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综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73 次 更新时间:2016-02-01 13: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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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伯江  
强化日美同盟(1996年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7年修订防卫合作指针),通过《周边事态法》(1999年)。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研究在安全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三)2008年以后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视野更为广阔,研究更为厚重,所关注的重点更为大、深、远

   在短短几年间,中日关系研究成果斐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明显跃升,呈现出与此前两个阶段明显不同的特点。

   (1)尝试从世界、地区格局的视角分析预测中日关系。如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未来的中美日关系》、张蕴岭《中国周边地区局势和中日关系》、朱锋《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

   (2)借助多边关系、特别是美国因素、中美日三边的视角深化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如冯昭奎《发展与世界潮流相一致的中日关系— —兼论中美博弈对中日关系的影响》、高兰《美国对中日钓鱼岛争端的介入浅析》、杨伯江《美国对日政策内在矛盾及地区战略影响分析》、廉德瑰《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中美日因素”论析》。

   (3)注重从国际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中日关系。如高兰《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模式与法德模式的比较》。

   (4)理论性、战略设计意识、政策针对性明显增强。如吕耀东《中日双边互动模式:情境与调控》、蒋立峰《未来十年的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政策 1世纪中日关系研究报告》、吴怀中《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理论分析》、徐万胜《论中日关系机制化建设》、吴寄南《试论中日重构战略互信的路径选择》等。

  

   4 研究主体与方法

   “专业”、“非专业”科研队伍共同构成中国中日关系研究的基本力量。3O多年来,专事Et本与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队伍在规模上基本保持稳定,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但方法论缺陷成为制约中国中日关系研究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深化升级的瓶颈。

   (一)“专业”加“非专业” 的基本研究力量

   根据中华日本学会与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于2008年实施的联合调查,中国现有110个日本研究中心或院所,其中多数是综合研究日本的学术机构。

   这些研究机构可大致分成三类:隶属于党和政府部门的日本研究机构、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系统的日本研究机构、分布于全国各地高校中的日本研究中心或研究院所。

   调查显示,上述各类研究机构中,从事日本问题研究的人员为1011人。其中,第三类机构的研究人员约占70% ,第一、二类机构的研究人员各占约10% ,新闻出版等传媒系统以及其他类型的日本研究人员约占10% 。研究领域的专业分布是:

   43% 的人研究日本语言和文学,18% 的人研究日本历史,14%的人研究日本经济,12%的人研究日本政治与对外关系,13%的人研究日本哲学、思想、教育及其他。

   但应当强调的是,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力量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专事中国与日本关系的研究群体。实际上,在近年来中日关系各领域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期刊论文)中,非专事日本研究的作者均占有一定的比例。

   (二)学科队伍发生重要变化,研究主体水平明显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到目前,专事日本与中日关系研究的学科队伍在规模上基本保持了稳定。据1985年有关部门对日本研究队伍的粗略统计,总共为1138人

   根据1996年中华日本学会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联合实施的调查,总共为1260人。在改革开放之初,从事日本、中日关系研究的人员大多数是学习日语出身,熟悉日本语言文学,而其他学科的日本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从2O世纪90年代开始,从事日本研究的人才成长迅速。

   全国各日本研究机构培养的人才逐渐崭露头角,许多日本研究人员通过攻读博士学位提高了专业素质,一些在日本学成回国的博士成为日本研究的骨干力量。发展到目前,这支学科队伍在知识结构、年龄结构上更趋合理,专业素养普遍提高。

   (三)方法论缺陷成为制约中日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升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在30多年来中日关系的研究实践中,日本研究学者通过与非日本研究专业学者的合作,强化了对日本问题的关注度和学科意识,提高了研究的对策性和应对性,巩固了日本研究相关专业的理论基础,有效促进了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的相互融合。

   此期间,日本研究学者始终关注对方法论的探索与运用,尝试“通过运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学科的交叉渗透中来把握事物的关联性,发现新规律或者提出新观点”,促进日本研究水平的提高,但总体而言,截至目前,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正如有学者尖锐指出的那样,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研究方法和理论取向比较单一”,“缺乏对人文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借鉴与运用”。

   “一些论文虽然声称使用了跨学科的方法,但分析和运用的力度不够。在关于中日关系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上,跨学科方法应用的自觉性和有效性不足。”此外,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对国际学术前沿关注不够”。

   由于知识储备和学者个人学术素养所限,“中日关系学者未能追踪和把握欧美学界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动态,对于欧美学界关于国与国之问关系的研究理论、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及研究思路不够了解,导致中日关系的研究难以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

   打破方法论瓶颈,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顺应进而用好全球化时代学术研究国际化的新趋势,将成为中国中日关系研究今后努力的方向。

   (注释略)

   杨伯江,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来源:《日本学刊》2015年B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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