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原总编辑、全国人大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日前来到清华大学，与新闻本科班的同学座谈。下面是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

范敬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是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我说：“不能吧。”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龄头上了。”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也不敢马虎。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我当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也有分量的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