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近日来深讲学的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报告员曲啸、李燕杰、彭清一同志。这次座谈会事前没有通知本人，陪同来蛇口的深圳团市委书记谢建文同志也不知此事。参加座谈会的蛇口青年约有五六十人，蛇口区团委书记谢鸿主持会议。开会之后，三位专家首先发言，对深圳市、蛇口区青年建设者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并畅谈了自己几天来的观感。曲啸同志在发言中说到，内地不少人向往深圳，其中不乏有识有志之士，但也有少数想到这里捞一把的“淘金者”。在他发言之后，坐在门口一个戴眼镜、穿西装的青年突然发难，把“恳谈会”引向邪路。他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探讨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在这里做那些不着边际的宣传。你们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你们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当曲啸同志作解释时，两位男青年相继举手发言。坐在后面的一个长头发的男青年首先站起来挑衅;“我们久闻曲啸、李燕杰的大名，今天才算看到了你们的真面目。原来我以为曲啸受了那么多苦，一定很瘦，没想到你这么胖!(哄笑)你们几位闯荡江湖，四处游说，很会来点幽默，弄个噱头，你们的演讲技巧已经相当纯熟。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蛇口这个地方，你们的那一套没有市场!”(哄笑、掌声)这时，另一位举手的男青年(经了解，他是招商进出口贸易公司李云忠)站起来发表了长时间的即兴演讲，大意如下：“你们到这里来宣传，肯定没有市场!独资、合资企业里的工人没有人会听你们的。我们就是为了自己赚钱，什么理想、信念、为祖国作贡献，没有那回事。报纸上的宣传有几句真话?只有我们才了解深圳的真面目!你们要想了解深圳，你们就应该到四海、后海去看看那里的工棚，看看住在没有水、没有电的工棚里的合同工，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这里是文化的沙漠，青年人十分空虚。你们说深圳的犯罪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可是我敢断言，用不了多久，只要条件一具备，深圳的犯罪率肯定是全国最高的。曲啸老师说看见满街跑的都是日本汽车心里很难过，你难过什么嘛?自己没有本事造不出汽车，买日本的有什么不好?你们说蛇口只有七八年的历史就建设得这么好，和人家日本比比这算什么嘛!你们要想真了解特区，希望你们到这儿来住上一年半载，当个部门经理。我们判断你们几位，不是听你们的宣言，而是看你们的行动。我再奉劝你们一句，那一套政治宣传不要搬到蛇口来，在这里没有市场!”这时坐在靠窗户那边的一个青年站起来说：“报上的那些宣传我们非常反感。说什么深圳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其实有什么中国特色?深圳的特色就是外国的特色!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城市构造，它的企业经营方式，完全和外国的一样。有中国特色就说有中国特色，没有中国特色，就不要编造出一个中国特色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你们谁能说得出来?”这时一个穿蓝上衣敞着怀的青年站起来说：“我们这个地方说话还比较自由，顾虑还比较少，山高皇帝远嘛!我骂你们几句，也没有人会来管我，我的香港老板更不会炒我的鱿鱼。你们说想到深圳赚钱的人是淘金者。我们就是想赚钱。你们说要为祖国做贡献，我自己流血流汗赚的钱就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你们说深圳青年爱学习，有几个真爱学习的?图书馆有几个人能进去?有几个人能办图书证?图书馆里都是些什么书?计算机技术……都是过时的，有几本有用的书?我们今天来的都是层次比较高的，你们要想了解蛇口，就去找低层次的青年了解了解他们的想法吧!你们那些时髦的宣传在这儿一点用也没有!”那位发表长篇演讲的李云忠又站起来说：“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可是由于政治的原因，中国从来不宣传。刚才有人说深圳没有丢单车的现象，这只是太表面的现象，根本问题是制度问题，我为此感到愤懑。”那个敞着怀的青年接着说：“你们应该说自己由衷的话，不要说那些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话。”会场上，曲啸、彭清一、李燕杰同志力图对上述较为明显的错误言论进行说服、诱导和批评、帮助，但是他们的发言经常被打断，整个气氛是不让他们说话的，是嘲弄的甚至是敌对的。散会之后，几位一直没有发言的青年主动走上来对三位专家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蛇口青年。你们的报告我们都听过，讲得太好了!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这几位青年还主动要求和老师们合影留念。

　　 北京师范学院青年教育研究所

　　 1988年1月15日

　　 蛇口青年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固然未必尽妥，但在这份材料里，青年发言的背景和上下文以及所针对的具体问题、特定对象全被割去了。作者截取了一些没头没尾的片言只语，经过排列组合，联缀成文，这就给人形成了整个座谈会从头至尾充满了“明显的错误言论”、已经走上“邪路”的印象。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们，对于这种陷人以罪的文风和笔法是并不陌生的。起码，这份材料无助于创造一个平等对话的社会环境。联想起类似用语凶险的材料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曾经起过的作用，蛇口的同志觉得心头罩上了一层阴云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在这份材料里，座谈会正当与否也成了问题。李燕杰后来还对记者说：“说这次座谈会有点‘突然袭击’，我想并不过分。当时蛇口区请我们参观浮法玻璃厂，根本没有提要开什么座谈会。据说这会是蛇口团区委主持的。可是当天陪同我们参观的市团委书记一点也不知此事。直到吃了晚饭，说是请我们去坐坐，却看见‘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的海报。我想这至少是不礼貌的行为。我们几个为了不让青年人坐蜡，就进去了。”

　　 然而蛇口培训中心副主任荆跃却说：“在座谈会前两天，我曾向燕杰老师提出过，到了蛇口后与青年见见面，他没有表示反对。”

　　 蛇口区团委副书记谢鸿说：“当时我们团委是受培训中心的委托组织这次座谈会的。至于几位老师会前知道不知道，我想并不重要，既然是青年教育专家，来到蛇口和青年们见见面，谈一谈，不是很正常的事情么?至于说有意准备好要为难几位老师，这是绝没有的事情。有两点可以证明：一是参加座谈的青年，包括发言的几位青年，都是自发而来的;二是我们连录音也没有准备，就是为了让气氛随便些。”

　　 对于材料中所说的一位西装青年“突然发难”，将会议“引向邪路”的问题，谢鸿评论道：“其实类似这样争论起来的座谈会在蛇口是司空见惯的，比这更激烈的也有。就在这次座谈会后不久，温元凯来到这里搞了一次对话，那辩论的程度比这次厉害得多，可大家都习以为常。这里的青年思想活跃，敢想敢说，并不是要跟哪一位过不去。而三位老师的观念有些与蛇口人实在想不到一块，多提了几个问题是毫不奇怪的，没想到几位老师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事后大家都议论说，这几位老师可能是在内地总是听到掌声、欢呼声，不习惯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

　　 可是，谢鸿这里所说的大家在底下的议论，毕竟不能抵挡那份已经送给各有关方面领导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的吓人的帽于。

　　 《蛇口通讯报》总编辑张梦飞感到了自己沉重的责任。他说：“老实说，当初没有打算报道这件事，因为争论在蛇口的确很寻常，不值得。但第二天曲啸在深圳市演讲，专门用一段话来贬损蛇口青年，电视也放了，以后又冒出那份不那么光彩的材料，我们才感到不能沉默，要维护蛇口青年的声誉。报社年轻记者魏海田、王克朴正好参加了座谈会，提出了报道设想，才开始报道出来。”

　　 应当说，这已经不单是维护蛇口青年声誉的问题了。

　　 这场观念的撞击，即使不在蛇口出现，也必将会在别的地方发生。这是我们古老而又青春的祖国从自然经济、产品经济走向商品经济，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必然要经历的文化观念的震荡。在这个“礼崩乐坏”的发展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人感情上不大容易接受的东西，甚或会伴随着一些消极的现象，但这一伟大的转变过程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经过了十几天痛苦而又紧张的沉默，终于，2月1日，《蛇口通讯报》这张很少为内地读者所知的周报，在头版报眼上发表了一条使它名震全国的消息：《蛇口青年与曲啸李燕杰坦率对话——青年教育家遇到青年人挑战》。

　　 这篇300多字的标明“本报讯”的短文，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了1月13日在座谈会上，青年教育家与蛇口青年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看待进口汽车、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等问题上互相对立的观点。

　　 这条消息虽然比实际发生的事晚了18天，但在中国新闻体制的观念系统中，却是一条货真价实的新闻。

　　 素以眼光敏锐著称的老资格的《羊城晚报》，2月12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该报记者邹启明写的千字通讯：《“热门话题”和它的余波——记蛇口青年的一次座谈》。

　　 这篇通讯以较多的篇幅介绍了1月13日座谈会上曲啸与蛇口青年在“淘金者”问题上的争论，委婉地批评了三位报告员口头上理解青年“直率”的同时，又对这次座谈会不满的情绪。该文最后一部分是采访谢鸿的答问录。谢鸿在答问中结合实际提出了“面对新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如何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大有文章”的课题。这正是1988年党中央和广大干部群众正在紧张思考的、即将破门而出的课题。

　　 《羊城晚报》的介入，使蛇口座谈会的风波广为扩散，引起了内地不同读者群的关注。

　　 3月28日到4月25日，《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从理论上深入剖析这场观念撞击的文章，从而把“蛇口风波”以更加尖锐的态势提到了人们面前。

　　 3月28日刊出的是魏海田写的一篇引起了很大争议的文章：《蛇口：陈腐说教与现代意识的一次激烈交锋》。这篇两千多字的文章分析了蛇口青年与报告员在如何看待淘金者、如何表达对祖国的爱、如何看待落后等几个热点问题上的分歧，鲜明地提出了：“蛇口青年并不认为创业者和淘金者是两个截然分开的概念，更不是对立的。相反，蛇口青年认为二者是密不可分的，蛇口青年宁愿以‘淘金者’自居。”文章指出了三位报告员的一个矛盾：一方面，时时称自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甚至在讲演中还屡次反问别人：“为什么容纳不了别人呢?特别是别人一句话，一个什么事触犯了你个人利益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胸怀宽广一点?”另方面，又在1月15日的“材料”中给蛇口青年扣上吓人的帽子。作者送给三位专家两句诗：“我为你举手加额，我为你扼腕叹息……”

　　 4月11日，魏海田再度在《蛇口通讯报》发表长文：《蛇口青年与曲啸等同志还有哪些分歧?》。这篇文章是针对座谈会之后，曲啸在深圳的电视演讲中把蛇口青年当作反面材料批判而写的。文章说，蛇口青年对这种肤浅的批判和牵强附会极为反感。作者直率地说：“不客气地说，蛇口这个开放之窗今天所有的一切成就都是从这些被某位青年教育专家称为‘没有希望的人’手中建设出来的，都是这些自谦为‘淘金者’的人们用汗水甚至鲜血浇铸的。”

　　 魏海田在文章中还对另一个尖锐的现实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剖析：

　　 “一位青年教育专家认为应当警惕改革条件下剥削阶级思想的干扰，这无疑是对的，他又似乎认为改革能够克服这种干扰，‘有很多个体户把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献给了国家，办了公益事业’。这个例证在蛇口青年看来，不但不能证明改革的成果，还可能制造成人们对改革信心的动摇。

“应当承认，一些个体户要办公益事业的动机是高尚的，但在目前情况下，人们也应当看到，一部分个体户的这种举动并不是完全出于自愿，而是对左倾思想心有余悸的表现，尤其是对那些看到个体户发财就不自在的人的恐惧表现。个体户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但却被近40年的传统观念视为异己。因此，我们认为个体户政策如真正落实，就应当承认个体户在赚钱的同时，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贡献，而且要承认个体户对国家的贡献和其它人是一样的。个体户不应当永远置于受审地位，不应当认为他们只有拿出更多的钱来办公益事业，才是没有受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行为。个体户只有在理直气壮地将劳动所得揣人腰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