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 马国:中国需要“创新的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69 次 更新时间:2016-02-29 15:1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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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马国  

   2015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9%,创25年来的历史新低,各种刺激政策也难见成效。严峻的经济形势让许多人士焦虑不安,也不断有人提出各种建议以拉高GDP增速。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黄亚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黄亚生教授出生在一个红色世家,上世纪80年代初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他比较注重实证研究,不但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也最早提出关于中国与印度发展模式优劣的“龙象之争”的讨论。另外他在MIT创办了中国和印度实验室,目的是帮助两个国家的中小企业提高管理水平。

   黄亚生认为,中国经济未来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另一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在黄亚生看来,中国不能再依靠刺激政策,否则风险积累就会越来越大,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就会越高。

   黄亚生赞赏中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过,他认为,创业创新的最大意义,不是像大规模投资那样拉动GDP,而是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改变社会环境。

   “‘中国模式’的优势丧失殆尽,中国特别需要‘创新的创新’。”黄亚生近日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如何充分释放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将是中国应对诸多挑战和捕获发展机遇的关键。”这也是黄教授和他的合作者王丹和张世伟,在他们的新书《创新的创新:社会创新模式如何引领众创时代》中提出的中心观点。

  

   “‘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财经》:目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许多人士忧心忡忡。作为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家,您怎么看中国经济形势?

   黄亚生:中国官方公布的2015年GDP增速是6.9%。在任何一个国家,这都是一个不得了的成就,可是为什么这么高的增速还造成了这么大的心理压力?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数据本身存疑,现在没有办法证实或证伪;第二种可能,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要求这么高的增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体制本身缺乏效率;第三种可能是,经济发展质量有问题,高增长并没有带来民众福祉的相应提高。

   我们不应该千方百计去提高GDP增速,而应该着力分析深层次问题,尤其是反思和改革中国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

   《财经》:可是,许多人士很迷恋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根本所在。

   黄亚生:我一直认为,“中国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尽管这种增长模式维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但它基本上是靠投资拉动,追求大规模,而且集中在很窄的几个领域。

   一般来讲,一个好的经济结构应该是多样化的、风险分散的,以中小企业为主。从全球经验来看的话,最有活力的是中小企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增长点过于集中,以大型国企为主,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这么多年来,中国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其实,2008年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反思和改革机会。

   《财经》:2008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依靠海量投资,将GDP增速保持在8%,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

   黄亚生:那时也正是“中国模式”最响亮的时候。以前还不怎么公开鼓吹“中国模式”,而是强调中国有自己的独特性,你们走你们的,我们走我们的。2008年以后,认为“中国模式”比西方要优越,甚至认为中国可以取代美国。结果,中国没有抓住改革机会,反而加强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变得对这种模式更自信。

   其实,中国的4万亿刺激政策的效应持续时间很短,到了2010年颓势就已经显现出来。即使此后不断刺激,效果也越来越差。

   《财经》:本届政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认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不过,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统一,在应对政策上有些摇摆不定。

   黄亚生:认识不是主要的阻碍因素。政府总是愿意做那些能体现政府优势的事情。比如为什么强调什么大规模城市化、强调国企?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政府的优势就更能够体现出来。

   到处在讲“调结构”,可是“调结构”的主语不是市场,而是政府。生产之所以过剩,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市场逻辑去安排生产。化解产能,应该退出的就退出,应该破产的就破产,政府要做的不是规定哪些行业和具体企业应该退出破产,而是要保证企业破产以后不会形成大规模的社会冲击。

   政府认为哪些行业投资过热,就来调整;政府认为哪些领域投资不足,就大力投资。仍然是这样一种思路:过去做A,现在A做不了,就做B吧。从来没有反思,A和B应不应该做。我觉得特别可悲的是,这么多年,很少有人问:为什么我们总是走在这个怪圈里?

   《财经》:这就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吧。

   黄亚生:中国不是“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严格含义是:目前的路径不见得是最好的,但是实行成本低。过去中国发展模式并非成本最低,其实是有很高的成本。而且“路径依赖”是技术概念,中国的问题都是制度层面上的。

   过去GDP高速增长,跟老百姓的收入相关性不大。在我看来,追求GDP本身没有意义,可能只对地方官员升迁有用。但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制定经济政策不应该以官员升迁为重,而应该看13亿人的生活是否提高。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民众,还是要维护少数人的权力?大前提不变,就很难有空间,其他问题都是技术性的。

   除了体制,还有外在冲击。过去中国面临的外在冲击,比如WTO、全球化,都是正面性的。

   《财经》:正是由于WTO、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从第三世界购买原材料加工,然后卖给世界,生产和消费是分开的。

   黄亚生:那是2008年以前,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目前世界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阶段,世界经济分布已经多极化了。不再是全球生产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分布性生产:市场在这里,生产也在这里,生产跟着市场走。这对中国来说是巨大挑战。

   “刺激不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改革”

   《财经》:最近有经济学家呼吁中国需要像2008年一样,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刺激,大力投资,您肯定不同意这种观点吧。

   黄亚生:中国还需要继续刺激吗?许多投资都是浪费的,不能够产生长久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不可持续的。投资起两个作用:一个是提高当期GDP,一个是提高将来GDP,提高潜在生产力。那些浪费的项目可以提高当期GDP,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正面影响。经常有媒体报道,某地刚建一个楼,又给拆掉了,这就像挖了一个坑,又给填了一样,这对现期的GDP有意义但对将来的GDP没有任何意义。

   中国各地建了那么多基础设施,如果不有效使用的话,基础设施本身是不产生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的主要作用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但是在中国模式下,基础建设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当期GDP,主要在于建设,而不是使用。

   《财经》:不过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基础设施好,尤其是和印度比较的时候。不少到过印度的人都说,印度基础设施很差,道路难行、电力供应不足等,都是影响其发展的“短板”。

   黄亚生:其实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上看,完全相反,是因为经济增长了,然后导致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比如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到处是“交通瓶颈”,就是因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发现没有路,然后赶紧修路。

   印度看起来似乎缺乏基础设施,到处拥挤。从建设的角度讲,印度确实没有去增加当期的GDP,但是各种基础设施都在使用,使用就降低了成本。基础设施短缺,在短期内可能会产生摩擦,要路没有路,要码头没有码头,但修路、建码头都是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的。短期内可能供不应求,但从长期来讲,效率非常高。

   《财经》:在您看来,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黄亚生:对。如果说基础设施导致了经济发展,那么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温州有什么基础设施?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建桥修路。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会成为发展的瓶颈。在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绝对是符合市场要求的,不会浪费资源。而中国呢,看看许多地方政府主导建设的宽马路就知道,市场没有对基础设施建设起到应有的导向作用。

   《财经》:多年以前,您讲印度发展优势,包括中国和印度的“龙象之争”的问题,现在是否有了结论?

   黄亚生: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中国。我在讲“龙象之争”的时候,印度GDP增长速度远不如中国。大家只看GDP,我从综合指标的比较中,看到了印度发展模式的优势,得到了自己的结论。

   有些人批评我,你只看到印度的成就,没有看到印度的缺点。恰恰是因为我看到了印度的一些缺点,所以我才对它的发展模式有信心。

   《财经》:对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步走低,有的认为是周期性现象,过后还会回到高增长;有的认为是长期趋势性,高速增长阶段已成过去。您同意哪一种看法呢?

   黄亚生:我觉得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是周期性现象;第二种可能是L型增长,降了一个档次,但仍然维持较高增长速度;第三种是阶梯下行,不断走低。

   第一种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另外两种可能,取决于中国有没有体制上的调整。对中国经济前景进行预测很难,因为我们不知道政府要干什么。

   《财经》:尽管说未来不好预测,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出牌,都没有办法长期违反市场意志。比如,近几年虽然不断出台各种凯恩斯主义的刺激政策,但刺激政策效果递减,到2015年已完全不起作用了。

   黄亚生: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实行的根本不是凯恩斯主义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在人们普遍信心不足、投资有外部性的时候,才需要政府投资,起领头羊作用,增加民间信心,但是绝不能代替私营企业。

   中国问题并非如此。私营企业想发展,想进入这个行业、那个行业,投资热情一直很旺盛。中国的许多投资,本来应该由私营企业、民营企业来做,现在由政府或国营企业去做。各个行业都有“国进民退”现象,政府起到的不是带动作用,而是“挤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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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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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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