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来:超越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

——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分析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4 次 更新时间:2016-01-27 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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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来  

   【摘要】 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嬗变、诊断和医治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近代以来,种种高调的理想主义话语层出不穷,它们作为“现代性元叙事”,试图为中国现代性建构提供规范性基础和价值理想。然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高调的理想主义却转变为嘲笑理想的犬儒主义,犬儒主义已成为今天中国人精神生活中不可忽视的病症。高调的理想主义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抽象性与专断性,决定了它包含着转化为犬儒主义的因子。要消解犬儒主义,一个重要前提是终结作为元叙事的理想主义,重新确定理想主义的真实位置,一方面,使理想回归于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另一方面,社会公共生活必须在“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价值的规范下为每个真实的个体追求和实现其梦想提供保障。二者相互支撑,为每个人追求和实现自己梦想创造真实的条件。只有这样,真实的精神信念才有可能获得坚实的地基,犬儒主义才有可能被真实而非堂皇却虚假的理想主义所消解。

   【关键词】理想主义/犬儒主义/个体生命/社会主义

  

   本文所说的“辩证法”,是在霍克海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而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使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意指概念在自我矛盾中的自我否定和超越,以及在这种“否定”和“超越”中实现更高的综合、统一和否定。与此不同,霍克海姆、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则是从事物自身的“自相悖谬”、“自我冲突”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一词,意指事物由于其内在缺陷必然向其对立面转化,但这种转化并不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更高综合”,而是在不可解决的悖论中走向自我瓦解。

   在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嬗变中,“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正构成这种辩证法的两个基本面向。“理想主义”本是“犬儒主义”的对立面,然而,“崇高”的“理想主义”的展开和深化,却成为了“犬儒主义”的推动力量;“理想主义”的极点,同时也是“犬儒主义”滥觞的起点。二者形成一种“自己反对自己”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内在冲突结构。在我看来,这种“理想主义”与“犬儒主义”的辩证法为理解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嬗变,也为诊断和医治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框架。

  

   一、作为“元叙事”的理想主义话语

   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被称为经典理想主义的诞生地并开启了西方思想史绵延不绝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在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唯心主义”(Idealism)实际上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同样不缺少理想主义的情怀和追求。在传统儒家学说中,“君子道德”曾构成几千年来人们所追求的人格理想和社会理想,无论是生命个体的人生价值还是理想的社会秩序,都可以依赖于“君子人格”来提供保证。成为“君子”,对于个人来说,意味着“内圣”的完成,而“内圣”也成为“美政”的充分必要条件:“天地者,生之始者;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②“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人们的至高理想。近代以来,种种高调的理想主义话语更是层出不穷。

   当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话语与中国自近代以来试图摆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努力有着深刻的关联:“主义话语的纷繁,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③,而每一种“主义”背后,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深层都包含着关于中国社会的高而又高的价值理想的承诺。但无论具体表现形式如何,当代中国的理想主义话语都具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作为现代性元叙事而存在的。

   这里所谓的“现代性元叙事”,所指的是为现代性的建构提供合法性的宏大话语,虽然对“现代性”的理解充满歧义,但学者们公认,现代性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现代”总是通过与“传统”、“古代”、“过去”的对立关系凸显出来的,它“必然要贬低直接相关的前历史,并与之保持一段距离,以便自己为自己提供规范性基础”④。以这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和历史意识为基础,它坚持一种进步主义的历史观,它相信,人与社会历史在总体上必然朝着完美目标的方向发展,并最终摆脱一切奴役与束缚,达至完全的自由解放的终极结局。这即是说,“进步”或“发展”具有为现代社会发展“定向”的意义,通过这种“定向”,现代性使自身获得了合法性的根据。在此意义上,现代性总是与具有鲜明进步主义和理想主义诉求的“元叙事”设计与创造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特有的历史遭遇及其所处的世界格局,决定了现代性必然成为人们最深层的渴求,与此相适应,种种现代性元叙事也必然应运而生。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赋予这些“现代性元叙事”以不尽相同的内涵,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以“进步”和“发展”作为主旋律,显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

   在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现代性的元叙事无疑就是被我们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话语体系。近三十多年来,学术界从很多角度对这一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但人们很少意识到,这一哲学体系实际上所发挥的正是中国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的功能,它试图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一劳永逸的合法性基础。

   大家普遍承认,“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具有深厚“科学主义”色彩的哲学体系。它对哲学的基本规定即是我们所熟悉的:“哲学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与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种解释模式注重哲学所表达的原则和规律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它要传达的至高理念是:哲学所表达的规律是世界自在地、本来就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哲学不过是发现“存在在那里”(over there)的真理,并运用“心灵之镜”如实地再现和表达之。这种观点被“推广”和“应用”到社会历史中,必然形成关于社会发展之“科学规律”或社会历史之“永恒之理”的“元叙事”,按照这一元叙事,社会历史发展将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规律”和“永恒之理”实现自身的“历史使命”与“终极理想”。

   以“科学主义”的方式表达“理想主义”的关怀,从而使“理想”成为一种“科学的理想”,并努力把“科学理想”转化为一种社会化的行动,这与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与思想者寻求中国现代性建构道路的主观需要和客观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勾连。这集中体现在:第一,哲学所昭示的人与社会辩证发展的客观的“科学”规律将为人们指明前进的方向与道路,“发现”这种真理,就等于为革命运动与实践确立了正确的目标与路径。很显然,在这种心态支撑之下,“发现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是最容易被人们选择与接受的解释模式。第二,更重要的是,哲学所昭示的人与社会历史辩证发展的科学规律将为革命者的实践活动提供充分的合法性,它将极大地帮助人们确立这样一种坚定信念:自己的行动乃是顺乎潮流,合乎趋势,因此不是主观的偶然的任意行动,而是具有充分的历史必然性。第三,与前二者内在相关,对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掌握意味着可以把它转化为可以运用的策略、政策与方法,从而为现实实践服务,把对“规律”的认识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把对“真理”的认识转化为探索与规划现代化蓝图的方略和指南,这对于摸索革命道路与刚着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产党人来说,无疑是最为迫切的要求。在此要求支配之下,用“发现论”的“科学主义”解释模式来解读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是十分自然的结果。

   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关系,它试图充当为中国的现代性建构提供深层思想根基的重大任务。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将理解:第一,在这种哲学理论话语中,包含着当代中国人对于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哲学论证,在其深层思维方式和理论原则中,蕴含着一种特定的“现代性话语”。第二,在这种哲学理论中,包含着当代中国人对于理想生活以及通向这种理想生活的途径和道路的理解。它要为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提供价值论证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向人们昭示一种“理想”的、有“意义”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理想。在此意义上,这种哲学尽管以“唯物主义”命名,实质上恰恰以特有的方式包含着一种“理想的追求”。

   以上仅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话语体系为例,说明当代中国的理想主义与现代性元叙事之间的深层关系。事实上,以现代性元叙事的方式表达对于人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价值理想,是当代中国诸多思想理论话语的共性。即使是对上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持反思批判态度的理论话语,如人道主义话语、主体性哲学话语、实践唯物主义、“新启蒙”思潮等,如果把它们置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这一问题域中,就可以无一例外地发现,它们深层都在谋求成为现代性的元叙事,并以此表达着其特有的价值关怀与理想追求。之所以如此,正如前面已指出的,源自近代以来从前现代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这一难以遏止的渴求,作为现代性元叙事,是一切理论话语与价值理想获得合法性的最有效途径。

  

   二、犬儒主义对理想主义的反讽

   给人以坚定的价值定向和信念,这是一切理想主义的出发点和初衷。然而,一波接一波的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现代性元叙事却并没有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以坚实的支撑。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一种广泛流行的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的生活观念,一种游戏人生的虚无主义与犬儒主义态度在生产和蔓延。⑤这种描述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深刻地捕捉到了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严峻现实。

   这里所说的犬儒主义,并非指其古典形态。古典犬儒主义作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产生的哲学流派,由于其一些代表性哲学家在公众场合放浪形骸,不守礼仪,嘲笑世俗,其生活和行为类似于狗,故被人称为“犬儒”。但是,这只是其形式和表面,他们把追求德性视为最高的理想,要求放弃感官的享受和对世俗功利的贪念,保持一种简朴的生活,同时对一切强权采取藐视和挑战的态度。因此,古典犬儒主义在“犬儒”的外表下,实质包含着对人生价值理想十分严肃的理解、追求和践行。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说道:“犬儒派的出发点,则是以完全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人的天职”,“犬儒派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曾经提出以下这个原则来作为人的天职:要使思想以及实际生活有自由,对一切外在个别性、特殊目的、需要和享乐必须漠然无动于衷;因此教育的目的不仅是达到自身独立不倚,对一切个别性等漠然无动于衷,而是达到断然的自制……犬儒派把不受制于自然的最高度的独立性定为善的内容,也就是说,把最低限度的欲求定为善的内容”。⑥这即是说,在古典犬儒主义者看来,相比德性,世俗的财富和快乐等都无足轻重。如其最有名的代表人物狄奥尼根,他蔑视权贵,厌恶伪善,崇尚免于物欲的心灵自由,关于他的众所周知的一则轶事是,当亚历山大皇帝去探望躺在木桶里晒太阳的狄奥尼根,问他需要什么恩赐时,狄奥根尼回答:我唯一需要的就是,请你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

   那么,何谓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⑦具体而言,这种在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的犬儒主义主要表现出如下特征。

第一,讥讽和嘲笑理想,放弃了一切原则和价值标准,思想和行动完全以利益为转移。它的最典型的表述是:“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但在其“不相信一切”的姿态背后,充满的却是对自身利益的衡量与计算,是在卸除一切责任之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贝维斯说道:“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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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沪)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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