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山奎:论精神分析理论与西方传记文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3 次 更新时间:2016-01-25 2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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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山奎  

   【摘要】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西方传记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记的现代化与精神分析的介入密不可分,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的传记实践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精神分析开辟了现代传记叙事的新领域、新角度,并将一系列重要的传记理论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

  

   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富有科学色彩的对人性、人情、人心进行深度解释的方法,作为曾广泛应用的临床心理治疗实践,以及作为一场颇有声势、影响遍及各个学术领域的国际性运动,在20世纪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对自我的理解。从传记史的角度看,精神分析构成了20世纪传记最为重要的文化环境,也对后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的专业杂志《美国意象》(American Imago)在1997年与1998年接连推出了两期和传记相关的专刊,其中谈到此前近一个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双向利用和相互启发。戴维·胡德森认为,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关系在今日已经密不可分了,精神分析与传记是“构建生命叙事的两种平行的方式。精神分析家在重构、记录其病人的个案史时常常会进行传记式的研究,而当代的传记家则往往必须解剖、分析传主的精神生活。”[1](P324-325)而阿德里安·哈里斯则从文体风格的相互影响这一角度指出:“许多文学类别,尤其是传记与自传,早已被精神分析技巧与观念浸透了;而我们如果在精神分析的病例写作中追溯一下文学惯例的话,其结果将把我们引入一个难以把捉的双重镜像之中。”[2](P255)但客观地说,这一影响虽是相互的,但并非对等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传记从精神分析那里所汲取来用以改变自身的因素,远比精神分析从传记那里所获取的东西更为明显。鉴于此,本文将从精神分析对传记的影响这一角度,对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传记的实践进行总体描绘,并对精神分析的传记遗产做出评价。

  

   精神分析与传记的历史性相遇

   正如“现代”这一概念本身一样,“现代传记”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流动性的概念,对于传记的“现代性”也很难做出确切的界定。但就迄今为止的传记史而言,学界一般认为,现代传记大致上就是指20世纪传记,“传记作为一种现代文类源于20世纪20年代。当然它有其伟大的先行者,……但它基本上是一种20世纪的现象。”[3](P209)我国学者杨正润在《传记文学史纲》中,也将20世纪传记作为一个整体划归为“现代传记”,并认为现代传记“把表现心理真实看作更重要任务”[4](P425)。美国当代传记家詹姆斯·斯特劳斯对于现代传记也有很好的概括,他说:“现代传记在历史学与心理学、公共经验和私人生活之间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最好的位置。在过去,传记家将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公众经验,而对于传主内心的、情感的动力因素则甚少注意。”[5](P86)通过考察传记在20世纪发生的重要变化,我们认为,现代传记之“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心理学因素在传记中的凸现;作为西方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心理学的重要分支,精神分析理论参与并推动了传记的现代化进程。

   简单追溯一下西方学界关于传记的归属问题看法的基本脉络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看法。1683年,约翰·德莱顿在英语中第一次使用了“传记”(biographia)一词,将其界定为“特定的人的生平的历史”,它“更多地局限于行动、战争、谈判等其他所有公共事务”的领域。[6](P1 7)及至19世纪晚期以及整个20世纪,几乎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传记作品的文学属性的同时,许多学者也开始强调心理学的洞察力对于传记写作的重要作用。法国的文学批评家圣勃夫很重视作家的内心世界及其对作品的影响,把自己写作的以作家为传主的传记性作品称作“心理图像”(psychography)。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首次将以人的精神领域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称作“精神学科”。狄尔泰非常重视传记,他尤其喜欢撰写思想家的传记,在他心目中,传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心理学,“心理学是诸精神学科中第一和最基本的学科”,[7](P2)而“传记是人类学和心理学在问题中的应用。它使得生命同一性、它的发展及其命运变得栩栩如生和可以理解。”[8](P27)当代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不一定使用心理学的概念,但必定具有深刻的心理洞察力。而由于传记在心理学方向上的发展,更有学者认为,现代传记在整体上可以被称为心理学传记。[9]根据西方20世纪传记的实践情况,心理学对传记发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的影响。

   弗洛伊德发表于1910年的《达·芬奇》,标志着精神分析与传记的真正相遇,也标志着心理学对传记真正意义上的介入。弗洛伊德对传记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不满意传统的圣徒传记,也不赞成对那些创造性艺术家进行纯粹病理学的研究,他要探索的是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达·芬奇》并算不上典型的传记作品,但它对后世的传记写作尤其是精神分析传记写作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无可置疑的传记史意义。首先,《达·芬奇》将传统传记很少涉及的人生阶段(童年)、人性领域(性、精神病态)与心理层面(无意识动机、幻想或梦)纳入到研究视野之中,极大地拓宽了传记的表现范围,增加了传记的透视深度。其次,《达·芬奇》一反传统传记中重事实轻解释的倾向,将解释置于传记写作的核心,由此带来了传记写作的一个重大转向:从关注外部行为的真实到追求心理真实、深度真实。再次,在结构模式、叙述风格方面,《达·芬奇》更是开一代新风,为传记文学的艺术性呈现提供了宽广的空间。全书六章打乱了传统传记作品以时间为线索编织传记材料的直线形式,而是以“秃鹫幻想”这一中心图景组织全篇,形成一种放射状的结构模式,而对于传记材料的解释更常常是多元线索相交织。《达·芬奇》的意义正在于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传记写作方式的范例。

   弗洛伊德之后,一种新型的传记形式即精神分析传记(psychoanalytical biography)应运而生。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应用精神分析方法写作传记一时成为风尚,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人物都已经被精神分析“研究”了至少一遍。[10](P194)在这一时期,研究者为精神分析给传记发展带来的新气象和契机所鼓舞。他们相信,传主“行为背后的动机才是真正需要研究的”[11](P34-35),认为精神分析的介入将有助于传记家“从圣徒传记那里夺取自由”[6](P141)。法国传记家安德列·莫洛亚在1928年的讲演中说,弗洛伊德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存在或人类参与的事件要比以前所相信的远为复杂。……他一往深处看,就会发现一种常常被忽略的神秘生活,而他正是这一生活的主人”[12](P25);美国批评家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nford)在《现代传记的任务》(1934)一文中也指出,对于现代传记家来说,一个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做“对于无意识的研究者”;历史学家哈里·艾尔莫·巴纳斯(H. E. Barnes)则不无偏激地认为,1900年以前写的传记由于缺少“有效的心理学”而都是“花言巧语,一无是处”。[10](P194)

   但这个时期绝大部分传记作品对于精神分析心理学的利用总体来看还是十分粗糙。其一是简化和僵化的倾向,诚如利昂·艾德尔所说,往往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原材料被加以简单化,有创造力的个性处理成了陈套”[10](P194);其二是作品中精神分析和病理学术语的滥用,这尤其表现在那些专业精神分析学家的作品中。历史学家雅克·巴增对此批评说,传记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利用有些“饥不择食”,他们“运用‘神经症的’、‘歇斯底里的’、‘精神错乱的’这些术语,幼稚地认为这些就是解释了。”[6](P158)弗洛伊德最早的法国学生之一勒内·拉福格(René Laforgue)写作的法国第一部精神分析传记《波德莱尔的失败》(1931),就被批评家讽刺为“一份疾病的纪录”。[13](P69-70)

   在20世纪20到30年代的精神分析传记中,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以及英国著名“新传记”作家利顿·斯特拉奇的某些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传记作品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多注重对传主的心理探索。这和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密切相关。他在《三个描绘自己生活的诗人》中,用“俄狄浦斯情结”对传主进行了解释。在结识弗洛伊德之后写作的《玛丽·斯图亚特》等作品中,精神分析的色彩更为浓厚,艾德尔因而称茨威格的一系列传记作品“是把精神分析引入传记文学的最初尝试”[14](P583)。斯特拉奇尽管在成名作《维多利亚时代四名人传记》中,处理传主的方法主要不是心理学的,但在探索“真实内容”这一点上,其结论仍然是弗洛伊德式的,他虽没有深入传主的“原始场景”,但给他的读者提供了关于传主隐秘一面的一种“半专业的、半弗洛伊德式叙述”。[15](P107)而其后期作品《伊丽莎白女王与埃塞克斯伯爵》的精神分析影响已比较明显。

   经过20世纪40年代短暂的停顿,接下来的50年代到70年代是精神分析传记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由专业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所写的传记作品中,出现了琼斯(E. Jones)的《弗洛伊德的生平和工作》(1953-1957)、埃里克森(E. Erikson)的《青年路德》(1958)以及《甘地的真理》(1969);而在由文学批评家所写的作品中,派因特尔(G. Painter)的《马塞尔·普鲁斯特》(1959-1965)与利昂·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1 5卷,1953-1972),都堪称经典之作。

   尤其是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与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在传记史上更有其独特的地位。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的重要意义在于他通过这部作品建立了一种不同于弗洛伊德专注于童年经验的对于传主的解释模式。在埃里克森的解释模式里,自我理想和身份危机代替了俄狄浦斯情结和性,他在强调生物学因素和家庭因素影响的同时也强调社会的影响,从而“将弗洛伊德主义看待个人的观点从重复延伸到成长”,[16](P188)由此开启了“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力比多动力学模式到目前更为常用的自我心理学和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变”。[17](P126)他的心理历史理论由于沟通了精神分析和传统的传记方法,对于传记家来说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因而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应用,尤其在以历史人物为传主的作品中更成为一种经典范式。

   利昂·艾德尔的《亨利·詹姆斯传》所取得的成就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文学传统的结合上。艾德尔对詹姆斯兄弟竞争主题的挖掘、对传主小说中人物名字深层意义的考察、对传主梦的解析以及对传主愧疚感的探索等等,都显然受精神分析的影响。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利希滕伯格报告了一个令人叹服的事实:“一个由精神分析学家组成的小组经过长达三年的研究后认为,艾德尔这部包罗万象的亨利·詹姆斯传记作品综合了传记家对于传主生平和作品透彻了解、对传记艺术的精到把握以及精神分析不断发展的核心关注和探索精神。”[18](P52)西方学界给予这部传记以极高的评价,在第2、3卷出版的当年就获得普里策奖和国家图书奖,被公认为是20世纪西方最优秀的传记作品之一。

这一时期的传记研究者也试图对相关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总结,如埃里克森所提出的“心理历史”,艾德尔所主张的“文学心理学”,法国批评家夏尔·莫隆为代表的“精神批评”,以及美国新精神分析批评家诺曼·霍兰德倡导的“文学精神分析学”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对精神分析与传记的深层联系进行系统探讨,以及从精神分析角度对传记写作实践本身进行深入研究,都还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事。1981年北卡洛林纳大学教堂山召开了“传记的心理学”研讨会,1982年芝加哥精神分析学会召开了“精神分析与传记的跨学科研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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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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