始创新能力。另一方面，混改企业通过建立健全市场化的激励机制，增强技术人员的创新动力，加快实现技术突破，使国有企业成为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供给者。针对在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关键岗位工作并对企业经营业绩和持续发展有直接或较大影响的科研人员，以增资扩股、出资新设方式开展员工持股，在国有企业与科研人员之间建立与企业战略发展直接挂钩的利益分配机制，激发科研人员潜能，提高科研团队整体效能，加快核心技术的成果产出。二是通过建立创新型产业集群，强化创新体系的牵引主体作用，提升国有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围绕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间的互融互动互促，开展上下游之间的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打造现代知识技术密集、附加值率高的创新型产业集群，落实国有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国有企业依托于自身比较优势，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获取创新要素并加强基础研究，促成国有企业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中的先发优势，进而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突破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和核心技术，提升国有企业的集成创新能力。(三)以混改促国有企业做大，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要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国有企业必须不断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提高国有经济的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不同所有制形式的融合发展，促进国有企业做大，发挥国有企业的引领带动作用，增强国有企业化解自身风险和帮助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国有企业力量。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引领带动非公有制企业积极履行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提高国有经济影响力。一是混改企业贯彻执行党的决策部署，落实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推动国有企业在履行政治责任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例如，在乡村振兴战略方面，国有企业利用其资本优势、组织优势积极投身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以实干彰显国有企业担当。二是产业链上游的国有企业积极与产业链下游的非公有制企业在资本层面展开合作，让非公有制企业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20]，在履行经济责任方面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来看，通过推进混改，加强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业务协作和技术交流，提升上下游产业技术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来看，国有企业通过混改推动了质量、效率、动力变革，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带动下游非公有制企业不断强化创新力，为市场提供多样化产品。三是混改企业发挥在完善分配制度和保障改善民生方面的优势，引领带动非公有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完善分配制度方面，混改企业更加公平、更加科学地参与财富分配，优化企业内部的分配机制，带动非公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在分配领域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保障改善民生方面，混改企业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立足项目地发展现状、区位条件和资源禀赋，通过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等多种方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措施激活一个产业、带动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增强化解自身风险和帮助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提高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一是国企混改有利于防范企业风险，增强国有企业化解自身风险的能力。在财务风险方面，国有企业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投等方式参与混改，拓宽多种股权融资方式，强化负债规模和资产负债率双重约束，切实防范化解企业财务风险。在经营风险方面，国企混改有助于增加企业产品销量，缓解供需矛盾，去库存周期逐步趋于合理，降低企业因产能过剩引致的经营风险。在安全生产风险方面，混改企业积极建立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双重预防体系，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加快安全生产装备、技术、管理升级，打造本质安全型企业。二是国企混改合理稳步扩大企业总量规模，增强国有企业帮助国家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混改以集中众多分散资本为重点，科学运用信用和竞争两个杠杆效应高效撬动更多优质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发挥资本的价值增值能力，更好地实现国有经济保障国民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责任与使命。近年来，混改企业率先在各类突发事件的应急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事后恢复等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协调各方力量开展抢险救灾和物资人员的安全保障工作，发挥应对重大风险挑战的关键性作用，有助于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三、国企混改的路径优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的新目标，对国企混改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意味着国企混改要继续以人民利益至上为价值取向，坚持求真务实的实践策略，在更好实现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有机统一的基础上，通过聚焦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和营造高质量创新生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优化收入分配机制和差异化管控机制，更好地促进改革走深走实、规范有序和提质增效。(一)聚焦重点，促进国企混改走深走实1.围绕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继续深化混改企业重组整合第一，要继续深化已重组混改企业内部关键核心要素的融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以市场化方式推进国有资本战略性重组，在推动国有资本布局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聚焦于装备制造、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打造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集团及混改企业，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混改企业尤其是国有控股的混改企业重组需要继续加强专业化整合，促使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增强核心功能。因此，要扎实做好重组后混改企业的业务协同和管理提升，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进一步聚合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关键要素，培育和发展已有核心技术专长，形成关键技术突破能力及成果应用转化能力，开发并建立核心产品市场，推进企业核心技术专长向核心竞争力跃升，真正实现主业业务的专业化、市场化、规模化。第二，要鼓励混改企业有“加”有“减”，整合内部资源。一是引导混改企业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能力状态，按照目标消费者的价值要求和企业产品的技术发展趋势，对企业内部资源进行结构调整与存量优化，实现资源的集约式发展；同时，要紧密结合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积极培育新兴业务发展增量，优化产业布局。二是鼓励混改企业合理确定重点培育的核心业务及其关键生产要素，在增持核心资产、聚力发展优势核心业务的同时，及时剥离竞争力不足的非核心资产，以市场化手段清理高风险、高负债项目和低效、无效资产。第三，要在更多行业、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混改企业专业化整合。把深化国企混改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结合起来，聚焦新型基础设施、新型城镇化、新型能源体系、农业科技发展等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以优势国有控股混改企业为主体，将获取关键创新要素作为专业化整合的战略目标，通过深化与科研院所的产研整合、与民营资本的进一步融合，建立“企业+”式产学研融合模式，吸收“外来”掌握关键技术的人才和拥有核心专长的公司，加强创新研发与技术攻坚，借力专业化整合实现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核心功能的增强。2.围绕营造高质量创新生态，促进混改参与方的链式协同第一，要以内部核心技术创新为牵引，加强与外部创新要素的链接与整合。近年来，以土地、劳动力等为代表的创新要素价格上涨较快，获取创新要素面临着较高的成本和资金约束。创新的竞争更多体现为企业对关键创新要素的开放获取与有效利用，这使企业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借力和整合社会创新要素资源与产业资源。因此，混改企业要加快构建“自主+开放”式创新模式，在加强核心技术自主攻关和研发能力主动提升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研发、技术并购、研发外包等方式完成关键技术、通用技术和创新资源的开放获取，形成以核心技术企业内部攻关为主体、创新要素企业外部开放式获取并存的循环创新格局。第二，要引导混改企业加强对核心业务创新资源的倾斜。一是加强国有集团公司与混改企业子公司之间关键创新要素的双向贯通与融合发展，加快关键性、稀缺性资源的聚合，将创新资源向兼具边际产出较高和边际成本较低的子公司及业务领域倾斜，形成集团上下创新资源的链式联结，做强、做精、做新核心业务。二是在既定资源约束下，探索创新产出最大化的要素配置模式，以效率为导向加快完善企业创新资源的配置体系；积极推动混改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支持其向高附加值、高增长潜力和高产业关联度的行业和领域转型，全面提升国有控股混改企业的辐射力、带动力和创新力。第三，要构建多主体协同创新机制，提升创新资源共享水平。支持政府、企业、用户、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主要科技创新力量共同搭建集平台、项目、资金、人才等全要素于一体的创新资源配置服务组织，以市场化手段引导混改企业与国有独资企业、混改企业与民营企业、混改企业之间采取搭建共享技术平台、构建供需链网络、共建行业云平台等多种方式开展长期战略合作，通过营造开放融合、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创新生态，促进关键创新要素的按需配置和市场化流动，提升资源的互通、互认、互用效力，驱动混改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地实施新技术、新产品合作开发，切实将关键创新要素资源内化为企业创新竞争优势。(二)完善制度，促进国企混改规范有序1.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同等保护各类性质资本产权第一，要以制度建设为着力点，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与国有独资、全资企业相比，混改企业既具备国有经济的资源优势，也具有民营经济的市场基因，是不同产权性质资本所有者之间正和博弈与各类资本创新发展的有效组织载体，现已成为保障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构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微观基础。应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从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层面入手，将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使各类性质资本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不断提升混改企业发展质量。第二，要加强政企合法互动，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要重视与混改企业的合法互动，明确政商交往的安全尺度，将调查研究工作同政府重大决策紧密结合起来，出台重要经济发展和改革文件之前要充分听取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混改企业中企业家们的意见，真正摸清实际情况、找准现实需求，切实打造兼具市场化和法治化且有利于各类性质资本共同发展的营商环境。2.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切实提升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现代化水平第一，要切实加强党的领导与混改企业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坚持党对国有企业制度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国有企业制度发展变革的基本经验[21]，也是保障国企混改规范有序的重要前提。当前大部分混改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改革发展而来，其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组成人员仍存在高度重合的情况，加之决策、管理、经营三种角色客观上存在的交互性，需要从机制上细化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相融合的具体运行方式和方法，切实提升混改企业的公司治理效能。基于此，一是要按照“两个一以贯之”的要求，进一步推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有机统一。坚持党的领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国有集团公司及其混合所有制子公司两个层面全面建立运转高效、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通过“权责清单”+“履职明细”，从制度规则和实施程序上明确企业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的决策角色、议事边界、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为规范国企混改行为提供组织基础和制度保障。二是要配齐配好企业党委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人员。应按照人岗适配的原则配齐配好各主体领导班子，既要保持各治理主体在人员配备上的相对独立性，以保障各治理主体间可以相互制衡，使决策、执行、监督主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又要在决策层与执行层之间保持适度的交叉任职，以便于信息的有效传递、各治理主体的有机衔接和各治理职能的协调、协同。第二，要分类探索适用于混改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合理发挥不同产权性质股东的积极作用。一是按照混改企业中国有资本收益、国有资本控制、国有资本公共服务效率等不同功能，分类设计混改企业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在规范操作的前提下适度扩大骨干员工持股范围，允许部分科技型混改企业试行“同股不同权”治理结构，对部分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参股混改企业的特别决议事项，可经股东协商一致后，设计“国有黄金股”等具有一票否决性质的特殊管理股制度。二是混改企业要充分利用好股权结构优势，充分发挥不同产权性质股东的作用，平等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国有股东要转变监管思路，以资本为纽带、以产权为基础，通过委派国有股权代表或国有股权董事依法参与混改企业公司治理与决策。(三)优化机制，促进国企混改提质增效1.健全收入分配机制，着力推动混改企业经营机制市场化转变第一，要全方位、立体化构建以创造企业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机制。分配制度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核心命题之一[22]，也是关乎国企混改质效的重要内容。一是应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行经理层成员的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劳动、人事和分配制度是新型经营责任制的核心内容，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改革是国有企业三项制度改革的“牛鼻子”，也是混改企业继续深化改革的一项关键内容。可参考《“双百企业”推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操作指引》，加快推动混改企业三项制度改革，在追求经营业绩的刚性考核与兑现的同时，探索将科技创新投入和产出情况作为关键指标纳入考核内容，“一岗一责”明确经理层的经营责任要求和科技创新任务。二是要科学设置责任目标，实施分类分级分层的全员绩效考核制度体系。以经营目标为牵引，综合岗位价值确定基准薪酬，设定“固定+浮动”薪酬管理模式，建立按岗位履职、主要以业绩贡献确定薪酬的分配机制，逐步加大绩效薪酬占比，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做到能岗相配、岗薪相适，切实破除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第二，要健全人才“引育用留”机制，全面实施市场化用工。要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体系，对关键及核心技术、研发创新、经营管理等领域的高端人才，应通过提供优越工作条件、契约化岗位聘任、薪酬激励等措施，更好实施人才安居保障工程，全方位落实人才保障政策，着力实现精准引才、精细育才、科学用才、真心留才；鼓励有条件的混改企业积极对接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推动企业以市场化方式招聘更多人才，打造高水平、专业化人才队伍。同时，也要借力新开展的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提升行动，探索建立国有控股混改企业激励人才的“机制特区”，瞄准企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强化分类施策，以更加完善的绩效考核评价制度鼓励混改企业强化正向激励，继续完善人才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市场化激励体系。2.更加精准推进差异化管控机制，强化混改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第一，要进一步细化混改企业的类别，更加精准推进差异化管控。按国有股权占比，混改企业通常可分为国有绝对控股、国有相对控股和国有参股三类。尽管这一分类方式对完善国资管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却相对忽视了混改企业所处行业特征及其中国有资本所担负功能使命的差异。因此，应在考虑国有股权比例的基础上，结合混改企业所处产业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对混改企业进行再分类，以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差异化管控。再分类必须综合权衡激发混改企业活力、增强国有资本控制力、更好促进各类所有制共同发展等目标要求，既要立足当前企业发展现状，又要有前瞻性，以有利于建立和完善差异化治理和监管体制为准绳，遵循动态调整原则，充分考虑企业的功能特征与所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合理判断混改企业所处产业部门、产业领域及其所生产产品性质的基础上开展，并根据不同企业类别设计具有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管控措施。第二，要扎实推动差异化管控措施落实落地，有效强化混改企业市场主体地位。一是国有资产管理各主体要适应好新的管控模式、切实用好差异化管控措施，跳出对国有独资、全资企业的固有管控思维，从思想观念、工作方法上进行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二是要将差异化管控措施的落实与处理好管控和放活关系有机结合起来，着力推进差异化管控、个性化授权，以市场化为导向优化监管机制和程序，提高监管效能和效益，减少对混改企业的行政化、发文式等管理方式，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履职行权；鼓励建立特事特办的备案机制，优化决策程序，赋予市场主体更多自主权，妥善处理好保障国有资产利益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系，持续提高混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与自主性。三是要健全和落实好授权体系，划定好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集团企业和混改企业等主体各自的“责任田”，在精准授权的同时强调责任的刚性落实和监管适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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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军 陆剑雄：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挑战及发展路径

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东盟始终是优先推进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五通”合作上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双方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系列风险挑战，域外大国的干预、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消极认知、东盟国家固有的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将影响双方合作的稳定进行。同时，挑战中也孕育着新的机遇，如多重冲击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更高台阶；全球“去美元化”持续加速为人民币在东盟的区域化带来契机；高质量发展催生双方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旅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为此，需加强机制化与规则标准建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推动“小而美”项目的建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关 键 词：“一带一路”  东盟国家  俄乌冲突  挑战  机遇 一、引言中国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人文相亲，“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东盟始终是优先推进地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并明确提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①。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及人文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国家的高质量推进较其他国家将更具地缘、人缘优势。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总结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的发展成就，剖析面临的挑战、机遇，提出应对之策，对于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及“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已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往往基于某一视角，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相关议题。Yu(2017)、Papatheologou(2019)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及前景进行探讨，认为“一带一路”可能会重塑亚洲地区的地缘经济格局，有潜力为东南亚地区提供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Blanchard(2018)、Gong(2019)指出“一带一路”在东南亚的推进虽能显著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及影响力，但也面临东道国国内及国际层面的多重政治和经济阻碍；韦宗友(2022)聚焦美国的“印太战略”，分析其给中国周边外交及“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杜兰(2021)对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胡艺、龙旭(2021)回顾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合作30年取得的成就，并对前景进行展望。也有部分学者从某一国别出发，重点分析“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Chan(2019)、Chin(2021)、Nguyen et al.(2022)、Yoshimatsu(2022)分别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尼进行深入研究，均认为“一带一路”将有利于各国商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并与各方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相一致。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政治、经济、社会等多学科角度，梳理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所取得的进展，并以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为背景，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所面临的挑战及新的机遇进行全方位探析。二、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十周年回顾目前，中国与东盟十国均已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政治、基础设施、经贸、金融、人文等领域的合作也取得重要进展。(一)政府间交流日益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对话合作机制不断完善，高层交流长期不间断。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多国间建立了多层级、多领域的对话合作机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与东盟已设有领导人会议机制及外交、经贸、交通等十几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打造了东盟地区论坛、中国-东盟中心等多个对话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又建立了中国-东盟东部增长区、中国-东盟灾害管理等部长级对话合作机制。与各国间的对话合作机制亦在稳步发展，如中国与新加坡于2015年11月启动以重庆为运营中心的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设立了副总理级的联合协调理事会；与印尼于2021年6月建立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在高层交流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保持频繁的高层互访和接触，其中，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越南等国元首或政府首脑连续两届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基于共同目标和共同行动建立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目前，中国与东盟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1年)，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菲律宾等国之间的高级别伙伴关系也均是双方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在原有关系的基础上升级而成。在发展战略规划的对接方面不断推进。中国与东盟已就“一带一路”和《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的对接合作发表联合声明；与越南、印尼分别签署了“一带一路”与“两廊一圈”“全球海洋支点”对接的合作文件；在农业、能源、交通等领域推进了“一带一路”与柬埔寨“四角战略”的高效对接；资助并参与菲律宾卡利瓦大坝项目、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等多个“大建特建”项目；推动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及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战略对接的多个合作项目成功建成等。(二)基础设施“软硬联通”协调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交通、能源、电信等领域建立了相关合作机制，还签订了系列重要的互联互通协议，合作机制及规则标准“软联通”不断完善。在铁路、公路、能源等基础设施“硬联通”方面，双方更有显著进展。其一，中国与东盟国家铁路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提速。其中，中老铁路于2021年12月全面建成通车；2017年开工的中泰铁路合作项目一期(泰国曼谷-泰国呵叻段)将在2027年左右竣工通车；中缅铁路中国国内段从昆明到大理的改造升级已经完成，大瑞铁路项目建设进入贯通“倒计时”；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雅万高铁预计于2023年下半年正式通车；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主线路已基本确定；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已实现无缝对接，成为联通东南亚与欧亚大陆的重要货运通道。其二，在公路建设方面，云南已基本形成昆明至泰国曼谷、越南河内、缅甸皎漂、印度雷多等地的“五出境”公路通道；广西也已建成南宁至越南海防、越南胡志明市、越南高平的“三出境”国际道路运输通道；中国企业投建的柬埔寨金港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等。其三，在能源设施建设方面，中缅油气管道是中国继中亚油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海上通道之后的第四条能源进口通道，其中天然气管道、原油管道分别于2013年、2017年全线投产。截至2022年7月，已累计向中国输送天然气356.7亿标方，输油超5000万吨②。在电力合作方面，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已通过14回110千伏及以上线路与越南、老挝、缅甸实现了电网互联互通③。中国援建东盟国家的一批“小而美”民生项目相继启动或完工，如在2017年启动的援柬埔寨乡村供水项目有效解决了民众用水短缺及用水卫生问题；援柬埔寨乡村道路项目一期、二期工程均已完工；援建的柬埔寨国家体育场正式启用；援助缅甸在内比都埃羌达和敏彬建成两个减贫示范村；援老挝中老铁路搬迁安居村项目顺利移交；老挝玛霍索综合医院项目一期工程顺利完工；“援老八大工程”也进入实施阶段；援建的菲律宾埃斯特热拉-潘塔里恩公路大桥、比农多-王城跨河公路桥等项目正式竣工通车，让菲律宾人民实实在在受益。(三)贸易投资规模持续攀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稳步提高十年来，中国始终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地位，2020年东盟成功跃居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方现已连续三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如图1所示，202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贸易额达9753.41亿美元，较2013年增长120％。在投资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双向投资规模亦在逐年稳步增长，双向投资额在十年内翻了一倍，其中，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达1402.81亿美元，较2013年翻了近三倍④。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中国外资统计公报2022》、中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中国商务部(http://www.mofcom.gov.cn/)网站。“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上持续发力。其一，通过与东盟各国签署双边或区域性自贸协定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先后与东盟、新加坡在原自贸协定的基础上又签署了升级协定书，并于2020年10月与柬埔寨签署了自贸协定。此外，RCEP也自2023年6月2日起对15个签署国全面生效，进入全面实施的新阶段。自贸协定的签署对于消除双边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增进投资的市场准入，创建一个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等将发挥极大的作用。其二，在通关便利化合作方面进展显著。中国与新加坡、菲律宾签署了“经认证的经营者”(AEO)互认安排，与泰国签署了AEO互认行动计划，与柬埔寨、老挝、缅甸、印尼等国正就AEO互认进行沟通。中国与东盟各国签订出入境检验检疫合作协定已超70项，有效消除了各国输华商品的检验检疫差异。在便利化区域铁路跨境运输方面，2014年中国、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框架下成立了区域铁路联盟(GMRA)，2018年六国政府共同签署了《早收备忘录》；2019年中国-老挝-越南首次开通GMS国际道路运输线路，中国相关运输企业获得行车许可证。其三，在投资领域，为促进及保护双边投资，中国与东盟十国均已签订双边投资协定，与除缅甸外的所有东盟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四)货币合作水平不断深化货币合作稳步推进。其一，双边本币互换规模逐步扩大。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老挝已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其中，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间的互换规模分别由最初的1500亿、800亿、1000亿人民币扩大至3000亿、1800亿、2500亿人民币⑤。其二，本币结算合作取得新的突破。中国与老挝、柬埔寨分别于2020年1月、2021年3月签署了双边本币合作协议，在已经放开的所有经常和资本项目下可直接使用双方本币进行结算。缅甸已批准人民币作为官方结算货币，允许使用人民币与缅币直接进行边境贸易结算。中国与印尼签署了本币结算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2021年9月正式启动本币结算合作框架。其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柬埔寨、菲律宾等多国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其四，在人民币业务的清算方面，中国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相继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其五，在人民币使用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对东盟国家已实现全覆盖，东盟国家现已有超过80家金融机构成为CIPS参与者。(五)科技、教育、文旅等多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科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科技联委会、科技部长会议的基础上又搭建了中国-东盟信息港、科技产业合作委员会、公共卫生科技合作中心等多个合作机制及平台，将2018年确定为“中国-东盟创新年”，并与东盟国家在能源、生物等各个领域建立了10余个联合实验室。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在东盟国家开设的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已超70所，2019年正式启动了旨在资助东盟青年赴华留学深造的菁英奖学金，还成立了大学智库联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等人才培养平台，并于2016年举办了教育交流年活动。此外，“鲁班工坊”成为中国开展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该合作项目已经在多个东盟国家落地。在文旅方面，中国与东盟各国均已签署系列文旅合作协定，通过一系列文旅合作活动，双方已互为重要客源地，并将2017年、2019年、2020年分别定为“中国-东盟旅游合作年”“中柬文化旅游年”“中马文化旅游年”。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赴东盟国家的游客人数激增。来自东盟统计数据库资料显示，中国赴东盟国家的游客人数从2013年的1265.12万人增至2019年的3228.26万人，中国已成为东盟国家最大的入境客源国。三、中国与东盟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挑战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面临域外大国的干预、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消极认知、东盟国家固有的政治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的冲击等因素带来的风险挑战。其中，域外大国的干预是首要挑战，需优先谨防美国构建排华“小圈子”，鼓动东盟国家对华“脱钩”。其次，由西方国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等因素造成的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消极认知也将长期伴随着中国与各国的合作，阻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和谐发展，同时也应重视东盟国家固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潜在风险。最后，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对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短中期内也同样值得关注。(一)域外大国的干预是最主要的风险挑战东南亚因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富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成为历来大国角逐之地。冷战结束后，东盟迅速崛起，成为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主要争夺的对象。中国和东盟国家合作中与相关大国产生竞争及博弈难以避免，其中，与美国、日本的竞争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挑战。1.美国将东南亚作为战略布局重点严重挑战“一带一路”在该区域的推进。随着中国的发展及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日益提升，美国逐渐将其全球战略重心移至亚太，东南亚成为美国战略部署的核心地区之一。本世纪之初，美国就已开始重新审视并调整其亚太战略。2011年奥巴马政府正式推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着手强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对华策略逻辑也由防御性现实主义正式朝进攻性现实主义转变(Zhang，2022)。2017年继任的特朗普政府将“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为“印太战略”，将中国明确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多领域对华综合施压。2021年拜登上台后，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形成的对华战略框架，更注重对华政策的法制化、制度化及盟友体系的作用。2022年2月拜登政府出台的《美国印太战略》明确提出要深化与东盟的长期合作，加强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与东盟的对接。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面向东南亚的政策更具有多边主义和小多边主义双轨制的特点，试图通过经济、军事、外交等手段对冲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⑥。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会进一步挤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合作空间。俄乌冲突爆发后，中美间的地缘竞争不仅不会缓和，还易使亚太局势更加纷繁复杂。遏华制华仍是美国外交的优先事项，俄乌冲突亦难以放缓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节奏，美国或将进一步加大对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印太经济框架”(IPEF)正式启动及2022年11月美国与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便是最好的证明。当前中美关系正经历以“大国竞争”为特征的“范式转变”，而“一带一路”将成为双方战略竞争的焦点(Zhao，2021)。在具体实践上，美国也相应采取了一系列实质性举措，如发起“重建美好世界”(B3W)倡议及主导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倡议等对冲“一带一路”倡议。尤其在经济领域，美国于2022年正式启动的“印太经济框架”或将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印太经济框架”由互联经济、韧性经济、清洁经济、公平经济四大支柱构成，旨在弥补“印太战略”的经济短板，重建美国在亚太经贸领域的主导地位，通过强化与地区盟友或伙伴的合作打造对华“经贸包围圈”。更为重要的是，和传统的多边主义和区域主义相比，“印太经济框架”的特殊性在于其是自助餐式的谈判，谁需要什么、谁想参与哪个领域就在哪个领域谈判，更强调灵活性，谈判的难度因此大大降低。正因为如此，“印太经济框架”一经正式启动，多数东盟国家均成为其创始国。“印太经济框架”带有显著的“去中国化”特征，将在多领域对冲“一带一路”，如在基础设施领域与“重建美好世界”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倡议形成联动，与中国展开竞争。在高新技术领域，美国以推动供应链弹性为由，打造地区技术保护主义，对中国技术“脱钩”等(潘晓明，2022)。2.日本在基础设施领域发起的竞争以及其防卫战略的调整带来的挑战。作为美国“印太战略”的马前卒，日本政府将中国崛起视为对“东亚自由秩序的系统性威胁”，并希望在东南亚地区扮演更为积极主动的战略角色(Lee，2016)。但是，与中美两国全方位多领域的竞争不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发起的竞争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尤其在基建领域，双方在泰国、缅甸、印尼、马来西亚等国都进行过激烈的竞争，如在印尼雅万高铁项目的竞标上，中日就进行过多轮争夺。在中国提出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背景下，日本以“高质量”作为主要优势，在2015年5月设立“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PQI)，以维持其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优势。日本对外经济合作经验丰富，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其通过设备捐赠、官方援助、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在东盟国家进行的排他性基础设施投资都将会阻碍“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俄乌冲突爆发后，日本试图制造紧张的地区安全局势为其军事限制松绑。在国际社会上，2022年日本主动与东南亚国家高层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与印尼、菲律宾的外长和防长举行“2+2”会谈，日本首相也依次出访印尼、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在以上外交活动中，俄乌冲突、南海问题成为日方主导下的关键议题，其目的在于拉拢东南亚国家对抗中国，增强与各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在国内，日本通过渲染“中俄威胁”来减少发展军事力量的内部阻碍。2022年4月，日本发布的新版《外交蓝皮书》就称中俄仍维持紧密联系，需要强烈关切⑦；同年12月，又通过了新“安保三文件”⑧，不仅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的战略挑战”，还妄称中国通过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试图挑战国际秩序，同时也明确提出应拥有“反击能力”⑨。日本若以俄乌冲突为契机增强军事主动权并拓宽对外军事合作领域，将严重威胁亚太安全。(二)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消极认知影响双方务实合作受西方国家长期抹黑、南海争端等因素的影响，东盟国家存在对中国的消极认知。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的相互依赖性虽不断加深，但随着双方贸易投资不平衡问题的凸显，难免会造成东盟国家内部一些保守派的崛起，给双方的经贸合作制造障碍。特别是在安全领域，南海问题一直是阻碍双方关系和谐发展的主要因素。本世纪以来，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已发生多起争端事件。南海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东盟国家与中国在安全领域合作的积极性。就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而言，东南亚国家对全球发展倡议的支持和对全球安全倡议所持的谨慎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中国没有领土和海洋争端的国家对全球安全倡议持更积极的态度⑩。俄乌冲突的爆发增加了东盟国家与大国交往中固有的不安全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借此次冲突“捆绑”中俄，渲染“中国威胁论”，使得东盟国家与中国合作过程中的不安全感易被进一步放大。(三)东盟国家固有的政治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除老挝、越南、文莱外，其他东盟国家均建立了竞争性政党制度，其政党轮替具有较明显的频繁和无序特点，存在较大的政党轮替风险(弓联兵、王晓青，2018)。频繁无序的政党更替不仅易激发社会矛盾，引发国内暴乱，还极易造成政府政策的不连续性和无效性。在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投资并承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多具有建设周期长、所需资金量大的特点，东盟国家政党轮替造成的政策不确定性给相关项目的顺利推进带来极大安全隐患，中泰铁路项目就曾因泰国政权更替而一度被搁置。部分国家受内部势力冲突、军队干预等因素的影响，政治稳定性较差。暴力冲突事件的发生给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带来更大的不可预见性，易使中资企业遭受损失。例如，2021年2月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民选政府，引发政局急剧动荡，当地反华势力趁机利用缅甸民众与军方间的矛盾，大肆散布攻击中国的谣言以激化缅甸社会的怨华情绪，最终造成了3月份中资企业被烧的恶性事件。此外，多数东盟国家对腐败的管制水平低，面临公共部门腐败程度较高的风险。根据“透明国际”发布的2022年全球清廉指数(CPI)，东盟国家中除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外，其他国家清廉指数排名均在100名之外，处于世界下游水平(11)。(四)新冠肺炎疫情与俄乌冲突对东盟经济造成了不利冲击新冠肺炎疫情重创了东盟国家经济，造成了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大的经济增长冲击。目前，随着疫情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和区域经济的重新开放，大多数东盟国家的经济呈现复苏势头，但社会恢复与经济发展问题仍值得高度重视。据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23年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幅度约为4.7％，2024年将达5.0％。但即便如此，仍有一系列挑战可能阻碍东南亚区域经济体的复苏，如新冠大流行后高通胀的持续、利率的上升及债务风险的加剧等(12)。东盟国家虽与俄罗斯、乌克兰经济联系强度不高，但俄乌冲突给各国的宏观经济、金融及安全带来的挑战不容小觑。第一，冲突将普遍推高东盟国家的通胀水平。2022年，东南亚地区的通胀水平达5.0％，较上一年上涨150％，部分国家如老挝、缅甸的通胀率分别达23.0％、16.0％(13)。俄罗斯和乌克兰作为能源、谷物、金属等大宗商品的重要出口国，双方冲突的爆发及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引发大宗商品供应的中断等地缘政治风险的骤升普遍推高各国通胀水平。俄罗斯与乌克兰均非东盟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两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不及东盟总贸易额的1％，冲突给各国带来的直接影响有限。但是，由于东盟国家已高度依赖能源等大宗商品的进口，特别是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已达65％(14)，因此俄乌冲突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会显著推高东盟国家的物价水平。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也是东盟国家谷物、肥料的主要来源地，分别占东盟国家总进口的13.2％、9.7％(15)，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非能源大宗商品的中断也将进一步加大东盟国家的通胀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所导致的消费者成本增加也将降低东盟国家的国民收入水平，极易引发社会层面的动荡(16)。第二，冲突将加大东盟国家的金融脆弱性。除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外，其他东盟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普遍较低，金融体系发展不健全，且易受外部冲击的影响。自2021年底以来，多国宏观经济政策已逐步从紧，俄乌冲突的爆发则导致全球金融环境进一步明显收紧，推升金融稳定风险(17)。在新冠大流行期间，东盟国家的公共和私人债务存量已有所增加，俄乌冲突放大了投资者风险厌恶情绪，在美元加息背景下，东盟国家资本外流、本币贬值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四、中国与东盟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迎来新的机遇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双方合作具备天然的优势。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政治关系的逐步向好及经贸联系的日益增强，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将迎来新的机遇。(一)多重冲击驱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冠肺炎疫情催生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卫生健康共同体。一方面，美国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上的责任缺位为中国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带来重要契机。在此次的疫情防控中，拥有世界一流医疗卫生体系的美国在国际抗疫合作中未发挥出与其实力相匹配的作用，甚至在疫情暴发后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外实施了大规模的医疗援助，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另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也使亚洲地区的国家和组织认识到构建区域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性，推动各方在卫生安全领域达成新的共识。东盟副秘书长康富指出，应将疫情视为在现有伙伴关系及倡议的基础上强化集体合作的机遇(18)。在“一带一路”的推进上，中国对卫生领域项目的投资也由2020年的1.3亿美元激增至4.5亿美元(19)。中国可以此为契机，加强与东盟国家在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打造中国-东盟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东盟发展共同体的构建进入新的阶段。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抬头，掀起了新一轮“逆全球化”思潮。新冠大流行和俄乌冲突所引发的供应链产业链的断裂更是凸显了产业安全问题，全球化转向本土化、区域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强。但是，就中国和东盟国家而言，双方合作具备天然的地缘优势，拥有相同的发展理念及诉求，且已互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贸易投资合作也具备极强的韧性。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高峰期，中国与东盟国家主导推动签署RCEP，表明双方致力于建立一个多边和有章可循的经济模式，这必将大幅提升区域内自由贸易水平，加快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二)人民币在东盟的区域化迎来重要机遇2009年起，中国开始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如今人民币已经成为全球第四大支付货币、第五大储备货币，也是新兴市场国家中全球交易最活跃的货币。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初级阶段，未来应遵循周边化-区域化-国际化递进式的发展路线，这也是学术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有研究表明，随着中国与周边国家经贸合作逐步加深，人民币在贸易、投资等跨境交易中的影响力已大幅增强，成为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洲地区的主导货币(Liu et al.，2022)。在全球“去美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货币合作将迎来重要机遇。美国频频使用“美元武器”对外实施经济制裁，特别是此次俄乌冲突爆发后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海啸”将迫使他国反思过度依赖美元体系带来的安全隐患，并尝试摆脱美元霸权的“长臂管辖”(易小准等，2022)。近期，东盟国家“去美元化”趋势愈加凸显，如在2023年3月底结束的东盟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各国同意在跨境贸易与投资中减少对美元、欧元等国际主要货币的依赖，切实加强对本地货币的使用。东南亚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周边合作区域，人民币在该区域的国际化本已具备先天优势，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朝更深层次发展，双方开展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将进一步得到提升。随着RCEP的签署生效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稳定推进，人民币在东盟的区域化是应有之举，也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三)中国与东盟国家迎来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与东盟各国进一步认识到传统粗放式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实现更有韧性、可持续性的发展成为优先目标，经济发展的“数字化”与“绿色化”成为各方新的选择。1.中国与东盟国家数字经济合作互补性强，合作前景广阔。中国数字经济综合发展实力与东盟国家发展需求相匹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迎来由大到强的转变，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增长极之一。当前，中国不仅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光纤网络和4G网络，数字经济竞争力也居全球第三位，其中数字产业竞争力连续四年位居全球首位(20)。东盟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据相关报告显示，2022年东南亚数字经济市场规模已达到近2000亿美元，2030年可能增长至6000亿至1万亿美元(21)。但是，就数字基础设施而言，特别在网络覆盖率、互联网连接速度等方面，东盟各国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多国数字产业化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22)。为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东盟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缅甸等东盟成员国均批准了各项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文件。在数字经济合作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已具备一定的合作基础，设有数字部长会议、数字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合作机制，建立了数字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在数字基础设施、5G、大数据等领域也开展了系列合作。总的来看，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制度化水平高，在数字经济发展战略上契合，双方的数字经济合作拥有较强的互补性(姜志达、王睿，2020)。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运用、数字产业发展等方面位于世界前列，东盟国家则拥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及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双方的数字经济合作将迎来广阔市场。2.在绿色经济合作上亦有较大的潜力。对于气候问题的担忧促使东盟国家关注发展的可持续性，各国或将加快布局能源的绿色化转型。东盟国家中，缅甸、菲律宾、泰国、越南等国均受极端气候的威胁，气候变化给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也高于全球大多数国家。据亚洲开发银行估计，气候问题可能在2100年使东盟地区GDP减少11％(23)。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迫使东盟国家不得不改变其经济发展和对外合作模式，发展、合作的“绿色化”必将成为应对气候问题的主要方式。特别在能源领域，有机构预测，依据东盟各国当前的能源政策和发展趋势，东盟国家的能源需求将以每年约3％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能源最终消费总量将增长2.5倍以上(24)。鉴于对能源快速增长的需求，推动能源的绿色低碳转型成为东盟各国亟待完成的目标。此外，俄乌冲突造成能源市场的动荡所直接暴露出的能源安全漏洞及应对能源供应中断机制的短板也将倒逼东盟国家加速清洁能源转型，确保能源供应的安全稳定。东盟国家在绿色发展上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潜力巨大。在绿色经济发展上，中国与东盟分别发布了《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及《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双方对于绿色发展的理念及规划不谋而合，均将绿色能源、绿色基础设施、绿色金融等领域视为重点发展方向。有研究估计，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将为东南亚创造约1万亿美元的经济机会(25)。但是，东盟国家却普遍缺乏对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融资，2016～2030年东盟国家对绿色投资的需求约为3万亿美元(26)。与东盟国家相比，中国不仅拥有先进的基建技术，在绿色金融发展上也居全球领先水平。为推动绿色发展，双方已实施了绿色使者计划，并将2021年定为“可持续发展合作年”，可借此大力开拓与深化在可持续金融、绿色能源、可持续城市等领域的合作。3.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大有作为。旅游业是东盟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国的支柱产业。在新冠大流行前，旅游业对东盟十国GDP的贡献为3290亿美元，占GDP总量的11.7％，创造了4179万个就业岗位，占总就业岗位的13.2％(27)。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东盟国家旅游业出现了悬崖式下跌，2019～2021年期间，东盟国家接待国际游客人数锐减95％以上，其中中国赴东盟国家的游客人数降至23.35万，降幅近100％(28)。中国与东盟国家互为重要的客源地，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卫生紧急状态的结束和各国入境措施的放宽，双方的旅游合作将迎来强劲复苏。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现已是东盟国家旅游业发展的主要事项，但由于缺乏资金，各国对景区环境的保护力度有限(29)，部分景区因环境恶化而被迫关闭，如2018～2021年期间，泰国玛雅湾因珊瑚的大片死亡而长期关停。中国可凭借资金及技术优势，参与对东盟国家旅游相关项目的投资，提升旅游基础设施水平。此外，在发展城市旅游伙伴关系、旅游人才的教育培训与交流等方面也有诸多合作空间。五、中国与东盟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进策略(一)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基本要求，加强机制化与规则标准建设“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可持续性，机制化是实现可持续性的基本路径(李向阳，2020)。对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而言，应着重完善务实合作机制，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及规则标准的建设。第一，进一步完善软法、硬法并兼的复合机制模式。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主要由高层领导人会晤引领，以交通、经贸、旅游等各部门的部长级会议为依托，开展务实合作。双方现已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以软法居多，可能带来诸如欠缺强制执行力等问题。在低级合作阶段，机制化建设主要是以项目带动为主的功能性合作；进入到高级合作阶段，则突出制度引领的带动作用，发展的规则导向性越来越强，可按照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生效的RCEP协定或商谈的其他正式规则来执行。无论在低级还是高级合作阶段，都要突出利益捆绑机制或加强第三方参与建设，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取软法和硬法相互配合的复合型合作机制，才能实现“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二，加强争端解决机制建设。“一带一路”涉及中国、东道国及第三方参与者，在基础设施、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过程中不免发生争端，应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强化“一带一路”法治化建设，如充分利用现有国际法体系及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中已有的RCEP贸易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目前RCEP采取了磋商、调解等政治解决与临时组建专家组仲裁相结合的混合解决的准司法争端解决模式。建议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司法合作，建立区域性的常设仲裁解决机构服务于“一带一路”的争端解决，同时鼓励任何时候采用调解等政治解决模式作为替代方式。第三，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为前提，加强规则标准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把规则标准‘软联通’作为重要支撑”(30)。为此，应在对标RCEP、CPTPP及DEPA等协定基础上，通过国内市场的高水平开放，推进与东盟国家规则标准的对接。在相关规则的制定上，中国需在尊重各国意愿的同时，加强向东盟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掌握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在美国“印太战略”机制化建设不断推进的挑战下，在当前全球治理短板进一步凸显、“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的背景下，中国只有把握规则制定的主动权才能更好地与东盟国家求同存异，应对域外大国带来的挑战。(二)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当前，中国综合实力与国际影响力虽不断加强，但国际传播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强化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能有效破解东盟国家的消极认知。严正回应西方国家提出的“中国威胁论”，化解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消极认知。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无底线抹黑及对“中国威胁论”的大肆渲染是东南亚地区“中国威胁论”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国应将消解“中国威胁论”置于战略高度，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回应此种论调。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威胁论，指责“一带一路”为中国推行的“债务陷阱外交”，中国对之应及时发表严正声明，用事实数据攻破此种谣言与指责。世界银行曾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一带一路”可加快数十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31)。应关注此类权威机构的研究动态，依此来抨击相关不实言论。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国际话语权。一方面，运用恰当的语言及宣传技巧，传播好中国声音。把握好东盟民众的接受习惯和共通点、兴奋点，以容易理解的话语逻辑和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加强传播的共情力与亲和力。另一方面，需加大对国际舆论的影响力，善于借助国内外媒体传播机构，积极对外宣传中国主张及理念，向外展示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同时，鼓励中国主流媒体走出去，打造一批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外宣媒体。(三)将扩大“小而美”项目的建设作为优先方向“小而美”项目具有投资小、见效快、风险可控等优势，也兼具惠民生、绿色可持续的属性。支持并扩大“小而美”项目的建设对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提出，“将‘小而美’项目作为对外合作优先项目”(32)。推动东盟国家“小而美”项目的建设，需聚焦各国供电、供水、住房、医疗、教育等惠民项目的建设，改善民众生产与生活环境，提升东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获得感；加大在绿色、数字领域中小型项目合作的力度，增强东盟国家发展的内生动力，助力各国实现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发展。此外，“小而美”项目所具备的风险低、见效快等特征符合民营企业投资偏好，且也契合近年来备受推崇的ESG理念，可鼓励私营企业参与相关项目的建设，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支持“一带一路”及共建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四)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旨在推进世界长久和平与共同发展。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同时，也倡导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朝着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迈出新的步伐”(33)。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上存在诸多相同偏向，注重稳定与和谐是其价值观的主要特征。在中国对外交往与合作的具体实践上，也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保持与各国的和谐发展，如全球安全倡议即是中国植根于“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就中国与东盟国家而言，推动共建命运共同体对于化解双方间的领海纠纷，推动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及应对来自域外国家的地缘安全挑战都具有重要意义。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价值话语一体化建设，打造中国与东盟国家命运共同体。其一，依托共有的文化价值观，塑造各国在安全与发展议题上的共识。东盟国家是佛教、伊斯兰教等多宗教的交汇之地，也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文化历来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时代性(沈林，2013)。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继承和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价值观，充分彰显以集体主义、和谐稳定为内核的文化价值观，增进各国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集体认同。其二，构建以“人类共同价值”为特征的中国特色外交价值观。中国式外交价值观要明显区分于美国所推行的“价值观外交”，秉持“天下为公”的思想，追求世界和谐与发展，践行正确的义利观。其三，不可因实现一方的利益而牺牲另一方的安全，须将“安全不可分割”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基本原则。注释：①新华网：(受权发布)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25日，http://www.news.cn/politics/cpc20/2022-10/25/c_1129079429.htm.②中国新闻网：中缅油气管道累计向中国输送原油超5000万吨，2022年7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cj/2022/07-27/9813504.shtm.③中国电力网：南方电网公司助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2021年9月13日，http://www.chinapower.com.cn/dww/jdxw/20210913/102219.html.④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http://images.mofcom.gov.cn/fec/202211/20221118091910924.pdf.⑤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http://www.pbc.gov.cn/en/.⑥Hoang Thi Ha,Ian Storey,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Southeast Asia:One Year in Review,ISEAS Perspective,Feb.11,2022,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1/ISEAS_Perspective_2022_11.pdf.⑦日本外務省，外交青書2022，2022年4月4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34590.pdf.⑧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三份安保政策文件。⑨内閣官房，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2022年12月16日，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j.pdf.⑩Hoang Thi Ha,Why Is China's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Cautiously Perceived in Southeast Asia?,ISEAS Perspective,Feb.22,2023,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3/01/ISEAS_Perspective_2023_11.pdf.(11)数据来自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https://www.transparency.de/cpi/cpi-2022/cpi-2022-tabellarische-rangliste.(12)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April 2023[R].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863591/asian-development-outlook-april-2023.pdf.(13)数据来自Asian Development Bank：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April 2023.(14)IEA.Southeast Asia Energy Outlook 2019[R].https://www.iea.org/reports/southeast-asia-energy-outlook-2019.(15)数据来自东盟统计数据库：https://data.aseanstats.org/.(16)Chelsea Ong,Southeast Asia May Face A 'Big Risk' of Social Unrest If Food Prices Keep Surging,CNBC,May.9,2022,https://www.cnbc.com/2022/05/09/big-risk-of-unrest-in-asean-if-food-inflation-surges-says-economist.html.(17)IMF.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Shockwaves from the War in Ukraine Test the Financial System's Resilience[R].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GFSR/Issues/2022/04/19/global-financial-stability-report-april-2022.(18)参见吴琳，2021.亚洲区域合作的话语消退与重新激活[J].国际问题研究(5)：90-107.(19)Green Finance & Development Center,FISF Fudan University.China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Investment Report 2021[R].https://greenfdc.org/wp-content/uploads/2022/02/Nedopil-2022_BRI-Investment-Report-2021.pdf.(20)光明网：《全球数字经济竞争力发展报告》发布中国数字经济竞争力位全球第三，2021年1月6日，https://difang.gmw.cn/sh/2021-01/06/content_34523242.htm.(21)Google,Temasek,Bain&Company.e-Conomy SEA 2022[R].https://services.google.com/fh/files/misc/e_conomy_sea_2022_report.pdf?utm_source=bain&utm_medium=website&utm_campaign=2022.(22)Lurong Chen,Lydia Ruddy,Improving Digital Connectivity:Policy Priority for ASEAN Digital Transformation,ERIA Policy Brief,Jul,2020.https://www.eria.org/uploads/media/policy-brief/Improving-Digital-Connectivity-Policy-Priority-for-ASEAN-Digital.pdf.(23)Asian Development Bank.Southeast Asia and the Economics of Global Climate Stabilization[R].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178615/sea-economics-global-climate-stabilization.pdf.(24)IRENA.Renewable Energy Outlook for ASEAN:Towards a Regional Energy Transition[R].https://www.irena.org/-/media/Files/IRENA/Agency/Publication/2022/Sep/IRENA_Renewable_energy_outlook_ASEAN_2022.pdf?rev=ef7557c64c3b4750be08f9590601634c.(25)Bain & Company,Microsoft,Temasek.Southeast Asia's Green Economy 2021:Opportunities on the Road to Net Zero[R].https://www.bain.com/globalassets/noindex/2021/green-economy/bain-microsoft-temasek-sea-green-economy-2021-report-road-to-net-zero-main.pdf.(26)DBS.Green Finance Opportunities in ASEAN[R].https://www.dbs.com/iwov-resources/images/sustainability/img/Green_Finance_Opportunities_in_ASEAN.pdf.(27)数据来自World Travel & Tourism Council，https://wttc.org/research/economic-impact.(28)根据ASEANstats《AS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2022》公布的数据计算，https://www.aseanst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3/04/ASYB_2022_423.pdf.(29)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The Reopening of ASEAN:Trade,Tourism and Travel,ASEAN Focus,Mar.29,2022,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2/03/ASEANFocus-Mar-2022-Final-LR-V2.pdf.(30)中国政府网：习近平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11月19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19/content_5652067.htm?jump=true.(31)World Bank.Belt and Road Economics: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R].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text=Belt％20and％20Road％20Economics％3A％20Opportunities％20and％20Risks％20of,and％20manage％20the％20risks％20of％20participating％20in％20BRI.(32)中国政府网：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侧记，2021年11月21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1/21/content_5652298.htm.(33)新华网：习近平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的讲话(全文)，2021年11月22日，http://www.news.cn/2021-11/22/c_1128087275.htm. ...

迟福林：新时代央企国资的重大职责使命

 2023年是改革开放45周年，2024年是招商蛇口成立45周年。1979年，深圳蛇口的“开山第一炮”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蛇口工业区作为中国首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成为改革开放的“试管”。一方面，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等资源，积极开展沿海加工贸易；另一方面，冲破旧有观念，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等口号，在人才引用、分配制度、住房商品化、社会保险、企业股份制等方面进行了多项改革创新，孵化了一大批行业领先的优秀企业。产业园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产物，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逐步成长、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今天，在改革开放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深入研究深圳招商蛇口产业园区的实践探索，重新研判央企国资产业园区在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具有重要意义。新时代央企国资产业园区要在引领国家科技创新中走出一条新路子。产业园区的三种开发模式作为产业集聚发展的核心单元，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产业园区数量大幅增加。智研咨询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产业园区数量已高达2.5万个，园区对中国GDP的贡献度也呈逐步上升趋势。赛迪顾问园区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园区高质量发展百强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仅169家国家级高新区和230家国家级经开区的GDP总量就已达到29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25.3%。总的看，我国产业园区主要有三种开发模式。政府主导型的开发模式。这类由政府主导规划、建设和管理的产业园区，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通常借助税收优惠、土地供应、融资支持等方面的政策引导和支持相关产业发展。这类产业园区在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面临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例如，产业结构单一、行政干预过多、缺乏创新和竞争力、管理效率不高等。企业与政府双重管理模式。这类产业园区通常由企业负责园区的投资、规划、建设、招商、运营和管理；园区成立管委会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负责园区内投资审批、监管等政府事务。产业园区的发展成效，关键取决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水平。央企国资主导建设、管理、运营的模式。由政府赋予较大的管理权限，由企业自筹资金，独立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的区域开发模式。1979年蛇口工业区建立，是一个未纳入国家计划、没有国家拨款的工业区，由招商局自筹资金、自担风险。但政府赋予蛇口相对较大的自主权，使得蛇口工业区在后来的发展道路上不断冲破藩篱，先行先试。新时代央企国资产业园区的重要战略地位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骨干力量。新时代央企国资在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认为，要跳出园区看园区，从国家战略层面考虑央企国资产业园区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成为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深圳招商蛇口在园区更新、楼宇建设等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更重要的是，其主动作为，建设了一批具有战略性、长远性的重大基础设施。例如，蛇口邮轮母港作为华南地区集“海、陆、空、铁”于一体的现代化国际邮轮母港，是深圳连通港澳、走向世界的“海上门户”，在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国际综合交通枢纽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期一部分央企国资产业园区有条件成为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在产业引领、城市建设、国家战略等方面赋能。成为创新创业环境的主要提供者。深圳是全球最大的科创中心之一，是创新创业的热土。为什么那么多人才集聚到这里？招商蛇口深耕园区开发与运营，布局产业升级、战略新兴和消费升级三大产业主题，聚焦数字科技、绿色科技、生命科技、智能制造、文化产业五大产业赛道，依据“投、融、建、管、退”的园区开发和运营的全价值链，针对全国园区，实施“一园一策”的精准运营，着力打造空间规划、产业组织、生态运营、创新孵化、产融联动等核心能力。在全国范围内布局网谷、意库、智慧城三大产品线和各类科技园，在多个城市打造特色产业新城与集聚区，并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合力优化发展环境。从招商蛇口的经验看，央企国资产业园区成为创新创业环境的重要提供者，成为城市与园区综合开发运营服务商，政府通过央企国资提供创新创业环境和服务。成为构建产业集群与产业链供应链形成的促进者。产业园区的生命力在于集聚。比如，蛇口网谷以科技研发类办公园区为特色，吸引新一代信息技术、物联网、电子商务和数字创意四大产业群，高度聚集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在园企业420家，产业聚集度达70%。再比如，深圳南海意库引进了数字创意、现代时尚、文创旅游等业态，产业聚集度超过80%。从当前的实践看，产业园区中的众多中小企业通过研发、设计、创意、创新，成为高科技巨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产业链、供应链是市场形成的，但是如果央企国资能在其中发挥作用，以产业园区为载体，让中小企业等创新佼佼者围聚在一起，引进上下游产业，推动形成产业链、供应链。由此，将放大企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和聚集效应，通过促链、延链、补链、强链，形成持续发展的动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更重要的是培育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创新力的科技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国家高新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推动者。从招商蛇口的实践看，深圳作为我国重大科技创新载体布局最集中、创新动能汇聚最迅速、综合创新投入力度最大的区域之一，应站在国家全局和未来发展的角度给予相关支持，从而发挥出央企国资在国家中长期战略性引导性产业中的引领作用。以蛇口网谷为例，通过培育升级，园区每平方米产值超过10万元，吸纳就业超过3万人。但是，一方面，政府对央企有税收要求；另一方面，央企又对产业园区有产值利润指标考核要求。尤其在宏观经济面临挑战的形势下，产业园区的综合成本和企业的成本有所上升。为此建议，央企主导的以高科技为重点的产业园区创新者，政府应予以支持，走出一条政府支持央企国资产业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以此形成高新科技创新的推动力。支持央企国资发挥更大作用的几点建议以战略性、长期性视角优化对央企国资的考核机制适应新时代央企国资的新角色、新任务，优化以往以纳税总额、GDP贡献等经济效益为主的评价标准，重点围绕央企国资在战略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环境营造、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及科技创新促进等方面的特殊作用，开展战略性、长期性评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求，支持央企在带动民企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推动国有资本有序退出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房地产等竞争性行业，将其布局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和领域，提升国有资本在公共服务领域的集中度。搭建以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重点的平台。支持国有企业建设以自身主业为主题的产业转移示范园区、产业合作园区等，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支持采取企业主导型模式，由央企国企主导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土地征用、园区管理等。支持央企国资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维护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引导国有企业加大对研发设计、咨询、第三方认证、金融、保险、物流、采购等配套服务布局，鼓励支持企业同境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通过积极签署双边合作协议等方式建立供应链联盟。支持国有企业在境外合理布局。支持具有竞争优势的装备制造业、资源能源等企业优化重组，培育一批带动本地区本园区企业走向东盟、东北亚的旗舰企业集团。支持央企国资在搭建创新发展环境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促进民营经济创新。在产权平等保护、资产价格市场决定前提下，借助国有企业在资金、技术、品牌、融资、信用等方面优势，支持国有企业与其主业相关的优质民营企业组建战略联盟、共设基金、联合投资、联合研发等方式，共同开拓市场资源。增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公共产品供给。例如，对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以及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平台等投资回收周期长、社会资本不愿意投资的产业，加大投资建设力度。支持央企国资加大对创新人才、平台的布局。例如，与民营企业合作设立产业人才培养实训和实习见习基地，合作开展专业技能人才定向委托培养。加大对基础性技术、产业共性技术的研发及开放性实验室、共享数据库的建设等布局，以此引进研发人才。 ...

林兆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回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显著特点、历史意义等，有利于我们准确认识、全面把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

张航燕：我国发展新基建的成效、风险和建议

 内容提要：新基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支撑，对于我国实现经济动能转换和加快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新基建成为“两新一重”投资的重点领域。总体来看，当前我国新基建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亦存在盲目投资建设、技术迭代、核心技术短板、信息安全、融资约束等风险。文章提出了加强顶层设计，科学有序布局新基建，聚力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安全保障，逐步放开市场准入，鼓励各类资本参与新基建，深化行业应用融合，打造生态体系等政策建议，以统筹推动新基建高质量发展。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新基建是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以技术创新为动力，主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当前新基建主要涵盖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三个领域。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随着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推进，新基建覆盖的内容和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基础设施主要包含铁路、公路、机场等交通运输设施以及电力、通信、水利等设施。新基建在覆盖领域、服务对象、应用场景等方面与传统基建存在差异。比如，传统基建重在提供有形资料和要素，新基建重在提供无形的数据和信息资源；传统基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为主，助力农业和工业等传统产业发展，新基建为数字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和保障；相对来看，传统基建技术进步空间较小、速度较慢，而新基建技术更新快，对其服务质量和水平有较大影响。但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割裂的（王晓冬、关忠诚、董超，2021）。新基建不仅包括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数据中心等狭义的信息基础设施，还包括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传统基建的升级改造，即传统基建的数字化改造（刘艳红、黄雪涛、石博涵，2020）。例如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利用信息技术等手段进行改造升级，使其更加智能、便捷和高效。我国新基建的实践与成效（一）新基建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新基建作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实践中产生的一个新概念，首次被提及是在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接着被写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是2020—2022年为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新基建得到国家层面的更多重视，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统筹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系统完备、高效实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国多个地区自2020年起陆续出台相关措施，引导新基建发展。例如，上海在完成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的基础上，发布了《上海市进一步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3—2026年）》，将提供更多机会给社会主体参与上海市新基建重大项目建设，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新基建。河南省发布《河南省重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速行动方案（2023—2025年）》，对5G基站累计数量、数据中心标准机架数量、智能充电桩数量、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等指标设立目标。（二）新基建成为稳投资的重要发力点传统基建对于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日趋减弱，新基建将在稳投资特别是扩大有效投资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基建是兼顾短期扩大有效需求和长期扩大有效供给的有效方法和抓手。从需求端来看，新基建有利于扩大有效需求，促进消费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供给端来看，新基建有利于扩大有效供给，可以通过资本存量的增加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进一步发挥我国经济增长的内在潜力，为我国创新发展特别是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提供基础条件。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等领域建设。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新基建投资同比增长16.2%，占全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比重较2022年同期提高0.4个百分点。其中，5G、数据中心等信息类新型基础设施和工业互联网、智慧交通等融合类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分别增长13.1%和34.1%。2024年1月29日，世界首座特高压混合级联柔性直流换流站——±800千伏姑苏换流站迎来投运后首次年度检修，江苏省送变电有限公司检修人员在检修设备。图/中新社（三）重点领域建设成效显著适度超前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新基建重点领域（如5G通信领域、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取得积极成效。截至2022年底，我国累计建成开通231.2万个5G基站，拥有5.61亿户5G用户，全球占比均超过60%；已有110个城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5亿户家庭能力；我国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量已超过18亿户，是第一个实现“物超人”的国家；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650万标准机架，5年平均增速超过30%，在用数据中心算力总规模超过180EFLOPS，位居世界第二；工业互联网已覆盖85%以上的工业大类，标识解析体系全面建成，重点平台连接设备超过8000万台（套）；车联网由单条道路测试发展为区域示范，超过5000公里的道路已完成智能化改造。特别是2022年2月正式启动“东数西算”工程，是我国继南水北调、西电东输后的又一个重大跨区域资源调配工程，对推动数据中心合理布局、优化供需、绿色集约和互联互通有着重要意义。我国新基建面临的风险（一）盲目投资建设风险以5G、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基建，是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战略布局的重点领域，推动我国新基建发展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层面尚未出台加快新基建的总体战略和指导性意见，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建设需要统筹规划，网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和水平需要完善和提高，新基建全国一盘棋、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建设格局有待形成。由于新基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的创新设施，相比传统基建，其决策风险更大。盲目扩大新基建范围和混淆新基建建设重点很有可能对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和企业的投资决策产生误导。以大数据中心为例，全国很多地方规划建设了一大批大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已经出现了冗余，存在变相发展“大数据地产”“云地产”现象。（二）技术迭代风险新基建依托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信息技术是当前全球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最活跃的技术创新领域，是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信息技术加速迭代和演进，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涌现。很多技术和设施亦是在使用过程中通过不断迭代逐步成熟完善。技术快速迭代特性增加了跨领域的技术整合与融通的难度，因而新基建更需要充分考虑技术迭代演进，综合分析技术的成熟度和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以5G为例，5G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除了基站建设外，还涉及业务需求、产品市场、安全保障、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以及4G建设成本的回收和6G技术布局等问题。（三）核心技术短板风险新基建主要以信息化为基础，以核心技术为条件。科技是新基建的核心所在。但是目前我国新基建所需核心元件主要来自国外，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率较低，制约着我国新基建进程。新基建涉及的基础芯片和软件的对外依存度较高，核心技术面临“卡脖子”风险。以互联网为例，近年来我国互联网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随着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传统网络架构不足以支撑工业互联网和车联网等对差异性服务保障需求。面对严峻挑战，须进一步加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测试和验证。（四）信息安全风险由于传统基建的数字化特征不显著，使得单个实体之间缺乏紧密联系。而在新基建发展过程中，由于工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加快了万物互联互通。万物互联互通是一把“双刃剑”，在显著提高信息传输效率的同时，亦给系统的安全性带来巨大挑战。随着新基建的快速推进，在感知层、连接层和应用层存在安全威胁，尤其是起步阶段，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的安全模式和规则存在漏洞，各种数据平台、网络的安全防护能力有所欠缺，整体安全水平不高（赵佳伟、张华、义旭东，2020）。（五）融资约束风险据高盛研究部预计，2020—2025年新基建投资将达到15万亿元人民币。新基建资金来源目前主要是财政资金和专项债券。当前财政收支形势严峻，如此庞大的投资需求仅靠财政投资和专项债融资是远远不够的，新基建将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统筹推进我国新基建建设的政策建议（一）加强顶层设计，科学有序布局新基建当前，我国新基建正处在起步和成长阶段，需要加强各部门、各地统筹协调，形成全国协同发展的局面，有序构建新型基础设施体系。一是研究出台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发展实施细则，形成“全国一盘棋”。根据战略规划和市场应用需求，统筹规划好新基建长期与短期、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人口转移与空间布局等多种关系，以需求为导向，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把握新基建发展规律，分级分类推进新基建。二是完善新基建网络安全保障措施。优化新基建网络的安全测评与审计、保密审查与日常监测等制度，为我国新基建提供安全技术保障。（二）聚力核心技术攻关，提升安全保障水平新基建以技术及其衍生物为动力，要充分发挥其潜力与优势，亟须强化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一是强化技术要素有效支撑。统筹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等各方面力量，针对新基建涉及的如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重点领域，开展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基础软件等短板弱项的技术研发攻关，着力提升我国新基建技术体系的自主可控性。围绕以信息通信、生命健康、能源、新材料、高端制造为代表的战略前沿领域，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加快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推动颠覆性技术突破，开辟全新技术赛道，实现产业跨越式发展。二是加快人才的引进培育。加快培育新基建所需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加强产学研合作，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机构合作开展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加快高层次人才引进，进一步畅通海外科学家来华工作通道。（三）逐步放开市场准入，畅通各类资本参与新基建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引导和补缺作用，充分利用市场化方式，有效调动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加快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导、市场运作的新基建投融资模式。一是创新和拓宽资金渠道。统筹运用各类财政和金融工具，加快新基建项目中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发展，推进REITs（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投资重大新基建项目。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高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充分发挥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新基建投融资过程中的引领、带动和保障作用，加大中长期贷款和融资担保；鼓励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等商业银行围绕重大项目开展信贷优惠专项。二是创新企业投融资机制。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给予各类市场主体公平参与新基建项目投资的机会。支持新基建领域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特别是到科创板、创业板上市，支持相关企业到“新三板”、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融资。（四）深化行业应用融合，打造生态体系坚持以需求为导向，推进新基建与制造、能源、交通、农业等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发挥技术和场景结合的最大化价值，注重“建”与“用”统一，加快推进新技术成果转化落地。开展试点示范，推进示范基地和园区建设，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典型案例。鼓励企业立足行业需求开展应用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支持向同类相关企业的复制推广。加大应用培训和宣贯，推动规模化应用。推动新基建与传统基建融合创新发展。加快新基建与传统基建资源共享、设施共建、空间共用，统筹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空间布局和要素连接。以新基建改造提升传统基建，通过新基建要素与传统基建的智能联动，加快推动传统基建的信息化转型。 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张航燕 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4年第2-3期合刊 ...

丁礼庭：读韦森《重读哈耶克》对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的感悟

最近读了韦森教授的著作《重读哈耶克》后，对全世界闻名的凯恩斯与哈耶克近百年论战有了新的感悟。在此奉献给读者。欢迎批评指正！首先，韦森教授认为凯恩斯与哈耶克二位经济学权威主要的理论分歧在于：“与凯恩斯关注短期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不同，哈耶克则注重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走势，在数十年里坚持宣扬自由社会的核心理念，”【1】“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而给出了‘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原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治疗药方’。”【2】其中主要的分歧之一，就在于对原始、自发、自然的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商业周期”的理解不同。哈耶克认为经济波动是自然形成，认为这种经济波动不会引发商业周期、尤其是不会引发“萧条性商业周期”：“在一个不为政府和中央货币政策人为扰动的市场经济中，人们对当下消费品和未来消费品的时间偏好率的变动，会自发地引起利率的变动，这种利率的变动，会引起迂回生产阶段的调整，像一把扇子一样不断地自然打开或折叠，但并不会造成‘工业波动’和‘商业周期’。”【3】但凯恩斯则认为商业周期自然产生、不可避免：“在一种信用经济中没有能使储蓄与投资之间保持均衡的自动调节机制，……”【4】“在国民收入增加时，由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和消费之间的差距拉大，储蓄增加，最后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5】凯恩斯认为恰恰就是这个储蓄增加造成的过度储蓄和消费、投资需求不足，才是商业周期产生的根源：“过度储蓄是商业周期的根源，”【6】但哈耶克在《储蓄的悖论》中认为：“商业周的根源在于过度投资拉长了生产周期，而不是储蓄过多。”【7】遗憾的是韦森教授在著作中没有对哈耶克这一观点展开详细论述。也没有对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会不会自发、自然产生以“生产过剩”为标志的商业周期做出明确的结论。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中第一个必须确认的问题是，在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体制中“萧条性商业周期”是否客观存在、不可避免。实事求是地考察世界经济发展历史，在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以后的前二百多年中，全世界发达国家都无法有效摆脱贫富二极分化造成的贫困、生产过剩和垄断经营的困扰，直到二十世纪30年代爆发全世界生产过剩的经济总危机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在原始、自然、自发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萧条性商业周期”确实客观存在，且无法避免。凯恩斯与哈耶克论战中第二个必须确认的问题是：产生商业周期的根源到底是不是凯恩斯所指出的：过度储蓄和消费、投资需求不足是产生“萧条性商业周期”的根源。就诞生于19世纪的经济理论“萨伊定律”的主要内容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即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中，由于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会的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 但是，从萨伊定律诞生开始，一直伴随着萨伊定律普及和发展的历史事实足以证明，市场经济诞生后的前二百多年中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并非如萨伊定律所论述“总需求始终等于总供给”，直到凯恩斯理论诞生，指出了产生储蓄过度、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仅仅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个人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甚至崩溃”等经济学原理造成的事实，这就足以证明所谓生产过剩本质，就是储蓄过度、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如凯恩斯所说“在现有消费倾向下，不论我们对投资采取任何措施，想维持充分就业均是不可能的。”【8】所以在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中，“萧条性商业周期”客观存在，并无法避免。重要的是产生“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个人的流动性偏好”的根源仅仅是人们追求“未来经济安全和保障”和“追求交易方便”的心理和文化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如凯恩斯所说：产生“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原因仅仅是“人们的流动性偏好和边际消费倾向仅仅是受文化决定的自变量，这些自变量决定了资本边际效率下降，而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下降会导致经济的突然崩塌。”【9】这仅仅是“因为资本边际效率在目前系由无法控制的，和不服从的工商界的的心理状态决定的”，【10】就因为这些心理和文化领域的非经济因素决定了“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客观存在、并无法避免。对此“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客观存在、无法避免的理论观点，哈耶克原则上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批判和否认的事实和理论依据。凯恩斯与哈耶克的第三个分歧在于：如果承认产生萧条的商业周期客观存在，无法避免，那么包括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市场主体应该如何面对。很显然，凯恩斯认定“经济体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11】“经济体内的物价是否稳定，经济是否均衡，取决于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而投资与储蓄是否相等，又取决于市场利率与自然利率是否一致。……储蓄与投资的背离，是当时英国持续了十几年的经济萧条——常被人们称为“英国病”的主要原因。”【12】所以，凯恩斯认定在萧条状态中“政府应该对银行体系实行金融管理，操控并调节利率，去影响投资率，使投资与储蓄相等，最后使经济恢复均衡。”【13】“政府在储蓄和投资上应有所作为”【14】凯恩斯主张：“‘有鉴于资本边际效率日益为甚的下降，我支持旨在由社会控制投资量的政策，而与此同时，我也支持各种提高消费倾向的政策。……存在着用两种政策同时操作的空间——即促进投资，同时又促进消费。’到那个阶段上，主张政府在经济萧条中应主动通过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干预经济，使经济体系从萧条中复苏的凯恩斯理论和政策主张就基本形成了。”【15】“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要帮助市场恢复均衡，主要通过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和消费，来提高社会的‘有效需求’，从而实现充分就业。”【16】凯恩斯还“反对英国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主张允许温和的通货膨胀，……并以这种政策来治疗经济萧条。”【17】但是，哈耶克却认定：“如果要长期地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唯一的办法不是采取人为的刺激——无论在危机时期和危机之后都一样——而是让时间去完成一个持久的治疗。……”【18】“我们或许可以用及时阻止扩张的办法来避免一次经济危机，不过危机一旦发生，它在未自行消失之前，我们是无法摆脱它的。”【19】哈耶克认定任何以消除萧条为目的人为的调节和干涉都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要想消除危机，唯一地只能通过长期地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动、自发、自然地运作而自然、自发地走出危机：“市场经济会自发运转和自然修复自己的波动，唯有时间才能治愈失衡的经济。”【20】“保持货币中性是实现市场经济自动均衡和价格体系稳定的条件。因而，如果央行增加货币供给，人为地降低实际利率，就会扭曲生产的‘自然结构’，导致社会资源的不当配置。”【21】 “人类在改善社会秩序的努力中，如果不想弄巧成拙，他必须明白，在这件事情上，就像在任何本质上复杂的有机物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可能事务的全部知识。因此不能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模铸自己的工艺品，而必须像园丁看护花草那样，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提供适宜的环境，来养护花草的生长。自然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对自己的能力过度乐观，‘让人眼花了然的成功’诱使人们像早期的空想共会主义那样不但想主宰自然环境，而且想通过控制人的意识而控制人类的环境，这才是危险所在。”【22】这说明凯恩斯与哈耶克不同的理论论述内涵着二大问题，其一、面对客观存在的“商业周期中萧条的经济环境”，人类到底是应该如凯恩斯所主张的积极地有所作为，通过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摆脱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还是应该如哈耶克所主张的无所作为、袖手旁观、任其自然发展？其二、如凯恩斯主张的人类积极作为到底有没有“可能”解决问题，消除或者减缓“萧条性失业周期”的危害？还是如哈耶克所说，任何人为干涉调节经济的实践都一定会加剧“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不可能通过自身实践来解决和减缓“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很显然，上述第一各问题，取决于第二个问题的答案，这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由人类实践的效果决定人类的实践边界。如果正如哈耶克所述，人类不但无法解决消除和减缓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而且“一定会”“帮倒忙”、“越做越乱”，加剧危机肆孽的危害，那么哈耶克“不作为”的观点就是正确的。如果人类实践检验证明在这一领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却可以相对有效地减缓萧条性商业周期的频率和幅度，比如面临山洪暴发的水灾，如果人们真的不作为，大水也“一定会”自然退去，恢复正常。但如果我们承认人们的 “救灾”实践确实可以减轻灾难危害，加速驱除灾难恢复正常，那么凯恩斯认为人类应该“积极有所作为”的观点就应该是正确的。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论证，人类是智能动物，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通过实践中不断积累的智慧和科学能力来掌控自己的命运，来改善人类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这是由人的“理想地自私”的本性和本能所决定的。重要的是，人类的实践能力和实践效果，应该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不断地扩大和提高的，就算人类面对的是暂时无法有效解决的自然和社会问题，也不应该、不可能听任命运摆布，听任客观自然和社会环境的摆布，而应该通过科学地、智慧地积极抗争来掌控人类自己的命运。当然，这种对大自然和客观社会环境的抗争必须是尽可能地科学的、有效的，并在这种探索性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修正和积累人类的智力和科学水平、修正和积累指导人类实践的理论思想。比如在哈耶克的时代，人类对于“任何本质上复杂的有机物领域一样，他不可能获得主宰可能事务的全部知识”【22】确实是事实的话，那么当今世界，人类已经进军“遗传基因学”的研究。就算这种研究对人类来说是祸是福暂时不能确定，但是人类扩展科技研究领域的步伐是不可能停止的。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科技进军包括“遗传基因学”在内的一切未知领域是“历史必然”，那么结论就是：人的“理性地自私”的本能和本性决定了面对危害人类生活和改善人类社会环境的任何自然和社会问题，人类必须科学地、理智地提出解决问题、解除危害和创造幸福的理论设想，并以此来指导实践，以便进一步摆脱、消除和减低对人类的危害，并创造人类幸福的生活环境。对于超越人类科技和智慧能力的自然和社会的灾难，人类也必须通过实践的试探来努力救灾、以便最大限度地减轻危害，而不能、也不应该“袖手旁观”、“无所作为”。那么具体到上述“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到底能不能有效地消除，或者减缓周期性萧条的危害，还是只要是企图消除和减缓这种危害的人类“实践”都“必然会”适得其反、变本加厉地加剧危害？这就必须、也只能到人类的历史实践过程中寻求实践检验的结果。自从工业化私有制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在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前二百多年中，人类确实无法有效解决“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社会始终无法有效摆脱“贫富二极分化”的贫困、生产过剩和垄断经营危害的肆孽，直到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全人类经历了市场经济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使人类的生产能力“腰斩”、有些国家生产力甚至减低六、七成的严重危害。在如此严重的经济危机的逼迫之下，人类的智慧和科学探索终于呼唤、孕育、催生了凯恩斯经济理论指导下的罗斯福新政的实践。关于凯恩斯理论在此不用多说，包括韦森在内的各位前辈都有充分、详细和深邃的分析论述。但就罗斯福新政来说，主要就是从二大领域切入，对市场机制进行科学理性的干涉：一是，通过政府立法干涉社会经济利益的分配来实现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并通过共同富裕来促进消费，使消费恢复到能够满足经济自我、自然循环周转的正常水平：通过民选工会介入劳资工资谈判，使因长期过剩而造成市场竞争弱势的劳动者可以借助集体的力量，来与因紧缺而强势的资本相对公平地竞争，使成熟的、现代的发达市场经济产生了相对更加符合客观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的“工资水平”。 从而有效地弥补了市场经济 “固有缺陷”——长期客观存在的过剩的劳动力，因受到生存的迫协，无法拒绝因自身过剩而弱势的竞争结果：低于客观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的“不合理”的低工资，从而使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因不合理的低价格（工资）自发、自然地减少劳动力供给，无法自发、自然地恢复劳动力供需均衡，并使工资水平自发、自然地恢复到“供需均衡环境下”公平竞争的合理水平。其次，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和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使包括富裕阶层在内的全体公民自由、自愿、自觉地实现“劫富济贫”式的福利立法，来为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费用兜底保障。再加上民间自由、自觉、自愿的慈善机制等一系列罗斯福新政的政策措施，终于在发达国家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共同富裕促进消费、有效实现了消费正常化，终于相对有效地摆脱了肆孽市场经济二百多年的消费萎缩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而实现了二战以后发达国家持续三、四十年的持续繁荣。重要的是，所谓促进消费正常的共同富裕的合理标准就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实现的四大计量指标：一是，造就了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群体；二是，基尼指数控制在0.25至0.35之间，不能超越0.4的警戒线；三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60%左右；四是：福利支出占GDP总额的20%左右。这就是大多数取得国民经济高速储蓄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发达国家实践检验证明了的所谓“共同富裕”的计量标准。历史实践足以证明：这四大共同富裕的计量标准，也是实现国民经济高速储蓄发展的必要条件！二是，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来调节投资，主要就是在金融领域通过政府干涉，适当降低利率和扩大货币供应量来促进民间投资，并通过扩大政府在城市基本建设领域投资，使上述福利支出和基建投资超越财政均衡，进行适量和小规模的赤字财政来填补上述消费和投资不足的“英国病”！使总供给与总需求实现相对均衡。重要的是，这种福利支出和基建投资必须是免费的，不能借助政府权力以利润最大化来与民争利，才能够达到填补消费不足的市场客观需要。当然，这种赤字财政政策在正常情况下不能超越2%至3%的弥补消费和投资不足的适量范围，否则的话，就可能因引发大规模通货膨胀而得不偿失地危害宏观经济。重要的是，这种微量的财政赤字，只能通过适量的超发货币，通过同样是微量的通货膨胀来消化微量的财政赤字。必须说明的是，通过通货膨胀来消化微量财政赤字的政策受害者、费用的承担者，就应该是在日常生活中手中现金和储蓄大于负债的群体。在当今发达国家，人民大众通常都习惯“贷款消费”，不但贷款买房，而且经常贷款卖汽车和大型家电。所以，在通常情况下，普通老百姓都会把自己的财富用于投资和不动产，而手中现金和储蓄往往小于负债，所以不会受微量通货膨胀的危害。而大多数企业家和富裕群体，因必备流动资金来用于经营周转和相对奢侈的生活消费，才会保持一定的现金和储蓄，所以在发达国家承担微量通货膨胀损失的大多数是富裕的企业家群体和金融机构，而他们也就把这种通货膨胀的损失视为“变相的税收”，而不会危害人民大众的正常生活。历史实践检验足以证明，二战以后的罗斯福新政使发达国家实现了40年的持续繁荣，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发达国家因超高福利的民粹主义引发经济“滞涨”为标志，里根总统和撒切尔首相才共同改弦更张，实行了更高阶段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政策体系。并进一步延续了经济繁荣的历史事实。所谓“更高阶段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政策体系”，就是指80年代后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并没有完全回到二战前原始、自发、自然的市场经济，而是不但保留了、而且还进一步普及了罗斯福新政中调节收入的共同富裕政策——民选工会介入劳资工资谈判、最低工资规定和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福利制度。只是尽量缩小了赤字财政的规模和在金融领域适量控制了利率和货币供给的规模。甚至并没有完全放弃和消除“积极财政政策”和“适量货币政策”。这就足以证明，至今依然在发达国家普遍应用的罗斯福新政的政策体系，就完全符合哈耶克倡导的“自发秩序”的概念，属于市场经济自发、自然地呼唤、孕育和催生的“自发秩序”的一部分。综上所述，二战以后凯恩斯理论和罗斯福新政诞生以来，发达国家近一个世纪的持续繁荣的历史实践足以证明：面对“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不能无所作为、袖手旁观，而应该如凯恩斯所主张的积极地有所作为，通过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适当的货币政策来摆脱“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人类历史实践也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和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虽然不可能消除“萧条性商业周期”的危害，但完全可以减缓和缩小“萧条性商业周期”幅度和频率，并于此来减轻其危害程度。那么，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哈耶克的理论是错误的？绝对不是！如上所说，哈耶克和凯恩斯不同的理论体系适用于不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不但凯恩斯于哈耶克的理论所如此，全世界所有的理论流派都一样，都有一个、也仅仅适用于一个相对特定的社会环境。而社会环境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各国政府及智库学术界拿出来的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的政策菜单往往是包含了各理论流派的综合菜单，仅仅是各理论流派在政策总菜单中占据不同的分量而已。几乎不可能由一个独立的理论流派包揽所有政策体系。如上所述：“与凯恩斯关注短期的政府后果经济政策不同，哈耶克则注重人类社会长期历史走势，在数十年里坚持宣扬自由社会的核心理念，”【1】“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旨在为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经济体的正常运行而给出了‘养生之道’，而凯恩斯的理论原则是对一个长期陷入慢性病的经济体开出‘治疗药方’。”【2】所以相对来说，凯恩斯理论比较倾向于应对萧条时期的社会环境，而哈耶克的理论则相对适用于萧条时期之外的正常环境、尤其是在繁荣时期的社会环境。尤其重要的是，凯恩斯理论体系在操作过程中，强调政府调节来弥补市场调控不足，而政府调控，往往就是由政府官员与智库经济学家的人为的调控过程。在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中这种人为的调控并非、或者说绝对不是“随意的”，而是必须局限于弥补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而不能超越市场调节机制的客观需求而“越雷池半步”，仅仅只能局限于弥补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的劳动力过剩引发的市场缺陷，就是劳动力不可能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自然、自由地恢复供需均衡，使工资自发自然地恢复到供需均衡市场环境下公平竞争的、符合客观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贡献的合理水平！其次就是因为“在经济体内部并不存在一种自动机制使公众的储蓄率与企业家的投资率保持相等。”【11】所以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来促进消费和扩大投资，实现总供给等于总需求。重要的是，在凯恩斯理论指导下的政府调节是绝对不能超越弥补上述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个人的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递减甚至崩溃”等因素造成的市场调节机制不足而产生的市场客观需求的。遗憾的是，是“人”的操作，就必然会犯错误，必然会有失误，一旦政府官员和智库经济学家在调节过程中犯错误、有失误，就“必需”哈耶克理论体系来修正和纠偏。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一种秩序的全部决定因素，结果也无法知道在某种具体的价格与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等于供给。因而我们无法度量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从而也无法从统计上对我们的理论及‘均衡’的偏离加以检验。”【23】“市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多数人的行动，对绝对某一过程和结果的所有情形，几乎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和被度量。”【24】哈耶克还认为：“如果银行将信贷利率人为压低到‘自然利率’之下，会造成过度投资和不当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结构的错配，从而认定货币政策是商业周期的根本原因，而不是解药。”【25】“凯恩斯提出的通过降低利率和增加货币供应量来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学主张，本质上是一种亡命徒式的政策。这不但会导致通货膨胀，而且在长期内会使失业更加严重。”【26】这就足以证明，政府和智库经济学家制定的政府调节不可能永远正确，永远符合市场经济客观需求，犯错误和失误几乎可以说是经常的、必然的，这就“必需”哈耶克的理论体系来不断地修正和纠偏！结论就是：凯恩斯理论体系中的政府调节是市场经济体制所必需的，但这种政府调节却不能超越哈耶克理论体系中市场经济调节体系的客观需求和范围限制。一旦政府调节产生失误，就必需哈耶克理论体系来修正和纠错！综上所述，凯恩斯理论和哈耶克理论不但是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环境，而且是组成了一个完美的优势互补的“理论组合”。分别为二战以后，相对成熟、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造就了长达80年的持续繁荣，（其中产生的少数经济危机，在危害程度上和发生频率上都有所‘减弱’）使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国民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相对完善的共同富裕的繁荣景象做出了重大贡献。2024年4月6日【1】、【4】、【8】、【9】、【10】、【11】、【12】、【13】、【14】、【15】、【18】、【19】、【20】、【22】、【23】、【25】：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三篇《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来龙去脉与理论遗产》【2】、【5】、【16】、【17】：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五《“英国病”和凯恩斯的“货币三论”》【3】、【21】：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二《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6】、【7】、【26】：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四《哈耶克到底与凯恩斯论战了什么》【24】：韦森：《重读哈耶克》第二篇之六《哈耶克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分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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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尹旭：“利益—权利”双元共生：“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

摘  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其区别于以产权交易为主的工业经济形态，形成有效激励、分配机制是“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根本保障。权利范式推动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的非排他性等特性急需建构实质分配的利益范式。以中国原创数据理论“共票”为基础，创设数据要素“利益—权利”双元共生新模式，实现从公正价格形成到数据价值创造的转换，建立多方主体参与数据要素流通的激励、分配机制，推进共同富裕。关键词：数据要素× 新质生产力 权利范式 利益范式 共票作者黄尹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杨东，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72）引言《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又称“数据二十条”）为数据要素制度构建指明方向。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鲜明特征，国家数据局“将围绕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实施‘数据要素×’行动”，“数据要素×”核心是激发数据价值创造，需要结合数据性质重构新治理模式，实现价值倍增，激活经济新功能。为数据要素配置权利是经常被提及的建议，即引入类型化、稳定、单一的权利规则，发挥权利保障主体意志自由及决策效率的功能。“权利范式”为工业经济时代的代表性生产要素（资本、技术等）高效利用奠定法律基础，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完善，不过也带来权利泛化与普遍的权利冲突等问题，权利交易的滞时性、一次性与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即时性、累加性需求相矛盾。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等特性使得数据要素可以在开放共享中实现价值，与传统要素性质截然不同，从根源上要求重构要素价值创造的法律范式。权利范式保障自由契约、财产不受侵权，满足工业经济时代确权和交易的需求。数字经济时代社会大生产进一步发展，生产要素更具公共性，生产方式主体多元、合作密集、人机融合，需要共建共治共享广泛合作的法律关系，形成公平的利益分配秩序，强调保护个体的单一传统权利范式无法充分实现数据价值。从域外权利立法实践而言，设置传统权利规则的《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在产生正面效果之外，亦导致了市场退出的加速和市场集中度的增加，未能有效促进价值实现。公正的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激励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由此需要建构权利范式和“利益范式”的双元共生，后者即根据实质利益情况对社会关系加以调整的法律方法。因应数据要素客观性质和经济新情势，利益范式与权利范式需要进一步融合与调谐。“数据要素”由中国率先提出，治理体系应当体现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由此，本文采取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五科学范式，以数据价值创造的特征与实践为出发点，结合数据客观属性与法律范式发展的机理，构建适合时代发展需求的制度，在公正的元利益结构基础上配置合适的权利体系，赋予利益以权利，而非赋予权利以利益，推动数据要素有效流通共享，实现“数据要素×”价值倍增，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一、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症结法律上的治理范式需要正当性基础。权利范式可能的正当性基础包括劳动价值理论，不过“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特别是一些学者基于劳动价值理论认为，用户购物、社交等产出数据因其行为的非生产性并不能被认为创造了劳动价值。对主要为大型数字平台的数据处理者赋权，更大的作用是保护资本投入，参考知识产权而言同样可能具有正当性，但实践中赋予资本投入主体以绝对权利，它们更倾向于自用数据要素，而非促使流通。更进一步说，不当设置数据权利将导致数据劳动更容易被剥削，保护劳动价值在赋权之外更需要实质公正的分配机制及相应的治理制度。利用数据要素的正当性基础根本依归于价值创造。国家数据要素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进经济增长与人民福祉。以何种法律范式治理数据要素，核心考察指标也应当是价值创造的实效。除劳动力要素外，其他生产要素主要提供的是使用价值，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数据要素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主要依托仍然是其使用价值质与量的提高。拨开数据要素利用的复杂迷雾，缺乏有效的激励、分配机制是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本质障碍。（一）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生态系统新质生产力是新技术和新制度双向驱动形成的中国特色新型生产力，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要素，聚焦价值创造，助力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数据经济呈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特点，数量越多、多样性越高并且及时和准确的数据具有更大的价值。相同数据由不同的主体或者在不同领域利用可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由此数据的流通重用也至关重要。数据要素也是非实体性和非竞争性的，一个主体对于特定数据要素的使用并不妨碍另外一个主体同时对其利用，数据的形成和收集成本可能较高，但数据的复制和迁移成本一般而言较低，整合和分割数据亦较为容易。数据要素的特征结构理论上有利于形成有序流通、价值循环与和合共生的经济模式。数据要素利用的价值链条主要涉及五个环节：收集（包括数据化和整合其他来源数据）、组织（形成有序数据集）、储存（形成可检索的存档数据并保存）、分析（从数据中获取知识）和开发（利用数据中获得知识决策和预测，最终形成可以持续使用的数据产品和数据资产）。大型经济组织在数据要素价值挖掘中具有经济优势，同时，分享数据要素及其价值的成本较低，因此大型经济组织可以将从数据要素中获取的知识转让给其他主体，并通过自身算法辅助这些主体决策。以超级平台为代表形成数据生态系统，通过数据控制其他系统参与者，占据市场支配地位，采取平台封禁与自我优待，成为数据要素流通的主要阻碍。数字经济时代，新的价值载体是无形的数据，数据要素“可用不可见”等新利用方式将经济业态从“控制权转移”向“利用”转变。数据要素在每一次被使用时都能创造价值，数据与物理社会和虚拟时空的关联为使用者带来效用，数据使用本身也产生新的数据，不同场景中的数据使用产生新的效用。流通的数据还成为流量，可以形成数据（流量）生态系统，数据要素重用和循环之中，流量集聚形成生态循环和价值递增。数据要素参与的价值创造是平台式与共享式的，数据要素利用参与者（数据加工者、数据来源者、数据控制者等）共同合作、共同创造与共同分配。在数据要素利用情景中，资源、资产以数据形式体现，其内涵与质量无法直接可见，而是与使用场景产生联系的程度而评估价值。数据要素参与的生产具有相应的共创价值：一方面，数据生产是智力活动与机器自动生产的结合，区别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实体产品生产；另一方面，数据集“生产—消费”于使用之中，使用处理既有的数据，也会伴生新的数据，价值创造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协作的生态之中。由此，数据要素的价值具有共创性和共享性，且此种价值会在价值遭遇中增值。数据要素超越了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的基本属性、作用形态和增值方式，也必然与传统要素适配的既有法律范式产生嫌隙。（二）单一传统权利范式对于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三层困境收集、组织、储存、分析环节中的数据要素不适应单一传统权利范式，亦即成为应用端产品前的数据要素难以确权。首先，单一传统权利范式在主体之间关系上难以实现数据要素的“定分止争”。数据变动不定，不具有明确的边界，要素利用上具有明显的公共性，相关主体之间不平等，单个主体独占数据要素缺乏正当性，依靠单一传统权利范式不足以“定分止争”——稳定数据要素利用关系和经济预期。权利发生在平等的私主体之间，权利的平等性划分出一个私的范畴，并要求公主体尊重并避免干涉私主体的自主选择。这种私权属性，在内部构成上要求权利内容明确,从而才能划定可主张、可救济的边界，并对其他主体和社会公示其权利，但这与数据要素的无形性和不确定性存在冲突。数据要素表现为代码的集合，不是物理世界中的有形物。传统上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等典型生产要素在形态或者使用上是相对确定的，这与时刻积累、变化、调试、更新的数据要素有很大的不同。数据要素的无形与时变难以成为具有明确边界的权利对象，不宜在其上确权。即便在数据上配置权利，也将面临权利主体确定的困难，“数据—信息”呈现复合，信息权利主体是不是当然的数据权利主体有所争议，数据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牵涉多个主体，是否以及如何配置权利是棘手难题。如社交平台数据往往涉及数字平台、用户与大众，无论赋予谁一定的数据权利都有可证之处，因此相关复杂的纠纷，如微博诉蚁坊案等涉及数据控制者、数据处理者和数据来源者多方主体，赋权的复杂或者不公会进一步激化分歧，仅靠赋予一方或者多方权利并不足以定分止争。权利的社会价值在于人受自由合意契约的道德约束，进而构建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交易的正当性基石。数据要素的利用不完全存在这样的平等性基础。一方面，数据对世权的提出很大程度以数据控制为目的，但在实际层面更多依赖于科技设施，而非私法在平等主体之间设定的法律关系，一些学者认为即使数据赋权，企业能拥有的是绝对权，而个人则无法拥有绝对权。数据生产要素价值实现的隐蔽混合性与权利范式利益实现的公开合意性存在冲突。数据生产要素投入生产，既有对特定较少数据集合的使用，也有大数据型使用，但归根到底，使用哪些数据掌握在控制数据处理加工环节的主体。特别是算法及大模型的使用，使得数据要素投入生产愈加隐蔽混合甚至人工无法细查、无可倒推，也很难想象一个“科技黑箱”可被设置具有微妙的道德性。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依靠数据和算法取得了数字权力，垄断数据的数字平台可以通过操控数据流量以控制数据生态中的其他参与者，再赋予作为数据处理者的数字平台数据权利将巩固这种平台权力。不平等的数据关系导致了不公正的积累，进而隐藏剥削的风险，数据要素具体利用场景中，数字平台通过提供服务无偿或者廉价取得了用户数据，用户无法了解数据的具体使用情况，也无法估量和分享其中的经济利益，单方面的无知状态削弱经由协商对话产生更加合理安排的可能。未明确规定的数据收益权将削弱单一传统权利范式的激励效果，影响一次分配和共同富裕。其次，单一传统权利范式在主体与对象关系上难以实现数据要素的“物尽其用”。由于数据是非排他性、共享和可复制的，管理不善和不受控制的访问的危险不是耗尽，而是滥用的危害，亦存在数据要素价值没有及时利用而丧失的时间风险。作为对比，知识某种程度上亦是非排他的，为知识创造产权的正当性在于保护知识的创造及其必要投入，而单一传统权利范式并不足以防止数据滥用，进而也无法消除危险以形成稳定的经济关系和激励创造。不同主体对于数据要素的重用源源不断创造新的数据，激励创造的最佳方式是鼓励流通，趋向封闭的单一传统权利范式不符合数据要素的开放需求。大多传统要素在一定时间仅能投入唯一用途，为了“物尽其用”需要使有能力的主体独断决策，以提高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用，因此需要为一定主体设置权利。而数据要素性质本身就需要更多主体利用，避免单一主体营造“围墙花园”。权利范式有助于单一权利主体封闭式地利用传统要素对象，但数据要素非稀缺性等特性需要开放式的多主体利用。根据公地悲剧理论，在缺乏产权安排和外部管理的背景下，不同参与者均可利用资源，但无人能排除其他人的使用，理性人的选择是在别人利用耗尽前，自己消耗更多资源，这将导致资源的过度损耗。然而数据要素的非稀缺性，可以在不同主体不同用途的使用链条中实现价值的指数级增长，数据要素利用的价值网络越大，生态越丰富，价值递增越明显。承载个人信息的数据为他人财产权对象自然会营造惶恐不安的氛围，试图实现弱势方数据权利绝对保护需要投入巨大的监督和执行成本。处罚措施的事后性仍难以彻底保护用户数据权利，过于严苛的惩罚也增加了经营数据要素的风险。一刀切的绝对权利主张和严苛的事后救济仍无法赋予数据要素利用以足够的确定性。而为多主体均配置权利也是不适当的，权利配置细致与标准可能导向“反公地悲剧”，过多的权利互相冲突，形成经济僵局。基于数据要素生产的高度社会化，需要社会广泛合作，数据要素过多的来源者、处理者以及控制相关者将导致数据财产权利过于碎片，给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和隐患。由此，提供场景化对话和协商通道的利益相关者机制可以发挥重要价值。最后，在数据要素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单一传统权利范式存在私人性与公共性的矛盾。数据要素符合经济学中“公共产品”两个关键特征定义：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同时，数据要素的公共性还可以进一步阐发：其一，来源上的公共性,数据要素大部分依托于公共互联网（少部分依托私域网），收集于社会大众的互动之中。其二，生产上的规模性，表现为巨大的前期投资成本与规模体量。其三，使用上的广泛性，数据要素有巨大的下游产业和终端受众，为社会中广泛群体所需要。其四，社会层面的必需性和脆弱性，数据要素为社会广泛需要，是下游一些活动开展所依赖的必需设施，缺乏基础设施将导致一些活动无法开展，极大影响终端群体的生产生活，也具有脆弱性，需要持续投入和维护。数据要素的公共性还在于需要社会全方位流动才能最大程度实现其价值，简言之就是流动上的公共性，其流动还具有场景化特征，合适的利用主体、时机与方式不断变动，权利固化下的固定主体与固定用途不利于数据价值的实现，这种扰动性亦天然不适宜通过博弈形成稳定的私主体间的平等关系。由此，何以回应数据要素价值创造的需求仍应回归生产要素治理的历史动因之中。二、新质生产力重构法律范式的历史契机生产要素是价值生产所依赖的核心关键资源，代表性生产要素凝结了一个时代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性质与生产关系特征。生产要素具有鲜明的历史性，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重塑，不同生产要素的时代地位亦不断变化，新的生产要素不断涌现。新的法律范式应当伴随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创设，相较于满足工业经济需求的权利范式，利益范式更加开放和强调合作协商，符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合理引导利益驱动，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可以最大化创造价值，促进整个社会的效用。（一）生产要素与法律范式关系的时间维度利益横贯于整个人类历史，“利益”源于生物本能的超规定性与超历史性的“趋利避害”，一些学者认为利益是一种需求。“利益关系”是需要对象满足需要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而形构的一定社会关系。在制度和法律尚未出现的原始阶段，人类群族近乎依靠原始本能追求利益，凭借基本的群体意识形成合作分工。迈进封建时代，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土地和劳动力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农业经济增长深深依赖于土地和劳动力的结合，为了维持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共同抵御天灾，防御外敌对生产要素的掠夺，封建权力范式产生以维系等级关系和封建制度，将劳动力要素禁锢在土地要素之中，并稳定社会和防范入侵。在封建时代，利益通过权力确定的社会关系实现，此时并不存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权利。18世纪中后期，工业革命中大规模的机器应用迅速占领舞台中央位置，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取代旧时代的土地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成为核心生产要素。新的生产要素需要更多自由的劳动力和创造性的思想，新兴资产阶级呼吁更多的自由空间。旧的法律范式无法适应新的生产要素需求，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利益分配的法律范式，并逐渐诞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话语和权利范式，作为对旧时代封建权力阴影的回应，新生的权利范式自创生即带有固定利益关系和对外限制公权的功能。随着技术要素进一步推动人（劳动力要素）的解放、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源于利益的权利话语与权利范式更多地转向对于权威和自由的分配，契约主义主张人受其自由意志认可的契约束缚而不是其他可能并非认同的目标。由此，试图周延阐释权利者逐步从利益论转向意志论——从正义的利益分配转向以社会契约下的“自由”合意约束各方主体。在自由主义意志论下，权利主要能够保护的是一些较低程度的利益。权利对抗外界权威塑造了权利的个体性与封闭性，特别是进一步巩固了权利保护能够行使权利的主体这一特征，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有相同的道德起点，但在现实中不再必然吻合，特别是需要广泛社会合作的生产与经济活动中，封闭的权利日益需要公共介入以塑造可激励和可持续的利益格局，反向催生社会利益本位的经济法，借助社会公共力量，重新调整社会秩序，塑造更为正义的利益分配模式。以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制定为例，早期不正当竞争被理解作较为特殊的侵权行为，但随后法院开始更加强调保护公众利益，利益观逐渐取代权利观，社会本位的经济法思想占领上风，保护包括竞争者、消费者和社会大众等多主体的多元利益，并不追求权利化。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是生产要素的性质及其时代环境决定法律范式而非相反，由此，工业经济时代不同于数字经济时代，法律与经济的内在逻辑呈现不同面貌。（二）工业经济时代“资本要素—权利—价格”范式资本要素流动需求驱动交换不断发生，交换必须依靠合理价格才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维护社会良性发展，而公正价格的实现取决于权利保障的自由协商，这是工业社会“资本要素—权利—价格”基本范式逻辑。权利概念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结构，是工业经济新生产关系的法律表达和社会形式，貌似纯粹规定财产与人身等权利，事实上却颠覆了宗教统治、封建领主下的旧经济结构对人自由与利益的禁锢与损害。从最开始的自然法（权利）开始，资产阶级就是在“自然权利”这个基本点上展开其经济活动，进而在现代权利逻辑的指引之下推动社会变革，为工业经济新社会制度建构“合法性”基石。然而，权利源于利益，但基于利益的权利却天然存在悖论。劳动力要素地位相对于资本要素客观下降了，但劳动力却是实实在在的人，资本所有者以“资本—雇佣劳动”为中介，购买对于劳动力的权利，并以此无偿占有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权利层面表现为自由契约下的交换，但劳动者主体具有道德正当性的利益（剩余价值）却被剥削了。“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马克思以“异化劳动”阐释这种权利悖论。以权利为基础的工业社会，权利并不代表公正的利益分配，而是对既有生产关系与经济结构的维护，物与人的依赖关系被资本异化了，在资本要素驱动下，权利内涵从利益转向自由有其必然性。权利的自由理论服务于工业社会达成公正价格交换（交易）的理想，以权利为基础，国家权力与社会结构予以保障，人与人之间形成广泛的社会契约，是工业经济时代制度的基础架构。维系人生存和发展的效用被所有权所遮蔽，必须以通过交易获得财产所有权为前提才能享有一定的利益，社会结构驱使社会主体追求绝对占有和支配稀缺性的社会经济资源，并最终转化可以交易的价值，表征为“价格”。国家为调和这种竞争性社会秩序，必须勉力分配经济政治文化资源，保护个体权利，以维系适当竞争，避免激化矛盾，同时防止公权破坏市场机制下社会自平衡状态。上述属性决定了单一传统权利范式主要保障自由是以交易为导向的社会生态在法律上的必然选择，而实质利益作为权利内在要求的复归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要求。（三）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利益—价值”范式数据要素的利用重“持续使用”而“非一次性交易”，交易不是主流形式，难以形成有效的公正价格，这也导致数据要素的价值激励和分配难题，由此，在数据要素循环利用之中，从实质利益的分配着手，维护公平的利用秩序，激励价值持续增长，形成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利益—价值”范式。相对于权利区分私人与权威的性质，利益分配从根本上是一个社会最为重要的公共问题，利益范式亦可调和数据要素利用关系中的各主体关系，实现价值共生。数据要素非排他性可以实现共同使用，共享收益，应当更加强调利益的共同体，而不是单独的排他的控制性权利。利益范式引导新的利益组织，科技发展建构新的组织形式，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等的出现揭示了建设新利益共同体的可能。利益范式可以建构主体之间基于数据的共生关系。利益范式营造利益公正分配的共同秩序，可以形成价值共生的新生产模式。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由“消费”转为“使用”，生态中的交换行为也推动了利益相关关系的发展，基于数据要素的主体互动、对象循环和外部交换共同赋能数据要素生态系统的价值创造。数据要素价值共创，通过有效的公共介入，实现“投入—产出—风险—收益”在具体数据生态与场景中进行合理分担，以实现公平的利益分配。利益范式可以调和数据要素利用关系中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实现价值递增。数据要素强劲的流动性和时效性要求便利流通的利益激励与敏捷治理。单一传统权利范式过于强调控制权能和排除社会以及权威的干扰，数据要素需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流通，因此可以激励不断流通的利益范式尤为重要。单一传统权利范式下强势的社交平台等科技巨头再作为权利主体可以不受干扰地独占数据要素利益，无疑会滋生赢者通吃、“围墙花园”和进一步流量垄断。应当融合利益范式的合理利益分配设计，不断激励数据要素使用和流通，才能最大程度在“使用”和“流通”中实现价值创造。利益范式适应数据要素利用关系中的公共性需求。利益范式依托于社会与公共力量，也试图建构公正有序的公共秩序。数据与可再生自然资源都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不能独占的公共属性、所有人都能受益分享的正外部性与被人为滥用的可能性等近似特点，可以藉由利益相关者机制探索共建共治共享模式。国家通过公共介入以维护市场公平和活力，以利益机制调整主体关系，筑基优势方与弱势方的博弈空间，探索数据整体治理秩序的对话协商和多元价值创造维度。利益范式在现实中应用的成本相对也较低。在立法中设置法定权利和新兴权力法定化，需要较长的立法准备和较高的立法成本，基于权利冲突形成基准的裁判规则也需要较长时间的实践磨合。利益范式相对灵活，可以基于政策、试点和司法中的自由裁量率先推行。目前，一些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仓促规定所谓的数据权利，其实超越了其立法权限。整体上，利益范式可以在一些方面补强权利范式的不足，为数据要素价值创造提供制度供给，以新质生产关系匹配新质生产力，“利益—权利”双元共生可以开启一个新的基于数据要素价值的社会生态。三、“利益—权利”双元共生模式建构依托于数据要素等新型要素，可以探索利益范式与权利范式二元融合的以数据价值创造为导向的数字社会生态。“把法律体系看成一种社会工具，看成是社会控制的一部分”，法律范式的转型有助于变革社会控制措施，引导社会生态发展。数据要素价值共同创造的特征有助于形成促进经济主体社会化合作以及共享利用生产要素的新法律规则，建构动态多元赋权机制，以此重塑更加强调开放合作共享的法律生活状态，建构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秩序架构。（一）数据性质变革社会生态：从公正价格形成到数据价值创造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以交易为导向的社会生态以权利范式维护意思自治，通过主体间广泛自由协商生成公正价格。买卖双方都拥有叫价的自由（权利维护自由的功能）、对标的物的控制（权利的控制功能）和交易安全（权利的保护功能），才能产生有效的公正价格。但实际上，即使有权利的保护，其他因素诸如信息不对称、垄断、系统性风险等也会影响公正价格的形成，此亦表明以交易为中介的社会生态结构性问题与内生性不稳。数据要素的价值在于持续利用、循环流通，很难一次性达成公正价格，由此数据要素流通的方式不应以追求价格的形成为目标，而应以价值持续创造为目标，并构建公平高效低成本的激励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工业经济时代个体通过“交易”攫取和支配经济价值，人的生存以占有财产为前提，价值体现在价格之中。工业经济时代价值载体是实体的工业产品，生产的目的是形成公正的交换价格，实际效用的所有权转移只是交换价值形成的表现和中介，经济链条以“形成价格，交易达成”为终止，即商品从交换到终端消费者手中结束，交易呈现所有权转让和一次性的特征。悖论也在其中，通过不断交换（交易）创造价值，但是终端消费者的需求始终是由效用而非交换满足的，受个体有限的欲望和消费能力制约，对特定消费者而言某一产品的消费量呈现下降趋势，产品被消费后不再具备价格，产品价值极少因使用而增值，以交易为导向的社会生态只能不断创造需求以促进交易。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是因为其禀赋符合历史演变的形势，其价值共创属性与利益范式公正分配的需求，引导社会生态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化合作、生产、生活和政治。数据要素新特征能够克服单一传统权利范式和交易机制导致的一些弊端。工业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特点决定了私法倡导并维护对于私利的追求，排斥权威的干预，这更加剧了不平等趋势，进一步践行工业化和市场化，伴生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和生态风险，由此社会自我调整引出更加强调实质利益分配的经济法。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的功能和作用相对削弱，市场经济理论正面临挑战，从确权、交易以形成市场，发展到明确利益激励和分配机制、通过共享创造价值以形成生态，即从“确权—交易—市场”到“利益—共享—生态”的转变。数据价值共创的客观属性得以克服“公私矛盾”，超越传统生产矛盾困局，聚焦于价值创造本身的共生性与生态化。在以数据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社会生态中，调配基本资源方式发生变化。人如何实现生存，是人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情势和社会需求。人生存的自我维护是以获得利益为前提和基础的，法律范式作为纽带进一步获取和巩固实现生存的基础事实。以交易为导向的社会生态中广泛存在或者制造的稀缺性，使得人总是优先通过占有来维护自我生存。而交易的短链条与数据要素价值实现的长链条是不匹配的，数据要素不会经由使用而耗尽，但交易数据要素却会导致使用的终结，如果不存在非交易之外的选项，理性选择必然是将数据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供自身持续使用，这极大影响了数据要素通过流通和共享创造价值。因而，可以通过运用“共票”（Coken）制度为数据要素价值创造提供新机制，“共票”是中国原创概念，是基于数据创造的新利益综合凭证，利用区块链技术对数据价值创造中的多元主体的贡献进行标识，从而建立激励数据要素价值链条上的主体进行充分共享的机制，通过技术措施锚定的收益凭证在数据要素流通共享中实现收益，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激发更大价值。（二）社会生态重塑法律范式：利益范式与权利范式双元共生数字经济时代权利范式仍旧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数据要素并不适合自始配置权利机制，相比于数据要素，数据产品较为易于控制、边界稳定、投入清晰，且可以转化为数字资产，具有确权的可能与必要性。由此，以客观上的确权可能为分界，可以塑造利益范式与权利范式双元共生：以利益范式确认“元利益”结构，推动数据要素融入生产架构之中，促使形成数据资源、数据产品、数据资产等，在转化为可赋权的客体后，再重塑动态多元有负担的权利机制。从价值创造角度而言，与其赋予权利以利益即正当化权利作为利益的来源与依据，将在博弈之后使得数据、权利与利益都集中于最有能力的极少数主体，这是传统物而非数据有效率的价值创造路径；不如赋予利益以权利：即以利益公正分配为目标配置多元动态权利，激励全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数据经济活动，这是数据价值最大化的路径，也是通往共同富裕之路。“利益—权利”双元共生遵循结构性、统合性和规范性路径的第五科学范式，深究数字现象的历史本源与内在机理，针对具体问题应用交叉融合、多维兼容的理论工具。具体展开而言，明确“元利益”结构，即数据要素生命周期中各参与主体依照其动态贡献获得利益分配的本初结构，是后续衍生利益和动态赋权的核心依据。价值共创决定利益共享与共同治理，在决策流程中引入利益相关者机制，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体现不同的利益网络，但在价值创造的共同目标下可以实现混合流通、统合规制和利益转化，进而根据利益相关者机制明确分级分类、多元治理与分配机制。公共数据的利益网络中心是公共利益，兼顾社会责任和公共政策，以公共决策为主，可以建立基于公共利益的数据财政机制。例如，娄底市通过区块链系统共享不动产登记和交易相关数据，金股链开发设计数据产品并销售给开发商，开发商据此获得银行电子保函提交给住建局从而解套其抵押资金，数据产品的相关收益与政府进行分成，真正意义上实现数据财政。企业数据的利益网络更多表现商业利益与经济决策，可以建立基于商业利益的数据资产与数据生态系统，保护企业控制层面上的实益。个人数据的利益网络更多表现个人利益与有限理性，可以探索建立个人数据账户等机制，探索按使用次数或者周期分享收益，同时仍应保护个人数据之内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建立妥善机制防范和救济侵权。数据要素可信流通从单一传统权利范式下的“通知—同意”转向利益范式下公平分配秩序，贯彻实质上的责权利效相统一，以“共同使用、共享收益”为原则。规制与司法中应当重视个案分析与经济衡量，从维护实际利益为出发，保持开放度和灵活性，充分考量数据要素创新变异性和场景化，并强调数据开放与共享中各主体利益的共同实现。在“元利益”结构确认后，再予以动态多元有负担的赋权。“动态多元”，是指在“元利益”结构和价值创造最大化原则下，根据数据要素利用具体的生命周期阶段、应用场景和产出形态，动态调整权利的主体、客体与内容：在数据要素初始阶段，主要考虑基于数据内含信息的诸权利牵连，以原始信息权利的主体、客体与内容融合数据要素的特点，形成数据要素信息权能，这些信息权能将根据信息可识别与否存在与消亡，但不影响信息权利者对数据价值形成的贡献度；在数据要素重组处理和融入生产后，主要考虑产出品的性质、架构，依照数据资源、数据产品和数据资产等的性质，遵循经济实际赋予知识产权、新型产权、金融性权利等，并确定权利的主要主体和行权内容，例如数据产品和数据资产的开发者与经营者可以基于价值创造原则获得一定的控制权能。数据要素价值链条上的主体如果能够分享价值链条的收益，就能激励不断开放共享数据要素，发挥数据要素乘数效应，这在法律设计上就要求后序主体对前序主体的利益有所责任，特别是最终可以赋权的相关主体，从而“有负担”的权利是指即使配置权利，权利主体仍然对其他贡献者的个体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有所责任，其他贡献者和社会持续享有一定的收益权能，公正的权利设置照顾多方合理利益，防止数据剥削。利益范式与权利范式双元共生可以体现在数据登记方式和功能创新之上。数据登记的新方式与新功能应当适配数据要素的特性和价值创造的目标。在登记功能上，数据登记可以从一般登记的公示和权利对抗功能，转向利益分配凭证公信的功能。在登记方式上，登记簿的编成有人的编成主义和物的编成主义两种基本范式，前者以权利人为编制和索引基础，登记的是权利人享有的各种物上权利，后者以物为编制和索引基础，登记的是物上的各种类型关系人。数据登记如果采取人的编成主义，优点在于方便确权，能够调动登记积极性，缺点在于不利于检索、发现所需要的特定数据；如果采取物的编成主义，优点更加明显，检索特定数据更便捷、可以登记多个“利益—权利”主体等。因此，在物的编成主义基础上，可以探索建构标准数据编成主义，数据要素在数据价值链条上产生多个利益链接与产品化后可以确定的诸多权利，有多个利益相关人与权利人，互相嵌套的利益与权利都可能在具体价值链条的某一环节中涉及，也可能因为数据的再加工、丢失、销毁而受到限制甚至消灭。因此，相对于传统登记，在数据编成主义的数据登记中，“利益—权利”多维、相关主体多元，符合数字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特征。在登记效力上，从社会现实与法律制度磨合的视角出发，基础的服务型数据登记的政策发展空间更大，作为试点推广也不易影响法治的常规性。结合“共票”机制，有效的数据要素（产品）“利益—权利”双元登记，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分配的重要凭证，可以为法律制度和合同自治安排下分配数据价值利益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三）法律范式塑造数据正义：“共票”促进共同富裕与贡献为基准的分配“利益—权利”双元共生，引导掌握数据的主体开放数据获取利益，打破“数据孤岛”，促进开放共享的数据价值创造，在“财富增长—社会效益—公正分配”三个维度上促进共同富裕：其一，数据要素参与经济生产，形成新质生产力，促进社会财富的普遍增长。如前所述，数据要素革新研究与生产方式，提高实体经济效能，还可以支持金融创新发展，例如光大银行推动数据资源入表，探索数据托管、信贷、证券化以及场景金融等金融创新，这些数据要素金融产品（服务）推动资金融通，促进普惠金融，有利于扩大社会财富。其二，数据要素社会大循环带来普遍的社会效益。数据要素以机器化、自动化的形式传播知识、优化决策，以低成本的方式促进社会普遍效率的提升，这尤其有助于改善资金有限的公益事业和公益行为。开放共享的数据要素循环可以使价值创造链条所有主体获益，提高社会效益。数据开放共享、增强数据的可得性，可以促进科学研究、精准扶贫、颠覆性创新等。例如，根据共票理论，实现碳数据的碳票化，推动碳资产跨境交易流通。其三，多元个体依照贡献度参与分配，重塑数据的分配正义。利益范式引导数据开放共享，可以避免数据剥削与数据孤岛，将大众本应和本可能获得的数据利益复归大众。权利范式倾向有能力的主体，利益范式更加顾及弱者，两者结合可以兼顾公平和效率，以“利益—权利”调整和制定复合型规范，明确个人和中小企业等弱势群体应当作为数据要素价值贡献者参与分配，改变了传统上无法保护、行使权利就没有利益的困局，没有可行能力的群体亦可获得法律保障和公正利益分配，从源头趋向分配正义。数据要素可以实现进一步的社会化大生产，提供了更多主体和更多方式的介入空间，建立数据要素价值利益公正分配机制，可以激励多元主体以各种方式创造数据价值，参与分红，亦可通过转让共票促进数据资产流通。在使用价值分配层面，数据要素贡献与分配具有一体性，广泛开放共享可以使所有参与者获益。数据价值创造的激励与分配机制超越单一主体数据利用的效能，通过激励措施激活数据要素市场多元主体参与者，实现整体社会价值最大化。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中，公平与激励一体两面，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融共生，数据要素价值创造依赖于社会广泛参与和普遍循环，个体参与数据要素利用循环，既贡献了数据，也获得使用价值，既是贡献也是分配的过程，实现个体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公共利益。因此，对于数据要素激励与分配，广泛开放共享是第一位的，也应以“开放”作为数据要素利用的底层逻辑与基础设施：一方面，建立鼓励开放的法律秩序，在数字经济促进法中鼓励数据开放，在竞争法上利用“必需设施”原则敦促控制海量数据的数字平台等原则上开放数据，衔接必要的数据安全制度，体系性促进开放；另一方面，建立新型数据要素基础设施，应融合监管沙盒“安全港”与连接多元主体“平台”的功能，提供以“开放”为基本原则的多方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数据价值创造与利益配置的空间，发挥防止滥用、及时利用、分配利益等基本功能而非单一聚焦于撮合交易。数据需求方并不直接接触数据，通过“可用不可见”的方式在可控安全的环境内开展数据利用。制度性推动数据要素面向公益的开放共享，公共数据以及主要本质源于公共数据的企业数据应当作为必需设施持续向科研、慈善和基本生活所需的活动开放，避免相关机构和企业垄断数据肆意收费，以“付费墙”形成数字鸿沟。在经济利益分配层面，“共票”理论依据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的特点，建构多方主体参与分配的新路径，数据价值链条的主体根据贡献度从价值创造中获益。对于贡献度衡量，边际收益反映了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实际作用，因而边际收益是衡量贡献的尺度。数据要素需要结合其他要素共同创造价值，数据来源者提供数据，加工、处理、分析等环节是数据要素与其他要素结合的过程，其他传统要素的投入有相对成熟的贡献度和报酬计算方案，可以参照继续实施。总边际收益减去传统要素边际收益，可以粗略得出纯粹数据要素的大体边际收益。当然，世界的复杂度不是经济模型所能完全覆盖，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分配应以贡献为基准，通过协商形成各方可以接受并能产生实际激励效果的基本方案。什么样的贡献、哪些贡献者参与分配是核心法律问题，传统上能力较弱、贡献度较小的主体可能被排除在分配之外，这是一次分配中的结构性不平等。依据数据要素价值共创的特点，建构多方主体特别是数据要素来源者能够参与分配的新路径。理论的价值在于实践，中国移动咪咕已经全面落地“共票”机制，打造数据要素内容传播体系，将体系中的数据贡献者作为影响因子，结合业务成效，构建优质数据贡献者筛选机制并写入区块链智能合约，为体系共建者分配“共票”凭证，基于“共票”分享利润，定向配置资源，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数据要素价值增值情况，扩大价值传播链条，实现数据要素价值收益最大化，形成商业闭环和良性内容生态，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和商业利益实现的兼容。数据要素开放利用，既是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也有利于公平分配。开放型利用可以降低数据要素经济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引入协商治理，为公正和有效率的协商博弈提供基础。更多的主体进入分配的框架之中，就需要有效的协商对话渠道，以取得广泛共识和信用。不仅需要在法律和社会制度建设上有利于协商，即通过有效的公共介入确保各方可以通过较为平等的博弈以形成普遍规则，应当参考数字社区民主对话机制，建立利益相关者协商平台，广泛采取征集意见、社会协商等措施，建立回应性和反馈性行政；同时也需要科技手段的支撑，例如，区块链经过实践验证可以作为达成共识信用的有效技术机制，区块链上利益凭证是利益相关者参与利益分配协商的依据，还可以建立动态调整的智能性制度，依靠智能合约等技术，根据各方合理诉求、客观条件和环境的变化，智能调整规则与实施方式。此外，法律设计还应当允许和鼓励为弱势利益相关者提供支撑服务，通过第三方服务支撑弱势利益相关者更好获得利益分配，或者促成他们形成特别的利益集合，鼓励发展数据合作社、数据互助社、数据慈善社等。由此，应当明确数据利益分配的实现需要法律的科技维度支撑，数字社会中法律规则与技术工具相融相生，公共政策的目标实现必然需要科技驱动的法律范式。特别是广泛激励的分配框架和通过协商形成规则之后，具体分配方案和分配实现都需要积极引入前沿科技：以区块链标识所有参与者的贡献，授予收益凭证，以私有链、联盟链为起点，逐步发展到公有链，结合链上记账的隐私存证方案，建立“以链治链”的“法链”（RegChain）机制，优化流通记录存证方式，制定价值增长记录的扩展方案，实现记录的安全可信可验证。依据场景和实际经济效果结合人工智能大模型动态定价与利益回报，建构数据价值贡献者长链条利益回馈机制。建构基于沙普利值算法的数据要素市场分配方案，设计合理的数据要素资源分配策略，确保参与者的收益与其贡献相符。探索多方参与者之间的协同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市场中的合作共享，提高整体效益，动态制定契合各方利益的分配规则。同时，应建立相应的分配衰减和终止机制，既要考虑主体贡献的时间维度，也要考虑主体一些负面行为的影响，主体贡献度随着数据生命周期以及数据价值链条涨落，但最终应当设置利益衰亡和权利用尽的终点，而对于主体不合规不合法或者产生危险的行为，既要结合一般性的法律加以应对，也要视其影响降低直至清零相关主体贡献度。相关机制可以在受控的监管沙盒中进一步试验和确定，目标是以透明、平等、智能的理念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实时、动态规制体系，实现数据要素的互信铸造与共建共治共享，释放数字经济发展潜能。结语面对大变局，应当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数据治理范式以回应时代之问。不适当的确权可能导致数据更容易被剥削，私主体之间亦难以自发形成有效市场博弈，“数据要素×”价值创造需要新治理模式以提供价值创造的公平有效可信场域，传统市场经济理论与市场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背景下面临重构。本文主张适应数据要素发展的客观需求，从追求形成公正价格，发展到实质公平分配利益共创数据要素价值，从主要依靠自由市场到复合依托数据要素价值生态。遵循系统交叉融合的第五科学范式，融合“共票”机制，探索利益范式与权利范式双元共生，推动开放共享，以利益为支点重新理解和阐释“人—数据—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注重共同社会财富和社会合作对人的存在的实质影响，以利益公正分配回应公共利益需求，共建共治共享数据价值。“利益—权利”双元共生塑造数据要素的新型激励、分配机制，超越传统“公—私”界限与“个体—集体”对立，发挥数据要素乘数作用，实现价值倍增，促进实质经济基础上的真正自由，切实推动共同富裕，顺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构建基于非排他性生产要素的共生性生产关系，在强调共创价值中链接激励、合作、开放、分配的社会经济新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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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霖 段博 刘凝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探析

摘  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作为表达和传承古代经济思想的重要载体，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基因库”。这一概念体系在广度上至少涉及17类经济思想范畴，在深度上已触及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性关联的语义网络。立足汉语构词、时空转换、多元取向三种生成机制，这一概念体系呈现出独特性、时代性和层次性特征。当前，在坚持“两个结合”中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重要启示。关键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现代转化“两个结合”作者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段博，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凝霜，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上海200433）引言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就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而言，梳理和提炼具有标识性的经济概念，使之既能解释经济现实，符合理论需求，可供国际交流对话，也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是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回顾历史，中国古代虽没有自发演进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体系，但孕育了丰富而卓越的经济思想，其中蕴含诸多立足本土经济实践和文化传统，且符合中国人思维表达习惯的概念术语，形成了一套风格独特的概念体系，整体上取得了不逊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光辉成就。因此，深入挖掘、厘清、转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是探索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宝贵“基因库”，也是一条重要的可行路径。所谓“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是指近代以前基于本土经济实践，在传统思维下运用汉语特有的构词方式，抽象地反映经济哲学、经济规律、经济政策等相关范畴本质属性的集合。在理解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制定经济政策的过程中，传统概念较广泛地被历代所沿用、传播以及再概念化。目前，已有不少成果对散见于浩瀚史料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爬梳，旨在从古代典籍中提炼传统概念，并加以诠释与分类；同时，也有部分文献专门针对单个或多个概念进行深入研究，试图经由史料钩沉，呈现概念的发展脉络与演变特征。整体上，既有研究虽已涉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考察，但多是将概念附带于人物思想范畴中加以讨论，或比较侧重对单个概念的解读和诠释，而鲜有专门运用概念史的分析方法，从整体性、系统性视角廓清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有鉴于此，本文综合运用经济思想史和概念史领域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古人思想现代化和构建语义网络方法，系统梳理古人使用的经济思想概念及其之间的逻辑关系，揭示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和内在结构；其次，基于比较分析和共时、历时分析方法，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三种生成机制与对应特征；最后，从概念功能和局限的角度，分析相关概念对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的影响，并进一步从“两个结合”角度探索这些概念的现代转化内涵，由此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以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启示与建议。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与内在结构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关键在于整合零散概念，考察其相互联结的语义网络。唯有在若干概念元素支撑下，分析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及内在结构，才能从整体上勾勒概念体系的“全貌”。换言之，通过考察核心概念、下属概念、对立概念以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揭示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与内在结构。（一）语义网络的构建：方法及标准一个技术层面的考量是，如何搜集“概念”以及如何构建语义网络。考虑到适用性与问题导向性，兼顾研究可靠性与可行性，本文重点关注对概念的识别和整理，即首先尽可能地依托已有代表性成果，从中筛选出某个概念；其次利用古籍数据库进行核对，若古籍确有此“概念”，则纳入语义网络，反之剔除。重复这个循环过程，不仅可以搜集“概念”，亦动态地构建了语义网络。同时，这项研究工作须遵循三个基本标准。第一，力求“概念”搜集的全面完整性。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综合考察已有学术史专题分类、现行“国家标准学科分类”及其前科学特征的基础上，可归纳为经济伦理、宏观经济治理、金融、土地、财政、工商业经济、会计审计、价值与价格、收入分配、人口、农业经济、消费、对外贸易、国防经济、生态经济、经济统计及其他等17类思想范畴。在语言形式上，本文搜集不同类型的概念术语，既包含单一词语构成的概念，也涵盖固定词组或短句构成的复合型概念。第二，重视分析概念层次的逻辑性。对某类经济思想范畴展开系统且有层次地建构，在逻辑上表现为“核心概念—下属概念（概念群）”式的语义网络结构。若某类范畴涵盖丰富概念又存有明显类别，则将其再度细分。譬如，将财政范畴细分为财政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三类。第三，注重归纳核心概念，即从经济思想范畴中抽象出实质性和根本性的概念。核心概念需覆盖该范畴的多数概念术语，其本质特征将渗透于下属概念的具体内涵中。需要指出的是，概念群涵盖了广义上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既有描述性表达，也有判断性表述。鉴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时代语境，尽管多音节概念中蕴含较多判断性表述，特别是在价值判断方面，如“重义轻利”“重本抑末”等，但并不妨碍将它们纳入概念体系之中。不过，面对浩瀚的史料以及许多传统概念具有模糊性和多重含义的特征，本文所做工作仍有遗漏和不足，难以面面俱到，这亦是迄今概念史研究所面临的难题之一，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二）语义网络的内容：结构与联系依据上述方法，本文初步系统梳理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语义网络（见下表），并对每类思想范畴及对应概念加以阐述，以厘清其内在结构与逻辑关联。经济伦理思想范畴呈现三组核心概念：“义”与“利”、“公”与“私”、“均”与“平”，涉及社会经济行为的价值取向、衡量标准和基本准则。关于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分歧，相关概念及判断包括以义为先的主流观点，如“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等；也有重视物质利益的主张，如“仓廪实而知礼节”“人非利不生”等。关于如何处理“公”与“私”的矛盾，在“大一统”制度下，古代思想家更推崇“公”而抨击“私”，主张“天下为公”“立公灭私”等，并将此理念贯穿于“公田”“私田”“公币”“私铸”等概念中。关于如何贯彻“公”和“义”，有思想家提出“均”与“平”的准则，其下属概念如“均平”“至平”等。可见，三组核心概念虽侧重点不同，但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德约束与社会经济行为的理解，并广泛地隐现于赋税、田制、货币等概念之中。与现代经济伦理学的本质类似，这些概念均凸显了道德维度是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失的成分。所谓“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是指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国家在制定经济规则、征收赋税、提供公共服务中遵循的基本准则与制度方案。该范畴呈现三组核心概念：“国”与“民”、“轻重”与“无为”、“本”与“末”，反映了古人对国家和民众、国家调控和自由放任、本业和末业等不同面向的权衡取舍。关于如何协调“国”与“民”的关系，其下属概念及判断包括儒家的民本观点，如“小康”“足民”等；也包括法家、墨家的国家利益优先思想，如“富国强兵”“尚同”等。关于“轻重”与“无为”的政策选择，既有强调国家调控的法家观点，孕育了“农战”“编户齐民”等行政管理色彩浓厚的概念；也有蕴含不同程度的自由放任倾向的道家、儒家思想概念，如“无为而治”“善者因之”等，这实际上与现代经济理论中“看不见的手”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关于如何定义“本”“末”，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张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并持有重农轻工商的倾向，如“崇本抑末”等。此外，范蠡等提出“农末俱利”等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理念。整体上，这些概念表达了对“政府—市场”“农业—工商业”等关系的关注与思考。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可主要分为货币职能与政策，货币铸造、发行与管理，信用三类，对应的核心概念为“子”“母”，“钱”“银”“铜”“钞”，“贷”“典”“当”。古代思想家关于“子”“母”概念的讨论，有的是出于货币职能之价值尺度的思考，主张调节商品、货币关系以保持物价稳定，下属概念有“轻重”“子母相权”等；有的是基于货币职能之流通手段的看法，如“环乘之币”“流借”等。关于“钱”“银”“铜”“钞”的概念，多产生于国家对货币铸造权的垄断、足值货币铸造以及纸钞管理等问题的讨论，相关概念有“禁私铸”“奸钱”“称提”等。关于“贷”“典”“当”的概念，多数是基于借贷、抵押等金融活动发展而产生，下属概念有的是产权交易的凭证，如“官契”“赤契”等；有的涉及多元信用机构，如“寺库”“票号”等；有的表达对信贷方式的思考，如“赊贷”“赈贷”等。可见，这些概念基本反映了以政府金融为主体、民间金融为补充的古代金融市场特征，以及古代思想家对于货币职能与政策，货币铸造、发行与管理，信用活动的理解与认知，并且相关概念与现代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论、格雷欣法则、国家货币流通基金制度思想相类似。土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两类核心概念：“田制”和“典”“佃”。关于“田制”，古代思想家多从国家角度出发，为抑制土地兼并提出诸多分配方案。其中，最基本的三类方案为：孟子的“井田”、董仲舒的“限田”、北魏时期的“均田”，其他土地制度分配方案则或多或少受上述三类方案的影响，并孕育出“地宜其事”“算地”等农地管理和土地核算思想。关于“典”和“佃”，主要源于民间地权交易，包括所有权性质的“田骨”“田底”等，占有权性质的“田面”“田皮”等，并“形成‘胎借—租佃—押租—典—抵押—活卖—绝卖’层次分明且具有内在逻辑的地权交易体系”。总之，这些概念深刻反映了古代国家、地主和农户之间的经济博弈，体现了多层次的传统地权制度，并与现代土地产权理论具有一定相通性。在“大一统”政权和辽阔疆域前提下，中国古代催生出较其他文明更为丰富的财政思想，可从财政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三个维度考察。在财政管理思想范畴中，“理财”作为核心概念，旨在畅通经济循环、调节财富分配。下属概念包括财政收支、财政预算原则的观点，如“量入为出”“量出以制入”等；有的涉及生产与财政的关系，如“开源节流”等；有的反映了财政体制管理的思想，如“度支”“计省”等；也包括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财政政策，如“利出一孔”等。财政收入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四个核心概念：“赋税”“力役”“田制”“榷”，亦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构成要素。其中，“赋税”的下属概念较丰富，有税收公平、税收效率的原则，如“至平”“积俭而趣公”“有常”等；有差别化合理征税的观点，如“轻近重远”等；有改革税制以提升征税效率的见解，如“两税法”等；还有诸学派的主张和看法，如儒家“敛从其薄”的口号，法家“重税”的主张等。关于“力役”的下属概念，有体恤百姓、不耽误农业生产的观点，如“使民以时”等；有以征税代替力役的观点，如“出钱代役”等。关于“榷”的下属概念，多数是指政府对特殊商品、活动、场所推行的垄断措施，如“六筦”等。总之，财政收入领域的概念反映出财政收入的组成、力役与税赋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税权配置、税赋与生产关系等思想。财政支出思想范畴可重点凝练为四个核心概念，即“军饷”“俸禄”“荒政”“节用”。前三者涵盖了政府支出的主要构成要素，后者表达了政府支出应遵循的原则。关于“军饷”的下属概念，多数涉及筹备军队粮饷的措施与实践，如“军屯”等。关于“俸禄”的下属概念，有增加俸禄以推动廉政建设的思想，如“禄以养廉”“俸以养廉”等；有表达对世袭特权的认识，如“世禄”等。关于“荒政”的下属概念，有赈灾救荒的指导性思想，如“以工代赈”等；有围绕“仓储”等关键备荒措施延伸出的相关术语，如“常平仓”“义仓”等。关于“节用”的下属概念，多数是表达勤俭节约的思想，如“政在节用”等；有的亦指出了国家及贵族消费应遵守的标准，如“均节邦用”“节用以礼”等。总之，财政支出范畴的概念揭示了对保障军队供给、建设廉洁官僚体系、维护社会稳定、限制奢靡支出的观点看法。工商业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两组核心概念：“工”“雇”和“货殖”，分别与手工业经济思想、商业贸易思想相关联。在手工业经济思想范畴内，关于“工”的下属概念，多数是由手工业专业化衍生的工种与制度思想，如“百工”“工商食官”等。关于“雇”的下属概念，多数体现了明清时期初具规模经济的手工业生产及劳动力配置的思想，如“雇织”“机坊”等。在商业贸易思想范畴内，“货殖”表示商人阶层从事的经营致富活动，其下属概念有的是对区域性商人群体的称谓，如“晋商”“徽商”等；有的反映了商业经营的原则与技巧，即通过预测市场行情获取最大化利润的思想，如“待乏”“无息币”等。可见，在小农经济之外，中国古代社会还较早地发展了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生产，并由政府或商人运用经济规律进行流通和经营活动。会计审计思想范畴可凝练出两组核心概念：“会计”与“审计”。“会计”最早见于周朝，表示通过财物数量来反映、分析、管理经济活动。其下属概念多是基于官府、商帮、寺院等主体的经济活动，有反映财物借贷和收支状况的思想，如“书契”“收支历”等；有体现中式簿记的分类与结构，如“总簿”“流水簿”“底账”等；还有随金融活动发展而呈现的专业化会计符号，如“收”“讫”等。“审计”本质上反映了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监督思想。其下属概念有以账簿为基础的财政监察思想，如“大计”“官计”等；有旨在管理公共财富而推行经济监督的思想，如“勾覆”“稽查”等；还有凸显独立性、专业化分工以提高审计效率的思想，如“比部”“三司”等。可见，古人对于会计、审计思想有着较为系统的理解和认识，亦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制度体系，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经济活动中，对维护王朝稳定、繁荣民间金融活动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除了上述几类存在明显逻辑关联的思想概念，在其他讨论频繁的领域也产生了一些具有逻辑联系的概念术语。例如，在价值与价格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一组核心概念：“贵”“贱”，其下属概念有对价格与价值关系的认识，如“买无贵”“物以稀为贵”等；有反映商品货币价格波动的现象与思考，如“谷贱伤农”“市不豫价”等；还有凸显运用价格规律稳定经济的主张，如“常平”“贱籴贵粜”等。在收入分配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均”“分”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对共同富裕的向往和追求，如“均贫富”等；有强调合理有效的分配方式，如“定分止争”“计工而受直”等。在人口思想范畴，可提炼出“民”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政府控制人口的思想，如“编户齐民”“民有定业”等；有对人地关系的认识及治理人口问题的主张，如“徕民”“早婚”“君相调剂”等。在农业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农”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强调农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如“不违农时”“农伤则国贫”等；有强调农业产出效率的思想，如“尽地力之教”等。在消费思想范畴，可提炼出“欲”“节”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强调奢俭消费等级思想，主要以儒家观点为代表，如“皆有等宜”“俭不违礼”等；有突出勤俭节约的美德，如墨家和道家的“节用”“节欲”等；还有揭示消费对生产反作用的创见，如《管子》的“善于侈靡”。在对外贸易思想范畴，可提炼出一组对立概念“夷”“夏”，如何处理华夷关系，相关概念及判断包括“朝贡”“市舶”“海船贸易”等。在国防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兵”“屯”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强调军事与国家综合国力的联系，如“足兵”“国富则兵强”等；也有凸显粮草等物资供应的军事后勤思想，如“因粮于敌”“屯田积粟”等。在生态经济思想范畴，可提炼出“天”与“时”这一组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思想，如“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等；有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安排生产劳动的思想，如“不夺农时”“农桑以时”等；也有强调保护生物资源的思想，如“以时禁发”“网开三面”等。在经济统计思想范畴，可提炼出“籍”“册”作为核心概念，其下属概念有关于统计分类、统计平均数等思想，如“关石和钧”“方以类聚”等；有全面调查户籍、土地等生产要素以形成统计资料的思想，如“黄籍”“鱼鳞册”等。此外，还有一部分难以归类的零散概念已列入“其他思想”中，故不再赘述。综上所述，得益于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和持续的学术积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蕴含着一系列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概念术语，形成了结构比较合理且内涵丰富的语义网络，基本涵盖了现代经济学理论所涉及的大部分领域，较大程度上构筑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概念体系。通过系统考察发现，这一概念体系不仅在较宏观的思想范畴之间存在较强的逻辑性关联，如处理“人满”的人口问题时，古代思想家常会涉及土地兼并问题，提出“抑兼并”的政策方案；而且在较具体的领域亦有结构联系，如傅玄主张的租税三原则，结合来看具有内在的逻辑支撑。此外，部分概念在理论深度上也已触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某些核心要素，如“无为而治”“轻重”“正经界”“相地而衰征”与现代经济学所强调的自发秩序、货币数量论、产权理论、级差地租等理论，在部分核心思想与观点上具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性。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生成机制与基本特征随着历史的演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呈一定的生命周期。从概念史考察，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演变历程表现为汉语构词—词汇竞争和内涵竞争—概念的广泛接受—概念改变或概念消亡。其中，汉语构词、时空转换、多元取向作为三种生成机制，从技术性、客观性和主观性维度型塑了概念的起源、扩散、流行与消亡，鲜明地展现出概念体系的独特性、时代性和层次性。这三种生成机制彼此影响、共同塑造，处于动态互动之中。（一）汉语构词生成经济思想概念表达的独特性第一种生成机制来自“汉语构词”，这是概念体系得以生成的技术性机制，生成了概念表达的独特性。汉字作为唯一延续至今的自源性文字符号系统，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概念提供文字载体。汉语部首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能够广泛地构成诸多概念，并对构词方法、表意方式、思维方式赋予独特风格。本文聚焦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体系中的核心概念，通过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结合《说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等辞书，总结出贝、田、木、宀、钅（金）、禾、刂（刀）、彳、土、礻（示）、丶、讠（言）、（竹）等13类蕴含经济思想的部首。以“贝”字部为例，古人早已认识“贝”可作为交易媒介，具有推动商贸流通的基本职能，如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贝”确定为上古的货币，即“古者货贝”。在构词方法上，“贝”字部与“武”“戈”“工”“化”等多数形声字相结合，生成“赋”“贷”“贡”“货”等单音节概念，并进一步构成“朝贡”“通货”“五均赊贷”等双音节和多音节概念。这些概念吸收了“贝”所蕴含的宝物、价值、贸易等衍生含义，反映出各类社会阶层对社会治理、财富增长、商贸活动的看法。在表意方式上，由于表意文字的特点，概念意涵与部首含义紧密联结，并在字形上得以印证，如“赋”表示手持武器征收财富，引申为赋税。并且，汉语构词在心理和认知层面显著影响了中国传统经济思维方式，使得“汉字使用者在心智活动中更倾向于类比表征以及与经验相勾连的命题表征，并与直觉、联想和实质推理模式相适配”。主要表现有二，一是汉字结构继承图形符号特点，经由视觉通道触发联想。比如，“本”和“末”字形象征树根和树梢，意为事物的根基和细枝末节，可类比为重要行业（农业）与次要行业（工商业）。二是概念的语法结构较松散，无明显词性变化和显式的语法规则，语言精练并注重意合，以直陈或隐喻表达意象，传递较强的画面感，如“四海一家”“利出一孔”“摊丁入地”等。（二）时空转换赋予经济思想概念演化的时代性第二种机制来自“时空转换”，这是概念体系得以生成的客观性机制，赋予了概念演化的时代性。正是时代问题更迭、空间发展差异等变化，赋予了概念以特定的社会经济意涵，使得概念呈现出移动、转移和扩散。从演化形式看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词汇竞争形式，即在同一思想范畴中，新生概念挑战或取代旧概念，两种或多种概念呈竞争关系。因此，可通过长时段历史考察，捕捉概念的嬗变规律。结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概念的演化特征，本文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先秦时期，作为经济思想滥觞期，更多体现为概念的原创性和丰富性；秦汉至唐中叶，“三大教条”即重义轻利、重本抑末、黜奢崇俭确立，思想层面更规范统一；唐中叶至元，商品经济发展，货币、租税、土地等思想形成新概念；明至鸦片战争前，民间交易体系日臻成熟，货殖、土地等思想涌现新概念。以土地思想范畴为例。先秦“公田”“井田”等概念，反映领主土地所有制下的制度安排或儒家思想主张。秦汉以来，国家为抑兼并、增加财政收入，推行多种土地制度，“限田”“均田”等依次生成并纳入主流。唐中叶后，在国家、地主、农户的动态博弈下，土地政策从抑制兼并转向不抑兼并，土地买卖日渐增多，“租佃”“典”等概念开始传播。至明清时期，随着东南地区租佃关系的发展，兴起了“押租”“活卖”等概念，并逐渐向全国扩散。总之，土地思想概念的演变反映出土地制度日渐多元而灵活的表现形式，以及中小地主和农户在地权博弈中逐步向有利地位转变。第二类是内涵竞争形式，即同一概念的两种或多种内涵展开竞争。换言之，概念语言外壳并不改变，但内涵发生变化。如“称提”概念经历了含义缩小过程，最初表示粮食、金属货币等物品的平衡兑换思想，逐渐聚焦于专门针对纸币管理的思想。“称提”可追溯至北宋，表示采取措施使得两类物品在价值上处于平衡的关系及其引申的原则。南宋因纸币超量发行引发严重通胀，此时“称提”作为纸币治理概念应运而生，专指稳定和提高纸币币值的术语。如“楮币在处可行，但须得本钱称提乃可”。及至元代，政府全面推行不兑换纸币制度，滥发的纸币导致购买力迅速下降，思想家沿用“称提”表示新旧纸币兑换、稳定币值的措施，并为明清继承。（三）多元取向塑造经济思想概念体系的层次性第三种机制来自“多元取向”，这是概念体系得以生成的主观性机制，塑造了概念体系的层次性。“多元取向”主要表现为价值取向、目标取向、政策取向、民意取向，分别生成经济伦理思想概念、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国家调控思想概念和东方自由思想概念四种类型，进而塑造了概念体系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以经济伦理思想概念为基准。作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看法，经济伦理思想概念是制定各类经济政策所遵循的根本原则。换言之，古代思想家首要考虑的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案是否符合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而非具体实施细节。在内部结构中，古代思想家的价值取向并不单一，因而生成的观点存在分歧。以“义”“利”为例。根据“公利”和“私利”差异，思想家形成不同阵营。倘若以孔子的义利观为基准，一方更强调“公利”，认为个体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如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另一方更偏向“私利”，重视社会个体的利益，认为整体利益是个体利益之和，如司马迁的“善者因之”、顾炎武的“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等。由于价值取向差异，历史上引发数次“义利之辩”大论战，如盐铁会议、王霸义利之辩等。可见，经济伦理思想概念虽是社会经济秩序的首要原则，但古代思想家对其理解不一，导致激烈的政治经济博弈。一方面，主流思想不断强调“重义轻利”，强化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不少思想家倡导“私利”，激励个体经济活动，推动了货殖、借贷、租佃等丰富多彩的经济实践。第二层次以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为目标。古代经济社会有着诸多目标取向，如兼顾稳定与发展、富国与富民等，生成若干与“治国平天下”紧密联系的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指引着具体的经济实践和制度设计。比如，佛教传入及其中国化带来了特色的寺院经济，但一开始就被纳入宏观经济治理思想的约束，如北魏政府的僧官制度和《僧制》颁布等，以加强对其管理。由于实现目标取向的认识差异，宏观经济治理思想概念亦丰富多样，但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而言，强调国家调控的典型代表如《管子》的“官山海”、王安石的“理财”等；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贤良文学的“各得其便”等则与之相反。总体上，历代王朝大儒和改革家影响国家决策方向，指引着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加强国家调控成为中国古代反复论述的议题；反之则更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推动了基层自治、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创新。可见，二者均为宏观经济治理的有效方式，且互为补充。第三层次以国家调控思想概念为中心议题。在建设公共工程、抑制土地兼并、滋生人口等政策取向下，生成了多样的国家调控思想概念。古人对此议题的重视程度，从现存史料可窥一斑，大多数广为流传的古籍都强调了国家调控的作用。具体而言，相关概念及判断可归纳为三类。包括税赋、人口、金融、农工商等相关概念，如“算赋”“救荒”“铸大钱”“崇本抑末”等。二是通过垄断行为以调节经济。涵盖专营制度、调配商品流通、稳定物价等制度概念，如“官山海”“均输”“常平”等。三是制定政策以影响经济活动。包括农业政策、财政改革等概念，如“利出一孔”“折银”等。当然，这些概念仅是冰山一角，多数概念背后包含更详细的子概念。比如，“救荒”包括“治水”“除虫”“赈济”等，在“赈济”中又可划分为“常平钱谷”“以工代赈”等。可知，“大一统”国家因追求整体稳定，更易通过国家调控的方式，设计推行明确的政策规定。第四层次以东方自由思想概念为重要补充。在民意取向下，民间蕴藏着富有创见的东方自由思想概念。除在传世文献中，此类概念还大量记载于民间文献中，需要深入挖掘和精当解读。相关概念可分为三类。一是在精英文化中的相关概念，多载于古籍经典，如“无为而治”“善者因之”等。二是在区域内和跨区域流动中的相关概念，多载于方志、书信、宗教典籍，涉及农业、贸易、金融等思想，如“农禅”“海船贸易”“票号”等。三是在基层自治中的相关概念，多见于土地契约、族谱，涉及地权交易、公共产品供给等思想，如“租佃”“义仓”等。当然，多数概念包含更具体的子概念，如商帮在设计委托代理和股权激励时，形成了“号规”“身股”等特有的企业治理概念。可见，东方自由思想概念广泛存在于商贸、金融和地权交易中，对民间基础设施与公益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上述四个层次实为由宏观向微观的拓展。第一、第二层次分别作为内在价值原则和外在制度方案，从整体上发挥指导作用；第三、第四层次突出所论述的重点议题与丰富内涵。这四个层次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融会贯通的有机整体。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主要功能及其现代转化（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主要功能与局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既是历史的“显示器”，亦是“推进器”。一方面，概念作为经济现象的抽象映射，能够解释经济社会现象。首先，概念是对经济材料的识别与概括，有助于认识经济现象。如范蠡用“六岁穰六岁旱”将农业丰歉周期和天文学现象相联系，体现了对经济规律的探索。其次，概念具有公共性，能够在公共空间贮存和传播，在反复运用中深化经济分析、实现认知水平的螺旋式上升。如单旗运用“子母”“轻重”等概念，提出了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货币理论，《管子》正是基于已有概念发展了货币数量论与货币管理理论。最后，概念作为话语策略，因特定目的产生，有助于表达使用者的利益诉求、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如正统儒家常用“义”与“利”、“本”与“末”等对立概念描述经济现象，并将“义”“本”等作为经济活动的评价标准，反映了面对“道义—逐利”“农业—工商业”等两难问题时所贯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经济思想概念作为话语权的重要元素，能够影响经济决策和社会实践。这首先有助于强化身份认同、引导主流价值，进而维系中国古代特有的经济生产方式、推动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世界。如“养民”“安民”等概念促成民为邦本的社会共识；“孝道”“宗法”等概念发挥代际契约履约机制的作用，部分弥补金融市场的不完备。其次，经济伦理思想、宏观经济治理思想和蕴藏隐喻色彩的概念及判断，通常带有争夺话语权的功能。为了争夺公共领域话语表达的资格和权力，不同阶级根据其利益选择不同的概念，或概念的不同用法，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用法。中国古代数次有关经济问题的大论争正体现了这一点。最后，概念塑造并引导了人们的认知和思考方式。如“天下为公”“天人合一”等富含整体主义色彩的概念，广泛受到社会的长期关注，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赋予了中国传统思维普遍联系和整体气象。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因历史局限性，客观上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概念缺乏精确定义与边界厘清，易造成理解困难和用法混乱。“田赋”就是一个典型，不同朝代对这一财税概念的理解均有差异。又如，传统概念往往与具象经验结合较为紧密，限制了抽象概念、形式推理的形成深化。古代社会环境也制约了经济思想从其他领域获得正向“外部性”。如隋唐以降推行的科举制度，偏重诗赋经史学问，导致自然科学理论的落后，使得传统经济思想概念难以实现自我变革和跃升。（二）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当前，面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大时代命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立足时代需要，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中汲取精华和有益成分，激活其跨越时空的思想智慧和生命力，实现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第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充分挖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宝库。在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古代中国立足经济实践和中华传统文化，积累形成了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但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思想概念混杂在政治、哲学等相关论述中，一些概念亦存在客观不足。这就需要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根本遵循，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传统经济思想概念进行全面系统地挖掘、梳理和甄别。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客观地认识、梳理和呈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基因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秉持科学实践观，依照社会实践决定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反作用于社会实践的逻辑，将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与古代历史演变相结合，力求按照历史本来面貌“复原”其意涵。在理解和评价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时，应注意古代和近现代话语在语义语法、体系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秉持合乎规范的阐释逻辑，避免强制阐释。同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要求我们辩证看待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成就与局限，既要合理评价其光辉成就，汲取精华、古为今用，也要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两点论”与“重点论”，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辩证统一、交织共振关系，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转化和再生。在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基础上，不仅要善于关注和识别其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还要善于发现和提炼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实践品格、开放精神、生态观念等相契合的思想概念，实现“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因此，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围绕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当代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可对“民为邦本”“见利思义”“天下为公”“善者因之”“协和万邦”“四海一家”“天人合一”“革故鼎新”等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予以针对性转化，推动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优势。第二，激活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时代精神，有力支撑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中蕴含着富有生命力的优秀因子，但并非自然地显现，需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在返本开新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一切划时代的理论，都是满足时代需要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须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主动回应时代呼唤，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具有普遍解释力、经得起实践检验、富有传统特色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话语。一方面，掌握概念的生成机制规律，从“照着讲”走向“接着讲”。这并非任由相关概念自由演化，而是在准确阐释概念原义的基础上，立足时代需要，通过改变语言外壳、引申和赋予新内涵、概括和评价旧有概念等方法，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升华与超越。譬如，在关乎人类命运前途的重大课题上，习近平总书记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思想，赋予“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蕴含朴素国际秩序观的概念以新内涵，由此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凸显了对人类整体共同利益、责任和命运的关切，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指引。费孝通立足实地调查，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角度对“公”“私”“家”“己”等加以学理化阐释，进而提炼出基于亲疏远近关系的“差序格局”这一原创性概念，后被广泛应用于非正式制度、家族企业治理等研究中。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功能，解释并推动中国经济实践。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所表现出的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共生、和平发展道路等特征，都难以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加以阐释。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功能，解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现象及规律，进而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比如，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美好生活的普遍愿望与“四个现代化”相结合，赋予“小康”鲜明的时代含义，并引申为衡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使用‘小康’这个概念来确立中国的发展目标，既符合中国发展实际，也容易得到最广大人民理解和支持。”第三，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精髓，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学虽然是研究经济问题，但不可能脱离社会政治，纯而又纯。”“对国外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我们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及其蕴含的整体思维、辩证精神，从立体、联系、多元的视角展现了一个丰富、发展、真实的世界。对这些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甄选扬弃，有助于解构、拓展、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借鉴。一是摒弃以资本为中心，明确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资本利润率最大化为核心构建的理论体系，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目的和动力在于攫取剩余价值，满足资本家需要，必然导致人的异化、生产无限扩张、两极分化等发展困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为邦本”“天下为公”“均无贫”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浸透着浓厚的民本思想，注重人民利益、民生诉求，强调人的尊严、价值和发展，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贯通，可为明确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提供有益元素。二是超越“经济人”假设，构筑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将人的自然属性抽离出来，只强调经济动机，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理性利己活动。但该假设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影响，不能准确描述真实的经济决策和行为。“义以生利”“见利思义”等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概念，实现了利己与利他、物质与精神、动机与目标的辩证统一，弥补了“经济人”假设的根本缺陷，可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假设提供养分。三是突破西方资源配置理论，为理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探索新模式。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即可完成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政府只应充当“守夜人”角色，尽管政府有助于弥补市场失灵，但对于政府介入市场经济，始终持有消极或否定态度。而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救荒”“常平”“无为而无不为”“善者因之”等概念及其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均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二者并非简单的对立关系，而是应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四是拓展合作与竞争理论，厘清新型国际关系的深层内涵。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市场竞争为主线，意图揭示人类经济行为的竞争性。而“和为贵”“协和万邦”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蕴含着和平发展、协调合作、包容共赢的和合智慧，有助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摒弃零和博弈思维方式，为当前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有益借鉴。五是重视系统性、整体性思维，深刻理解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尽管西方经济学提出了庇古税、产权界定等解决环境问题的办法，但在资本的“效用原则”和“增殖原则”下，经济生产、消费的无限扩大与有限的自然承载力之间必然存在尖锐矛盾。“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正是突破了片面追逐经济利益的机械论思维，强调以系统性、整体性思维看待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能够有力指引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丰富可持续发展理论。第四，萃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精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突出特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其中皆有体现。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对相关概念进行充分挖掘和现代转化，有助于推动文化繁荣，更好担负起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的历史使命。一是彰显连续性，滋养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在历史长河中传承不息，连接了历史与现实，能够对当代社会产生积极深远影响。如“利用厚生”“均贫富”“天下为公”等概念作为中华民族一贯的理想追求，由先秦秦汉时期传承至今，可为当下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丰富元素；“经世致用”“经国济民”等概念由明清时期生成，所传递的传统文化精髓，深刻影响着当下治学追求与旨趣。二是聚焦创新性，赓续中华民族锐意进取品格。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孕育着深厚的创新品格，如“兴利除弊”“革故鼎新”概念展现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可为当下各领域深化改革创新提供思想支撑。三是体现统一性，凝聚中华民族强大向心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重视强调国家整体利益，力求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例如，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取向的宏观经济治理概念是古代反复论述的中心议题，“国计”“郡县”“车同轨”“田制”“赋税”“理财”等概念及其制度安排，亦为维护国家统一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劲的思想动力。四是展现包容性，涵养中华民族和谐精神。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注重兼容并蓄和开放包容，如“和而不同”“天地人和”等概念超越了乡土、血缘、宗教等拘囿，展现了对不同文明、文化的理解与尊重；“货殖”“农禅”“典”等概念体现了传统民间活跃丰富的社会经济实践。这对当下积极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引导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等具有重要启示。五是呈现和平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自古就未出现以扩张、霸权为目的的对外侵略，“兼相爱，交相利”“四海一家”等概念都展现了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和睦的文化基因；“市舶”“宝船”等概念及其早期经济全球化实践，为世界和平、繁荣发展注入中国力量。这为当下更好应对全球挑战、共创人类美好未来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中国智慧。第五，促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现代转化各环节的协同提升。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树立系统观念，并高度重视运用系统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为推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科学指引。由于该项工作涉及系统搜集整理史料、调动社会主体积极性、提供良好学术氛围、营造有利于推广传播的客观环境等多个环节，且各环节缺一不可，必须坚持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从上游环节看，考古挖掘、版本考订等基础性工作可从根本上拓展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因而需要深化史料的系统搜集、整理、数字转化及利用，如依托数字人文技术解决资料离散和时空分离难题，借助数据平台化建设实现资源共享与大数据计量研究等。从中游环节看，不断提升学术界的总结、反思及创造能力是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现代转化的关键，因而需要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强化学术共同体建设，同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打造具有时代特征的标识性概念，创新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从下游环节看，推动社会各界广泛传播乃至国际传播，是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概念现代转化的重要支撑，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必要举措。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实现精准、智能、个性化传播，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与认同，切实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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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晖：创世者与反神话——重读《补天》

鲁迅把创世传说从对土的单一叙述中解放出来，把它放在造人与补天两个故事的交接点上，以混乱杂陈的形成呈现所有宇宙的原始质料。在打破一切次第循环的表象的同时，鲁迅前所未有地提升了水和海洋的位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各国均有权根据本国国情和人民意愿，自主选择发展模式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反对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完全违背了当今时代潮流。 ...

肖宇：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密不可分，是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物质基础的动力源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这既是基于对全球工业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也体现了对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准确把握。全面认识新型工业化，必须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角度，科学把握新发展格局下新型工业化所蕴含的时代内涵、所处的历史方位，抓住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关键要素，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认识新型工业化，要从全球产业演进的主要方向和内在规律出发。随着数据进入生产要素的程度和范围日益加深，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正在对制造业的传统组织方式产生重大影响。在这轮产业变革浪潮中，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不仅使产业边界日益模糊，也深刻影响了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效率，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正是由于现代产业组织范式的颠覆式变革，全球主要国家都把新型工业化视为未来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纷纷出台支持措施予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制造强国建设作出了一系列指示，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总体来看，我们现在强调的新型工业化是一种体现新发展理念的顶层设计，其重点聚焦于解决制造业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以及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这是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重构竞争新优势的必由之路，是我国实现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创新实践，也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抓手。新型工业化的核心是高端化升级，关键是数字化赋能，基底是绿色化转型。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安排和整体推进，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让创新成为内生动力，让协调成为根本要求，让绿色成为鲜亮底色，让开放成为关键抓手，让共享成为典型特征。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国家间的技术优势加快变迁，全球产业分工与竞争格局经历深度调整。必须抢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技术创新窗口，加快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在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的自主可控能力，扩大在未来前沿领域的领先优势。另一方面，数字浪潮向各产业各领域广泛传播和渗透，正在深刻改变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必须依托数字技术为制造业赋能赋智，把数据要素更好地融入制造业生产全过程，促进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发展，让智能制造、柔性制造、绿色制造的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众。新型工业化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把高质量发展要求贯穿始终的工业化，意味着走质量更优、效率更高和动力更强的制造业发展之路，需要用创新的方式营造有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生态体系。我们既要瞄准长远目标，也要立足当前存在的问题，在切实落实具体措施上多下功夫。一是以创新引领为动力。实现新型工业化，创新是核心动力。世界科技强国在研发投入、人才队伍和支持配套政策等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中的经验显示，推动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是一套涉及主管部门、经营主体、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的复杂系统。形成有助于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创新体系，要全面深化科研体制改革，从科研评价体系、科研资源分配、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成果转化等方面综合施策，形成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抓手、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良性发展格局。二是以数实融合为主线。利用数字化技术挖掘自身潜力，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流程化再造，是企业不断获取新竞争优势的关键。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入生产函数，是新型工业化重要的动力源泉。但让数据跑出“加速度”却并非易事，这需要我们下大力气搞好数据治理，健全公共服务，让“沉睡”的数据要素真正“活起来”。数据治理的重点是加速推进数据确权工作，制定完善的内容采集、加工、流通和应用等不同环节相关主体的权益保护规则，畅通数据要素进入生产全过程的渠道。三是以产业安全为重点。目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纵向压缩和横向整合趋势越来越明显。推进新型工业化，就是要瞄准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卡脖子”技术，聚焦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从根本上掌握半导体芯片、生物医药、航空发动机、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提高在基础零部件和关键性基础材料等领域的供应链韧性，最终建立以我为主和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四是以改革开放为支撑。新型工业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这需要通过持续不断深化改革，着力打通各类先进优质的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的通道。要以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契机，加快提升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水平。持续放宽市场准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搭建形式多样和内容丰富的制造业国际合作平台，鼓励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领域，吸引全球创新要素向中国集聚。（作者肖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

邵春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路径

总之，科技创新、生产要素、产业变革、发展范式四个方面逻辑衔接，互动促进，构成新质生产力产生和发展的路径。科技创新是动力源泉，生产要素创新和优化组合是基本内核，产业变革是扩大价值和提高效率的关键，范式创新是引导发展的发展观和方法论。 ...

进一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通过破除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充满生机活力的制度保证，是稳大局、应变局、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上，必须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问题谋划推进改革，有效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

任荣：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开放推动改革，开放促进发展，开放带来繁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坚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内生动力，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之相适应、相配合。必须深刻领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涵和意义，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我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合作，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提供强大动力。理解高水平开放内涵要义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现在更加注重提高质量、效率和效益，从数量型、粗放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创新型发展，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拓展到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更加聚焦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注重发掘开放的内生动力，加快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新格局。第一，扩大开放范围，拓展开放领域。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包括商品和服务市场开放，还包括资本等市场的开放，并涵盖更多的经济领域和行业，包括服务贸易、金融业、制造业等。拓展对外开放的地域范围，包括促进国家关系发展、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协作、鼓励外商投资等。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求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实现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顺畅流动。第二，完善体制机制，推进制度型开放。高水平开放需要制度保障。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的必然要求。通过加快推进与开放型经济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公平、透明、有效的市场规则，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有利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吸引更多外商投资，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运行效率，提升开放水平和质量。制度型开放意味着对外开放的重点从边境外向边境内延伸，在经贸领域推进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与国际对接，意味着开放与改革的更深度融合。要准确把握国际经贸规则的演变特征和发展趋势，构建与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好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为推进更深层次改革和更高水平开放提供制度保障。第三，以开放促发展，激发经济潜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通过加强与外部市场联系，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可以推动传统产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进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使经济发展更具竞争力和可持续性。此外，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使国内市场更加开放、竞争更加充分，从而增强经济活力。通过参与国际循环，汇聚融合全球高端要素，促进国内要素资源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提高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第四，推动互利共赢，深化国际合作。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深化国际合作与交流，加强与国际组织、各国政府和企业等沟通，实现资源信息共享与文化交流。高水平对外开放倡导的国际合作，是以推动互利共赢为目的，在更加健全合理的国际贸易政策和法律法规下实现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旨在推动形成开放、多元、稳定的世界经济秩序，建设一个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增强国内国际经济联动效应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必须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强化制度供给，为经济发展扩空间、提质量、增动力，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与全球很多国家的产业关联和融合发展程度较高，内外需市场本身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只有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才能加速补齐要素、资源、营商环境等方面的短板，促进国内产业提质增效和消费升级，使得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要进一步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内需与外需的联动，实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良性互动。一方面，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不断优化需求结构。既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又稳步扩大传统消费，提振新能源汽车、电子产品等大宗消费。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引入高端生产要素和短缺资源，弥补国内生产所需，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另一方面，提升参与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持续打造“投资中国”品牌。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同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相比，制度型开放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是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必然趋势。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深层次改革，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给。一方面，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经贸规则制度衔接融合，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另一方面，更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的示范引领作用，强化制度创新功能，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制定重点贸易和投资领域开放标准，打造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对外开放新高地。此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完善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持续深化和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度、影响力和话语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深度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与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商品、资金、技术、人才、数据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把“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加快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创业生态。支持民营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深入推进数字贸易双边和区域合作，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充分发挥标准化在助力数字贸易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应对不合理贸易壁垒、拓展国际市场等方面的作用。（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管理学院） ...

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现在，推进改革矛盾多、难度大，但不改不行。我们要拿出勇气，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新华社专访（全文）

今天，俄中关系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即使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两国关系仍在持续加强。当代俄中关系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局势之外。双边关系的多层次发展是自觉的战略选择，这种选择基于两国广泛契合的根本利益、深入的互信、强大的民意支持和两国人民真挚的友谊。我们共同努力维护主权、捍卫领土完整和安全。 ...

钟真：全面树立大农业观加快农业强国建设

 内容提要：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提质增效的换挡期，亟待由格局更大、系统性更强、方法手段更全的大农业观来引领。目前，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已初具深度、农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农业多样化功能发挥已初见成效，但是农业现代化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待加强，农业生产、经营和产业三大体系的协同机制有待健全，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的综合效应有待提升。因此有必要面向农业强国“五强”目标，重点在食物供给多元化、生产体系多元化、经营体系多元化、产业体系多元化和效益体系多元化五个维度，牢固树立和加快落实大农业观，推动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加速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树立大食物观”“树立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多渠道拓展食物来源，探索构建大食物监测统计体系”。这是我国农业在新发展阶段，应用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所作出的深刻判断和战略选择。千百年来，农业一直是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领域，甚至是国家具有决定意义的“底盘”，而非一个简单的产业。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分工细化和市场深化，农业的“产业”身份被进一步强化。尽管农业“产业化”的趋势使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及供应保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并不利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中国式农业现代化需要有大视野、大纵深和大格局。大农业观的基本内涵上世纪九十年代，习近平总书记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曾针对闽东如何脱贫致富提出了“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认为“大农业是朝着多功能、开放式、综合性方向发展的立体农业。它区别于传统的、主要集中在耕地经营的、单一的、平面的小农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内较早提出的大农业观念。1992年，“树立大农业观念”写入了党的十四大报告。当时的大农业观念还停留于一种发展农业的思路和提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农业观念逐步深入农业实践与农业政策研究领域，开始系统化与思想化。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出“树立大农业、大食物观念”。2017年1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虽一字之差，但自此“观念”提升为“思想”。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树立大食物观，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多途径开发食物来源”。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的重要指示，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2024年一号文件在“大食物观”的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双观”，并提出要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这表明，大农业观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引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理论遵循。这也意味着我国未来农业发展必将朝着更加广阔的领域和更加宏大的体系迈进。作为新的农业发展战略思想，大农业观有以下三个突出特征。一是格局更大。大农业观将与农业有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视为一个整体。在功能上，不局限于农产品生产供给，更重视农业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功能；在贡献上，除了对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贡献，还强调了其在促进生态涵养修复、引领农民增收致富、改善宜居宜业环境、建立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提升国家综合国际地位等方面的重大作用。二是系统性更强。首先，大农业观使农业和二三产业的关联更系统。过去人们更多关注农业生产端的种植养殖，而大农业观将农业拓展至全产业链，甚至与非农产业融合，覆盖数据供应、产后加工储运、新技术开发和数字化应用等多种场景。其次，农业内部的产业体系更丰富。在经营业态上，除了农林牧渔业，大农业观还囊括融合了其他产业的新型模式业态和经营方式；在经营主体上，不仅包含小规模农户，也包含家庭农场、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等多种类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再次，农业外部的环境体系更完整。大农业观将生产、生活、生态有机结合，将国内资源市场和国际资源市场统筹考虑，将涉农要素市场、农产品市场同政府管理部门等相关主体全盘纳入视野。三是方法手段更全。大农业观能够整合农业内外部更多资源，丰富已有的政策工具箱，能更加有力有效推进土地、金融、生态、科技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力量协同协作，更好发挥我国“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独特体制优势，为农业发展提供更全面的制度保障。树立大农业观对加快农业强国建设的意义供给保障强、科技装备强、经营体系强、产业韧性强、竞争能力强是农业强国建设的目标愿景。但是，受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五强”目标的实现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大农业观的树立对于应对挑战意义重大。大农业观可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开拓新视野。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改变，肉类占食物消费比重增加、粮食消费比重降低，谷物以及大豆等饲料原料的供需缺口进一步增加。而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保障农产品供给的重点在粮食生产领域，这使得我国的综合食物自给水平呈现下降趋势，食物供给保障面临较大的不稳定性。从食物的自给结构来看，按照“种植面积需求等值”的算法，我国粮食和肉蛋奶已实现高水平自给，但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维持在低水平，且提升困难。基于此，树立大农业观，将生产视角拓展至山水林田湖海草沙等多元空间，加快国土资源的综合性开发，构建多元化食物生产体系，可以更快适应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确保食物供给；同时，大农业观强调因地制宜，各地依资源禀赋合理定位发展方向，能够进一步提升区域生态资源安全和国家食物安全的协同保障。大农业观可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创造更广空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逐年提高，但核心技术对外依赖程度仍然偏高，高端技术装备的应用受到一定阻碍。此外，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不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不到45%，而发达国家普遍在80%左右。这与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不完善、市场引导力不足、考核机制难以有效衡量创新成果等因素有关。而大农业观的树立能够将科技研发激励强、市场效益好的细分产业和领域纳入国家农业发展整体战略，有利于倒逼市场、人才和制度环境，增加多元科技投入，促进需求导向型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大农业观要求引进培养有能力、熟悉不同业态和模式的复合型人才，提升农业经营主体吸收转化科技创新成果的能力，推动农业科技支持政策完善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体制机制创新。大农业观可为建设新型经营体系挖掘更大潜力。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效率提升的重要途径。目前看，土地规模化的红利已经充分开发，服务规模化等多种类型的适度规模经营方式正当其时。大农业观的树立将为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集体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注入新的指导思想。基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离不开2亿户以上的小农户。而当下登记备案的近400万个家庭农场、工商注册的221.6万家农民合作社、十余万家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96万多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小农户的利益联结还不够紧密，联农带农的形式还不够有效。大农业观将进一步打破原有产业边界，扩展农业投资来源，为更多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凝聚多元经营力量，为发展更加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大农业指明方向。大农业观可为增强农业产业韧性提供更多可能。当前国内极端自然灾害多发，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涉农产业市场波动，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三链”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增加，农业产业韧性尚需进一步提升。大农业观的确立，不仅有利于把农业发展拓展到农林牧渔及其辅助配套服务在内的农业内部结构的视角，也有利于将农业放置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工农城乡关系之中谋划，还有利于将全球农业资源和市场纳入我国农业发展的整体布局当中，能在多个层面提升农业产业韧性。在产业链上，强调通过融合社会资源、加强产业上下游和产业之间的协同管理，提高农业产业链竞争力和风险抵抗能力；在供应链上，强调拓宽食物来源，防范自然、市场和国际贸易等风险，以大食物观支撑建立数量足、质量好、弹性强的稳产保供体系；在价值链上，强调构造多元化经营体系，以服务规模化、数据规模化等多种形式，夯实农业生产根基，优化联农带农机制，提升农户和经营者的风险应对能力。大农业观可为提升农产品竞争力形成更优对策。我国农产品竞争力在稳步上升，但国际竞争力整体较弱，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这集中表现在农业投入产出效率、成本效益、农产品质量、市场占有率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明显。大农业观为提升农业综合竞争力提供了多个维度的发展对策。一是在耕地和种子两大要害问题上有更快突破。约束农业竞争力的“卡脖子”因素往往在农业之外。大农业观使盐碱地改造、高标准农田建设、黑土地保护等得到更大力度的科技与政策支持，使最先进的科技更多向国内种业自主研发倾斜。二是在推动产业效能提升上更具有整合能力，使土地、劳动、资本、数据等各类要素发挥协同效应。三是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上更有动员能力，使资源的利用与回收纳入生产体系，将市场主体、消费者、管理部门全盘考虑，促进节本提质、增效多赢局面的形成。树立大农业观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一是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已初具深度，但其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有待加强。学界对农业现代化的微观机制与宏观路径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在新的世情国情农情条件下，对农业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以及对农业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和推进全面乡村振兴中定位的理解，各方观点并不一致。特别是，很多观点思路仍“深刻”地延续着西方式现代化路径的解读逻辑。这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并不相符，也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指引下农业农村的实践需要存在差距。我国的农业发展涉及范围广、人口多、农业生态系统多元、利益关系复杂，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必然呼唤大农业观的树立。而我国特殊的农业现代化路径必然产生农业现代化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大农业观的树立必然是推进中国式农业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将是对世界农业发展的重要理论贡献。二是农业多元化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但其生产、经营和产业“三大体系”协同机制有待健全。在科技和改革的驱动之下，我国农业发展的推动力量呈现日益多元化的格局。农业生产方式正在从主要依靠土地、劳动要素向更多依靠资本、数据等新型要素组合转变；经营体系正由以小农户为基本面向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企业、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发展转变；产业体系正从传统的农林牧渔业产品生产为主向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社会化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发展繁荣转变。投入要素的多元化、经营主体的多元化和产业形态的多元化，使得我国食物供给模式正从“向土地要粮食”为主朝着“向山水湖海林田草沙要食物”的立体式多元食物供给体系转变；效益创造模式正从经济价值向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创造转变。但是，从现有农业多元化发展的实践看，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产业体系的协同机制尚不健全，在行为主体、要素市场和政策体系方面衔接不畅，上下游供求错配或错位时有发生，这与农业强国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的要求存在差距。三是农业多样化功能发挥已初见成效，但其生产生活生态综合效应有待提升。农业多功能性的特点已经逐步为各界所认知，这也是大农业观、大食物观水到渠成的重要认知基础。实践中，除了食物供应的重要功能外，农业在促进社会发展、保持政治稳定、传承历史文化、调节自然生态、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等方面也日益显现出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应对经济危机、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中，发挥出了食物供给产业所不可能承担的功能作用。这是农业本身所蕴含的正外部性特点决定的。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对农业这种正外部性的发挥给予了极大财政支持。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也对农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政策支持，但是农业对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生态质量水平的综合促进作用还较为有限。特别是生活和生态两个维度上的质量提升有赖于惠及民生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而基于农业关联产业和关联领域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这也是当前呼吁深入贯彻落实大农业观的重要理由。以大农业观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对策建议面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目标，大农业观的树立恰逢其时。基于我国当前在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观念认知方面的基础，本文提出加快推进五大体系多元化的对策建议，以更好落实大农业观在农业强国建设中的引领作用。（一）食物体系多元化一方面，协调国内资源，实现重要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持续供给保障。加强耕地保护和合理利用，提高耕地质量和产能水平，增加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自给率。深化粮食流通体系改革，优化市场结构和价格机制，降低流通成本和损耗率，提高流通效益。建立健全粮食储备制度和标准体系，加强粮食储备管理和调控能力。聚焦农业全产业链中“卡脖子”的农业核心问题，增强种业自主性，提高食物供给效率和质量，提升食物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加强对大豆蛋白、人造肉、微藻等未来食物的科研投资，增强供给稳定性。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增强国际农产品贸易韧性。建立健全食物预警、储备、调控和保险制度，提高食物的多元化供给能力，增强应对影响食物安全的各种风险和冲击的能力。统筹国内外资源，加强国内外市场的协调和监测，优化供应链管理，采取多源进口策略，参与全球农业治理，增强国际合作和互信，提高国际农产品贸易韧性。（二）生产体系多元化一是开发多元空间，打造立体农业。拓展地下、水面水下和空中等多元农业生产空间，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布局，积极发展设施农业、戈壁农业、沙漠农业和城市农业等，实现立体开发、复合经营，推进农业集约高效发展。二是促进绿色转型，发展循环农业。转变传统生产模式，持续实施农药化肥减量增效行动，推广绿色化生产模式。推动农业农村废弃物和农产品副产物综合利用，推行节约资源和高效利用的农业技术和措施，如合理调控水资源利用、保护和改良土壤、推广清洁能源等，全方位推动高物质投入依赖型农业增长方式向绿色节约的高效率增长方式转变。三是加快“机器换人”，发展智慧农业。加大对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的投入，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用现代化的设施装备支撑农业稳产增产。通过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人工智能在生产管理上的落地应用。特别是充分挖掘数据这一新要素的智慧功能，促进生产智能化、精准化，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及可追溯。（三）经营体系多元化一方面，在小农户为基本面的情境下，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断健全以农户家庭为基础、合作联合为纽带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关注家庭经营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对小农户的培训和指导，提高其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通过建立专门的培训机构、开展“科技小院”等项目活动、利用网络平台和媒体进行宣传教育等方式，帮助小农户掌握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等信息，培养现代化的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另一方面，积极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鼓励发展规模效益好、集约化程度高、市场竞争力强、具有现代化经营管理经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强对各类主体的服务与监管，维护其合法权益。鼓励各主体间的合作交流，有效整合资源，提高生产经营效率，形成良好的产业经营生态，让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三位一体”农合联、合作社投资兴办的农业企业等新型经营模式不断涌现。（四）产业体系多元化一是丰富优化传统优势产业。根据原有产业发展的痛点难点，有针对性地补齐短板，从做优质量、做大产量、打造品牌、畅通信息等方面着手，对农林牧渔等区域农业主导产业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全方位促进其高质量发展。二是支持发展新业态新模式。鼓励休闲农业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融合型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发展。以休闲农业特色化发展为重点，实现农业“接二连三”；创新服务方式，建立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此不断提升我国农业产业体系的质量与效率。三是创新数字化经营方式。过去的农业产业只能线下实体经营，大农业观指导下的经营方式应包括线上的数字化经营，用数字技术改造农业生产经营全链条，驱动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引导数字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深入农业产业基层，集中力量攻关符合农民生产经营所需的农业大数据技术。加大对农业数字技术研发创新的补贴力度，积极推进农业大数据产品和应用方案的孵化、示范和应用。（五）效益体系多元化一方面，促使多方参与现代化大农业的价值创造。发挥各地区资源禀赋优势，加强农业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提升产品品质、打造品牌，提高农业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统筹各方资源、外引内育，做大做强产业经济价值。鼓励各经营类型、各环节、各地域主体分工合作，参与融入价值创造过程，共同做大经营的“蛋糕”。统筹推动农业特色化发展，带动各地相关农业科技装备质量提升，增强我国整体农业发展实力。另一方面，促使各方在现代化大农业中实现收益共享。强化利益联结机制，鼓励以帮带模式促进弱势主体融入全产业链，提升其现代经营理念、装备水平和盈利能力。整合打通各界资源，鼓励产业链上各主体实现资源互补、信息互通，促使经营效益和惠农效果达到最优。统筹协调土地、金融、生态和社会福利等政策工具，发挥体制优势，促使农业收益分配更加公平，共享发展成果。在宏观上通过大生产、大流通、大消费、大贸易，让各界在现代化大农业发展中受益，并运用系统性政策工具进一步促进流入其他产业的价值回流农业，形成基于农业的正向大循环。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钟真来源： 《中国发展观察》2024年第2-3期 ...

刘锋 韩燕：深刻认知金融本质，筑牢金融强国基础设施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对建设金融强国作出了重要部署。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事业筚路蓝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在现有基础上建设金融强国，是未来一个时期我国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金融的本质，妥善处理金融改革发展的优先事项和短板，从而推动各项工作在迈向金融强国征程上更有效有序开展。一、金融的本质功能是对资产的风险定价金融的本质是在信息得到充分披露的基础上，对金融资产的风险进行定价，进而达到金融资本的有效配置。换言之，金融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信息是基础，定价是关键。金融资本是高度流动的，金融资本的流向归根结底是由资金价格、资产定价这些无形之手引导的。没有高效的、被市场广泛认可的市场定价机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就无从谈起。因此，打造金融强国的首要工作就是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客观地说，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还存在较多薄弱环节。例如，房地产行业的贷款累积了较多风险，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商业银行在对房地产行业发放贷款时没有充分全面地认识房地产行业的下行风险，或者对相关风险变化后的调整不够及时。债券市场在前几年逐步开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而此前的定价是存在系统性偏差的。股票市场中一些业绩差、财务欺诈严重的上市公司在较长一段时期里没有被出清，甚至还不断出现炒作绩差股的情形。上市公司兼并重组市场不够活跃，交易价格和交易方式不够公允透明，不仅损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也扭曲了上市公司的价值体系。此外，我国金融市场的定价工具也有待丰富，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定价权博弈中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金融衍生品是重要的金融定价工具。由于衍生品的复杂性，社会上存在一些认知偏差，如认为金融衍生品是对赌工具等。但是，衍生品作为一种定价和风险管理工具，其本身是中性的。不能由于我们使用衍生品的能力不足和规范不够，而拒斥这种产品。实际上，规范的、受到妥善监管规制的衍生品，无论是对于实体企业对冲商品价格风险，还是对于金融机构管理金融资产风险，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而且，全球金融市场中，衍生品定价，特别是针对大宗商品、金融资产的衍生品定价是各个金融强国争夺的焦点，是国际金融市场定价权博弈的主战场、主阵地。提升我国金融市场的定价能力，要做的工作虽然看起来千头万绪，但是切中肯綮的只要两点，一是强化信息披露，二是继续坚持法制化。金融市场的一切决策、交易都是基于信息来决定的，因此信息是定价机制发挥作用的根基。缺乏完整准确及时的信息，甚至虚假信息横行，是对定价机制最大的损害。过去几年，我国监管机构在提高信息质量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金融市场信息环境和质量有了重大改善。接下来，要进一步把信息披露的质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就不得不更加倚重法制的力量。金融活动本质上是基于信用的跨期合约的交换，而信用的基础就是法律。稳定可靠、可预期的法律体系和公平公正公开的司法执行体系，是确保金融活动参与方信心的重要来源。英国的经济规模虽然早已今非昔比，但是伦敦金融城仍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英国历史上形成的法律体系，对金融活动提供了全面、稳定、可预期的支持和保障。从这个意义来说，对法制的尊崇和敬畏对于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二、实事求是处理好我国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讨论中，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重要问题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关系。以商业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以债券、股票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则相对较小。这一点与美国等“金融强国”相比有较大区别。如果仅以间接融资方式即银行信贷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为衡量金融强弱的标准，我国早己是金融强国了。那么，相对强大的间接融资和相对较小的直接融资，是否会对建设金融强国构成障碍和影响呢？首先，要认识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分别适宜满足不同的投融资需求。从投资端来看，银行信贷总体上属于低风险资产，而且作为资金出借方的储户并不直接向资金需求方出借资金，所以适宜追求低风险的投资者。债券、股票的价格波动较大，投资者在获得较高的预期投资回报的同时需要自己承担更大的投资风险。从融资端来看，商业银行既能够给大型企业和项目提供巨额融资支持，也能给中小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和住房按揭。债券和股票市场所服务的客户通常是上市公司或行业中的领先或风险较高的创新型企业，对企业的规模和发展阶段有较高要求。因此，相比于直接融资，间接融资的确具有风险较低、服务范围更广的优势。其次，也要认识到，国民经济中最具领头作用的企业和项目，往往是有一定风险的，例如各种创新创业企业，以及作为国民经济“基本盘”“压舱石”“优等生”的优秀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风险较高，天然地不适宜由商业银行提供主要融资支持。美国股市和各种股权投资基金对科创型企业的支持、对上市公司各类再融资和并购重组的支持，有力推动了部分企业在全球科技和经济竞争中居于领先地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术界和实务界通常认为美国这种直接融资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形态是更有效的投融资和资产配置选择。第三，与间接融资相比，以债券、股票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体系还具有信息披露更充分、价格反应更灵敏、投资者便于参与公司治理等优势。众所周知，债券、股票的发行方必须持续履行一系列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而且这些信息会接受公众投资者的检视，证券分析师还会对这些公司进行调研、发布研究报告。发行方的任何风吹草动也都会被迅速地反映到债券、股票和衍生金融工具的价格中。此外，持有较大数额债券、股票的投资者还有一系列法定权利和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发行方的公司治理，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与之相反，一个企业的贷款通常分布在各个银行，不仅相关信息不对外公布，而且银行之间也很难便捷地共享信息。当企业经营或宏观环境发生不利变化时，银行收回或缩减贷款也存在诸多困难。一般而言，银行也缺乏对贷款企业经营、投资活动直接施加影响的渠道。由此可见，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要以实事求是、尊重历史和现状的态度，充分发挥两种融资体系的各自优势，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准确谋划两种融资体系的发展路径。具体而言，要正视我国直接融资不够发达的现状，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提高债券发行服务的覆盖度，稳妥深化推进债券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和违约处置机制；牢牢扭住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信息披露这个“牛鼻子”，进一步加大对信息欺诈、侵占中小投资者权益的惩戒力度，加速劣质上市公司出清。商业银行也要推进贷款定价能力建设，充分借助最新科技手段，促进企业各种数据资源切实为准确的信用评价和贷后监管做出贡献。三、建设金融强国要有政策定力和持续稳定的法治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事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回顾成熟资本市场几百年的发展历程，能力的建设都是在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强化制度和规则体系建设的过程中进行的。我们不能由于有问题而否定成就，更不能走回头路，而是要以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态度，保持政策定力，通过深化改革促进我国金融事业高质量发展。股市通常被认为是经济表现的晴雨表，但这种说法是有条件的，即股市的信息披露必须是真实全面及时的、定价必须是合理的、竞争必须是充分的。这是市场能够有效地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前提。现实的市场特别是发展中的新兴市场，很难完全满足这些有效市场理论要求的充分和必要条件的。与其过度纠缠于股市是不是经济晴雨表的说法，不如去深入探讨和分析我国股市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前文所述，股市的核心功能是风险资产的定价，如果仅仅关注于股市的融资功能，那就相当于把股市矮化为上市圈钱的游戏。所以，股市低迷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上市的闸门开得是松还是紧，而在于当前部分上市公司的质量欠佳，在于股市对上市公司优胜劣汰、激浊扬清的能力羸弱。过去较长时间里，我国上市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财务造假、欺诈发行。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热衷于制造概念，追逐热点，而不是真的在提高经营能力上下功夫；不是把股市提供的资金用于扩大生产和提升市场竞争力，而是盲目并购，迷恋资本运作，不断吹高股价，然后通过减持或挪用套现离场。为此，近几年监管机构围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针对上市公司各种乱象，初步构建起了刑事、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惩戒机制，上市公司退市也日渐成为常态。这些政策是切实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改进股市定价效率的根本性举措，并逐渐取得成效。当然，我们也要正视股市低迷和波动的一些表层原因，例如雪球等金融产品发行价格比较集中，放大了市场波动；某些量化投资基金策略趋同，集中平仓引起指数价格偏离；转融通业务规则存在瑕疵，使得个别投资者在卖空股票上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等。不过，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这些表层原因只是会在某个时间段里加剧市场的波动，它们并非股市低迷的根本性原因。所以，在建设金融强国的过程中，既要标本兼治，更要保持政策定力和法律法规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让投资者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维持稳定的信心和预期。四、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最近几年，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渐成趋势。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必须继续高举全球化大旗，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对于建设金融强国有着决定性的意义。我国拥有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国内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又长期把持国际金融市场的主动权和规则体系制定权，所以有一些声音主张我国金融体系应当独立于现有全球金融体系。这种观点当然有一定合理成分。一方面，资本的无序流动的确可能对金融体系不够强健的国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东南亚诸国的经历可谓殷鉴不远。美国次贷危机蔓延到欧洲后，南欧诸国也深受其害，甚至至今都未能恢复元气。另一方面，西方国家依仗其在全球金融市场的优势地位，将金融武器化，动辄对他国实施金融制裁，多个国家苦不堪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独立自主建设我国金融市场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独立自主的金融市场，并不意味着可以自外于全球金融体系。关起门来搞金融，与金融强国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首先，国内经济发展与全球金融市场息息相关。我国是各类大宗商品的主要消费国，对石油、矿石等资源产品有着巨大的进口需求。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往往通过金融市场决定。如果我们缺乏这些市场的定价权，在这些金融市场博弈的能力不足，就会让国内实体企业产生巨额的生产经营成本和风险。其次，我国企业走出去需要强大的金融中国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长，特别是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是长期趋势。中国公司到海外，无论是卖商品和服务，还是收矿山、买企业，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不能长期假于人手，势必需要中国自身的金融机构在海外具备有竞争力的服务能力，也势必成为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保障。第三，金融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影响力少不了金融实力。有人认为，我国储蓄率高，金融市场资金充裕，不需要国外资金投资于中国市场。但是，金融投资是联结各个国家实体经济的重要纽带，充分的金融资本流动，会在相关国家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关系形态，对于我们提升国际影响力，构建和平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第四，金融资本天然地具有逐利属性，所以全球资本流动是常态，也是无法人为阻隔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南亚国家的遭遇就说明人为阻隔资本流动只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当然，资本的无序流动也会对一国金融稳定造成问题，所以即使是发达经济体，对资本流动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管制。但是，应当明确的是，管制的目的应当是促进资本有序流动，而不是简单地关上大门，限制流动。最后，在推动金融开放，争夺全球金融规则制定权方面，我们正面临着重大历史机遇。当前，西方传统金融强国在经济和内政上存在诸多棘手问题，有相对衰落的趋势；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日趋强大。上世纪末，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初生阶段，金融人才和经验都非常匮乏，但我们仍然能够战胜重重困难，完成四大国有银行境外上市的历史性创举。今天，我们无论是在实体经济规模和质量，还是在金融市场、金融队伍建设水平上，都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我们完全有能力和实力抓住全球金融市场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克服畏难情绪，勇敢出击，奋力拼搏，在激烈的竞争和碰撞中，推动金融强国事业迈上更高台阶。五、结论建设金融强国对我国金融事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事业蓬勃发展，无论是金融体量，还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撑，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我们一方面要对以往的成绩感到自豪，坚定自信；另一方面也要保持清醒，找准建设金融强国的关键着力点。金融的本质是风险定价，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是在合理定价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直接融资、间接融资两个金融体系要协同发展，发挥各自优势，共同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严厉打击欺诈造假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加快劣质公司的出清。在练好内功的基础上，中国金融还要深度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坚守开放和法治政策不动摇，力争在全球金融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作者：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政策报告》项目 (课题组）高级研究员 刘锋；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韩燕 ...

张平文：从三个维度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势赋能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要靠人才，人才培养要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交汇点，应自觉担当服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使命，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以新促质”的核心要义，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展，通过下好人才培养“先手棋”、当好科技创新“策源地”、激活人力资源“强引擎”，为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势赋能。下好人才培养“先手棋”教育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和先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人才培养是高校的第一使命，高校应密切关注前沿科技领域和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抢抓机遇、聚焦重点、科学谋划，不断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培养造就一大批“新质人才”，下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先手棋”。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深刻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点，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因校制宜做好学科布局优化，增强人才培养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靶向性。面向新赛道新领域调整优化学科专业设置，积极响应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战略部署，瞄准新兴科技领域，立足自身学科优势，设置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空天科技、深地深海等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学科专业，引导传统学科向“双碳”、智能领域转型升级，主动聚焦服务国家战略和未来科技发展趋势的学科发展方向。着力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基础学科是高校学科体系的四梁八柱，要加大投入力度，强化稳定支持，不断夯实根基，提升其对解决深层次基础理论问题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大力推动学科交叉和交叉学科建设，高校应以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为导向，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打破学科专业壁垒，推动学科间的强强联合、深度交叉，形成一批新的学科增长点。加快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国家急需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牵引源头创新的拔尖创新人才，也需要服务国家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应用型人才。完善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选拔机制和培养体系，构建更加多元化的选拔通道，用好学科竞赛等早期发现、选拔方式，给予有条件的“双一流”高校在选育人才时一定自主权，探索超常规选鉴。要大力实施“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加强本研衔接和课程贯通，给予有拔尖创新潜质的学生更多保护和选择权，为他们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环境。着力培养高层次应用型领军人才，聚焦国家战略急需、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发展需要，深化专业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科教、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建设好卓越工程师学院等重要育人平台，深化校企联合培养，高校导师主要指导学生做好基础科研训练，企业导师侧重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大力推进数智教育、培养数智人才，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结构和技能素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数字经济时代，高校应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时代发展需要，加快教育教学模式变革和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加快培养适配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数智人才队伍。当好科技创新“策源地”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在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高校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应主动发挥科技创新优势，聚焦重大原始创新和“卡脖子”关键技术，着力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注入原动力。大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锻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优势学科为引领，加强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布局与培育全国重点实验室，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科技前沿领域，凝练科学问题，强化原创性前沿性基础研究，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强化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瞄准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大力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衔接，打通需求从产生到解决的全过程，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源头供给。组建复合型团队，关键核心技术的复杂性、任务的艰巨性决定了相关基础研究必须通过跨学科、有组织的科研才能完成目标。应组建由高校、研究机构、企业等多方研究人员构成的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快速有效地完成问题的汇集与凝练、研究与转化、落地与反馈，提升基础研究的组织能力和产出效率。加快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科技成果转化是发挥科技创新作用的关键环节，也是促进生产力质变的核心步骤。高校要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促进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新质生产力。努力打通“最初一公里”，重视市场需求，挖掘与释放科研成果的商业价值，提升其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加强科技成果孵化和示范推广，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完整创新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成功率和效益。组建专业队伍，培养和发掘具有市场意识和商业化能力的科研服务和管理运营人才，形成高水平、专业化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员队伍，提供全流程、规范化的成果转化服务。加强政产学研合作，进一步发挥地方政府和产业资本各种金融工具和政策支持作用，为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提供产业化资金保障，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和市场化。激活人力资源“强引擎”人才是形成新质生产力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的聚集地，要不断完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流动、激励等机制，打破束缚人才创新的藩篱和障碍，以体制机制改革之“新”，提升人才创新效能之“质”，激活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人才“强引擎”。探索构建更加多元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鼓励科研人员从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基础研究关键科学问题，从源头和底层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要构建科学的评价机制，关注理论本身的先进性、重要技术问题的解决效果，科学衡量科技工作者的贡献，有效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因校制宜”深化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改革，统筹好国家和学校的人才计划，进一步破除“五唯”倾向，构建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求、与学校发展目标相适应的人才发展及评价体系；积极探索物质激励、精神激励、事业激励等多元模式，全方位优化人才激励机制。为人才开展科技创新营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营造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氛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健全容错机制，让人才敢于尝试、勇于创新，充分激发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才提供宽松自由的教学科研环境和稳定充足的经费投入，建立长周期考核机制，确保科技创新的延续性、可持续性，同时以体面的生活保障消除其后顾之忧，让他们坐住坐稳“冷板凳”。允许高校教师按规定兼职和创新创企，进一步优化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和激励制度，建立良好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 ...

李玉举：全面认识我国经济的形势、动力和信心

 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对当前经济形势作出科学判断，对下一步经济工作进行总体部署。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开局良好、回升向好是当前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和趋势，要全面认识我国经济的形势、动力和信心。看待经济形势，要看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从今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指标看，综合分析总量和结构、宏观和微观、横向和纵向、单项和组合指标，我国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实现良好开局。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基本面。最近，多家国际机构也纷纷上调了对我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在经济发展中，“质”通常表现为结构、效益和安全性，质变是这些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突变性飞跃。“量”通常表现为规模、程度和速度，量变是这些方面连续的、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形势，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正处在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上升不是线性的，量积累到一定阶段，必须转向质的提升，我国经济发展也遵循这一规律。当前，我国经济继续呈现增长较快、结构优化、质效向好的特征。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日益升级的打压阻遏和一系列外部冲击，倒逼我们大大加快了自主创新步伐。创新发展在“质”上表现为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全球创新位势跃升、国际竞争力提升。2023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由2012年的5%提高到超过13%；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达到51.3%，首次超过50%；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4.14%，具备了创新型国家人力资源所普遍具备的重要特征；国家创新指数综合排名世界第10位，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等等。特别是去年以来，各地区纷纷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科技创新，支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各地新动能加快培育形成。今年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比去年四季度加快2.6个百分点。协调发展方面，在“质”上表现为城乡区域优势互补性和融合互动性显著增强，包括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加快构建等。同时，产业结构、需求结构、能源结构、收入结构等都有积极改善。绿色发展在“质”上表现为能源资源结构的深度调整、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全面性转型。今年一季度末，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总装机比重达53.3%，历史性地超过了火电；新能源汽车产销同比分别增长28.2%、31.8%，市场占有率31.1%，成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先行者和引领者。应该说，数字经济“新蓝海”和绿色低碳发展，使得我国经济的“蓝”“绿”底色愈发明亮。读懂了这些领域的“质变”，就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为什么行、为什么能、为什么好，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看待经济发展动力，要看改革、创新和开放我们经常把经济比喻成一艘巨轮、一列快车，并描述说发展态势很好，这个好关键是动力系统好。动力系统强劲，经济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总的来说，改革、创新、开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从改革来说，新时代以来，我国推动的改革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取得的成就是历史性、革命性、开创性的。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和政党，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推动这么大范围、这么大规模、这么大力度的改革。今年以来，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加快，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发展，部署数字经济9方面重点工作，出台招投标领域公平竞争审查规则，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加快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效应更加凸显。改革将为我国经济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和发展活力，未来新一轮系统性、深层次的重大改革举措，特别值得期待。从创新来说，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创新指数位列全球第12位，位居36个中高收入经济体之首。值得强调的是，创新指数排在前面的发达国家人均GDP都在4万美元以上，最高超过9万美元，而我国人均GDP只有12700美元。在这样的一个发展水平上，取得这样的全球排名和地位相当不容易。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科技创新将发挥决定性作用。从开放来说，新时代以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们坚定扛起经济全球化大旗，多次重申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当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当前支持经济全球化，符合我国战略利益，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无疑也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过去我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这是已经由历史和实践检验而得出的正确结论。开放发展在“量”上表现为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利用外资的增加、合作伙伴的拓展；在“质”上表现为贸易结构的优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深度结合、平台能级的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的提高。目前我国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占比总体上升；中国企业联合会发布的2023年中国跨国公司100大及跨国指数，超过40%的有16家；共建“一带一路”走过了第一个蓬勃十年，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自贸区建设扩围提效，22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建设梯次展开，制度型开放成果加速向全国复制推广。特别是2023年5月至今，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雄安新区、京津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中部地区、西部大开发等8场区域发展座谈会，对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等作出重要部署，必将产生深远影响。看待经济发展信心，要看机遇、能力、条件和优势正确看待我国经济发展，必须坚持科学的辩证法、两点论。如果时时只看到困难、挑战、矛盾、风险、问题这一边，自然会困顿于“山重水复疑无路”，相反，处处看到机遇、能力、条件、优势、信心这一边，就会泰然见到“柳暗花明又一村”。机遇、能力、条件和优势强力支撑发展信心。从机遇来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五个方面战略机遇，即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从能力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具备四个方面支撑，即资源潜力、内生动力、发展活力、调控能力。从条件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国发展具有“五个战略性有利条件”的重大论断，即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基础、有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有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从优势来看，我国具有“四方面优势”，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机遇、能力、条件和优势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底气，是我国保持战略定力、赢得未来的关键所在，是我们推动经济发展和抵御外部风险的根本依托。过去，我国经济顶住压力、练好内功，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现在，高质量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经济继续保持回升向好态势；未来，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完全有信心有底气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行稳致远。（作者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

熊金武：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逻辑

 200年来，经济学家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的科学化，试图穿越历史的迷雾，探寻恒久不变的规律性理论。然而，作为一门深入剖析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学问，经济学与历史学紧密相连。熊彼特说，“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若对某一经济理论背后的历史知之甚少，就不能真正理解和恰当使用经济理论。基于中国经济史和传统经济思想开展理论创新是赓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可能途径，而经济学与历史学的可通约性是关键。经济学是历史的学问“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果罔顾历史，很可能重蹈覆辙。历史虽不会简单重复，却惊人相似。历史就在身边，悄然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若能够以动态的历史视角审视事物，往往能得出与众不同的见解。一方面，历史是一种经济分析方法。熊彼特曾指出，科学的经济分析应当融合历史、统计和理论三种工具。历史能够拓展我们思维的深度，统计有助于我们量化分析，而理论则为我们提供了逻辑演绎的框架。三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而深刻的学问。在经济学理论和统计的分析中，历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历史为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基石，更是理解现实经济现象的重要参照。历史并非孤立的过去，它蕴含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丰富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惯性。五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是我们的瑰宝，中国丰富的历史记载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展原始性理论创新的基础。如果中国学者能够对全球经济学界作出重大贡献，那么这种贡献必然源于中国经济实践。例如，在传统农业技术的约束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传统社会的土地制度是如何支撑起辉煌灿烂的传统中国文明的呢？多样化的地权交易形式和多层次的地权交易体系，不仅超越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历史经验，还培育了大量拥有所有权的自耕农或拥有永佃权的佃农，让农民有了稳定的产权，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成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更为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和数据要素三权分置提供了历史依据。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如《说文解字》所述，历史不仅仅是回溯往事的记载，更承载着对过往的评判、解读和传道。经济学恰恰有助于此。一方面，历史研究需依托理论与计量方法。历史学应当以问题为导向，整理并利用史料，带着疑问与假设去探寻历史真相。这就需要经济学理论和计量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代表的社会科学范式革命正从经济学拓展到法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随着计算技术和能力的不断提升，浩如烟海的史料促使历史研究在分析方法上不得不拥抱计量分析，史料数据化成为获得新知的基础。另一方面，深化对今日事物的认识，是真正理解古人的关键。伟大的历史学家只有在深刻体察与认识社会之后，方能写出贯通天人、融汇古今的巨著。例如，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有助于理解为何古代专卖制度会选择盐和铁两种商品。“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句话要求治学既要了解历史，又要洞察现实。只有从历史看今天，从今天看历史，循序渐进，方能洞察更高层次的事理。这种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提醒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始终保持古今贯通的视野。中国经济史的“源”“流”之辨理论创新必须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为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中国独有的丰富历史档案更是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宝贵资源。在中国经济史学界，吴承明先生提出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的“源”而不是“流”。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与历史学交叉学科的融合体，其研究需要历史、统计与理论的紧密结合。理论和统计需要历史的支撑，同时历史研究也离不开理论和统计的指引。历史是经济学分析中不容忽视的方法论。经济学致力于探索人类的经济活动与现象以及人们的决策过程，而经济史学则专注于对历史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因此，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历史的滋养。从这个角度看，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使命。基于中国历史的经济学理论创新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路径、核心内容和坚实基础。简单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历史，或者只强调史料、不思考理论问题，是19世纪末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方法论之争所批判的。只有当经济理论、历史方法与计量方法实现真正的互动融合，才能推动经济学理论和历史研究的共同进步，让经济史研究真正成为经济学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经济思想史研究旨在深入探讨“经济思想的历史”，即经济观念和学说的生成、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探究。这不仅涵盖了从历史存在角度对中国固有经济思想学说的研究，也涉及从历史发展视角对中国固有经济思想学说的分析，从而深刻揭示和阐述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这个维度来看，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经济思想史研究一以贯之的初心。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脉络正是通过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得以显现。在此过程中，“第二个结合”不仅为创新开辟了广阔空间，也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通过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赓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过去百年中国经济学探索过程中已出现了不少成果，以民生为特质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就是典型案例。作为一种价值观，“以民为本”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概念，为民生经济学、以人民为中心等经济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伦理基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治理思想、“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集中体现了民生是国计的目标，是全社会的根本价值取向。正是强调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国走出了绝对平均主义；正是抓住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走向了改革开放。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也是解释当代中国脱贫攻坚、改善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相较于哲学、政治、法律等学科聚焦于生产关系层面，经济学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使得历史与经济学更具有可通约性，二者对话更为顺畅。只有那些真正与经济学对话的历史研究，才能对经济和经济学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只有那些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经济学研究，才能够真正被载入史册。（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

陈锡文：农村改革与制度创新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是凭空产生的，九十年代初期，党的文件里明确它是农村一项基本制度，是和其他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在其他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形成是以若干更为基础的农村基本制度为支撑的，如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农民作为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制度等。 ...

李雪松：强化创新“第一动力”功能 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创新活动在区域层面集聚的高地，是创新能级最高的平台，具有科技基础雄厚、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主体活跃、创新生态先进的特征，应当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阵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不同层级科创中心中能级最高的一类，凭借科技领先、产业集聚等综合优势，在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中发挥引导创新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2023年，“上海—苏州集群”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中上升至全球第5位。站在新起点，上海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应当强化创新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功能，努力形成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形成基本框架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由此，上海的发展定位从“四个中心”进一步拓展为“五个中心”。10年来，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基本框架已经形成，科技实力和创新效能大幅提升。第一，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持续完善，原始创新实力不断增强。10年来，上海基础研究投入规模和强度逐年增加。2022年，上海基础研究投入达180.59亿元。在《细胞》《自然》《科学》三大期刊发表论文120篇，占全国（不含港澳台）的比重为26.2%，产出了体细胞克隆猴、单条染色体真核细胞等一批世界前沿的科学成果。10年来，上海深化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改革基础研究组织实施机制，强化“选人而非选项目”，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市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整体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推动张江科学城由“园”向“城”转变。同时，积极推进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引导企业加强基础研究。2021年起，上海市科委与企业联合设立“探索者计划”项目，支持高水平研究团队50余家，有力拓宽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链接通道。第二，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截至2023年，上海共有3家国家实验室、35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84家市重点实验室正在建设和运行，且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快发展，对强化国家科研机构原始创新能力和完成重大任务攻关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同时，科技领军企业牵头打造高能级创新联合体成效显著。上海有13家全国重点实验室、13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创新基地由企业牵头和承建，元宇宙、区块链、高温超导等领域关键技术攻关行动启动实施。第三，产业创新能级大幅提升，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逐步强化。上海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1.6万亿元；以“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为梯度培育的科技企业集群，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协同发展提供澎湃动能。第四，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稳步建设，国际创新网络加速拓展。上海积极推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在政策实施、联合攻关、载体培育、资源共享等方面加快实现跨区域协同。截至2023年，长三角拥有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服务机构3188家，服务项目1.57万余项，集聚大型科学仪器4.5万台（套），吸引科技人才超20万人。同时，国际大科学计划、大科学工程以及科技合作协议和合作项目不断巩固拓展，建设“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39家，吸引561家外资研发中心落沪。具有引领优势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创新活动在区域层面集聚的高地，是创新能级最高的平台，具有科技基础雄厚、创新资源集聚、创新主体活跃、创新生态先进的特征，应当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前沿阵地。基于功能维度，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分解为原始创新策源高地、创新经济集聚高地和创新生态培育高地。上海加快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用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生态培育等方面的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源泉，壮大新质生产力载体，构建新质生产力系统。一是发挥原始创新策源高地功能。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随着创新活动的纵深发展、空间溢出效应的持续作用，企业、大学、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将进一步带动全球资金、技术、人才和数据等要素加速集聚。近年来，上海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硅光、脑机接口和通用大模型体系等一系列原创成果，在脑科学、量子科技、纳米材料等领域取得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这表明上海在前沿科学发展、关键技术创新和产业共性技术突破上有了一定的引领优势，具备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二是发挥创新经济集聚高地功能。产业升级转型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附加值高等特征，是引领产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支撑，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上海聚焦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新材料、新兴数字产业等领域，推动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在未来产业方面，上海提出未来技术“筑基计划”、未来布局“领跑计划”、未来伙伴“携手计划”、未来场景“开源计划”、未来人才“雁阵计划”、未来生态“雨林计划”等六大计划，加速引爆未来产业发展。三是发挥创新生态培育高地功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对内服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对外辐射并引领全球科技创新方向，并通过多元主体协同建设，形成良好的制度环境、创新文化与开放合作模式，推动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打造开放创新生态高地，构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生产力系统。向“强功能”跃升站在新起点，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要把提升整体效能作为核心目标，进一步强化科技策源功能，推动从“建框架”向“强功能”的跃升。比如，推进基础研究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对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三类基础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科学界定、实施分类布局，开展分类统计和管理工作试点；对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领军企业等主体所从事的不同类别的基础研究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强化制度设计和政策实施的价值驱动与战略牵引作用，提升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同时，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在脑科学与类脑智能、量子科技、变革性材料、生命调控等战略领域和重大方向强化目标导向，凝练重大科学问题、集聚优势资源、打破学科边界，发挥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领域鼓励自由探索，发挥“基础研究特区”制度优势，在项目选题、项目组织、经费使用、成果评价等环节大胆探索新方法新举措。又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一是发挥国有企业创新策源地作用，用好民营企业创新活力优势，把握外资企业创新溢出效应；完善科技型企业梯度化培育体系，优化企业创新成长环境；发挥科技领军企业的需求引导、技术突破和产业引领作用。二是加快塑造创新平台在市场需求、集成创新、组织平台等方面的优势，集聚整合项目、基地、人才、资金等创新资源，加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研发、科技成果产业化应用以及创新资源共享服务。三是推动上海国际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双中心”协同发展，探索建设“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示范区，强化金融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再如，打造内外双向开放创新生态，推进协同创新体系建设。一方面，以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为抓手，积极与国内外高校院所建立更有效的战略合作关系，构建跨学科、跨区域乃至跨国家的协同创新资源网络。在长三角区域范围内，可重点探索团队管理、资金支持、项目运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另一方面，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基础上，重点围绕气候变化、生命健康等人类共性问题加强国际科学合作和联合研发。可依托上海国际化资源富集的优势，积极牵头实施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面向全球吸纳高端科学人才，提升国际科学合作水平。 ...

马周扬：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法律审视

虽然目前欧盟仅根据贸易法发起反补贴调查，但不排除欧盟委员会认定补贴事实存在后，进一步对在欧盟拥有经营实体的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开展FSR调查。届时，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不仅将面临惩罚性关税，还将面对其欧洲实体采取的各类结构性措施，这些措施可能比海关关税更具破坏性。 ...

李国杰院士：大力出奇迹的背后是什么？

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大大加速了人类向智能时代迈进的步伐，知识自动化的普及已成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机器涌现理解能力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绝不可低估。对人工智能的看法应该一分为二，也就是“两点论：一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层面已取得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它在科学上尚未成熟，还需要做深入的基础研究。 ...

张亚鹏 李宏伟：新型工业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2023年9月，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这为我国工业和信息化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型工业化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准确把握其时代特征和基本要求，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发展路径，以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新成效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一、深刻认识新型工业化的时代内涵工业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技术创新的主战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努力探索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新时代，新型工业化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的工业化。与以往单纯追求规模扩张的工业化不同，新型工业化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推动制造业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护好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确保我国在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科技创新是新型工业化的本质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制造业的核心就是创新。”创新能力不仅是产业竞争力的来源，也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新质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要以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科技创新，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而促进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必须顺应产业发展大势，推进科技创新范式突破，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主动、赢得先机；必须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抓紧补短板、锻长板，提升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必须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上持续加力、发力，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产业，开辟更多新领域新赛道，增强发展新动能新活力。数字驱动是新型工业化建设的突出属性。数字经济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化转型是世界经济大势所趋，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新，推动制造业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企业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在不断形成与培育新质生产力进程中，数字化是一种产业变革性规律，推进新型工业化必须顺应这一趋势，为新型工业化全方位赋能。绿色发展是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底色。绿色发展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认识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色发展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因此，要推动绿色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相融合，充分发挥绿色化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效应。积极稳妥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展，深入实施工业领域碳达峰行动，全面推行绿色制造，提高工业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清洁生产水平，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生产体系。以新能源汽车为例，我国通过建造新能源汽车主机厂的过程管理，约束并激励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充电站等协同绿色制造，对减少交通领域污染物排放、促进高质量碳达峰、降低石油进口依赖等，有突出的绿色发展示范效应。二、新型工业化是制造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发展水平是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集中表现，决定着一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战场，新型工业化为新质生产力创造了丰富的产业场景。新型工业化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将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稳健发展。新型工业化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先进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工业化是科技突破的主要来源。历次工业革命，都会带领科技的重大跨越和生产力的跃升。例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蒸汽动力技术实现跨越式突破，全方位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广泛普及为核心，促使工业重心从轻工业向重工业倾斜，奠定电气时代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信息技术的深度变革，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显著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催生了一系列创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引发产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改变，促使社会生产力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近年来，正因为现代工业对科技创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发达经济体开始重新审视其工业战略，纷纷推出“再工业化”战略。新型工业化将对技术发展突破形成新的方向引领，为本土技术革命性突破夯实坚实根基。新型工业化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新质生产力的外显内容。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列为首项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点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点是发展实体经济。通过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引领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新型工业化不仅能够推动工业产业转型升级，同时能够牵引数字经济和信息化的发展，带动形成新的产业融合发展关系，引领和支撑服务业、农业等产业的发展。通过工业与其他产业的相互赋能，带动更广泛的产业升级，并激发更大范围的新质生产力发展可能性，从而加快生产力的产业载体的跃升，在未来发展和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新型工业化为新质生产力创造丰富的应用场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本身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过程。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坚持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导向，打造了世界范围内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拥有极为丰富的产业场景，这是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独特优势。我国有14亿多人口和众多中等收入群体，这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如自动驾驶、智慧医疗等提供了广阔的场景和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巨大的市场需求促进技术迭代与创新，形成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良性互动。相比于工业化领先国家，我国在人工智能算力、算法上尚存一定差距，但我国丰富的产业场景和庞大的中产群体、人才梯队能够助力产业发展出独有的新质生产力。三、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化需要坚持“四个导向”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指出，要深刻把握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规律，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贯穿新型工业化全过程，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坚持四个导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产融结合、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夯实新型工业化基础，优化新型工业化的产业生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新型工业化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中心工作，党中央必须对经济工作负总责、实施全面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特征和最突出的优势，是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必须坚持的最高原则。作为工业化建设的中流砥柱和坚定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扫清制约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空间。党的领导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根本保证，直接关系新型工业化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要把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使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的各项政策形成有效合力。坚持创新驱动，塑造新型工业化新动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工业化是一个在技术迭代的环境中实现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过程。这是因为，工业活动源于新知识，而新知识源于科学与创新。所以说，创新不仅是新型工业化的关键动力，更是实现经济跃迁与追赶的战略任务。企业不仅是创新的主体，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力军。要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加快构建“链主”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推动重点领域项目、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依法优化利益分配机制，支持将高校、科研院所职务科技成果通过许可等方式授权企业使用。强化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的有效衔接，制定鼓励性市场准入政策，减少行政审批手段，支持创新产品快速进入市场。坚持产融一体化思路，增强新型工业化的建设韧性。金融是新型工业化至关重要的要素资源，现代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实践表明，金融在资源有效配置、科技创新与制造业转型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为新型工业化建设提供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金融服务，加大资本市场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要强化金融赋能，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支持力度，构建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金融支持路径，推动金融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实现工业与金融共生共荣。发挥国家产融平台作用，为产业发展韧性提供必要的资本支撑。引导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加大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强推动符合当前工业化发展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综合运用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金融工具，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和工业核心技术攻关项目，促进重点产业设备更新、技术改造、绿色转型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工业化的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必然引起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化，需要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对其加以保护、解放和发展。不断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形成新的管理模式、新的体制机制，是促进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要着重从产业创新、要素体系、政策供给三个领域，探索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为新型工业化创造良好的环境。新型工业化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坚持扩大开放，在开放中才能释放更多的发展活力。稳步推动政策、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持续深化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要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通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境外经贸产业合作区建设，积极培育具有全产业整合能力的价值链“链主”企业，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以开放促发展，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壮大产业实力，构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制造网络，打造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作者单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

王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完善落实“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必须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巩固和完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体制机制，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注入强劲动力。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在改革发展中相互促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国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民营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改革发展中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主要载体，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保障我国经济自主和政治安全作出了重要历史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从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试点开始，探索实行了放权让利、承包制、利改税、股份制等一系列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深入推进分类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国防建设、民生改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功勋卓著，功不可没。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民营经济是非公经济的主要经济组织形式，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壮大。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党的十四大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在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的同时，民营经济逐步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稳定增长、创造就业、促进创新、增加税收、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充分证明，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推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初，个体私营经济兴起，推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机制作用的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渐发展壮大。国有企业通过深入改革，逐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成为独立经营的市场主体，重塑了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微观基础，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逐渐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增强了改革动力，激发了竞争活力，形成了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党的十六大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各种所有制经济完全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九大把“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大政方针进一步确定下来。党的二十大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企业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不断优化调整布局结构、推进战略性重组和专业化整合。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有助于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统筹配置国有资本，有助于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更好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国有经济不断优化布局结构的同时，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成为创业就业的主要领域、技术创新的重要主体、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事实充分证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正在形成。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国有企业在保障能源、原材料供应，建设交通、通讯、公用事业等基础设施，形成了高效、廉价、稳定的供应体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工业基础完备、交通设施健全等优势条件，使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有能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民营企业快速发展。由国有企业主导并带动民营企业，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5G通讯网，机场、港口、水利、能源、信息等基础设施。众多物流运输业民营企业兴起，一批互联网电商民营企业快速发展，催生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在战略性部门，国企央企大力投入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引领和带动民营企业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载人航天、探月探火、高铁列车、北斗导航、C919大飞机、新能源技术、超级计算机、量子信息、核电技术、生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一些科技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民营企业生产经营集中于居民消费领域，促进了物质产品供给增加，生活消费品市场活跃，人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带动就业扩大和人民增收，激活了国内市场。随着对外开放逐步扩大，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分工，从事外向型加工制造和出口贸易。一些实力较强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开始“走出去”，不断开拓国际市场。这对国有企业带来巨大需求，促进国有企业提振效能，增强国有经济影响力、带动力。市场需求和竞争压力要求国有企业扩大规模，提质增效，稳产保供，充分发挥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优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同时，促进民营企业投入成本下降，利润水平提高，经济活力增强。在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带动下，上下游产业良性循环，加快推动工业化、城镇化，解决了数以亿计人口的就业问题，建成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业分工协同互补，市场关系竞争互促，促进国民经济循环畅通，支撑经济高速增长，并在应对风险和攻坚克难中发挥重要作用。受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部分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外贸企业经营困难，传导至上游产业，引发产能过剩。国家实施“四万亿”投资计划，并出台一系列民营经济支持政策。国有企业引领逆周期投资，对上下游企业提供有力支持，带动民营企业发展企稳复苏，提振信心，吸纳就业，保持经济增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联动，促进社会生产连续稳定，成功抵御外部冲击。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共同富裕。三、构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新格局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渐成主流，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问题凸显。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二者都要逐步适应客观环境变化带来的长期调整压力，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加快转型升级，构建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新格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发力，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与安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协同合作领域。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发展是在改革发展中形成的，构成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巩固和发挥这一体制优势，应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增进协同合作。深化国资国有企业改革，推进战略性重组，使国有资本向主业企业和优势企业集中。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推进国有企业分类改革，有序进退，放开非核心业务和竞争性领域，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基础性产业、重大科技项目、公共产品等领域中可以实行市场化运作的环节。有效激发民营企业灵活性、专业性，以竞争促效能，使要素向优势领域、优势企业自由流动。对民营企业遇到的转型难，国有企业应带动上下游各类企业共渡难关，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改革深化，促进分工细化，实现合作强化，将使国有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作用，支持民营企业走向更广阔的舞台，形成更多世界一流企业。构建协同生产网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业协同是社会分工关系使然。产业协同联动的工业生产能力，使我国成为资源进口、产品出口的“世界工厂”，推动经济实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改善。面对外部挑战，特别是国际供应链受阻和产业链外迁风险，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应加强组织协同，构建协同生产网络，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适配性。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孕育着大量消费升级需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蕴藏着可观发展空间。对于供需错配，企业层面应加快生产组织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形成网络化分工协同机制。国有企业瘦身健体，剥离非专业组织，吸纳专业能力，着力降本增效，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市场机会。引导民营企业嵌入生产网络，减少转型不确定性。民营企业从协同网络中汲取资源和能力，形成定制化与标准化相结合的生产方式，满足多层次需要。促进供求动态平衡，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打造协同创新联合体。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推进转型升级，关键在于提升产业技术发展水平。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向，抓住产业升级机遇，以企业为创新主体，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破解“卡脖子”难题。超前布局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产业基础再造，实现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创新驱动发展，应打造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同创新联合体。国有企业以自身科技资源优势，积极对接科研院所和国家实验室，支持前沿基础研究，推动从科学知识到生产技术的转化，形成原创技术策源地，促进竞争前共性技术开发扩散。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基础研究、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发挥民营企业专业化、市场化优势，交流反馈应用难点和需求动态。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基于协同网络，搭建创新平台，开放应用场景，激活技术竞争，共建共享创新链，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培育生成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量子科技等一批新动能。科技领军企业“顶天立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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