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J·内皮尔:当机器休止:《新世纪福音战士》和《玲音》中的幻想,现实和终极身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8 次 更新时间:2016-05-08 00: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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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J·内皮尔  

当机器休止:《新世纪福音战士》和《玲音》中的幻想,现实和终极身份

When the Machines Stop: Fantasy, Reality, and Terminal Identity in “Neon Genesis Evangelion” and “Serial Experiments Lain”

  

   Author: Susan J. Napier

   内皮尔是日本文学和动漫批评家,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曾为德州奥斯丁分校日本文学与文化系教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电影及媒体研究系客座教授。

   译者:陈荣钢

   原文刊载:Susan J. Napier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 29, No. 3, Japanese Science Fiction (Nov., 2002), pp. 418-435

  

  

•正文•

  

   “可我能看见你!”她解释道,“你还想要什么?”

   “我不想透过‘机器’看见你,”久野说,“我不想通过这惹人厌的‘机器’和你讲话。”

   “安静!”他妈妈有点受到惊吓,“不准你再说反对‘机器’的话。”(福斯特 4)

   “我在坠落。我在消逝。”(《玲音》)

   “我是我!”(《新世纪福音战士》)

   “他正在做梦,”叮当弟说,“你猜他梦见什么?”

   爱丽丝说:“没人知道。”

   “为什么,他梦见你啊!”叮当弟惊呼……“要是他不再梦见你,你想你会在哪儿?”

   “当然,我现在在哪儿?”爱丽丝说。

   “不是你!”叮当弟轻蔑地反驳道,“你无所在。凭什么你只是他梦中之物!”

   “我是真实的!”爱丽丝说,说完便哭泣起来。(卡罗尔 81)

   1909年,英国作家 E•M•福斯特(E. M. Forster)发表短篇小说《机器休止》(The Machines Stop, 1909)。小说想象了昏暗的遥远未来,人类生活在地下,一个世界范围的交流系统把他们连接起来。交流系统让人们能不用离开自己房间,就和其他任何一个人进行直接交流。所有人类被一个仅知道叫“机器”的东西组织起来。在故事的结尾,“机器”出了故障,最终停止运作。伴随着抛弃和无助,交织着末世画面,人类纷然死去。久野(Kuno)这一叙事中势单力薄的反抗角色是极端些微的希望,他声明“人类已吸取教训”,“机器”将用不重启。然而:

   整座城市如蜂巢般坍塌。一艘飞艇从闸口驶入废墟中的码头,随即坠落,在空中爆炸,钢铁机翼碎成碎片。那一瞬间,他们目睹了世界的死灭。在他们一同毁灭前,瞥见了湛蓝的天空。(37)

   福斯特的反乌托邦视野让读者联想起那段时期西方的科幻和反乌托邦作品,尤其是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1932)。和赫胥黎一样,福斯特批判了现代人对科技日益增长的依赖。然而不同于赫胥黎的是,福斯特做到了两点使《机器休止》更接近现代科幻小说。首先,在福斯特的世界观里,科技产生了直接性人际交往的非必要性,事实上这有些令人可憎。其次,福斯特将末世的维度引入事件。“机器”摧毁的不仅是人际关系,它根本上摧毁了物质世界,即便结尾留下一瞥“湛蓝的天空”。福斯特的作品是经典的科幻小说,正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Frederic Jameson)对这部1909年的作品作出的评价,“(它)陌生化并重构了我们当下的自身经验”(152)。颇有预言意味的是,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更能想象书中的未来了。

   不管怎么说,根据福斯特的观点,当“机器”休止,现实——“湛蓝的天空”——就会浮现。然而,在两部我将研究的日本动漫电视剧《新世纪福音战士》(Shinseiki Evangelion,Neon Genesis Evangelion, 1997)和《玲音》(Serial Experiments Lain, 1998, 美国1999)中,并不是这样。在这两部作品里,现实本身成为启示录话语的一部分。得利于高科技和技术带来的渐长的毁灭物质和精神世界的能力,现实被问题化,它不再继续存在下去。两部作品都持续拷问着一个问题:人类的身份在虚拟世界发生了什么?它变成斯科特•布卡特曼(Scott Bukatman)说的“终极身份”,这种我们认为是“既是主体的终结又是新主体在电脑或电视荧幕上重建”(9)的立场吗?此外,它会继续成为布卡特曼提出的“终极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混淆进现实与幻想的技术超现实主义的万物终不可知的世界吗?

   至少在我研究的两部动漫中, 最后两个问题的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尽管它们的创意和想象力有些晦涩难懂,但我能看出它们的视野非常悲观。正如杰弗瑞•斯康斯(Jeffery Sconce)在《幽灵媒体》(Haunted Media)中所说,两部作品的叙事、角色和场面调度召唤出不安的后现代幻想。斯康斯认为:“人类曾经拥有整全的主体,现在只剩下作为‘模仿’(simulation)和‘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隐喻的、片断的和去中心的主体性。”同时他发现“后现代中,所指的撤出、意义的隐秘把戏,以及我们目力所及的存在物,像幽灵和精神错乱者一般,不再扎根现实而是游弋在一个引起幻觉的世界中。在那里,物质的真实永远丢失了”(18)。

   尽管斯康斯的论点夸大了后现代处境的独特性——事实上1909年福斯特就表明人自身和机器的相互作用已然成为一件现代主义者长久思考的事——毫无疑问我研究的两部动漫从方方面面质疑着物质世界,但是同时它们也表现出对日本传统文化的强烈追溯。本文将探寻这两部动漫分别提出的独特“幻觉世界”的方法论,但在此之前有必要把两部文本置于动漫和日本文化的情境中。

   毫无疑问,我们要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被原子弹攻击的经验,同时在文化上联系起一个世纪以来关于“生命易逝”的持续思考。近年来,日本动漫中对科技的末世批判屡见不鲜。这一风潮也许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那时的电视节目和电影系列一度关注“二战”中为日军服役的大和号(Yamato)战列舰。(为美国观众熟知的是1979年在美国的电视台播出的《宇宙战舰大和号》(Star Blazers,1974, 美国1979))大众文化持续发酵,对“大和号”的关注为对末世主题的早期迷恋提供了样本。在《宇宙战舰大和号》中,科技成为人们精神力量的标杆。在大和号的例子中,日本精神“大和魂”(“yamato damashi”)有了救赎的面向。在动漫《再见,宇宙战舰大和号》(Saraba uchû senkan Yamato, Farewell Yamato, 1978)结尾,大和号忠诚的年轻船长在心爱女友动人遗体的陪伴下,继承前任船长遗志,并意识到拯救地球的唯一办法就是对白色彗星帝国(White Comet)的核心进行自杀式攻击。这种结合真真切切地达成了神格化。结局画面中长时间散射的白色光芒,对于这部主要受众群体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动漫来讲,无疑显得讶异和暧昧。

   “大和号”之后,人类、科技和末世的暧昧被更复杂的形式呈现。最震撼的要属大友克洋(Katsuhiro Otomo)于1988年导演的电影《阿基拉》(Akira,1988),由它开始了一种更为悲观的讨论科技与人类身份的关系的视角。《阿基拉》讲述了对几个具有心灵感应能力的少年做实验并造成骇人后果的故事。片中的无辜者被视为为“军事-工业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邪恶计划牺牲,这是令观众久久不能忘怀的世界观。与“大和号”系列不同,《阿基拉》的主角是些不合群的男孩,性别与年龄不再如前者故事中那样均衡搭配。以铁雄(Tetsuo)这位精神上的彻底反动者为代表,东京在影片倒数第二个场景中变为废墟。这是动画史上最诡异也最令人难忘的毁灭场景之一。如同《再见,宇宙战舰大和号》结尾的白光,《阿基拉》对心灵感应的描绘给片中一些重要场景加上了幻觉的注脚,这一特点在后续的日本动漫中继续发扬光大。

   科技带给人类的阵痛、悲观和无助在《阿基拉》之后数年的动画创作中复现并强化着。起初有些令人措手不及,要知道日本和美国都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不同的是,直到今日,日本历经了长达十二年的经济衰退,这无疑给当代日本人对待科技和未来的态度留下深刻的烙印。尽管日本不断涌现重要的科技创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却展现出矛盾的看待技术的态度。相比之下,西方文明却不相同,以美国《连线》(Wired)杂志和加拿大学者皮埃尔•利维(Pierre Levy)最新论文《赛博文化》(Cyberculture, 2001)为例,都对电脑及相关新媒体虚拟现实技术的潜力抱以“技术庆典”(techno-celebration)的意味。

   除经济衰退外,一九九五年的奥姆真理教(Aum Shinrikyo)事件是日本对科技产生质疑的另一个原因。在这次事件中,号称拥有神力的麻原彰晃(Asahara Shoko)的信徒在东京地铁释放了沙林毒气,造成十二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个事件和奥姆真理教本身如同出自虚构的惊悚小说。然而,许多年轻信徒都是(或在未来将成为)日本精英、尖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毕业生。他们内心缺乏信念,媒体报道他们多为科幻动漫爱好者。信徒因邪教的超自然力宣传——例如麻原彰晃声称掌握悬浮术——而受到吸引,并沉迷于对物质和唯物主义的排斥。据悉,信徒不仅制造沙林毒气,还在研发核武器。

   奥姆真理教的阴影弥漫在日本全境,助长了社会的不满情绪。该事件可视作当代日本对科技的观念的具象化表达,即一个人可以认识到科技的危险,也因科技的潜在力量心生敬畏。奥姆真理教对新世代(New-Age)元素、正统佛教和印度教教义的融合,都深感兴趣。而这些内容都表明,科技的存在并非真空,而是包括精神层面的人类及其相互影响的方方面面。

因此,日本对科技的矛盾态度远不止“科技-科技的对立面”的二元结构,而是一种不仅对科技,也是对真实本身和人类身份本质的质疑。渐渐地,日本文化认为“真实”是一种可供玩弄、置疑并最终不可信的东西。在村上春树(Haruki Murakami)的畅销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Sekai no owari to haado boirudo wandaarando,(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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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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