郦菁:政策研究困境与价值缺失的中国社会科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9 次 更新时间:2016-04-27 22: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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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菁  
国家外部的专家缺乏制度性的代表,往往依靠和官僚以及党内精英的私人网络来进入政策场域,所发挥的影响也差异很大。此外,这一轮智库建设的主要目的也许有三个:第一是对中国相对过剩的政策研究力量进行重组,做大做强,但目前看来成效甚微;第二是羁縻和管控科研系统的人员,用财政投入来引导社科和其他领域研究,使之处于主流意识形态框架内,宛若“丸之走盘”;第三是通过智库来进一步论证和宣传既定的政策话语,起到文宣的效果,实现政府与社会的顺畅沟通。目前看来,后两个目的是部分达到了。因此,智库和专家们若是忙于阐释解读政策而不是创造政策知识,也是中国语境下智库的“题中之义”了。毕竟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就会产生什么样的专家,而智库在不同政治体系中的功能又不尽同。

   如此说来,“知识短缺”并没有抓住中国政策研究体系的内在病症,而“缺乏独立性”也许是一个更有效的批评。窃以为,影响政策研究效率和效能的最主要问题可能恰是以下两点。首先,目前三个圈层的研究机构,包括官僚系统内部的研究力量,并没有统筹整合,很多时候不免低效率重复。一个“一带一路”的研究项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研究机构蜂拥而上,在研究侧重上鲜有合理分工,倒是常有过度的竞争。而法国等固然也主要依靠国家内部的研究力量或官办的智库,但分工明确,不同机构之间也少有竞争。此外,为了保持差序格局,不同圈层的研究机构能够得到的信息和政治资源也是极不平衡的。结果是,它们之间少有人员的沟通,分享关键信息和资源的契机也比较少。这些都影响了政策研究的统筹和效率。其次,即便有一个如此庞大的研究系统,大部分的政策还是缺乏公共讨论的。各级研究机构和各种性质的专家与官僚系统沟通的多,对社会大众代表的少。并且由于政治市场的封闭,少数专家可能会进入个别政治精英的恩庇网络,发挥较大影响,而不是平衡公开地提供政策知识。在这种格局下,公众参与的缺乏愈发成为弊病。这恰是由于,专家往往被专业所限,并之后将要详述的社会科学本身的病症,很多时候仅有“有限理性”,而缺乏全面考察政策问题的“情境理性”。只有通过不同专业背景和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专家之间的公开质辩,在公共平台而不是封闭政治网络内进行政策技术和价值的讨论,才能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或利益分配的明显不公。比如,此前艾滋病防治问题政府一度讳莫如深,相关决策部门通过自己的网络延请专家测算艾滋病可能的爆发率及对策。然而事实最终证明,专家的测算模型参数错误,某些医疗资源发生了错误配置。如果对此有相当的公共讨论,也能邀请不同立场和见解的专家质询各自的技术方案,与大众之间民主沟通,也许这样的决策失误就能大大减少,尽管公共政策讨论又会带来别的问题,如舆论的过度影响等等。

  

价值缺失的社会科学

   中国当下政策研究这两大病症,一方面有其深刻的政治根源,所带来的各种决策失误和形式误判,并不是说搞几场智库运动就能圆满解决。实际上,现有的智库建设正是放大了原有病症的逻辑,其绩效如何,待观后效。另一方面,尽管政策研究与学院内部的社会科学研究之间并不是必然紧密联系的(正如技术和科学之间的关系),且国别差异巨大,但在很多情况下,学院系统还是政策研究的母领域,可以为后者提供两种最重要的资源:专业人员的培训以及科学权威的来源。通过这两条渠道,社会科学的研究工具和理论范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现代国家的政策研究,虽然也不乏日本这样的反例(20世纪80年代之前学术与政策的分离)。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和学院系统的问题也会反映在政策研究的制度和效能中。

   中国的情况在近三十年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学院内部基本是马克思主义范式主导,与政策相关的学科门类也零落不全。政策研究基本依靠技术官僚,培训也主要通过政策实践和党内系统来完成。从8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科学的理念和工具为改革政策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政治话语,学院体系和政策领域之间的关系也一度开始变得紧密,人员交流日频。然而,90年代情势反复,学术领域发生“去政治化”的无声巨变,与政治场域再度分离。尽管如此,党和国家内部的技术官僚和研究力量还是依靠学院系统培训,他们的工具和理念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最近更是被圈入政策研究体系的最外层。

   90年代至今的中国社会科学,在技术和理论资源的积累上固然不如有百年传统的西方,至今也未跳离西方的主流范式,但也绝非“知识缺乏”。三十年来的西学东渐,再加上缓慢但持续的代际更替,使得目前的社科研究在技术层面和西方特别是美国学术界的距离越来越近。目前的问题,毋宁是价值的缺席,而非知识和技术的缺位。这首先和90年代学术与政治分离,“知识分子”蜕变为“学者”的趋势相关。在此之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完成,学者普遍退出了政策领域,在公共空间的发言也缺乏对于公共价值和弱势社会群体的关照。这也是进入本世纪之后,各种没有专业背景但充满情怀的“公知”占领公共空间的原因之一。“公知”的上升,包括最近几年对她(他)们的嘲讽批判,恰说明了公众对于价值的需求和焦虑。但显然“公共知识分子”已成为一种功能,一种公共空间中的特殊角色,但学院知识分子本身已无力扮演。

   此外,美国学术系统的基本组织逻辑和评价标准也日益被移植到中国。“实证主义”一直是美国学术界最显著的传统,但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意外加强,还是另有原因的。当时正值学生运动平息不久,新的一代学者要挑战老一代的权威,转而支持用更为“客观公平”的评价体系,最终导致了计算论文数量的方式胜出。无奈三十年以降,反而从注重实践的实证主义进一步演变为形式实证主义(表现为对统计方法的滥用),使得学术系统与公共空间几近分离,创造力减弱,并被过度竞争困扰。当中国学术界也日益采用实证主义逻辑和数量评价体系时,自然不可避免这些弊病,进一步把学者束缚在象牙塔内。

   另外,社会科学内部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与国家通过科研经费的分配、学科目录的调整等方式加以调控的政策关系很大。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应用性、技术性强的学科,特别是管理学和经济学,投入和规模在最近十年远超基础学科。这本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但是参看科研投入和科研人员规模就能发现,像政治学这样的学科地位低落绝对是一个中国现象。在美国,政治学研究是仅次于经济学的,投入也远大于持批判态度的社会学。二战之后,政治学的大发展,特别是民主研究和比较政治学两个领域,为美国霸权的全球扩张输送了独特的政治话语。很多理念都是学界的原创,而绝不是简单阐释政府的说辞。相比之下,中国的政治学投入远不如管理学和经济学,甚至不如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尚能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仅有的政治学研究中,国家也倾向引导学者进入公共行政层面的课题。结果是,最近的一些重大的意识形态概念和政策话语,无不出自政党本身,鲜有来自学界的新鲜思想,特别是政治学。

   概而言之,去政治的态度、实证主义与数量管理以及最能提供政治理念的基础学科之不兴,都导致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价值层面的贫乏。这种贫乏,不免从母领域传递到政策研究领域。政策研究本身不仅仅限于工具和技术,也包括理念、范式和“说法”,而后者总是和一套价值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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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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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化纵横》2016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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