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排行
袁绪程：中国改革开放30年回望与前瞻——历史进程、经验和走向
30年改革开放已使中国的体制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的走向也不完全取决于“某一个方面”的主观愿望，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动力从何而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所要考虑的。 ...
海曙红：爷爷活着时是我们的敌人
爷爷挨过多少冷眼，挨过多少皮鞭，忍受过多少屈辱，都经岁月的尘洗淡逝了，但我却永远记得童年的某个深秋和爷爷的一面之交，爷爷曾用他忍饥受饿省下来的两分钱为我买了一捧棉花糖，给我的饥饿岁月抹上了几丝甜蜜，而我却一直没能谢谢爷爷。 ...
陈行之：“权力”考
最为现实的问题不是“权力是不是公民的契约和委托，是不是人民意志的代表”的问题，而是在权力的深刻影响之下，我们怎样才活得有尊严呢？我想，每一个人一定有每一个人的答案。 ...
高一飞：“群众的感觉”与死刑司法中的人道情怀
判不判死刑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体现了死刑的人道关怀。陪审团作为社会“平均人”，对于一个人被判处死刑时社会能否接受是一种适当的检测，是具体判断公正与人道这两种难以判断的内心感受的最好的方式。 ...
吴稼祥：让“政工”改行做“社工”好吗？——从一个被虐待儿童的悲惨遭遇想到的
我们虽然叫做社会主义国家，但把孩子当作父母的私产的观念仍然不可动摇。建设阶级斗争社会需要大量政工，建设和谐社会则需要大量社工。让政工改行做社工，不仅不幸的儿童有福了，社会和谐也有望了。 ...
高一飞：许霆案应当打开类似案件申诉的闸门
2008年3月31日，许霆案重审后由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许霆从无期徒刑被改判为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2万元。近日，陆良县人民法院刚刚与何鹏父母见过面，要他们尽快准备好申诉材料，向当年对何鹏案作出一审判决的曲靖市人民法院提交。当地法院主动要求何鹏提交申诉材料，并称“何鹏案本身就有不少人关注，加 ...
刘小枫：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
伯林和施特劳斯都是英美哲学界的犹太裔流亡者，俩人都明确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本身，或者说将哲学看作本质上是政治的，事情也就包含着这样的问题：何谓政治？他们两人如何看待“应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呢？ ...
黄宗智 巫若枝：取证程序的改革：离婚法的合理与不合理实践[1]
从毛时代的主要由审判员调查取证变为今天主要由当事人举证的制度，导致了一系列的未予后果。旧实质正义的取证和法庭调解制度应与当事人举证制度并用，不应盲从于今天主流的“现代化”法律形式主义模式。 ...
徐贲：红潮往事: 告别“党人革命”
革命就是这样一种能把几乎所有的人都卷入进去的超级风暴。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从“党人革命”和“党民革命”向“公民革命”的转化。革命不再是“党人”或“党民”的事业，而成为一种真正由公民理念和公民价值自愿形成的共同行动。 ...
郑克中：和谐社会不整人——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之五
真正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必须要对我们社会所处文明阶段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然后将其安放到现代文明的基础之上。只有没有了绝对权力，没有了非法夺权和维权的争斗，我们最终才能走向和谐的轨道。 ...
韦森：警惕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将带来的种种负面社会效应
在目前我们国家法制还不健全，法治国还远未形成，民主政制还没未完善的建构起来的社会格局下，一旦经济增长速率减缓下来，在市场化初成时期所蕴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就会加速恶化。 ...
李树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
那个时期形成的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学界、部门、地方、基层良性互动，共同为政策制定和行政决策做贡献的经验，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很值得后人重视和借鉴。 ...
梁治平：“公法”与“公法文化”
乌尔比安(公元三世纪之罗马大法学家)是这样论说公法和私法的关系的：“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私法是涉及个人利益的法。事实上，它们有的造福于公共利益，有的则造福于私人。”(黄风译《民法大全选译?正义和法》)后人区分公法与私法，有主体说、利益说、关系说等等，标准虽不尽同，但是以之为法的固有分类和基本 ...
梁治平：罗马法律中的希腊哲学
关于古代希腊与罗马的法律，有一种流行的见解，谓前者有法律而无法律的技术，后者有法律的技术但是没有哲学。甚至有人直接套用这样的标题：a Law Without a LegalTechnique；a Legal Proffes-sion Without a Philosophy.(Stig Strmho ...
陶东风：我们因为什么而无聊？
正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不宽容和受制性，加上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消费领域的“宽容”甚至纵容，使得大众的生命潜能被有意识地引导到无聊的娱乐和消费领域。只有改造压抑个性的社会、推翻压抑个性的制度，个性才能充分实现。 ...
梁治平：法治进程中的知识转变
在中国的知识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法律人与知识分子的分离。说得具体一些，法律人似乎并不关心一般知识分子所讨论的问题，普通知识分子也不了解法律人所作的工作。不但法律人不算是知识分子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几乎不相往来。这种现象也表现在出版方面，大抵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出版社极少出版法律图书，而一般知识分 ...
梁治平：法·法律·法治——读龚祥瑞《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常听人谈“法制”问题，讨论“法治”的文章、专著却不多见，更少有份量的论著。然而读毕龚祥瑞先生近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上面的印象便大为改观了。这并不是一部关于一般法治理论的专论，但是书中讨论的，却又是法治理论和实践中某些至关重要的问题。该书作者，年逾古稀的龚老先生，早年专攻政治学，并赴英国深造。以后 ...
梁治平：罗马名人祠
“培莱奥，我们还不知道事情将要怎样发展。如果那些傲慢的求婚子弟在堂上把我暗杀了并且分掉我的全部祖产，我宁愿那些礼物归你所有，而不属于别人；可是如果我能为他们播下灭亡命运，我就希望你自愿把我的财物送到我家里，我将高兴接受它们。”——《奥德修记》卷十七(译文据杨宪益)这一段荷马的诗句或许并不著名，但是放 ...
梁治平：故纸中的法律与社会
拙著《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996)出版之前，为了让读者对书中讨论的清代社会风貌有一点感性的认识，我特地向藏书家田涛先生借了几张清代契纸作制版之用。田涛先生收集民间契约文书有年，曾经千里跋涉，深入乡间，寻访民间故纸，其中的艰辛与甘苦，不是外人可以轻易了解。如此得来的珍贵文书，我想，即使不是珍爱 ...
梁治平：拾金不昧的美德与法律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这两句现代儿歌的歌词曾经脍炙人口，它所颂扬的那种拾金不昧的美德人们也十分熟悉。如今，物权法草案规定，权利人领受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支付遗失物的保管费。这让一些人感到难以接受，他们认为，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则与之相悖，因此应 ...
梁治平：谁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次参与国际公约制定的经验
主讲人：梁治平主持人：刘俊副校长时间：2005年6月26日（周日）晚7:30地点：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4119教室主 办：西南政法大学、四川金开律师事务所承 办：科研处、司法研究中心主持人刘俊副校长：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知名学者，我校78级校友，梁治 ...
黄宗智：集权的简约治理——中国以准官员和纠纷解决为主的半正式基层行政
中国地方行政实践广泛地使用了半正式的行政方法，依赖由社区自身提名的准官员来进行县级以下的治理。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看作为中国政治的“传统”、“前现代”和“近现代”中特别执着的特性。它很可能会在塑造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代性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
陈行之：“大部制”改革开始了：1个部长、10个副部长
我们上面所说到的情景并不是一种对未来不负责任的暗淡预测，它早已经作为事实存在并且非常有可能通过“1个部长、10个副部长”的方式广泛延伸，延伸到我们每一个人未来生活的细节之中，进而决定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
林达：杀君马者道旁儿
在动与静、破坏与建设的局势之间，他们有自己的独特思考和不断挣扎。这种挣扎来自于他们能够穿透动荡局势，看到不论作为个人还是民族，当有某种恒定不变的东西。他们相信，这种东西沉淀下来，才是个人和民族立足的坚实基础。 ...
郭宇宽：中国应该向“菲佣经济”模式学习
国家的尊严是空洞的，每一个人的尊严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一个有品牌的劳动者，才能成为有尊严的劳动者。未来的5到10年先做到让中国劳动者，具有像“菲佣”那样的劳动力品牌，接下来说产业升级、中国崛起才不是痴人说梦。 ...
陈行之：虚假的日常生活
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社会的种种严重不和谐？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我们的社会缺乏形成和谐的制度条件，权力的绝对支配作用致使社会在一切有人的行为的方面都出现了非自然的扭曲。 ...
吴稼祥：民粹一咳嗽，大众就发烧
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的舆论氛围似乎感染了某种病毒，出现了某种类似流感的症状。病毒的名字叫“社会不公”，“流感”的名字叫“民粹主义”。逐步深化的危机可能变成深渊，要解决问题，必须加快“公平主导型改革”。 ...
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
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深刻认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举措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七大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至关重要。 ...
陈伯君 钟怀宇：我们有防范风险的机制吗？——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改革的风险分析报告
面对蓄势待发的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我们有能够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制度吗？我们有能够防范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的机制吗？我们还承受得起继国企改革之后的又一次阵痛吗？ ...
蒋立山：法治建设白皮书:展示一个正在成长的法治中国
说起中国的法治状况，人们容易有 一种直观的印象，即中国法治远不如中国经济发展那样成就显著，甚至于对法治状况的批评远多于肯定。这种印象一方面是源于法治建设客观存在的某些不足与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特殊复杂性缺乏理性认识。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中国社会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法 治建设既要完成自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