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教育要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68 次 更新时间:2016-01-14 15:5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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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 (进入专栏)   马想斌  
整个的招生制度改革设计是从科学的人才选拔角度出发的,所以对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选拔应该不包含在此列。为彰显教育公平,需要制定一些补偿性政策加以保障。

  

   杨东平:对的,比如,针对贫困地区,高校可以实行定向招生。国外很多高校在招生时,也都有类似的做法。为什么要这样?我们注意到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招生,农村生源不断减少。我们现在这套考试制度对于教育资源比较匮乏的农村学生已经呈现了不公正。让农村学生和从三岁就上辅导班的城市学生公平竞争,实际上已经不公平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已经非常显著的体现在学业成就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个问题,就需要校正它。像美国大学有强制性的规定要录取一定比例的少数族裔学生,否则,美国这个移民社会的管理层就会是清一色的白人,会很难出现奥巴马、赖斯、鲍威尔。

  

   往大说,教育公平的原则,首先是竞争性机会的公开平等、一视同仁,然后是对弱势群体的倾斜性补偿。因此,不仅要清理、取消对农村学生的歧视性规定,取消主要面向城市学生的优惠政策,例如某些高考加分项目;还需要考虑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切实保障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

  

   所以,建议采取必要的保护性措施,例如规定重点高中录取农村学生的比例,不应低于考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或制定一个必须控制的底线,如不低于50%等。同时,建议监测并公布重点高中学生家庭背景状况,作为对公办学校履行社会责任和公益性的一种评价、考核。可以想见,没有这种强制性的政策保护,重点高校农村学生的比例仍将一路走低,从而危害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马想斌:那高考的地域不公平,您认为应如何解决?

  

   杨东平:现在高考的不公平存在在几个方面:一个是地域之间的差异;一个是重点院校在各地招生的情况;一个是加分政策。地域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我们现在的分省定额的划线录取这样一个制度造成的,在每个省招生的名额是由国家来确定的,大学生只能在本地区接受省属的高等教育机构,但是各省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非常大,所以也导致我们今年全国平均的录取率大概是62%,但是在大城市和有一些省可以达到70%—80%,但是有一些地方只有40%、50%,就是说分数线的差距大。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因为各地招生的总量主要是由省属高等教育规模来决定,就是说地方高等学校多招生就多,地方高等教育是由地方财政来支付的,所以理论上它不会招外省人,只有国立大学是面向全国招生的。我想它应该争取做到逐渐在各地招生比较均衡,但是省属大学主要是招本省学生的,主要是由于我们高等教育的资源不均衡,因为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较多,有一些地方高等院校比较少,这些方面,增加一些大省和薄弱地区的招生数量是一个方向,但是对总量的改善,宏观改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


取消高考不是一个现实命题

  

   马想斌:高考毕竟是对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个限制,所以有人提出,什么时候和条件下可以取消高考?

  

   杨东平:取消高考并不是一个现实的命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高考,只不过考试的方式不一样,一部分是分散的自主考试,还有一部分国家是实行全国的统一考试,这两种形式都是考试。另外还有的地方考试的方式也不一样,既有统一的书面考试,现在还增加了很多对他的平时学习成绩的观察,以及对其他各种能力的考察,也就是说,开始实用多样化方式来选拔学生,考试形式一直会有,只不过考试的形式会有所改变。

  

   马想斌:除了高考对科目等形式的改革和调整外,在您看来,这种改革的背后,是不是也需要一种新的教育理想?

  

   杨东平:长期以来,我们以“全面发展”作为指导学校教育的工作方针,它在现实中往往走偏为“平均发展”,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倾向于塑造整齐划一的“标准件”不同,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活力和创造性上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主动性,这有赖于个性的充分发展。从教育和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新的教育方针可改为“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协调发展”。

  

   教育的价值要从国家主义回归人本主义。以人为本的教育明确了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和终身幸福为本。人的成长、幸福、快乐是重要的教育目的。这意味着需要改变强烈影响我国教育现实的国家主义、精英主义、经济主义和工具主义的教育价值。教育既不能以升学率、以数字为本,不能以经营、创收为本,也不应将学生视为单纯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扩大,学生在市场环境中的主体地位逐渐确立,需要更加尊重学生的权利、保护学生的权益、体现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

  

   为此,需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分治、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改变主要面向城市、面向重点学校、着重培养少数尖子的精英主义教育价值,转为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全体学生,优先关注农村地区和弱势人群的教育,恢复教育的公平性和民主性。

  

   学校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生活教育”。上个世纪30年代,陶行知创造的“生活教育”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针对性,是一种能够统辖教育基本问题的顶层理论和教育哲学,既中国化又真正现代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将生活教育定义为“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生活教育的反面就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其基本特征就是“与民众生活无关”。建立“生活教育”,就是重建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关系,改造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书本与实践相脱离等基本问题,实施民主的、有用的、活的、创造的教育。

  

   注:图片来源网络。本访谈取自《反解社会:当代中国学人访谈录》(马想斌,刘晨/著,待出版),爱思想网受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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