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道彬: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0 次 更新时间:2016-02-24 23: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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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道彬 (进入专栏)  

   闻一多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至盛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个姿态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是楚辞汉赋,后者是五代宋词。”[1]在第一个诗的时期里,闻一多以《诗经》为肇始,而以楚辞汉赋为其余脉。但事实上,在春秋中叶——楚辞兴起的这决段时间里,还有个用诗时代作衔接。《诗》在结集之后,伴随着《诗》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思辩领域里的普遍应用就形成了一个《诗》的垄断时期。《诗》的垄断是指《诗》的应用代替诗的创作,垄断的结果是《诗》的畸形繁荣,造成了春秋中叶——战国末期诗歌创作的沉默与萧条。春秋中叶后诗的创作已不多见,随之而来的《诗》三百广泛应用。此时盛行赋诗与引诗,引诗是引用已有之诗,自不待言,赋诗依郑玄解或“述古”或“造篇”,但《左传》那么多赋诗赠答之中,属于造篇的赋诗仅有四例[2],诗歌创作的振兴是以楚辞的兴起为标志的。如果我们把诗三百的创作时期和《诗》结集之后形成的垄断时期联系起来的话,就可构成个比较完整的时期。不过,春秋以前属于《诗》的创作繁荣时期,春秋中叶之后是《诗》应用的鼎盛时期。我们把春秋中叶至战国末期这一阶段称之为用诗时代。

   用诗时代是不乏诗声的时代。虽然创作意义上的诗是不景气的。但由于大量用诗者的存在,使已有之诗的固有意义得以扩张,诗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却因其多侧面多功能的运用而呈现出热闹景象。《诗》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

   《文心雕龙•明诗》谓“春秋观志,讽诵旧章,酬酢以为宾荣,吐纳而成身文”。春秋间列国聘盟,以诗酬酢,借讽诵旧章而观志,表示对客人的荣宠,显示自己的辞采,的确是贵族阶级的雅事,然聘盟赋诗绝不是文艺欣赏,而是外交上的一种文饰手段,承担一定的政治使命。文公十三年左传:

   郑伯与(鲁文)公宴于棐,子家赋《鸿雁》,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赋《四月》,子家赋《载驰》之四一章。文子赋《采薇》之四章,郑伯拜,公答拜。

   鲁文公十三年冬如晋会盟,回国时路经卫国,答应为卫谋和于晋,又经郑国,郑穆公设宴招待,宴会土子家赋《小雅•鸿雁》,取其“鸿雁于飞肃之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爱及矜人,哀此鳏寡”。意渭郑国“鳏寡”,欲请文公怜惜,为郑谋和于晋,随从文公出使的季文子赋《小雅•四月》,取其“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矛?”暗示文公在外日久,思归祭祀,不想再去晋。子家赋《鄘风•载驰》取其“控于大邦,谁因其极”,再次请求为郑向晋求援,季文子听后,逐赋《小雅•采薇》,取其“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同意为郑奔波一次,去向晋国说情,整个交际过程,只凭借一种特殊的语言——《诗》来完成,如果没有诗真不知这场特殊的外交活动该怎样进行?如果没有对《诗》的理解人们一定会对这段记载莫名其妙!《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喻志,盖以别贤不肯而观盛衰焉。”称诗喻志可以臧否人物,亦可观家邦兴亡,意义如此重大,所以春秋时期的诸侯卿大夫都是自幼学诗,从摄职从政的男子到闺阁中的妇女,从中原各国到被认为是异族的荆蛮姜戎,都练就出触景赋引脱口而出的本领。《左传》记几次赋诗盛会很能说明问题,一次是襄公二十七年垂陇之会,一次是昭公十六年郑国六卿饯韩宣子之会,两次各具特色,都达到了纵横采撷皆成文章的水平。赋诗会上,赋诗者要“微言”,而听诗者要相感,没有“相感”,“微言”也就无所用了。这样看来听《诗》者对《诗》也是十分熟悉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能够娴熟地掌握用诗的本领,必须有对诗三百的存乎一心。

   《荀子•大略》中说:“善为诗者不说”。杨倞注曰:“皆言与理冥合者,至于无言者也”。这就是说善于用诗的人可以省却语言的表达,《诗》几乎代替了语言,这在春秋似乎是一个事实。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可见《诗》是一种必备的语言工具了。用诗分为赋诗和引诗,前者多出现在行聘会盟,后者多在言语著作。战国时代作为外交用语的赋诗已不多见。那是因为用为委婉辞命的外交用诗,已不能淋漓地表达日益尖锐的斗争需要,但是诗的应用没有消逝,是由春秋赋诗和引诗并行变为单一的引诗,战国以后只是言语引诗的单线发展。《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诗书义之府也”,《汉书•艺文志》言:“诗以正言,义之用也”,《诗》被看成是礼义之府那就是要从形象的诗抽绎出抽象的“理”,诗以正言,从形式上说要用诗作为论辩工具,阐发理论准则,这样被运用的《诗》就成为道德和是非的规范。

   《国语》所记言语引诗起自西周穆王时。《左传》所记言语引诗终于鲁哀公二十六年,前后四百六十余年,正体现了这一特色。春秋引诗以证理引诗以议政到了战国诸子手里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他们那里《诗》是阐述先王思想的最可靠的依据和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文学作品的《诗》已成为金科玉律了。私家著述引诗以论述哲学、政治、道德命题,成为当时普遍现象。尤以儒家为甚。阮元《诗古训序》云:“《诗》三百篇,《尚书》数十篇,孔孟以此为学,以此为教,故一言行深奉不疑,即如孔子作《孝经》,子思作《中庸》,孟子作七篇,多引《诗》《书》为证据,若曰世人亦知此事之义乎?《诗》曰某某即如此,否则恐自说有偏弊,不足以训于人”。这话是对的。在这方面儒家为甚。墨家法家之类亦时引《诗》《书》。不过诸子引《书》远比引《诗》少得多,《诗》几乎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

   韩非子称儒墨两家为“显学”,两家相互讨伐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墨子•公孟》篇曾对儒家“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颇不以为然。但在引《诗》以证理上二者却走上了同一道路。例如《明鬼》篇中墨子为了证明鬼种的存在就引用了《大雅•文王》:

   大雅曰:“文王在上,于周于天。周虽旧邦,其命为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左右战?

   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说成实有,只须引《诗》作佐证,就理直气壮,《诗》即真理,正因如此才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政治用诗。孟子曾有过贻人笑柄的用《诗》。《梁惠王下》写他见齐宣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餱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橐囊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占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幸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孟子这里引证的是《大雅•公刘》和《绵》两首诗,前者歌颂公刘率领全族迁到幽地定居从事农业生产,后者歌颂古公亶父率领全族定居歧山,这两首诗与“好货”无关,更与“好色”无关,对于提出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进步理论的孟子来说,他也不可能说《诗》木义就是赞美“好色”或歌颂“好货”。他用实用主义观点对待《诗》,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有《诗》之言语为依据,立论便倍有精神。《诗》可以使赋引者立于不败之地,儒家引诗最有系统最完备的首推荀子。《荀子》引《诗》以证理八十四条,涉及《诗》五十五篇。其中《大雅》三十二条十七篇,《小雅》二十五条十七篇,《风》十一条八篇,《颂》九条六篇,佚诗七条。体例之完备,用诗之广泛在诸子中都是无比的。在征引诗句之后,结以“此之谓也”,这就是所谓“引经据典”。《荀子》三十二篇几乎每段论述之后都引诗,诗即是论述的依据,又是结论。以《诗》论理,依《诗》为据,这种极端的理念上的用法,虽然本质上并不是扰乱《诗》的原始意义,却容易使人忽视它的文学性而重视外在的应用上的义理的意义。

   孟子说[3]: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事实上所“亡”者应当是创作意义上的诗,而已有之诗则借助典礼、讽 、赋诗、言语得到广泛传播。在战国被诸子广泛地引用到政治思想领域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是《诗》亡而后《诗》之为用益张。

   不过,到了这里用诗已发展到高峰。再下一步就完全被汉儒思想体系所改造。经过一番铸造,《诗》成了汉儒统治的一个经学纲领,不是我们所要探讨的原则意义上的用诗了。汉儒借助了理念用诗的方式,按照他们的观点,为每一首诗找到了本事本义,从此文学的《诗》只能在经学的重压下残存。《诗》成为清一色的伦理思想教育的教本。说到底,经学对待诗还是用,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上用,但是它形成的是用诗的独裁,它消灭了诗人的意志,也消灭了用诗人的意志,唯有经学一家的意志。

   用诗的重要特征是不讲究诗人和不追究诗的本事本义。用诗的意义不同厂诗的本来意义,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如果用诗者拘泥于作诗的原意,那么《诗》的应用范围与职能也就很有限了。用诗歌者“赋诗断章,系取所求”。《诗》的本事本义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管“余所求”之义,兹举例如下:

   昭公元年左传:“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在这次宴会上,“穆叔赋《鹊巢》。赵孟曰:‘武不堪也’,又赋《采蘩》曰:‘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其何寔非命’”。我们姑且不论《鹊巢》,看一下《采蘩》:

   这是《左传》赋诗仅有的自赋自解的一例。《采蘩》出自《召南》,诗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诗原意是劳动的奴隶们在劳动中的自问自答:“在何处采白蒿?在水池边、沙滩上。采来白蒿做什么?献到宫室作祭品”。这同“小国为蘩,大国省穑而用之”的意思相差太远了。若不是赋诗者自己作解释,谁又弄得洁楚?

   春秋人远离诗的主题加以主观应用,是他们不知道诗的本事本义吗?从记载的情况看,并非如此。我们再看孔子用诗一例。

   《论语•八佾》云: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所引诗见于《卫风•硕人》。关于这首诗的产生,《左传》隐公三年是这样记载的:

   卫庄公娶于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

   对于信而好古又编纂过《春秋》的孔子来说,对这样的史实该是十分了解的。但当他的弟子离开诗的本事本义,把描写庄姜之美的言辞同礼义联系起来时,他不但不加以纠正,却欣赏备至。

   一方面谙熟诗的本事本义,一方面又主观地加以引申比附赋予新的意义,这并不是他们要篡改诗原来的意义。换言之,在那个人人对诗的本事本义都熟知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清人劳孝舆《春秋诗话》说:“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与?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作;彼人之诗,此人可庚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对于风诗之变是否多春秋人所作,此不赘述,劳孝舆指出这一点是个基本事实,即春秋是个只有诗没有诗人的时代,诗的原始意义微不足道是同诗人本身的微不足道相联系的。在这个社会背景下,用诗的意义显然大于作诗的意义。那么用诗人的地位也就高于作诗之人。这样我们看到的大量应用的《诗》,却难以看清《诗》的生产者——诗人。忘记了诗人,也可以不顾及诗人的意志,而只有用诗人的意志,只有用诗人的人。

据朱自清先生统计[4],《诗经》三百零五首,只有十二处提到过作者。实际上这十二处只讲作诗的目的,而真正讲到作诗人的只有四处。即“家父”、“寺人孟子”和两处“吉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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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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