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古代小说考证同名交错之误及其对策

——以《三国演义》、《西游记》考证为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7 次 更新时间:2016-02-27 21:3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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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贵晨  

   【内容提要】 古代史籍与小说中都有不少同名交错的记载或描写,《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与《(天启)淮安府志》著录“《西游记》”被认定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进而以吴承恩为此书作者,都有同名交错之误的可能。古代小说考证要充分顾及作者、作品同名现象的严重性,把不能仅凭同名下判断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并“阙疑”能“缓”。当今《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的认定应该回到“东原罗贯中说”,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的认定应该回到明世德堂本不题撰人的原点上来。作为学术研究进步的阶梯,虚假的明确远不如真实的模糊更有价值。

   【关 键 词】小说考证/同名交错/三国演义/西游记

  

   古代小说考证中的同名交错之误,是指因为人名或书名相同而造成的误判。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很多,但带来的危害不小;其误判不难发现,但纠正起来极不容易,所以不可轻忽,也不可放过。《三国演义》、《西游记》考证中这一现象最为突出,试以之为例就此种致误及其对策论说如下。

   一、古代有关同名交错之误的记载与描写

   我国自古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人物同名异实的现象层出不穷。很早并极著名的例子是《战国策•秦策二》“曾母投杼”故事: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出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1)(P252)

   《战国策》记这个故事的本意是为了说明流言可畏。但也显然可见的是,流言的源头却在于那杀人者确系曾参,只是他“与曾子同名族”而实非曾子罢了。

   这个故事迹近小说,但其反映生活的真实性无可置疑。而在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中,也很早就有关于人物因同姓名而交错致误现象的描写。如一般认为与通俗小说源头有密切关系的唐五代变文中,《目连变文》叙目连成为阿罗汉以后,作为“圣者”赴冥间救母云:

   圣者来于幽径,行至奈河边,见八九个男子女人,逍遥取性无事。其人遥见尊者,礼拜相谒再三。和尚近就其前,便即问其所以:

   善男善女是何人,共行幽径没灾迍。

   闲闲夏泰礼贫道,欲说当本修低因。

   诸人见和尚问着,共白情怀,启言和尚:

   同姓同名有千姟,煞鬼交错枉追来。

   勘点已经三五日,无事得放却归回。

   早被妻儿送坟冢,独卧荒郊孤土堆。[2](P1072-1073)

   其中说到由于人世间“同姓同名有千姟”,地狱煞鬼勾人生魂有不少搞错了的,等“勘点”明白,无罪放还,却已经是尸葬坟冢,无身可附,不得复生,只好在奈河边徘徊。大约同时又同题材的《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也有类似的描写。[2](P1026)

   如果说变文的时代,这种同名交错的现象还仅是作为推动情节的因素被提及,那么到了明代“四大奇书”及其以后的清代小说中,这一现象作为构造小说情节的成分与作用就更加突出了。例如,《水浒传》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锦毛虎义释宋江》写王矮虎、燕顺、郑天寿等误捉了宋江,将动刀取其心肝:

   宋江叹口气道:“可惜宋江死在这里!”……燕顺便起身来道:“兀那汉子,你认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顺走近前又问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济州郓城县做押司的宋江。”燕顺道:“你莫不是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杀了阎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么?”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3](P413)

   这里燕顺虽然知道了眼看被杀的人叫做宋江,但仍要问明是否“……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以避免同名交错的误判。又,第四十三回写李达自述因兄弟李逵“见在梁山泊做了强盗”,被捉“到官比捕”,有财主替他“官司分理”,说:

   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3](P567)

   又,《西游记》第三回写孙悟空醉酒后被地狱使者错勾魂到阴间,仗金箍棒责问阎王:

   十王道:“上仙息怒。普天下同名同姓者多,敢是那勾死人错走了也?”悟空道:“胡说,胡说!常言道:‘官差吏差,来人不差。’你快取生死簿子来我看!”[4](P37-38)

   又,《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写牛浦郎冒名牛布衣招摇撞骗,后被牛布衣的遗孀牛奶奶揭穿责问,牛浦郎答曰“天下同名同姓最多,怎见得便是我谋害你丈夫”,向知县问案,竟也因此准了牛浦的辩护:

   向知县叫上牛奶奶去问。牛奶奶悉把如此这般,从浙江寻到芜湖,从芜湖寻到安东:“他现挂着我丈夫招牌,我丈夫不问他要,问谁要!”向知县道:“这也怎么见得?”向知县问牛浦道:“牛生员,你一向可认得这个人?”牛浦道:“生员岂但认不得这妇人,并认不得她丈夫,他忽然走到生员家要起丈夫来,真是天上飞下来的一件大冤枉事!”向知县向牛奶奶道:“眼见得这牛生员叫做牛布衣,你丈夫也叫做牛布衣。天下同名同姓的多,他自然不知道你丈夫踪迹。你到别处去寻访你丈夫去罢。”[5](P332)

   如此等等,都是借了同名交错之误构造情节的例子。这在古代小说中并不少见。其作用是在为小说别增一番情趣的同时,也启发无论从古代小说的里里外外所做的研究,都要顾及这一生活的常识,认真对待每一个可能发生名实错位的情形,循名责实,做出尽可能准确的判断。

   二、《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为同名交错之误的可能

   《三国志通俗演义》(本文以下简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虽有大量明刊《三国演义》、《水浒传》或其他小说的署名,以及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称作者其人为“东原罗贯中”,但自1931年明蓝格抄本《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资料发现以后,却突然有了一个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并几乎完全排斥了有《三国演义》古版本为据的罗贯中籍贯“东原说”,长期成为通行中国文学史教材的定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东原说”与“太原说”虽然屡有争论,但多不得要领。近年来笔者重新审视,发现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产生,其实源于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主张者诸君未能就资料所称“罗贯中”之名是否符合《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之实,做出应有的判断。为了说明这一问题,仍引该资料如下: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6](P171)

   这条资料是记载“罗贯中”生平当然是不错的。但其所记载的罗贯中是一位戏曲家,而不是一位小说家,也是明摆着的事实。研究者倘能顾及我国古今同姓名现象大量存在的社会实际,特别是作为古代小说学者,对于以上引证《水浒传》、《西游记》等书中由同名交错生发出的故事有所了解和注意的话,就绝不会轻易地把《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当作研究《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可靠资料,而一定会取存疑的态度与做法,也就不会发生治丝益棼的罗贯中籍贯“太原说”了。

   对《录鬼簿续编》“罗贯中”条采取存疑的态度与做法,并非简单否定这条资料对于《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研究的价值,而是说在没有建立起这条资料所称“罗贯中,太原人”与《三国演义》版本所署名“东原罗贯中”是同一个人,或从其他渠道建立起与《三国演义》小说的确切联系之前,它对《三国演义》作者研究至多有潜在的价值,而不能作为否定乃至代替“东原罗贯中说”的根据。这个道理,对于有大量明本为据的“东原罗贯中说”来说是“信以传信”,而对于仅与《三国演义》的作者同姓名的“太原人”罗贯中来说则是“疑以传疑”。《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籍贯“太原说”的错误,不在于罗贯中一定不是太原人,而在于持论者仅凭这位“太原人”与《三国演义》作者都使用“罗贯中”之名,就判定《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一定是“太原人”,而完全不考虑这位“太原人”罗贯中有可能是与“东原罗贯中”同姓名的另一人,甚至连明刊多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白纸黑字“东原罗贯中”的记载也一点不顾,岂非过犹不及了!

   这也就是说,《三国演义》罗贯中籍贯“太原说”固然是个学术性的错误结论,但这一谬误的产生,却是由于有关学者发现心切,而忘掉了中国社会多同姓名人的社会常识,有似于办案仅凭同姓名就抓人判刑一样的荒唐与危险,是肯定要不得的。

   三、《淮安府志》“《西游记》”认定同名交错之误的可能与作者“吴承恩说”

   《西游记》的作者被确定为吴承恩,虽然前后有学者提出了诸如书中有淮安方言、吴做过荆府纪善、诗文中可见其对释道了解的痕迹等等的证据,但那些并不具排他性的资料与得出淮安吴承恩是《西游记》作者的结论,即使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关系甚微。《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提出的真正根据其实只有一条,那就是《(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下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卷□册,《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吴承恩说”的持论者就是从上引记载中“《西游记》”的题名判定吴承恩为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的。对此,且不说同是记吴承恩《西游记》的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吴承恩的《西游记》就把它归入“舆地类”,认为它是一部地理纪行的游记类作品,已经使《淮安府志》所载“《西游记》”属于哪一类作品的天平偏重于地理纪行的游记类作品一端了,即使单从《淮安府志》的记载看,怎么就能够判定其一定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进而把这位吴承恩说成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呢?

   笔者有如上质疑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古代不乏同名异书的先例。如《世说》有汉代刘向的《世说》早佚,而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本名《世说》(取鲁迅说);元人有《子不语》已佚,而袁枚《新齐谐》初名《子不语》,后改今名;查袁行霈、侯忠义编《中国文言小说书目》,题作《见闻录》的自五代至清有四种,题作《传载》的宋代有两种,题作《说林》的自晋至清有五种,题作《异林》的自晋至明有四种。如此等等,可证《(天启)淮安府志》吴承恩名下“《西游记》”这样一个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地理纪行的游记类作品的书名,并非不经证明就可以认定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换句话说,如果一定认为它就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那就要拿出直接相关的证据来。而至今持论者所举出的证据,都至多不过表明吴承恩很像是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作者而已,但因此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岂非一分材料说十分话了吗?

事实上,在“吴承恩说”出现之前,形成《西游记》作者的“长春真人邱处机说”的误判,就是由于“处机固尝西行,李志常记其事为《长春真人西游记》,凡二卷,今尚存《道藏》中,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7](P134)所以清人焦循《剧说》卷五辨曰:“按:邱长春,登州栖霞人。元太祖自奈蛮国遣使臣刘仲禄召诣行在,自东而西,故有《西游记》,非演义之《西游记》。”[8](P184)以此对照持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作者“吴承恩说”论者仅仅根据《淮安府志》吴承恩名下“《西游记》”的著录立论,岂不是很有可能重复以百回本小说《西游记》为邱处机所作的错误吗?在同一部书作者的认定上先后出现同样性质的误判,如果第一次还是可以理解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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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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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研究》(广州)2011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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