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方毅:“红色汉学家”的中国学缘——李克访谈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358 次 更新时间:2016-04-14 17: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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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方毅  
而不是语言。当我1955年从中国再返回宾大时,那时依旧只有这两个中国方向的教授。当时宾大东方学系并没有现代汉语的课程,他们只教授文言文,因此我于1959年开始在宾大教授现代汉语,那时我是宾大的“志愿”讲师,因为他们并不给我支付薪水。宾大一直到1960年才给我提供一个正式的职位,我也继续开设这门课程。但是我的汉语发音很不标准,因此我们需要寻找中国人来教授现代汉语。而我则教授高级阅读。卜德退休了以后,我接手了文言文的课程。幸运的是,我们同时也找到了中国老师来教现代汉语,那样学生们就不会被我外国口音的汉语所“毒害”。后来,我们的现代汉语课程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当我讲授现代汉语时,如果我课上有十个学生,我会觉得这已经是特别特别好了。但现在经常有上百个学生来上现代汉语课程。这变化真是让人惊叹!我是宾大的第三个中国方向的老师,我的太太李又安是第四个。后来我们又聘请了梅维恒(Victor Mair)。郝若贝大约在同时期来到了宾大,但是因为他想要呆在历史系,而不是在东方学系。因此历史系聘用了他。后来当卜德退休时,我们又聘用了金鹏程(Paul Goldin)来替代他的位置。

  

   爱思想:除了现代汉语和文言文的课程,您还开设过其它什么课程吗?

   李克:我在1960年左右开设过一年“现当代中国史”与“中国文学”的课程。后来我的太太开始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学,我又开始教授文言文、现当代中国史、中美关系史等。东方学系以前有一个研讨课程,每年的主题都不一样,囊括了各个文明,从伊拉克到日本的主题都有,有时候是绘画或者考古。最后一个主题是法律,这个主题持续了两年。卜德出版过关于中国法律的书籍,这本书就是在这个研讨课程中产生的。有一个法学院的老师,Larence Morris,也参与了这个课程。在课程结束后,他觉得应该让宾大法学院的学生也知道除了西方以外的其它法律传统。那些学生需要明白也同样行的通的其它法律系统。因此他在宾大法学院开设了“中国古典法律”的课程,卜德便是讲授课程的人。我也被邀请来讲授现代中国法律,但是我唯一的资历就是我在中国的监狱呆了四年,所以我需要准备很多的上课材料。上这门课很有意思,因为大部分文理学院的学生都非常尊重教授,法学院的学生则会经常质问你。人文学科的学者往往都会将一些问题和概念泛化或者一般化,但是法学院的学生却不会放过你,会一直紧逼着你,并且每一个问题都以“sir”结尾,让你觉得他们是在跟法官申辩。但是这很有意思,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了解了我自身这种“泛化”和“一般化”的学术态度有时候是不太准确的。

  

“红色教授”的遭遇

   爱思想:当您在1955年刚从中国返回美国时,您是被如何看待与对待的?您有因为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而被敌视吗?

   李克:当我刚从中国回来时,因为我对中国报以同情的态度,宾大告诉我说:“我们欢迎你回来,但是你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工作。”但是在1960年,我是宾大唯一一个中国方向的博士毕业生。虽然宾大有国际关系学方面的专业,但是他们并不懂中文,所以我算是当年唯一一个中国方向的博士毕业生,因此我有许多工作的邀请。虽然宾大为我提供的薪水比其他的工作机会都要低一些,但是因为当年当我是一个“弃民”的时候宾大接收了我,我强烈地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卜德和宾大留下来。因此我最终留在了宾大,我也从未后悔这个决定。我后来也被评为终身教授。在退休之前,我还曾很长一段时间都担任东方学系的系主任。对于我是否被录用这件事,学校内部其实还有很多争议。实际上,我本应该一开始就被聘用为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我也理所当然的认为我自己是助理教授。直到两年后我才发现我其实还只是一位讲师,因为有人对我的录用提出了反对,尤其是一位医学院的心理学家。他认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并且已经疯掉了。当时虽然麦卡锡主义风潮已经过去,但是社会风潮还是对中国并不友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也十分不喜欢我和我妻子出版的那本书(《解放的囚徒》)。

《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群众出版社1958年版

   我的妻子与我在返回美国后就马上出版了我们的那本回忆录。那本书是由左翼的出版社出版的,之后又有两次再版。在之后的很多年,我在宾大都是一位“左翼教授(Pink Professor)”。我曾经在监狱里患上了肺结核,但是后来慢慢好转了。当我后来去做体检时,他们在我的肺部发现了斑点,校方对此很不安。那时候我已经发现了我还只是一位讲师,而讲师并没有在医疗方面的福利。宾大便向美国海军申请,试图将我这处伤疤认定为与服役相关的工伤。在我刚返回美国时,我就向美国海军提出辞职,想要退出预备役,但是我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但是当宾大试图向海军声称我的肺结核是来自于服役,并想以此得到资金时,海军不仅拒绝了这一声明,还迅速地同意了我之前的辞职申请。海军便借此与我完全脱离了关系。现在想来,这还真是有趣!

  

   爱思想:您在书中曾经提到过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你提到这一传统对您的影响十分深刻。这一传统也曾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改造中被使用。请问您现在是如何看待这一传统的?

   李克:我觉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传统在早期的确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当我在中国监狱时,它的确也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后来,尤其是在文革时,这一传统变成了一种武器,个人用来攻击其它人。这就让这一传统变成了一种政治武器,从而失去了意义,它不会再让一个人改变成为更好的人了。这种变化在我离开中国以后尤其明显。但是当我在监狱时,这种变化其实就已经发生了。在监狱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环节中,个人都能以此来表达与解决他们的牢骚与不满,我发现在有些时候,有些人并不是都在帮助我,而只是在攻击我。但是当时我们小组的这个环节还主要是为了帮助他人。然后后来这个“小组”的性质也变了,都只是攻击他人,那真是一个悲剧。

  

中国故人

   爱思想:您在书里面还提到过钱锺书和周一良,他们都是在中国极为有名的学者,所以中国读者都对您记载的那些与他们打交道的片段十分感兴趣。请问您后来又见过钱锺书和周一良吗?

   李克:我在那本书里面把所有中国人的人名都故意更改了,因为我不想他们因此而受到影响。但是我想后来读者都能够猜出来那些人名。其实我跟周一良打交道并不多,我跟他的妻子邓懿更熟悉。她对我的妻子特别友好。周一良与他的太太以前在哈佛大学呆过,我们也就是在哈佛认识的,这是我们之间的最早的联系。他们在美国呆过很长时间,所以英文都很好。当时中国一解放,周一良就马上决定要进入共产党的阵营。大约在1949-1950年间,他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讨论会或者是课程。他在讨论会上解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因为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对马列主义有所了解。但是我觉得自己对马列主义已经非常熟悉,所以就没有参加过这个讨论会。我想我后来也没有再见过周一良。但是我们后来见过周太太。即使在我们被捕前,我们与周太太的关系也要更好些。我觉得周一良经常是冷冰冰的。与周夫人相比,周一良也要矜持许多。

钱锺书(1910-1998),时任教于清华大学

   至于钱锺书,钱锺书就是钱锺书(大笑)。他是独一无二的。他公开声称他会与新政府合作,但他又保持他自己的独立。他真的是非常的聪明。那个“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活动完全对付不了钱锺书这样的人。钱锺书真是一个人物!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比钱锺书还要自负的人!但是这种自负是以一种比较可爱的方式,他在絮絮叨叨、自我夸耀时总是面带微笑。他的英语无可挑剔,真是才华横溢啊!在我后来访问中国时,我连续两年都拜访了钱锺书,但是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想当我第一次来中国,在我被捕前,钱锺书喜欢跟我聊天,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他就可以跟我说一些关于当时政府和社会形势的事情,而这些话他都不能跟中国人说。但是后来当我再回到中国时,我们之间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们的见面都只是礼节性的问候而已。

  

   爱思想:您还记得有一个叫做张东荪的人吗?他也在差不多与您同时间被被认定为美国间谍,并被逮捕。您认识他吗?

   李克:有人后来写了一本书,书上说之所我被逮捕,是想通过我来给张东荪定罪。但我并不认为是这样。我想我们两个人的案子没有关系。

  

   爱思想:我想你曾经有过一个名叫英若诚的学生,你还记得他吗?后来回美国后还见过他吗?

   李克:吴世良——他的太太——和英若诚都曾经是我的学生。英若诚的英语真的是极其出色!他其实一点都不需要我来教他,他还曾经在《管子》的翻译上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离开中国后,后来在七十年代,他成了大明星。他后来来到了美国的密苏里州。我们在美国见过面,当我再访问中国时,我们也曾见过面。他后来成为了文化部副部长。我们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就是五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也许是我这辈子与我关系最密切的中国朋友了,尤其是我的太太李又安与他的太太吴世良。我们真的是非常好的朋友。

右起李又安,英若诚,吴世良

   当时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学生,我后来在监狱里又碰到了。她成了监狱的官员。当我快要被释放时,我被带到了她的房间,让我决定要带我的什么个人物品走。我决定留下我的滑冰鞋和其他一些东西。她当时又采访了我。可惜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了。

英若诚(1929-2003)

   爱思想:我不久前读到了一篇文章,文章里面提到说英若诚在你的“间谍案”里面扮演了一个很关键的角色,他帮忙搜集了很多的材料与证据来指证你。请问您知道这个事情吗?后来在七十年代,当你和英若诚再见面时,你有跟英若诚谈过你的这些指控吗?

李克:我不知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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